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如何解读毛泽东:一个导论——试论晚年毛泽东研究的四个层面

 [内容提要] 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行为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它是深刻社会历史根源与毛泽东个人独特思想风格综合作用的产物。这一对象的内在特质,要求研究者超越单向度探讨的路径,而在立体交叉的多维视角下解读毛泽东。本文提出了一个以“政治事件”、“思想结构”、“心理动机”和“历史情境”为基本内容的研究框架,并初步运用“症候阅读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解读。

  本文只是对问题的假设,而不是对问题的证明。换言之,我们的目的是强调“问题”的复杂性,并试图提出证明这些问题的若干可能性构想。以此就教于专家学者。

  问题的复杂性

  早在1966年“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哈佛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教授就曾指出:“毛泽东(或毛主义集团)与中国共产党的对立,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引人注目的方面之一”。1 这与其说是一个已被应验的预言,不如说是一个深刻难解的问题。作为一位精明且自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行为中的确存在着有诸多令人费解的关键环节。换言之,他出人预料的想法和举动常常让研究者不知所措,左右为难。在非常直观的层次上,把这些思想和行为归结为一位孤独老人晚年之“潜意识”心理冲动的后果,似乎并非完全没有理由,但就在这些表层“非理性”的背后,我们却又能清晰地看到毛泽东竭力追求的明确目标,这些目标已经远远超出了对其自身政治权力的捍卫。因为,在过去的那个年代里,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支配力,包括制度控制和心理影响,都不是任何挑战者可以与之匹敌的。我们面临着的是一个太值得深入考察的复杂难题。

  毛泽东晚年思想与行为研究的复杂性反映在如下几个相互矛盾、又共同组合的综合结构之中:一位精明至极的典型政治家,同时又是一位深刻睿智的思想家和情绪激烈的伟大诗人;他拯救民族、追求平等的强烈意志与整体民族自我折磨的实际效果扭曲地联系在一起;如此深入地浸淫于传统典籍的熏陶之中,又把叛逆传统作为自己的价值体现和终生使命;2 “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超越自尊,却又在时时向人们提示自己“只不过是个乡下来的土包子”,要为“被人看不起”的“贱人”打抱不平;那幽默潇洒、生动活泼的语言,竟会成为僵死“社论语体”的基础模板;前现代解决中国问题的不完善理论,反而被后现代思想家视为“解构主义”的渊源,3 …… 毛泽东晚年一次、再次地创造着悖论,给后人遗留下了无论从哪种角度看都不能不深究的问题。

  显然,单一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不足以全面地解释复杂问题。尽管在某一个层面上,某一种解释不仅不无道理,而且非常精彩,但其令人不能满足的地方则在于,相反的说法同样也可达到相同的效果。由于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与行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综合体,我们必须避免单一解释的思路而另辟溪径。这样,我们就有必要把毛泽东晚年思想放到一个多层面的研究框架和长时段历史情境之中去考察。而这些不同的研究层面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同一性,而这种同一性正是使毛泽东成为毛泽东的精神底蕴;同时,这些层面之间的抵牾、冲突、紧张和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毛泽东晚年思想也就没有什么“复杂性”可言了。最后,当我们把上面的“同一性”与“紧张性”置入一个更大、更深的历史语境之中去的时候,毛泽东晚年思想的脉络可能会更清晰一些,甚至那种思想体系的根源会超越作为个体的毛泽东自身,成为近代中国建构民族国家历程中的标志性里程碑。

  这里,我们尝试着把毛泽东晚年思想和行为划分为“政治事件”、“思想结构”、“心理动机”和“历史情境”四个角度的研究层面,最后尝试用“症候阅读法”对其进行初步的解读。

  政治运动的社会意义

  在“政治事件”的层面上,我们看到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据官方公布的统计,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毛泽东逝世的26年间,仅就全国性的政治运动计有70多次,平均每年2. 5次强,而地方一级的运动则要超出这个数字的10倍。4 毋庸赘言,密节奏、高频率的集体动员是毛泽东时代所特有社会政治整合方式,这是另外一个议题。这里我们所关心的是,在这个运动旋涡中的核心运动背后,是否存在着某种可能被清晰把握住的基本线索?

  就其大端而言,建国初期的“理论学习”和“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目的显然是论证和普及新生政权的合法性,使人们在政治意识的深层次得到统一。但自以后,政治运动开始复杂化,大致可看出几个明显的波段:第一、从“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党内就产生了意见分歧;紧接着1956年的“党内整风”并连带引发了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应当说,“党内整风”是针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党内分歧而来的,而恭请党外人士提意见的本意是寻求外部力量的支持,而后果却反而招来了对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挑战。第二、当“反右”运动平息后,开始了“大跃进”运动,再次“向自然开战”。运动后期党内再次出现分歧,于是爆发了“庐山会议”。以后是“中苏论战”,“修正主义”被提上政治议程。第三、1962年的“四清”运动普遍波及党的基层组织,社会“新阶级”的概念被提出。第四、是1966年开始“文革”,矛头直指被定义为“党内走资派”的高级领导层。

  透过纷繁复杂的事件表象,研究历次政治运动的主题、节奏和频率,我们可以模糊地感觉到,一切变化和争论都围绕着“建构新国家的治理方式”和“对不同治理方式之性质的理解”这两个问题而展开。从现代政治学的视角上看,前一个问题应归属于“政策—行政”的经验层面,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处于唯一执政党的地位,所以“党内”关于治理方式的争论,就自然超越了“治理”层次,变成了真正的“政治”问题。进而,“国家治理”(第一问题)就被“整党整风”(第二问题)所替代,成为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之核心,关键之关键。毛泽东本人则用“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的概念来概括这个“核心”与“关键”。如果说1956年发动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是试图借助外部因素“整党整风”,那么,1962年“四清”运动则是启动党的上层力量清理党的基层组织,而“文革”则再进一步,发动全民、特别是普通民众对全党各级组织进行翻天覆地的彻底整治。

  所以,在既定体制的机制作用下,毛泽东晚年政治行为的真正动力,恰恰来源这一既定体制自身:对执政党内部之结构优化的不断需求和自我约束机制的强化调整。笔者认为,制度因素才是贯穿于复杂运动现象背后的社会本质。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把那些社会运动看成是由这一国家组织结构所产生出来的功能。如果说,从根基上舍弃结构而仅谈功能,在理论上是本末倒置的,那么,就运动的功能而论运动的影响,也就等于同语反复。

  政治思想的逻辑结构

  在“思想结构”的层面上,毛泽东晚年形成了一整套逻辑清晰且充满伦理色彩的政治理论。正如许多学者都曾指出过的,毛泽东具有鲜明的“大众主义”(popularism)情结,“人民”或“群众”的确被毛泽东赋予了前所未有的神圣地位。他甚至断言:“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我们怀疑这两条原理,那么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5 显然,将“相信群众”置于“相信党”之前,并把它视为除此之外“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的首要“基本原理”,这不仅绝非语言排列上的疏忽或失当,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毛泽东政治思想的某种本质。

  在取得国家政权以前,毛泽东曾多次阐发过这样一个思想:在旧中国,人民群众身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实际上处于被统治的奴隶地位。由于政治实力的悬殊和理论水平的局限,作为“奴隶的人民”不可能直接、自发地推翻旧有的统治,成为“主人的人民”。他们只有集中自身的精华,形成与统治者相抗衡的先进思想和阶级先锋,构成强有力的凝聚优势,以此作为自身价值的代表和“中介”,才能完成由奴隶上升为主人的转变过程。毛泽东明确指出,这个“精华”、“先锋”和“中介”就是中国共产党。他反复强调,“为什么要有革命党?因为世界上有压迫人民的敌人存在,人民要推翻敌人的压迫,所以要有革命党。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说来,就需要一个如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如果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人民要想推翻敌人的压迫,简直是不可能的”。6 这也就是说,共产党之所以有存在的理由,就是因为它实际上充当着人民由“奴隶”上升为“主人”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其政治功能则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共产党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只能而且必须以“人民”为轴心。在此,毛泽东明确表达了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但当取得了国家政权以后,情况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按照毛泽东“中介”理论的逻辑推演,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共产党率领人民打碎了枷锁,赢得了解放,颠倒了被颠倒的政治关系,恢复了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的地位。这样,在新型的社会关系和政治体系中,主人们可以自己制定自己的法律,自己选举自己的政府,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这时共产党就完成了自己作为“中介”的历史使命,而应以一种新的政治因素在新的环境中发挥新的作用。因之,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新环境,使毛泽东的政治理论内含着某种原则性突破的需求。

  其实,毛泽东是意识到了这一点的。除了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以外,毛泽东还在多次批示中严肃批评过“打天下者坐天下”的小生产狭隘意识。1950年访苏期间,毛泽东更是意味深长地对卡德尔说:“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辩证法在社会主义如何自由运用的问题。社会主义不是平静的河流,应当有领导指引方向。但是,人民应当有对社会上发生的一切事情直接做出反应的可能性”。7 在毛泽东这一时期的通信和批示中,我们可以直接看到他试图使“人民主权”的概念生活化的意图。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的命题做了如下的解释:“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话,通过劳动者来讲话,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旧的社会关系。……劳动者手里有工具,没有工具的可以拿石头,石头都没有,有两个拳头”。8 这种反映毛泽东深层观念的话语说明,他实际上是把“生产关系”看成是“生产力”最为本质的内在要素。基于此种理解,他始终关注着执政党的性质和功能问题,认为“党—群”关系是中国国家发展的核心主题。

  围绕着这一主题,毛泽东反复对党内官员“摆老爷架子”、“摆官僚架子”的“国民党作风和老爷习气”,做了异常激烈的批评:“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9“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作风,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10 从此以后,毛泽东对党的腐败现象的判断越来越严重。认为全国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其间“有一些坏人,…… 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严重地违法乱纪。这是些小蒋介石。对这些人得有个处理,罪大恶极的,也要捕一些,还要杀几个。因为对这样的人,完全不捕、不杀,不足以平民愤”。11 最后,毛泽东认为党和政权都发生了质变,最终得出了非搞一场“革命”不可,必须“认真地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的结论,12 以此阻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全面复辟和修正主义在中国的无限蔓延。 这样,毛泽东的全面逻辑构思终于形成了完整的图像,并沉淀在《五?一六通知》的语言和辞章之中,于是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社会政治实验。正如他自己概括的那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13 即便在1976年4月处于病危之际,他还在表达这样的意思:民主革命成功后,一部分党员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

  不难看出,在毛泽东晚年的政治哲学思维中,实际上形成了这样一条逻辑线索: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已成为主人,但党阀官僚阶层(“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成了“主人的主人”。因而,在新的环境和条件下,人民再次沦为“奴隶”。“奴隶们”要想再次成为主人,仍然需要“中介”。在毛泽东潜意识中这个“中介”唯有自己。只有他自己才有足够的胆识、责任和力量,率领着“奴隶们”“踢开党委闹革命”,重新反压迫,“造反有理”,从而成为名名副其实的国家主人,在具体的位置上实现抽象的自身价值,由此走向纯正的社会主义彼岸。

  历史事实和研究结果都已证明,毛泽东上述理论体系并不是没有问题的,其中隐藏着巨大的悖论。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另文讨论。 这里,我们只是试图指出,毛泽东晚年的政治理论自有其自洽的逻辑体系,毛泽东有他自己自信的理由。

  个人心理特征的影响

  在“心理动机”层面上,我们将看到一个极富魅力、棱角鲜明、充满矛盾和耐人寻味之特殊人格的生动图像。从能读到的毛泽东文稿(包括公开发表的著作、即兴讲话、诗词作品、读书眉批等)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高傲、自负、“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气度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渴望。这反映出毛泽东气势磅礴的胆识和超越凡俗的视阈。但这只是他的一个方面。同时,通过近年来出版的各种细腻、逼真的回忆录,我们又被告之,毛泽东体察入微,小心谨慎、揣摩至深,不易容人,有时甚至表现出某种与其身份不大相称的狭隘。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就“虎气”和“猴气”在他身上共同有之。在心理学视角上,这两个毛泽东并不协调,时时冲突,呈现出持续性的内在紧张(tension)。但是,无论是极度的豪放,还是敏感的谨慎,其心理的隐蔽影像和焦虑核心都是一个被充分放大了的“自我”。用精神分析的规范术语表达,就是“边际性症候的自恋主义”(the narcissism with the borderline syndrome)。14 用通俗的比喻说,这种人格大喜大怒,打抱不平。不得志时具有“卧薪尝胆”的超常毅力,成功以后又会傲视群雄,拒绝不同见解,甚至一意孤行。向权威挑战成为其赖以存在的生活乐趣与精神支柱。由于这是一种“非同凡响”的人格,所以孤独总会伴随而行,而潜意识中抑制不住的自我张显,其实是弥合其高度疏离感的必要补充。

  在心理学理论中我们知道,过于自尊的人其实也就是最为自卑的人。在一定意义上,压抑往往会成为创新的动力。而在毛泽东的心理辞典中,“人民”、“群众”、“无产阶级”等体现阶级属性的概念,往往成为“贫人”、“贱人”、“下等人”、“小人物”、“被人看不起的人”、“被压迫者”等字眼的同义语。50年代末期,毛泽东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饯崔使君序》一文时,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信笔写下了以下批语:“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地位低下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15 类似的态度就是在许多公开的会议上他也直言不讳。1958年5月8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讲“破除迷信”问题时,一连列举出近40多个古今中外、历史、神话和现代人物,用以说明“自古以来,发明家、创立学派的人,开始的时候都是年轻人,学问比较少的、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16 并多次强调,司马迁不受辱刑写不出《史记》,左丘明不被流放体验不到生活,而曹雪芹家境不衰也就没有《红楼梦》了。1954年他支持李希凡、蓝翎反驳《红楼梦简论》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大人物”压“小人物”的不满。通读毛泽东当时给中央政治局和有关人士的那封信, 我们很难说其直接矛头是纯粹对着俞平伯本人的。17 1957年,当曾经是“小人物”的李希凡在大报上批评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时,毛泽东又在这篇的文章上批语道:“简单化”,“使人读不下去”。原因是“李希凡现在在高级机关,当了政协委员,吃党饭,听党的命令,当了婆婆,写的文章就不生动了”,表示这回他本人站在王蒙一边。18 所以,把这两件相隔不远的事情联系在一起,仅从心理动机来说,毛泽东都是要表示出自己这个“大人物”要为“小人物”撑腰、说话的态度罢了。

  总之,在毛泽东看来,凡是被压抑的主体,必然内聚着天然的实现欲望,而压抑别人的主体,又必然本能地产生堕性因素。二者之中,前者是活泼的、具有生命的动力,后者则是呆滞的,形成历史的阻力;前者是弱小的,但却蕴育着生机,后者虽然实力雄厚,但却意味着衰亡。这样,辩证法所包含的无情命题沉淀在毛泽东的观念中,就形成了那个众所周知的名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在毛泽东晚年的大量论述中,这种“压抑-创新”的倾向表现得淋漓尽致。因而,毛泽东自信地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前行的合理化途径,也就是通过释放压抑去冲破堕性的过程。“无产阶级”之所以最有前途,最有力量,关键就是因为他们“一无所有”,“压迫越深,反抗越烈”。“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在心理学的视野下,毛泽东又返回到了有血有肉、可能沟通的常人世界。这对深切体味他晚年思想和行为的动机,是多有裨益、不可或缺的分析层面。

  真实的历史使上述三个层面的内容交叉融合在一起了。“政治事件”、“思想结构”和“心理动机”有机联系,密切互动,从而构成一幅晚年毛泽东复杂而有序的思想画卷。

  社会记忆与历史情境

  周恩来曾精当地指出,“毛泽东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巨大人物”。19 这也就是说,毛泽东是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建构之历史过程的产物。如果说,所谓“巨大人物”是指其对社会结构和观念形态所具有的深远影响力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不说,这种深远影响力的深厚基础与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群体情绪息息相关。必须把毛泽东研究置入一个长时段的历史情境之中,才能对其巨大影响力的民族情感渊源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位。

  自1840年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不可抑制的生产力一次再一次地破碎了中国“天朝圣国”的幻梦。一种先进文明的扩展却是以一个民族的屈辱为代价,这巨大的历史悖论正体现出马克思透视人类活动的深刻洞察力。在一个世纪的对外战争中,中国几乎没有在任何具有关键意义的冲突中取得过胜利,整体民族生灵涂炭,血流成河。特别是时距最近而耻辱最重的8年日本侵华战争,更是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烙下了难以弥合的痛苦和创伤。可以说,长期屈辱和压抑所积淀下的激愤,已内化为中华民族现代精神中的潜在气质。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曾有资本家变卖全部家产购买鞭炮,整整放了几天几夜。这在经济学上属于非理性行为的举动,实际上是再自然再合理不过的事情了。就是这样一个饱偿屈辱的民族,当有人振臂高呼:“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20 的时候,当人们相信只要拼命奋斗就可能在数年之内“超英赶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那么,大跃进时期人们宁可砸锅炼铁,昼夜苦战,甚至“真实地造假”,除了制度的原因外,不正是涂尔干(Durkheim)所精彩分析过的“集体欢腾”(Corrobbori)的社会景观吗?21 所以,当把具体的“社会事实”放到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过程中去的时候,思想的解释将发生变化。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情境中,诸如“抗美援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大跃进”、甚至“文化大革命”等一连串事件,就将可能得到超越表层之更为深刻的理解。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毛泽东之所以能够被中国人所接受,在今天看来他的若干如此不可思议的超常举动之所以能得到响应,其实都是近代中华民族屈辱记忆的情感宣泄和自我幻觉之“集体表象”(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的必然反映。

  与此直接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那时人们对毛泽东本人的“个人崇拜”。如果忽略掉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精神特质,那么,把这一愚昧现象归结为中国传统权威崇拜的持续影响,是极其合理的解释。但当考虑到近代中国特殊而复杂的历史情境,我们就不得不说,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正处于一个需要“卡里斯马”(Charisma)的时代。从政治心理的角度讲,一种组织化的群体、一个政党、甚至一个民族,都需要一个凝聚公共精神的符号,一个提供价值的认同的中心。某个群体越是处于弱势,越是面临艰难,这种对于公共政治符号的需求就来得越迫切,越强烈。22 从政治制度的角度看,中国社会是从传统王权结构转型而来的,在一定意义上,是用一种现代政党的组织形态替代由于传统王权结构的崩溃而留下的权威空缺,加之当时中国社会的各种利益集团又处于激烈的竞争之中,所以现代中国制度转型中渗透着旧制度遗留下的深层因素,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依据制度主义学派关于“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t)的解释, 在这个背景下,各个政治集团面对激烈的竞争,都必须建构自己的标志性政治符号,以此增强内部凝聚力。国民党选择了孙中山,而共产党则选择了毛泽东。所以我们说,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现象,是历史传统和现代需求之综合作用的产物。显然,这与人为制造政治符号假象的愚蠢举动,不可同日而语。在纯理论的层次上,这一现象是马克思阶级竞争学说、韦伯合法性类型分析和涂尔干宗教精神原理所共同探讨的对象,具有很深的意义内涵,值得展开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综上所述,复杂的事物必须使用综合的工具予以解释。对于长时段具体历史情境的自觉关照,也正是毛泽东晚年思想研究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摆脱黑格尔所谓“让巨大的结果从微小的原因发出”,用“轶闻奇事”解释历史行为的“常见的笑话”。23

  “缺失阅读”: 初步的分析

  通过上述的层次梳理,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由四个要素共同作用的分析系统。下图表示了这个系统基本结构和内容:


  第一,我们要把面对的研究对象和社会现象,放进一个较长时段的历史情境中去,充分考虑传统遗产和社会心态对群体之道德准则、思维方式和情感认知的型塑限定(formulation)。本质上,社会心智必然受到集体记忆和历史情境的制约,在人类政治生活中主观意志的随心所欲是不存在的。

  第二,我们从图表的整体角度看,显然1958年“大跃进”把历史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属于建立和巩固新政权合法性的时期,我们称之为“外倾型”,亦即毛泽东的思考中心明显倾向于向外开拓;而后一阶段则属于合法性动荡时期,我们称之为“内倾型”,以后毛泽东越来越把问题归结为党内冲突、并把党与社会的关系提到了中心的议程。这样,“大跃进”就作为一个承前启后的分界线,具有了特殊的意义。研究毛泽东晚年思想与行为,“大跃进”的兴起与失败,发挥着关键环节的作用,成为毛泽东晚年转变的最重要的动因,必须进行细致的具体分析。相对而言,目前学术界特别关注的“文化大革命”,则只是这一关键转折的逻辑后果而已。

  第三,从横的方向分析,我们会看到三个层面各自具有不同的主题,但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要素相关。“政治事件”相对来说是表层,呈现出无序的动荡起伏形态;而这种无序运动却实际受到毛泽东政治思想结构的逻辑秩序所制约;毛泽东这种政治思想结构又是以其特殊经历和心理体验所形成的道德意识为基础。在这里,三个层面之间的互动和作用,展示出毛泽东复杂多元的精神世界与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状况之间的一致性。

  第四,按照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symptomatic reading,也可意译为“缺失阅读法”),思想家从未涉及的“视阈”(horizon)或论题,即被他省略而“缺失”的部分,恰恰是研究者应当深入分析的地方。在思想家观念中的“看不见”(invisible)的地方,其实极其明确地泄露出这一思想体系的本质。24 从我们的分析框架中可以明显看到,在三个主要的层次中,在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建构和重塑方面,缺乏基本的原创性动力。政治关系的调整以行政人事变动为主要手段,而宪政体制的指导和制约,原则上处于空缺状态。或许正由于毛泽东晚年过分相信“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的自我力量,以至于他本人自认为具有完美逻辑的思路,在政治实践中则产生了严重的扭曲。这样,在被毛泽东晚年所“看不见”地方,我们所“读”出的明确信息是:缺失“宪政约束”的“民主意愿”,必然开启从“群众运动”走向“运动群众”的逻辑通道;放弃制度规范的高度道德责任,不足以构成追求善之目标的终极依据;“整体平等”与“个体自由”之间的内洽关系,是困扰当代中国的首要政治哲学命题。

  在历史天平的一端上,是一位伟大政治家、思想家得到充分实现的个人价值;在历史天平的另一端上,则是一个千年大国在政治制度建构方面的整体缺失。由这二者所形成的矛盾和紧张,给我们的民族留下了过于凝重的社会记忆和耐人寻味的思考空间。

  注释:

  1 Benjamin I. Schwartz, The Reign of Virtue: Leader and Party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and Other Matter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 据统计,在《毛泽东选集》中,引用孔子等中国传统经典的话要比引用马克思的话多四倍以上。其中儒家和新儒家作品占22%、道家和墨家作品占12%、民间传说、纯粹俚语占13%、其他中外作家,未分类占7%、马克思、恩格斯占4%、列宁占18%、斯大林占24%.。See, Vsevolod Holubnychy, Mao Tse-tung’s Materialistic Dialectics, China Quarters, Vol. 19, 1964. 7-9, p. 16)

  3 参阅:拙文《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趋向》,即将发表。

  4 参阅:萧延中主编《国外学者评毛泽东》,第四卷“‘传说’的传说”,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P.101.

  5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人民出版社,P. 9.

  6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P.769.

  7 卡德尔《苏南会议?莫斯科宣言?会见毛泽东》,载《世界历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12期。

  8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9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10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11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79, P.32。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P. 356-358.

  13 在《516通知》中,毛泽东亲自加入9段重要修改和批语,此段是其中具有本质性的结论部分。

  14 See, Lucian Pye, Mao Tse-tung: The Man in the Leader.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76. 此书之中译本即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15 参阅:张贻玖《毛泽东和诗》,春秋出版社,1987,

  16 毛泽东:《在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第一次讲话》(1958年5月8日)。

  17 参阅: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P.143

  18 毛泽东:《在颐年堂的讲话》(1957年2月16日)。

  19《学习毛泽东》,《周恩来选集》上卷。

  20 毛泽东当时在政协讲话使用是“中国人”这一极具民族性的词汇,而不是“中国人民”这样具有明显阶级性的语言。显然,使用“中国人”来概括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民族身份认同的深刻内涵和整体历史记忆的厚重意义,联系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所写的题词,这种意义就更加明显了。参见:毛泽东《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毛泽东文集》第五卷。

  21 参阅: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第二卷,第七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杰弗里•亚历山大编 《迪尔凯姆社会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22 参阅: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增订版)第一章绪论,特别是其中对于希尔斯(Edward A. Shils)关于“卡里斯马中心”理论的解说。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PP.39-41.

  23 黑格尔《逻辑学》下卷, 商务印书馆,1964,第221页。

  24 参阅:路易• 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张一兵《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原文刊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3年第6期;台湾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教学通讯》第60-61期转载。日本《大?文化大学国際比較政治研究所所刊》第14号(2005年3月发行)全文翻译,译者:近藤邦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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