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伯克特《马克思与自然》出版十五年之后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王鸽 译

作者简介：约翰·贝拉米·福斯特(1953—)，加拿大约克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为美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系荣誉退休教授，美国著名左翼杂志《每月评论》编辑。他的研究致力于对理论和历史的批判性探究，主要关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和生态矛盾，但也涵盖了更广泛的社会理论领域。主要著作有：《垄断资本主义理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阐释《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生态学反对资本主义》等。《赤裸裸的帝国主义:美国对全球主导地位的追求》《生态革命：与地球和平相处》等。主要合著有：《金融大危机：起因与后果》《生态鸿沟：资本主义与地球的战争》《每个环保主义者都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与环境的公民指南》《马克思与地球：一种反批判》等。

译者简介:王鸽, 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基地特约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生态文明研究。

本文选自《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7辑

摘要：福斯特在《马克思与自然》出版十五年之际对其进行了高度评价。他认为，在该书中伯克特首次对马克思的价值分析进行了完全统一的解读，将其自然物质或使用价值成分整合到一般的价值形式理论中，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生态方面前所未有地活跃起来。伯克特不仅驳斥了对马克思自然观的三种常见批评，而且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生态思想，驳斥了第一阶段生态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因此，《马克思与自然》代表了第二阶段生态社会主义的兴起。在第三阶段生态社会主义中，伯克特再次领先，在《马克思与自然》一书的基础上，对现存的生态经济学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每一本出版几年以上的书都需要放在它写作的历史背景中来看待——尤其是社会科学著作。在保罗·伯克特的《马克思与自然》首次出版近15年后的今天重读这本书，让我想起当时20世纪末的历史背景与21世纪20年代的今天所面临的历史背景在某些方面是多么的不同。15年前，行星生态危机的概念似乎还相当新鲜，只有相对少数的环保主义者和科学家在讨论。全球变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但很少登上头版。如今，气候变化已成为世界各地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历史似乎正在加速这方面的发展。15年前，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对理解生态学的贡献几乎是负面的，甚至被许多自称为生态社会主义者的人认为是负面的。今天，世界各地的大学都在研究马克思对生态问题的理解，并激励着全球的生态行动。

这些变化当然是相互联系的。随着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环境问题日益恶化，必要的生态保护运动已经激进化，并蔓延到整个地球的表面。因此，人们开始寻求对环境的社会破坏进行更全面、更辩证的解释，指引思想家们越来越多地回归马克思。但是，今天对马克思对生态学的贡献的广泛认可，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归因于伯克特的工作，以及受他影响的其他几位思想家的工作。就我个人而言，对伯克特的感激是显而易见的。正如我在《马克思的生态学》(Marx's Ecology)一书的序言中所写，该书在《马克思与自然》出版一年之后发表：“保罗·伯克特的权威性著作《马克思与自然：一种红色和绿色的视角》(1999)不仅构成本书写作的部分背景，而且也是本书所提供的分析的必要补充。如果有时我没有完整地阐述马克思的生态学中的政治经济部分，那是因为这本著作的存在已经使这项工作成为不必要的或多余的了。”

伯克特首次对马克思的价值分析进行了完全统一的解读，将其自然物质或使用价值成分整合到一般的价值形式理论中，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生态方面前所未有地活跃起来。其结果是加深了对马克思自然社会新陈代谢辩证法的理解，不仅提高了我们对马克思批判的生态维度的认识，而且提高了我们对他的政治经济学整体的认识。

《马克思与自然》既有消极的一面，又有积极的一面，而最开始突显的是消极的一面。因此，它从一开始就以对主流观点的否定而闻名，而不是对马克思生态实践的积极肯定。在这本书的开篇，伯克特提到了他在书中驳斥的对马克思自然观的三种常见批评：(1)马克思主要提出了旨在征服自然的生产主义或“普罗米修斯”观念的说法；(2)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劳动价值论贬低了自然对生产的贡献；(3)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矛盾和危机的分析与生产的自然条件没有直接关系。

在这一切中，伯克特对所谓的第一阶段的生态社会主义分析做出了回应。尽管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对生态思想的贡献从一开始就存在——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本人。生态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独特的研究传统，主要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在绿色理论的霸权下(以及在苏联社会垮台后马克思主义危机的背景下)兴起的。一般采用的方法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嫁接到已有的绿色理论中，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将绿色理论嫁接到马克思主义中。在这方面，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泰德·本顿(Ted Benton)、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阿兰·利比兹(Alain Lipietz)和乔尔·科威尔(Joel Kovel)等思想家都为生态社会主义分析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所有这些方法的问题在于，它们并没有对主流环境思想进行真正批判(和超越)，也没有系统地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本质根源，以建立其自身的唯物主义和自然主义基础。相反，他们通常采用各种特别的方法来弥合红色和绿色之间的差距(例如奥康纳受启发引入了“生产条件”和“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概念)。

最终，这种人为的、混合的方法论几乎对传统的绿色思想没有构成挑战，导致马克思主义被许多第一阶段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家视为仅仅是被抛弃的障碍。因此，高兹认为，马克思的工作方法，就像他之前的黑格尔一样，只是“创造性地客观化人类对自然的统治”。高兹毫不意外地得出结论：“作为一种制度，社会主义已经死亡。作为一种运动和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它已经奄奄一息了……即使不是无产阶级，至少也是工人阶级的消亡，历史和技术的变化已经表明，它的劳动哲学和历史哲学是错误的。”同样，就在伯克特的书出版一年后，利比兹在奥康纳的《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Capitalism，Nature，Socialism)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声称马克思是“征服自然的圣经—笛卡尔意识形态”(the Biblico-cartesian ideology of the conquest of nature)的牺牲品。利比兹断言，马克思低估了生产的“外部约束(确切地说，是生态约束)的不可还原性”，因此未能包含生态视角所要求的整体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范式的知识框架，以及它提出的关键解决方案，必须被抛弃”。

伯克特的《马克思与自然》一书是通过重建和重申马克思的批判生态观来驳斥第一阶段的生态社会主义观点的。因此，《马克思与自然》代表了生态社会主义分析的第二阶段的兴起，这一阶段试图回到马克思，揭示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其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对应关系。这本书的目标是超越第一阶段的生态社会主义，以及现有绿色理论的局限性，即过于强调精神主义、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以此作为发展更彻底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步。

第一阶段的生态社会主义与第二阶段的生态社会主义之争的背后，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性质认识的根本分歧。第一阶段的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马克思自己的著作中狭隘的生产主义损害了社会主义(有些人说无法挽回)。我们已经注意到，有些人甚至宣称社会主义已死。在这种观点下，生态社会主义显然是社会主义的“继承者”。相比之下，从伯克特开始的第二阶段的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生态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而是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中产生的更深层次的生态实践形式。在某种程度上，“生态社会主义”或“生态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术语被第二阶段的生态社会主义者所使用，它们并不是指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决裂，而是代表了其经典唯物主义观点的复兴。正如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所说，我们社会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唯物主义者，而在于我们在使用价值的意义上“不够唯物”。

这种观点上的差异自然会在文献中引起相当大的误解。例如，接替奥康纳担任《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主编的科威尔在他的书《自然的敌人》(The Enemy of Nature)中写道：

最近，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和保罗·伯克特(Paul Burkett)等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一种相反的观点(与那些直接谴责马克思反生态的人相反)，他们积极地反驳了这种指控，并认为马克思非但不是普罗米修斯，而是生态世界观的主要创始人。福斯特和伯克特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基础、他与达尔文的科学关系以及他对人类与自然之间“新陈代谢断裂”的概念出发，将马克思的原始经典视为从资本主义手中拯救自然的真正和充分的指南……

仔细阅读就会发现马克思不是普罗米修斯。但他也不是什么神……当今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目标就是在生态危机这个马克思从未经历过的历史背景下对其进行批判。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他(马克思)的著作中，仍然有对自然的内在价值的预见。是的，对马克思来说，人性是自然的一部分。但它是活动的部分，是使事情发生的部分，而自然则成为被作用的东西……在马克思看来，可以说，自然界从一开始就受制于劳动。事物的这一面可以从他的劳动观中推断出来，劳动与已经成为一种自然基础的东西有着完全积极的关系。

对科威尔来说，“社会主义虽然愿意承认资本是自然的敌人，但却不太确定自己是自然的朋友”。也正因为持此观点，科威尔认为生态社会主义就是该领域下对马克思主义严重缺陷的历史性回答。

然而，认为伯克特和我将“马克思主义的原始经典”视为“从资本主义手中拯救自然的真实而充分的指南”，是绝对荒谬的。没有一个理性的人会相信马克思在19世纪的分析，尽管他才华横溢，能在这个行星气候变化、海洋酸化和水力压裂的时代，成为解决全球生态危机的“充分指南”。当然，无论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生态和社会批判的辩证法中得到什么方法论上的见解——正如卢卡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正统仅仅是指方法”——都必须与随后出现的大量历史和科学知识以及当代社会实践的条件相结合。

但是，科威尔对马克思本人在生态学方面的批评又是怎样呢?马克思对生态危机是否真的一无所知?在他的分析中，自然是否被恰当地理解为仅仅是受劳动“支配”的外在对象?他是否认为自然是“被动的”和惰性的，仅仅是一种“自然基质”?

最近的学术研究，从《马克思与自然》本身开始，证明了那种认为马克思没有意识到他所处时代的重大生态危机，或者他没有从这些危机中吸取教训的观点是错误的——即使他不可能预见到今天的地球生态断裂。马克思认为自然是“被动的”，这一观点与他关于自然是进化的观点以及他的整个辩证思维框架相冲突，这使他提出了他所谓的“自然的普遍新陈代谢”。事实上，对马克思来说，劳动过程，远没有被视为仅仅是一种征服自然的机械力量，而是在其本质上(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条件不同)被定义为“是人类生存的不可缺少的条件，是永恒的必然性，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循环的中介”。

读《马克思与自然》，你一定会对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印象深刻，正如伯克特所描述的那样，马克思将自然的异化作为资本批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部分内容如此之多，以至于体现在马克思价值分析的深层结构中。正是这导致马克思：(1)指出资本主义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2)强调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3)强调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4)描述劳动力和生产过程的“社会的物质变换”，(5)将社会主义定义为由联合生产者对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进行合理调节。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作为“好家长”以用益物权的方式拥有土地，并要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子孙后代。

今天可以说，第二阶段的生态社会主义决定性地赢得了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生态意义的大辩论。在伯克特的《马克思与自然》首次出版近15年后，马克思著作中深刻而普遍的生态批判的大量证据现在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认可，这方面的大部分争论已经结束。马克思的生态概念，如新陈代谢断裂和使用价值的自然物质基础，现在已经成为生态运动本身的基本概念。

尽管如此，《马克思与自然》的基本分析现已得到学者们的广泛肯定，这并不意味着伯克特的著作对我们今天的价值有所降低。继续研究马克思本人的著作——或者说那些对生态思想作出了贡献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也不会因此变得不那么重要。它确实表明，伯克特的《马克思与自然》一书在问世15年后的意义，与其说在于它对第一阶段的生态社会主义的批判，不如说在于它对发展替代资本主义破坏性生态的社会主义这一紧迫任务的积极贡献。因此，重点已转移到可被视为生态社会主义研究的第三阶段(第二阶段的逻辑结果)，该阶段的目标是利用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生态基础来对抗当今的资本主义及其引发的全球生态危机——以及阻碍真正替代方案发展的意识形态统治形式。

伯克特再次领先。在《马克思与自然》一书的基础上，他对现存的生态经济学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其目标是发展一种更能解决当代环境矛盾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2006年，他出版了这一领域的杰作《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经济学：走向一种红绿政治经济学》(Marxism and Ecological Economics：Toward aRed and Green Political Economy)。这种针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以及那些与前者不够对立的环境(或生态)经济学的形式，主要围绕四个核心问题展开：“(1)自然与经济价值的关系；(2)把自然当作资本；(3)熵定律对经济系统的意义；(4)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所有这些方面，《马克思与自然》一书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具有深刻洞见，伯克特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延展，从而以更加激进和毫不妥协的方式批判和改造生态经济学。2005年10月，他在《每月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马克思的人类可持续发展观》，这篇文章或许最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从实质性平等和生态可持续性的角度构想的社会主义大生态概念。

这证明了伯克特所作的贡献，其他人正试图追随他的足迹，将马克思的社会生态辩证法和生态价值分析扩展到对当今环境问题的审视。我们生活在一个生态危机严重的时代，但我们也看到了社会主义生态学和更激进的环境实践形式(forms of environmental practice)的蓬勃发展，特别是在南半球。

伯克特的工作使一种螺旋式运动成为可能，在这种运动中，对现状的批评者能够回到马克思的激进唯物主义批判，然后再次前进，在新的启发下，参与当前的革命性生态和社会实践中。主流环保主义只描述了当今社会所产生的生态危机，关键是要超越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