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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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式毛主义的类别与兴衰:1966-1979(上)

法国式毛主义的类别与兴衰:1966-1979(上)

    一 文革与法式毛主义

    从政治学的观点看,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许是一场庞大的政治反革命,其性质既含有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狂热,又带着浓厚的军事官僚主义气息。可是,在“文化大革命”跗冢辽僭冢叮叮叮改昙洌蠖嗍泄硕疾皇侨绱?amp;ldquo;体验”这场“革命”的。相反,他们把它当作是革命群众和被压迫民族从已堕落的共产主义大阵营的官僚领导,以及从世界资本主义巨头们箝制下解放出来的一场伟大的革命解放运动。

    当时我是一个关注当代中国历史的法国极左派知识分子,但我警觉到这场“大革命”所谓的独特“创新”,要比过去十七年间红色极权政制下任何最坏的情况更加倒退、更加黑暗。

    可悲的是,三十年前的这场空前绝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却吸引了当时大批法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左派或极左派的知识分子:作家、哲学家、艺人、教师、著名报章杂志发行人……。这个热潮也扩展到深受他们影响的大学生和青少年群众。换句话说,它席卷了整个法国知识界,并逐渐形成一股真正法国式的毛派潮流。值得注意的是:从66年尾到72年初,正当这股毛主义潮流在巴黎和其他大城市掀起狂飙时,中国大陆的群众已经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失去热情;而法国式的毛主义直到78年还在犹豫,并在传媒界、电视“文化”节目中为准知识分子大学生指引方向。一直到中国官方在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情况才有改变。

    什么是毛主义?基本说来,它是斯大林主义红色极权制度的嫡系,并逐渐演变成:①在一个庞大落后国家夺取政权,执掌政权,必要时再夺取政权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派系;②一个极权制度,带有虚无缥缈又有极大伸缩性的革命乌托邦;③神权式的、对毛泽东个人和他的思想的盲目崇拜。对上述三个毛主义的根因,法国式的毛主义者或亲毛派只接受第二个因素,即“乌托邦”,也就是毛主义的“外套”或“装配”,它的幻景。至于第三点,即对毛的崇拜,他们只是勉强接受。然而他们为此辩护,认为这是中国社会暂时性落后的表现,并且说毛自己都不赞成它的“过份”。他们基本上崇毛,颂扬毛主义的“深奥”,吹捧“毛泽东思想”的“坚实”和“独一无二的创新”。而对于毛主义引发出来的那种“为了夺回政权,不惜摧毁千万肉体、灵魂和文化”的疯狂行为,法国式毛主义者就绝不问津,甚至否认一切,根本不愿听到这些“无稽之谈!”他们会把你骂成说谎者,加以攻击污蔑。

    法国式的毛主义这一令人惊讶的现象居然能从66年延伸到79年,实在是那个时代法国知识界的耻辱。我自己虽曾竭力去揭发它的丑恶,但总还是感到某种自责,这是因为我没有及时认清我自己和某些“同道人”之间的基本分歧。直到今天,法国知识界的这种耻辱依然存在。除了几位比较有勇气的人士,像吉斯玛(Alain Geismar)或者布罗埃(Claudie et Jacques Broyelle)夫妇等等之外,它从来没有公开地对自己的“罪过”表示惭愧和反省。我无意对法国式的毛主义作道德判断,更不愿对之加以宗教式(也就是意识形态上)的“批判”,我只是尝试探讨这个病情的各种症象、追溯病情迸发的线路和缘由。


    二 参与“五月运动”的派别及其阶段

    法国式的毛主义当然不能和法国68年的“五月运动”混为一谈。我自己曾以个人的、反毛主义的理念参与这个运动,我从不后悔这样的参与。但不能否认,法国68年“五月运动”与法国式的毛主义曾经有过相当密切的联系。法国的“五月运动”是在66年夏到68年春之间由三个政治和思想派系的暗潮逐渐汇成的(它们各自又可分成许多小支流),其中有毛主义派系,托洛茨基主义派系,和必须提到的无政府主义派系。在仅仅一个月的高潮时期,大约从68年5月10日到6月10日,真正掀起这个运动且占主导地位的是无政府主义派和托洛斯基主义派。毛派、托派和无政府派有六种共同要排斥的事物:①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②令人麻木不仁,失去人的尊严和对人类前景憧憬的“消费”社会;③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④斯大林主义和旧的极权官僚主义秩序,代表温和的斯大林主义和软性的新官僚秩序的赫鲁晓夫主义和勃列日涅夫主义;⑤由苏联设想的“和平共存”;牺牲以越南为首的第三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五大洲的“革命先锋队伍”利益的东方和西方的“和平共存”;⑥与法国任何“合法存在”党派的亲善,特别是被认为仍然服从苏联的、完全“堕落”的法国共产党。

    对这些在法国68年“五月运动”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派系来说,“共产主义世界”虽受斯大林主义影响,但还是“大体上可肯定的”,无论如何总比资本-帝国主义稍胜一筹。这些年青人崇拜的英雄是胡志明、武元甲将军,因他们是越南抵抗美帝的象征;是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因他们是革命的拉丁美洲的象征;是毛泽东和“红卫兵”,因为他们是为国际共产运动的复苏斗争的象征。然而,他们似乎没有觉察到这几种不同的象征、形象之间的矛盾和不协调。他们没有明确的政纲,只有期待;他们无所适从,睁着眼睛做梦。黑与红色都是他们的旗帜。当时最能表达他们意识的口号,是“情势主义者”(situationnistes)在巴黎大学旧址索邦校园走廊里一张著名的壁画(是十九世纪 Puvis de Charannes
    的杰作)上抄写的字句:“当人们用最后一个资产阶级和最后一个官僚主义者的肠子把他们上吊时,就是全世界最欢乐的时候!”

    法国“五月运动”是由学生群众、半知识分子和职业知识分子聚合而成的,居然马上得到出乎预期的巨大胜利。不过它的胜利是短暂的,这是由于运动本身的自发性,成为与它平行的工人大罢工运动的导火线,即使这个大罢工运动由蓬皮杜政府机巧地迅速以全面增加工资的方式把它堵住了。但不能否认,这个运动在法国各个领域中发生着深远而重大的影响。其中一个原因是无政府主义派系在这个运动中占了极重要位置,而托洛斯基主义派及毛主义派则紧随其后,直到运动骤然中止。

    运动最终失败了,马上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哪个政治派系有力量、有本事将“运动”据为己有?由于无政府主义派在运动末期已无法掌控大局,那么在托派和毛派之间,应该由谁来收拾残局?很快有了回答:是毛派。局势的变化在68年6月初就露出端倪:在离巴黎不远的一个小城弗兰,雷诺汽车厂门前发生一个亲毛派中学生多丹(Gilles Tautin)被警察杀害的事件,他很快就变成“五月运动”的烈士和象征。68年8月,捷克的和平革命被苏联的坦克大军镇压之后,这个情势愈加明显。

    谈到法国式毛主义的历史,我认为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长达两年,从66年夏起始直到68年春才告一段落,主要是由美帝侵犯越南、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而引起的。这个初生阶段绝不同于它的“史前”时期(1958-66),但仍深受影响。基本来说,这一阶段的法国式毛主义还是属于非组织性的理论家和知识分子的范畴,而有组织毛派分子的活动是属于次要和补充性的。比如当时的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及其机关报《红色人道报》根本就没有影响,连北京也不怎么重视它。

    第二阶段是68年5月,只有一个月。当时亲毛派的理论家和知识分子是审慎地关注这个“运动”,而“五月运动”则为新起的毛主义活动分子提供一个发动示威的机会。他们参与“运动”的方式很肤浅,多是仿效中国“红卫兵”的游戏:在法国大城市的高级住宅区张贴大言不惭、漫画形式的“大字报”,或是肆意怒斥鞭鞑法国的旧习俗、传统道德行为和古老文化。

    第三阶段始于“五月运动”的后期,即从68年6月亲毛派中学生多丹被枪杀到72年2、3月间;也就是从另一位亲毛派少年欧弗耐(Pierre Overney)在巴黎彼扬果区雷诺汽车总厂大门口向工人散发传单时被枪杀,到林彪死亡不久的一段期间。这四年是法国式毛主义兴盛时期,有组织的毛主义战士同无组织的毛派理论家、知识分子并肩同行。可是,与第一阶段的情况相反,这次是由毛主义战士们定出宣传主调和行为规范,而亲毛派知识分子只是跟在后面,对运动备加赞赏称颂。

    第四阶段是停滞、走下坡的衰落时期,总共七年(1972-79)。这个时期的有组织毛主义者已经不能起主导作用:他们大多迷失方向,有的甚至绝望了。但他们还保持相当的明智和勇气,拒绝投向恐怖主义暴力政治的路,也即没有步意大利“红色旅”或秘鲁“光明之路”派的后尘。当时法国式的毛主义主要是由无组织的知识分子们代表,尤其是已成名的知识分子,或是法国左派和极左派内文化和意识形态权力的掌握者。正因为如此,第四阶段才拖了七年之久。在往后十年间,他们一方面羞于公开承认自己受骗,另一方面又因欺瞒青少年群众读者而遭世人的耻笑,遂使他们失去影响。但为了自己的存在,他们不得不继续欺瞒下去。
三 法国式毛主义的不同类型

    1966-79年的法国式毛主义的内容相当复杂丰富多样化,毛主义的信徒、牺牲者、受益者也形形色色。

    在有组织的毛派成员里虽然可以找到几个成名的知识分子,但大多数是学生或刚大学毕业的青年,也有极少数工人。在毛派旗帜下,虽然有少数毛派学生或知识分子到工厂当工人,但青年学生与工人阶级的结合仍有不少困难。有些比较出色的法国式毛主义者,大多是不久走入地下的“无产阶级左派”的成员。记得70年6月底萨特(Jean Paul Sartre)就是为了在大街上散布这个组织的机关报《为了人民》而被巡警抓去坐了几天牢。68年“五月运动”曾有两位头面人物:孔本第(Daniel Cohn-Bendit)和吉斯玛。前者是德-法籍的无政府派学生领袖,被法国政府在五月底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放逐到德国;后者是法国教师工会领袖,运动失败后马上加入“无产阶级左派”,不久也跟其他同道者一样被关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个组织也有一些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马克思主义派”成员,他们的“大主教”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一位反人道主义马克思派哲学家,是知识群里有名的怪人。

    “无产阶级左派”是法国几个毛主义派系中最有基础、最有影响的政治团体,此外还有一个较松散、自发但思想倒相当“正统”的组织―-“革命万岁!”,其倡导人加斯特罗(Raul Castro)是位建筑师。除了这两个较具规模的分支,还有一些星散的“无政府-毛主义者”小团体,他们戏称自己是“自发性的毛”。这些团体不断分合,对现有秩序进行了荒诞无稽的象征性的对抗。当中共与苏共的关系在60年代初破裂时,那些建立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的老一代斯大林派“中国友人”仍进行活动,可是他们的影响很有限。

    是否所有法国式毛主义派都是真诚的信仰者?我可肯定地说,大多数毛派“战士”和少数亲毛派知识分子虽不明智、走错了路,但却是真诚的。我当时很理解他们的心态,因我自己也曾经是法国最早期的亲毛分子之一。对极左派知识分子来说,在当时(1958-62年)做一个亲毛分子会被认为是绝对荒诞可耻笑的事,肯定是自找麻烦。以我当时的思想为例,那时发生在中国的三面红旗运动令我兴奋,以为重视“主观因素”就可以加速人类走向“自由王国”,一日千里地迈进“共产主义”。更使我高兴的是中国重整世界革命的旗鼓,我盼望这些事变能唤起被西方资本主义压抑的无产阶级“意识”,尤其是法国无产阶级。所以,当我看到这么多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在1966到79年间又燃起同样的幻想时,又怎么能不叹息。

    至于大部分无组织的、个别的亲毛知识分子,是大大不可原谅的。他们当时是为了私利或是出于一种胆怯的表现才“亲中国”,因为毛主义已成了一种时尚,所有左派、极左派知识圈全盘地、不可抑制地向它倾斜。记得在66年秋一个声讨美国进犯越南的大会上,一位著名法国知识分子在我面前笑容可掬地招呼中国驻法大使馆的代表时,竟然引用孟德斯鸠的名言“怎么能做波斯人!”但他倒过来说:“今天怎么能不做中国人!”这样令人恶心地捧中国官方代表,实在使我震惊。他们这些人可粗分为几类:“沙龙”式、花花公子和富家子弟的毛主义;学院教授“专家”们的毛主义;思想大师的毛主义;新闻记者和信息操纵者的毛主义。

    ◇“沙龙”式、花花公子和富家子弟的毛主义

    我可以举两个例子。①由崇尚美学,倡导“性”绝对解放的索勒尔斯(Philippe Sollers)主编的《如此即彼》杂志,经年刊载中国的“精华”、优异的文字、“红卫兵”和连续的革命……唱起痴愚狂欢似的高歌。②法国“新潮”电影界最狂妄、被捧上天的戈达(Jean-Luc Godard)的电影《中国女人》,67年在巴黎上映就马上赢得文化界大声喝采(值得注意的是三十年后,96年8月间它又在巴黎时尚地区圣杰曼以温故怀旧的姿态再次登上银幕,可能是献给“文化大革命”三十周年纪念!)。影片中的女主角并不是吸引法国男子的漂亮中国姑娘,而是个白皮肤、令人生畏的“激情女怪”,是一小串“掉了脑袋”的马列派分子的头头,她为了“革命”这个神秘不可思议的东西,极正统地把一个法国“阶级敌人”(原来是一个同伴)处以死刑。

    ◇学院教授“专家”们的毛主义

    大学甚至中学里某些成为“权威”的汉学家,他们衷心要“保持和中国的联系”,哪敢对中国发生的“文革”说实话。他们“美化”文革的理由是要使人们理解它,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谢诺(Jean Chesneaux)。他本来是位通达明智的共产党人,是五十年代末在法国建立一个自主系统的现代与当代中国研究最有贡献的学者。但为了“走在风向的前头”,一劳永逸地保持在学府和政治圈子里的优越地位,他不惜从最坚决的亲赫鲁晓夫派跳到毫无保留的毛主义派。其次,有大批非汉学家知识分子从亲毛派的汉学家那里得到大量“资料”,就自以为对中国的事无所不晓,他们一本正经地跟你说:“中国(毛式)的革命要比俄国革命无比地‘节省’暴力的消耗。”

    ◇思想大师的毛主义

    主要是指萨特和他的同道们的犬儒式毛主义。他们很清楚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负面现象”,却在法国全力支持最激进的毛派份子,帮助他们选出“文革”的“正面的虚象”、伪造“现象”。我无意挑剔萨特,但根据记忆中的具体事件,我对他是颇有微词的。67年夏,我访问了当时住在法国的彭述之(中共早期领导人,后成为托派――编注),这份难得的谈话记录对分析研究“文革”在中国发生的实在意义及其对中国人民所造成的灾难性影响有特别的启示。我将这篇文章投给萨特主编的杂志《现代》,西蒙波娃(Simon de Beauvoir)看了很欣赏,杂志编辑都已准备在67年尾或68年初发表。可是在67年末,萨特通过郎斯曼(Claude Lanzman)告诉我:他最后还是决定不发这篇文稿,原因是这篇访问篇幅太长,加上里面的中文字用拼音系统,法国读者看不懂。我建议缩短文章,将拼音改为西方习用的 Wade-Giles 或 EFEO 系统。代表萨特的朗斯曼根本就不听我的,坚决拒绝继续同我打交道。我即刻了解到,萨特根本不愿意他的读者知道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实情,他认为在法国对“文革”说实话的政治时机还不成熟。他自然已警觉到一阵狂风即将卷来;“文革”已发生了18个月,法国毛主义越来越受青年群众的欢迎,是个深远的趋向。如果他对抗这个趋向,走向反潮流,就很可能牺牲他在法国的声望和影响,不再拥有主要思想大师的宝座。更甚者:对于未来局势演变,不再起重要作用,从长远来看,会完全失去左右时局的可能性。他这时的行为和动机挑起一个使我痉挛的回忆:五十年代萨特为了同样的缘故,最后终给予斯大林主义“祝福”,在他的影响下,太幼稚和立场还没确定的我也和斯大林主义者队伍同流合污。他在 Situations 一书中曾提到:宁愿在适当时刻犯错,也不要在不当的(不利的)时刻有理。在政治上,他的确是位机会主义者。68年“五月运动”爆发后不久,萨特就变成法国最起作用、最有效率的亲毛派之一。他对当时走亲毛极左派路线的《解放报》的诞生有决定性的贡献,后来由另一位犬儒主义的亲毛派居利(Serge July)主持改成日报。第三位犬儒主义的亲毛派人物就是“革命万岁!”的主要领袖加斯特罗,萨特无疑是他的启导人。这位先生曾在巴黎68年秋举行的一个极左派的大集会上(我当时是听众之一)公然声称(大意如下):“历史!历史学家所谓的历史?哼!我全不在乎!它毫无用处!谁去管它是现在中国发生或没有发生,还是过去发生过或没发生过的‘真实’历史?并不是历史学家所谓的历史推进群众向前走,而是神话传奇把他们推向前进,改变了全世界的面貌。”

    ◇新闻界、垄断信息传播的毛主义

    整个左派新闻界犯下的最大罪过,就是有系统地“错误报导”中国“恐怖十年”中所发生的事情,目的是令读者遗忘它的存在。左派新闻媒体的这种行径使整个法国舆论界蒙羞。我们只要翻阅1966-80年的《世界报》、《解放报》及《新观察家》周刊,就可看到当时“独立信息传媒机构”的主要编辑负责人是如何严重地违反自己的职责和道德规范的!当时那些大显身手、风头十足的记者们(像《世界报》的布克(Alain Bouc)、杰可勃(Alain Jacob),《新观察家》的卡洛尔(K.S.Karol),或《解放报》的如埃尔(Patrick
    Ruel)……)如今应该感到多么羞耻!当时他们都是法国最具权威的“中国信息”的传播者!当时法国(属政府的)国家电视、广播电台的负责人又多么可耻!


    四 初步反思、追根溯源

    然而,并不是所有法国左派和极左派圈圈的知识分子、半知识分子和准知识分子在1966-79年都受毛主义的感染。有极少数的思想家、教授对毛主义提出反抗抵制,但却遇到层层障碍:他们的“同事”、出版商、新闻界……公开或暗地里设法阻止他们发言,只要他们想在任何辩论会中启口就会惹来麻烦。毛主义者和亲毛派时常用严苛拷问的口气问他们:“你和中国有甚么关系?!”如果回答是:“太可悲了!中国真正的友人,目前对全世界官僚和金钱共同建立的秩序真正对抗的人们,不能不对‘文化大革命’的现实非常反感”,这些“反毛主义者”就会被扣上“莫斯科的特务”或“华盛顿的帮凶”这类帽子。虽然这些极少数清醒的法国人无法拯救法国知识界的清白和名誉,但他们至少保持了自己的良心。当时的“情势主义者”韦也纳(Ren Vinet)、张襄保(Jean Paul Chang)、得龙(Francis Deron),是很活跃的反毛派人物,他们有鼓动才能,很懂“公共关系”,亦很尖刻。1971年西蒙•来斯(Simon Leys)出版的富有启示的描述中国现状的书《毛主席的新衣》之所以畅销,他们起了决定性作用。除了他们以外,还应提到思想家勒佛尔(Claude Lefort)和加斯托(Cornelius Castoriadis)、汉学家皮洋可(Lucien Bianco)、程映湘女士和我自己等……。

    1966-79年法国式毛主义在法国的出现,实缘于四种根源(全是与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演变有关系)以及有利于这个现象发展的四种土壤(在二次大战前,甚至更早已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法国)。

    先说四种土壤:有两类是纯法国的,就是法国的天主教传统和法国土生的无政府主义传统;其他两类是中法混合性的:旧汉学家或更早期仰慕中华文明的法国人士对中国理想美化的传统,以及法国人由国家自我中心观念产生的对中国活生生现实的无知。

    四种根源:第一种根源是法国民族复兴后的新亲华潮,它是从1944年开始以地缘政治为基础出现的,直到六十年代中期发扬壮大;第二种根源是法国式的斯大林主义,它从1944年就渐渐冒起,五十年代初期更是众望所归,一直到56年后才渐次衰退;第三种根源是法国式的第三世界主义,它从四十年代末已发生,然后与法国式斯大林主义平行发展,并从55-56年起代替了法式斯大林主义;第四种根源是49-66年,尤其58-66年间在法国左派和极左派中间出现的亲中国新潮流,其中包括反斯大林主义,更明显的是反赫鲁晓夫主义的内容,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法式毛主义的“史前”时期。

    自从法国在1944-45年间奇迹似的逃离以纳粹新模式出现的德意志帝国主义魔爪后,法国左派和极左派知识分子犯下了两个沉重的罪过:先是向斯大林主义倾倒,然后又拜倒于毛主义威权下。然而我们也不能忘记他们大多数曾是南半球三大洲民族解放斗争(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最坚决、最勇敢的支持者。正因为如此,他们曾奋勇地向自己国内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宣战。

    随着89年以来整个共产主义世界的崩毁,人类各种基本的问题又以崭新姿态出现,需要世界各国知识分子尽力考察、思索、想象和发现新答案。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最近法国左翼知识分子间似乎有某种觉醒,即他们拒斥那种一统化、实用主义的思想模式,或者是抵抗正在西方和东方上空朦胧乍现的那种新极权主义和新全球官僚政治混合的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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