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历史的废墟:“计划”危机

历史的废墟:“计划”危机
[日]田中纯


柏林的市中心、安哈尔特火车站(Anhalter Station)附近的马丁-格鲁皮乌斯大楼(Martin-Gropius-Bau)的一旁,保存并展示着纳粹(Nazi)秘密警察组织(盖世太保)总部地牢的“遗迹”。犹如四周被堆积如山的瓦立和野草围着的一块空地,经过战争和战后破坏的建筑物的地下部分被展示在露天,周围星星点点地插着一些解说牌。与被挖掘出的盖世太保总部地牢相邻的是名为“恐怖地形图(Topographie des Terrors)”的临时展馆(图1)。其中,将再发掘出的保存食物用的地下室作为展厅,以照片展的形式展示了地牢的历史、盖世太保的组织和活动、他们的种种暴行以及被害者们的生平等等①。
某个建筑物成为遗迹的必备条件是什么呢?是建筑物本身,或者说建筑物所象征的某种概念,尽管不存在于现在,但仍对当今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一点吧。五十年前在这个恐怖的地方发生的事早已成为历史,使人们产生了时间上的隔阂感。这反映了战后德国人与纳粹党决裂的意识,或者说清楚地意识到与纳粹党决裂必要性的自我意识是如此地强烈。这里虽然是个不祥之地,但是正因如此,才更不容人们忘却。战后数十年中,由于这里接近东西柏林的边界,与“柏林墙”相邻,因此在这片土地上既没有新建房屋,也没有被彻底地发掘过。现在的展览于八十年代初着手计划,终于在一九八七年向世人公开。
能在这片土地上新建建筑物吗?建筑能够使人们不用假装这座城市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就能从在这片土地上深刻烙印的恐怖的伤疤中解脱出来吗?新建固然困难,但是,一味地保存那些“遗迹”难道就好吗?这里的确是个珍贵的历史遗迹,也许是应该被保存到遥远将来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在柏林类似的让人难以忘却的历史遗迹过多,要全部都保存下来是不可能的。而且,要保存过去的遗迹并不一定要通过维持对它的记忆来实现。
另一方面,德国统一之后,街上大部分的“柏林墙”被拆除了。虽然如此,但据说至今仍有一道看不见的“柏林墙”分割着东西柏林,人们每天要穿越这道透明的障壁。虽然物理意义上的墙消失了,但是人心中的记忆之墙却不容易消除。无论是通过保留遗迹而存留下来的记忆,还是即使破坏、拆除建筑物仍能残存下来的记忆,与保存建筑物从而留住记忆一样,要毫无痕迹地让记忆消失仍旧是很困难的。
在这个记忆的空间、意象的空间里建造保存“建筑”,或者将占据这个空间的“建筑”破坏、拆除掉——如果说这两者对建筑史的论述起着某些作用的话,那也许正是作用于这个表象空间的系统化这一点上。把建筑的语言用沃尔特•本雅明的话来说,就是“译者的使命”。本雅明说,翻译就是作品“死后生命仍然延续”的表现。如此一来,建筑史讲述的总是“废墟”的故事吧。然而,建筑史的译者们的工作并不是致力于再现、传达建筑物崩塌之前完好的面貌的,而是通过将废墟上的瓦砾逐个地翻译,去探寻尚未存在于原建筑里的某些东西。翻译的对象不如说是那些无法表达、无法再现的内涵。“因此,翻译自然必须具有显然的合理性,但其深层次的逐语性的要求则必须从更有说服力的相关性上来理解。就是说,要把一个器皿的碎片粘合到一起,就必须做到连最小的碎片也能够互相吻合一致,但碎片的形状并不一定要都是一样的。翻译也是如此,与其完全按照原著的意思来翻,倒不如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用心把原作的遣词造句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通过这个方式,原作和译文就如同器皿的碎片般,成为一个更大的语言的片断,就能被人们所理解了。”[1]译者为了达到逐语性的目的,就算是破坏掉作品外在的统一性也是必要的吧。原著和译文说到底就是用破碎的片断联系在一起的。
曼弗雷德•塔夫里在其著作《球与迷宫》的绪论《历史“计划”》中围绕建筑史展开的思考,似乎可以认为正是这种翻译理论。那么,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批判式的写作方法”、历史的语言,宛如为了使人们联想到组合器皿碎片时的手势。塔夫里在绪论的开头,引用了把分析历史比喻为玩单人纸牌游戏的作家卡罗•金兹伯格的话:“探索历史的结果,使手头的各个片断完美地契合从而构筑起理论,只不过是个无法辨别到底是对是错的、有双重性质的概念而已”。其原因是在探究历史的过程中,“手头上只有各个片段的一部分,能够配对的‘纸牌’在理论上也不止一对。”[2](p.8)那只是一个不确定的理论构筑。牌可以重洗,游戏可以接着玩,有耐心的话就一定可以把游戏玩到结束。然而,在探究历史的过程中却无法知晓何时才能结束,就好比是“不可终止的分析”(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认为很难确定精神分析治疗的终止,正如心理治疗师把对病人的自我分析作为“不可终止的课题”伴随在治疗过程中。那样,“所谓历史——正如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中最深层的核心部分正是如此——不仅仅是疗法。不仅要对掌握的素材提出疑问,在对他们进行再构造的过程中,也应该不断地对自己进行再构造。”[2](p.21)对历史、我们必须要回味手中握着的“纸牌”,偶尔在将它进一步变形、片段化的同时,将自己的语言随之变形、片段化;必须将“怀疑的手术刀”对准自己的肉体,不断地将自己放置在危险之中。“所谓‘真正的历史,’不是熟知毫无争议的‘文献考证的证据’,而是认识到了自身随意性的历史,是将自身当作是‘不安定的建筑’来认识的历史。”[2](p.21)
然而,为什么这种认识是必要的呢?弗洛伊德在《可终止与不可终止的分析》中,用各种心理防御机制之间的关系以及歪曲历史为例作了说明。其中弗洛伊德提到了古代犹太对罗马的战争中幸存下来的指挥官同时也是作为历史学家的弗莱维乌斯•约瑟斯,“虽然在他的著作里的确是含有伤害基督教徒感情的言词,但这些言词要不就是在审查中被删除,要不就是被毫无痕迹地曲解了”,弗洛伊德用如此篡改文献作比来说明由“压抑”而产生的防御机制。[3](p.376)精神分析法的目的,就是要发现类似的通过曲解文本而隐藏起来的压抑着的、被否定的事物的痕迹。而且,在历史上不仅有像约瑟斯这种事后才追加审阅的情况发生,有的甚至还从结构上加以了掩盖。原因如塔夫里所说的:“在表象化这一点上,历史也成了压抑和否定的产物。”[2](p.18)如果压抑和否定作用于历史文本本身的话,那么作用于其中的防御机制也就不得不成为精神分析的对象了。历史的自我分析是重要原因。
历史位于现实的外部,对现实的客观分析叙述是有限的。既然历史本身是言论上的构成,在理论上“不可终止分析”也可有一定的“终止”并介入到实际的社会生产中去。即将自己置身于危机中的同时,也在计划危机。所谓的“历史计划”也就是“计划危机”;所谓用文字记述的历史就是直接地实践危机。历史的语言不是社会生产的超语言,而是包含了制造现实的各种语言和各种技术,以语言和技术为前提,而且,“它‘污染’ 这些语言和技术并被语言和技术所‘污染’”[2](p.19)。所谓历史是一种批判,事实上早已存在于许多语言、技术和意识形态的间隙之中。作为“不安定构成”的历史文字包含了语言的多样性、权力和制度内在的多样性的同时,也不断地转化为将自身多样化的运动。正因为此,作为统一体的历史这一形象存在于危机之中。

一、“历史的侵蚀”与建筑的“起源”

正如塔夫里所指出的,历史具有单一性和统一性的观念,是与将历史问题视作认识建筑起源这一点密切相关的。勒•柯布西耶发起的“走向新建筑”的探索运动、罗马城的教益(Vers une architecture)——例如,向着某一建筑,以其为目标开展的运动,就是这种追溯起源的尝试。“两千年来,参观帕特农神庙的人们在这里感受到了建筑所具有的决定性的瞬间。如今我们面对着这一决定性的瞬间。”[4](p.167)这样的瞬间不是指在过去的某一时刻发生的事件,也就是说,不是由实际发生的事件所引起的。这里的问题是起源的重复。勒•柯布西耶在帕特农神庙中重复着“一个建筑物”的诞生的瞬间,由此能够回味建筑的历史或传统。建筑物无论呈现怎样的变化,其作为“建筑”被继续研究下去的意义的统一性保证了建筑传统的一致性,正因为此,这一“建筑”的生成开辟了一代建筑历史[5]。以勒•柯布西耶为首的先锋派的反历史主义(塔夫里称“历史的侵蚀”)中存在着这样的固有的历史性。“这种历史性是在不受外界心理状态的影响下成立的,无论受到过去怎样的阻碍都能自我支配的历史性。”(塔夫里)[6](p.77)要恢复真正的历史,就必须远离历史。勒•柯布西耶试图通过与先行传统分离追溯、重复起源来恢复真正的历史的持续性。
这与胡塞尔在《几何学的起源》中对研究几何学历史可能性,即“溯行的问题”的尝试性研究大致相同的。“溯行的问题”并不是“最早的几何学家是谁”或“最早的几何学命题是什么”之类的问题。几何学这种不论通过各种语言感性地表达/重复多少次仍是相同的(在胡塞尔看来的)“理念的对象”,只有在从前科学文化世界中产生的根本意义形成的情况下才被研究。这里的根本性意义在历史意义沉淀的过程中被人忘却了。胡塞尔在这种忘却中发现了欧洲近代的“危机”的征兆。正因如此,再次认证这种根本意义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使几何学历史的统一性成为可能。这样,所谓真正的几何学的历史,就是“沿着一系列追溯被记录的历史的指示,将现有的历史的意义形态以及它的明证拉回到最基础的、原始的明证这个隐蔽的空间”[7](p.294)。
另外,勒•柯布西耶为了应对近代建筑史的“危机”,也进行了起源的追溯。与传统的分离正是建筑史的一大归宿。塔夫里指出先锋派的反历史主义并不是随意选择的结果,而是布鲁内莱斯基的革命产生的存在于欧洲建筑文化中的理论的最终发展,其自身就是历史遗产[6](p.87)。这种反历史主义的历史构成遍布于塔夫里称之为“操作性批判”的事物中。例如史基提恩写的《空间、时间、建筑》为世人所知的“操作性批判”,就是指对应具体的未来方案而受到歪曲的历史分析的计划。这是歪曲过去,因为其本身承担着“意识形态的负荷”,因此不能够接受历史造成的不贯彻性和失败。另一方面,它发挥着预言的作用,即使是对未来也计划着“一个历史”的连续性。[6](p.297)马赛•布鲁尔把这种“一个历史”的时间性称作“即成的虚无主义”的时间,他说:“没有比建筑更能明确表达这种‘即成的虚无主义’的精神的‘技术’领域了。”[8]这里所说的虚无主义,是在具有现代特征的“克服”观念下不断地面向新事物的运动,它的时间性与“历史主义的连续”的时间性相似。
胡塞尔认为必须把语言视作理念对象客观化和历史产生的必要条件。雅克•德里达着眼于经由语言的传达过程、特别是基于文字符号的定论,指出“形迹”先行于“理念对象”的同一性和作为起源的根本意义的相一性,换言之,起源就是差异①。另一方面,我们能够认识到即使是在勒•柯布西耶发起的以“建筑”为目标的“溯行的问题”中,根本意义上的“建筑”在差异之中。“建筑”只存在于同自身的差异中,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早已不是“一个建筑”,起源与其仿造物无限地互相反射,“建筑”最终自己迷失了自我。“建筑”不是因被不同的语言感性地表露几次其“意义”都是同样的而有的,而是因这些语言间的本雅明式的翻译的可能性(这在通常的理解里是不可能翻译的)而存在的。这样的“建筑”的历史,分析的不是在不同语言间传达的“同样的事物”,而是那些语言间的不可传达性或者说是他们之间的差异。塔夫里说,“历史的空间,不要构筑各种不同的语言之间、技术之间不该有的桥梁。倒不如去探究一下产生这种隔阂的原因。总之,就是要让呈现出‘空虚’的事物在不觉时说话”,这是“把自身往技术、语言的裂缝中下降的操作”,是“要让与语言的境界相抵触的事物爆炸”。
建筑作品的失败正是失去古典规范效力的“近代”的标识,特别是围绕建筑的技术、制度、城市行政、建筑理念及其象征性等等,在这样的时代里是不可能在一个作品里和谐地共存的。原因是因为其中的“和谐”的理念自身失去了效力。这时,探究历史空间的课题被作品的外表的统一性所掩盖,只是说明了被压抑被否定的失败和矛盾的“裂缝”。正因如此,其中最具有建设性的研究,是以失败告终的作品和不能实现的尝试这类不完整的片段,或者说分析因过剩而畸形的建筑制图。

二、历史的转变和他者

历史分析本身会因存在着否定和压抑而分裂,没有要到达的终点。塔夫里说,“转变” 掩盖了叙述历史的文字的实际存在,具有起点和终点的完整的进化和发展的历史的形象、历史的统一性的观点,“历史呈现出的确定性”都应该视作是这种“转变”的表现。这里所说的“转变”的意义是什么呢?“转变是一种错觉产生的。这种错觉是指(通过占支配地位的语言符号的介入而被溯行固定的)某要素、其意义最初便作为内在的本质存在于该要素中。”(斯拉沃热•齐泽克)[9](p.102)阿尔都塞指出了把“个人”构成“主体”的意识形态上的“再确认”作为这种“转变”的功能。受到意识形态的号召的“个人”,本身早已一直作为“主体”在进行“再确认”。但是,他的明证性不是在意识形态的功效和这种“转变”的功效之外的。以三十年代的围绕现代主义建筑的意识形态为例,在意识形态空间里飘游的“合理性”、“机能主义”、“民族”或是“平屋顶”、“斜屋顶”等各种各样的语言符号,因某个占支配地位的语音符号(例如“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的介入而决定了其追溯的意义,形成了一种主张,如认为真正的法西斯主义的建筑就其本质来看是符合理性的,平屋顶在本质上是反法西斯的等等。
当局限于转变的时候,我们相信这种明证性。转变的错觉中,我们会认定事态“早就一直是这样的了”。于是,人们便忘却了追溯性意义的产生在根本上是偶然的这件事。虽然历史是表象化的,是在“象征性机制”(拉康)的系统化的意义上的象征化,但不存在以此为对象的状况的自身中使其一定的象征化成为必然的契机。无论是怎样的历史情况,都能用各种各样的形态使其象征化。反过来说,无论怎样的历史最终都是偶然的产物。但是,问题是在象征性机制建立以后,偶然的象征化过程的痕迹就会消失,好像历史总是早就是一定是那样的存在着的。设想从最初的核心开始笔直,必然发展的历史前进过程取代了语言符号所在的空间。“一个历史”在此产生,各种历史研究只不过按照历史的形成满足“一般史”巨大、性质相同的作品中的一部分而已。“一般史要用性质相等的作品来填满空虚的时间,就需要集聚大量的事实。”(本雅明)[10](p.702)这是溯向性地消除自身的偶然性的痕迹,是历史的转变的归宿。历史在其给予的确切存在的过去表象依靠于永恒不变的过去表象之上时,才能够将自身看作是纯粹的记叙式的,即不压抑也不否定的透明的文字。由此,历史最终将自身规定为科学论述就变得有可能了。
在与一般史对立的本雅明的历史唯物论中,过去表象不是稳定不动的。那是“突然之间掠过的”一瞬间的闪念。“将逝去的历史明确地用语言表达,不是指把它认知为‘像是实际发生过似的’,而是说去抓住那像是在危机的瞬间闪现出的记忆”。[10](p.695)过去是会丢失的。本雅明发起的“虎跃”般的革命是对丢失的过去的救助。如同齐泽克所说[9](p.104),在本雅明的时间观念里历史就好比是语言符号的共时,在历史文本中,能够与历史轴无关地直接地判断过去和现在。“过去的表象”是“既在(das Gewesene)”和“现在(das jetzt)”之间碰撞出的火花,这种碰撞赋予了过去“现实性”。本雅明的“星座”的“静止状态辩证法”特有的历史表象由此而生①。
本雅明所说的“过去的表象”犹如像外伤造成的后遗症那样,大概是通过构造与现在逆向的象征化(例如革命)所存在的语言符号的共时而产生的某种概念。为此,历史失去了一般史具有的固定性,基于占支配地位的语言符号的结构化不得不暂时地解体。所谓“危机的瞬间”就是这种浮游的语言符号的时间、空间。历史就是在这“危机的空间”里成为现实性的批判的。塔夫里写道:“把历史和批判等而视之意味着要接受‘尚未解决的各种问题共存于历史本身之中’这个事实”。[6](p.439)在这“危机的瞬间”,人们发现历史是延续至今的“问题”的——或者说是失败的尝试的积聚,从在哥特式艺术末期在试验性尝试中提出的各种问题到二十世纪先锋派艺术和革命具有双重意义的关系性。卡奇里把碰上“危机的瞬间”的事物称为与“完成的虚无主义”的时间性相对立的“终结(vollendung)”的时间性。终结的时间反映了过程的不连续性。“这是本雅明所谓的在天使的眼前展开的一系列的失败。终结的时间就是构成这些单一性的文脉,就是单一性的‘作文’”[11](p.210)。终结(vollendung=zu vollem Ende bridge)也就是“带来完美的结局”。这意味着打破“最后的审判”的透视法回顾的逆向的历史连续性,从中提取出各个单一的历史事项的“单一体”。“当历史对象成为单一体、与历史唯物主义论面对面时,只有在这个时候,他就接近历史对象。在这个结构中,他认知了如同救世主般的事物的禁止标志,换言之,就是在欲解放被压抑的过去的战斗中象征革命契机的标志。”[10](p.703)
例如尼采或福柯的系谱学,那是面向意义的产生和历史的起源的偶然性分析历史的连续性的学科。但是,塔夫里指出了这样一种危险:连系谱学或者被德里达说成的零散的各种历史最终也会把被分析的片断推崇为全新的统一体。另一方面,如果说整个历史的事像认可言论、历史是各种各样的叙述、历史的多样性只不过是在解释情节时构思上的差异的话,那么区分历史和虚构的基准早已消失不见了②。那么,从“多样的历史”到“对多样性自身提出的问题”,历史的研究无论如何都会将自身置于危机之中。
反过来说,这需要经历转变。历史研究如果不假设历史的意义、历史中存在着一定的秩序就无法开始研究了。单人纸牌游戏正是假设了纸牌全部配对后游戏便结束的局面,游戏才得以成立。历史研究无法有意地使他者出现在自己的文本中。然而,只要是表象化的,历史就只是压抑和否定的产物,里面只剩下不能用语言表达的、无法表象的、被歪曲了的概念。历史研究本身就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在历史分析中构成语意的叙述被分成段落,而历史不能回避这种“段落”。这是因为表象的历史有挥之不去的结构上的不足之处。历史正在被撕碎。只有通过语言的丧失和失言才能表象的事物,这一历史的他者在那里正诉说着什么。把自己置身于危机的历史为了是他者诉说而接受转变。说历史有意义也许就是转变的幻想,通过经历这样的转变,才能听懂那些他者的无意义的述说。历史的研究为了发现隐藏在自身中的他者的痕迹,不得不进行不可终止的自我分析。
不,倒不如这样说,历史正因为将不能表象的事物融入自身,才能一直置身于压抑造成的反复逼迫的威胁之下。历史分析伴随着象征顺序无法统一的一些造成外伤的冲击,重复着无止境的纸牌游戏。这是来自历史的他者(已是无言的死者们)的嘱托,是偿还欠下它们的债。

三、对建筑的“欲望” 和近代

压抑的痕迹并非一定深埋于不易被发现的地方。不仅如此,正是因为它太过于明显的外在才不容易确认。齐泽克这样写道:“因为‘现实的事物’本身不支撑直接的象征化,即不论怎样的象征化的结果都是偶然的,所以某史实的经验要获取其统一的唯一方法就是把语言符号为媒介,即依靠向‘纯粹的’语言符号发出指令。现实的客体并非保证作为参照点的某种意识形态的经验的统一和自我同一性。相反,对‘纯粹的’语言符号的指令赋予了我们的史实经验以统一和自我同一性。” [9](p.97)
支撑建筑史的统一和自我同一性的纯粹的语言符号和“无概念的语言符号”正是“建筑”本身。至少在失去了古典规范效力的十八世纪末期以后的近代,还不能以例举“建筑”的积极属性来将其确认和叙述。换言之,“建筑”在近代成为了纯粹的语言符号。在这个时期中,关于“建筑”所得出的唯一的定义是“‘建筑’是所有被称为建筑的东西”这种赘述的命题。“建筑”不仅是“根源性意义”,也是彻底失去意义的语言符号。然而,支撑起建筑史的话语的统一性的就是这种虚无的语言符号。多种具体属性完全不同的产物基于“建筑”的语言符号而产生, 并不是因为它们都具有相同的意义,而是从一开始“建筑”的语言符号就不带有积极的内容。
“建筑”的语言符号可谓是“表象代表(vorstellungsre-prasentanz)”(弗洛伊德)。所谓“表象代表”,是指用来填补没有显现在表象空间里的事物或从表现空间里欠漏的事物造成的空虚的要素。拉普朗虚举出的某种不合逻辑的状况,“人们忘记了象征背后的国家、贵妇人的存在;战士只为国旗而死,骑士为手套而牺牲生命。”形象鲜明地说明了“表象代表”[12](pp.49-50)的情状,国旗和手套已失去了任何意义。尽管如此,致命的欲望却仍然这么强烈。不如这么说,正因为国旗和手套是虚无的表象才存在着这么强烈的欲望。作为“表象代表”的“建筑”显示着早已被人所忘却的事物的虚无。
如勒•柯布西耶所见,“建筑”通过转变反向构成其“根本意义”。这在近代代表“建筑”正变为主体欲望的客体。“走向新建筑”的研究对象虽然是这种成为欲望客体的“建筑”,但其实并不是指早已现行存在的这一类“建筑”,而是指仅仅通过转变生成的某些不确定的因素。这不是附上注解、解释围绕建筑的议论就可以变得明朗起来的坚定的“平地”,只不过是主体的欲望在空无上的投影而已。近代的“建筑师”就是对这些将“建筑”作为欲望客体的主体的称呼。
在“建筑”化为虚无的语言符号的现代,“建筑师”如果不依靠学习各种技术是无法满足制度上的要求的,不存在为某种主体提供社会诸多关系中的“建筑师”这一空间的具有象征性委托色彩的根据,这与占据这一空间的主体的属性、能力毫无关系。“我为什么是个建筑师?”是因为“他者”(大写的他者)选择了你,如同上帝选择了犹太人一样。但是“他者”绝对不会说出选择你的理由。丹尼尔•李宾斯金德说这种“摩西意识”正是先锋派的意识。“先锋派没有环境媒介地、不解释原由地、无法摆脱地且直接从属于上帝。我觉得与其说这是一个概念,倒不如说是先锋派的一种意识,不管人们有没有这样的意识。而且,如果说人们已经有这样的意识,那要摆脱这种意识就为时已晚了。人是无法改变信仰的。”①
突然,犹太人开始知道(通过摩西),上帝这个“他者”选定了他们。事实上犹太人将自己看成是“上帝选民”和他们坚信自己是优越人种毫无关系。他们并不拥有任何特质。他们不知道上帝有何用意。齐泽克说:“不正是犹太教的上帝,那恐怖深渊中他者欲望的最纯粹化身(中略)用神圣的幻想场景来填补着‘他者’潜藏的无法抑制的欲望沟壑?犹太教的所有冒渎中浮现出他者欲望的深渊——也就是说,犹太教徒的根本处境是种困惑感……上帝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9](p.115)
直面“他者”内部的沟壑和浮现出的欲望的深渊的先锋派们早已不知如何回答自己为什么信奉先锋派了。近代成为“建筑师”道路上的艰难由此而来。例如“建筑师”的诞生之路,通过想象把自己与历史上的建筑师同一化(对他们的建筑风格、生活方式的模仿)摸索出来的。但是,在近代这种同一化极具讽刺意义,使 “建筑师”成为“不可能”。
于此相反,密斯•范•德•罗厄、勒•柯布西耶通过反抗――对象征性地在社会网络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歇斯底里的反抗才成为建筑师。改名是其表现之一①。或者应该说他们从事的是不断反复自问“建筑师究竟是什么”的工作吧。摩登时代先锋派采用了提问的形式来探究“他者”选择了“建筑师”的根本欲望是什么。先锋派“建筑师”们不能接受自身是“建筑师”的身份,因为那只在象征性委托和主体的切变之中。这意味着“建筑师”的支柱不可能存在于象征秩序之中。这种无根据性掩盖了“他者”内部的欲望的深渊,“建筑师”的欲望是“建筑”。作为欲望客体的“建筑”的作用是掩盖了“建筑师”的不可能性。现代建筑师规划着空想的蓝图。这种规划存在着不可能实现的倾向。正是因为有技术、制度、资金和客户的要求等等实际的限制,“建筑师”才能最终避开潜藏于自身中致命的不可能性。如果围绕“建筑”的言论是由虚无的语言符号构成的意识形态的文字,那么危机分析是始于叙述分析了文字背后隐藏的重叠的决定性的关系网和解释如“功能主义”、“象征性”、“技术”、“民族(日本)”等概念中“建筑”是以怎样的组织结构来构成的。②但是,危机分析在其他方面必须更进一步向主体“建筑师”及其对“建筑”各个欲望之间的关系转移,浮现于被空想的蓝图掩盖的“无”的空间发展。历史这个“危机的计划”通过明确“建筑”计划没有根据这一点,把“计划”的概念本身置于危机之中。“计划”来源于现代的“克服”观念,如果说“建筑”是“克服”运动的归宿――“完成的虚无主义” 精神的最显著的“技术”的话,建筑史就是对建筑中虚无主义的根源的再思考,承担使其朝向过去的“克服(verwindung)”(海德格尔)③的重要义务。

四、历史的天使

历史并非是一个理所当然的既定世界,它所展现出的接近于一个寓言。本雅明认为,寓言不是“有生命的意义”的具体表现,这和象征不同的。寓言欠缺符号与含意间的有机结合。就好比说,如果象征是神的语言,是净化了的自然的语言的话,那么寓言就是神为死亡和崩溃而创造的语言,是历史的语言。“于象征意,自然的面貌在走向没落的同时变得神圣,救赎的光辉中一瞬间启示自我。相对的,于寓言,历史的死相(facies hipocratica‘希波克拉底的脸’)已凝结的原始风景的面貌展现在研究者们的面前。历史透过所有的一开始便存在于历史中的不适时的、令人痛心的、失败的事物展现出了一种面貌,不,应该说是饱经侵蚀后所剩的的骨架。”[13](p.343)寓意是自然和历史奇妙的交叉点,在那里,自然腐朽成为历史,历史成为死自然。这种历史的寓意就是历史废墟的寓意。“理念世界中的寓意便相当于物质的世界的废墟。”[13](p.354)
寓言的观点粉碎了虚假事物的统一性,并牢牢盯住它们的碎片。这种观点把那些碎片变成死物并且不厌其烦地反复将他们拼起、再粉碎。这种行为普遍存在于批判的观点中。“批判使作品坏死。……作品主张‘在哲学批判中’失去了所有的稍瞬即逝的脆弱之美而变成一堆废墟。”[13](p.357)
研究历史的作品《危机的计划》,正是瓦解作品将其带往废墟的批判。然而,与此同时也不得不将置身危机中的历史本身也化为废墟。“历史的死相”中称为历史学家的寓言家们,通过“所有不适时的、令人痛心的、失败的事物”发现历史“他者”的痕迹。本雅明所收藏保罗•克利的画作《新天使(Angelue Novus)》,画中历史的天使也许就是寓言家自身的写照。本雅明觉得,“睁大眼睛注视着过去、伸展着翅膀的天使,被人们称为进步的飓风鼓动她的翅膀,把她吹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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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东京大学教养学部)
 
原载《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二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