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批判的历史计划:曼弗雷多•塔夫里及威尼斯学派

批判的历史计划:曼弗雷多•塔夫里及威尼斯学派
夏铸九


“建筑师的构造为社会的意识形态者,对城市规划进行个人化干预,对公众则扮演形式方面的说服角色,就其自身之问题与发展则是自我批评角色;这中相互关系对抗——在形式研究层面——在建筑“对象”与都市组织之间:这些是建筑上‘启蒙运动辩证’恒常周期性出现的主题。”
——曼弗雷多•塔夫里

在过去的二十年之中,若依照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所谓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转变,分析意大利版本的后现代主义建筑就必需联系上威尼斯学派的贡献,特别是其类型学的研究途径与批判的历史分析。在观察意大利的具体情境之时,除了一群引人注目的建筑师的文献与作品之外,在他们的左近,还有一群建筑批评家与历史学家,提供了有创见的、较有理论建构能力的历史诠释,包括马西洛•卡西亚里(Massino Cacciari)、乔吉奥•西欧奇(Giorgio Ciucci)、法兰西斯科•达尔科(Francesco Dal Co)、安东尼奥•佛斯卡利(Antonio Foscari)、马里奥•马里瑞——伊里亚(Mario Manieri-Elia)、保罗•摩拉奇洛(Paolo Morachiello)、曼弗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ruri)、乔治•提苏(Georges Teyssott)等等。在他们之中,曼弗雷多•塔夫里,一个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的建筑史家,是其中最主要、最具领导作用的角色。而且,塔夫里式的“历史的计划”(historical project)可以当成是他们在一般理论方向上最具有深度的突破。
曼弗雷多•塔夫里于1935年生于罗马,1960年于罗马大学获得建筑学位。他曾在罗马﹑米兰﹑巴勒莫大学教授建筑史,也曾在苏联和美国等地讲学。自1968年起,塔夫里成为威尼斯大学建筑学院(the Instituto Universitario di Architettura di Venezia)(IUAV)的教授,主持建筑史研究室(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of Architecture)。此外,他也是安德瑞亚•派拉底歌(Andrea Palladio)研究的国际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之一。
塔夫里是一个有生产力的批评家与历史学者,他研究的范围极为广泛,至少涵盖了下述相关题材:
(1)、一般性的现代建筑史与近代批评(with Dal Co,1976/1979),以及特殊性的进步的﹑前卫的乌托邦历史(1969,1973/1976):威廉•摩里斯(William Morris)思想与建筑中的社会主义(1963);丹下健三的作品(日本的现代建筑)(1965/1982)与勒•柯必意(1984);美国的建筑与城市历史(与Ciucci,Dal Co,Manieri-Elia合著,1973/1979),如纽约五人团(1976)﹑摩天大楼的兴亡﹑菲利普•强生(Philip Johnson)与约翰•伯吉(John Burgee)水晶大教堂(1980);苏联的城镇规划史(1973)以及俄罗斯的形式主义;魏玛共和国的社会民主城市(1974);奥图•华格(Otto Wagner)(1981)维也纳社会主义的住宅计划案(1982)等。
(2)、意大利建筑。由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的建筑(例如,菲利普•布鲁涅内斯基(Fillippo Brunelleschi)(Tafuri,1969a),建筑的风范主义(十五世纪与十六世纪的意大利建筑)(1966a),到意大利建筑师,像里昂•巴提斯塔•阿伯提(Leon Battista Alberti)(1979c),法兰西斯科•伯洛米尼(Francesco Borromini)(1965a,1966b,1972a,1979d),乔凡尼•巴提斯塔•普内尼西(Giovanni Battista Piranesi)(1976a,1977b,1979d,1987b),吉瑟普•特兰尼(Giuseppe Terragni)(1977a),鲁多维哥•郭若尼(Ludovico Gegotti)(1980c),马里奥•费奥兰提诺(Mario Fiorentino)在考味尔(Corviale)之IACP集合住宅(1981d)以及一完整的,由战后1944年到1985年之意大利建筑史(1986/1989)。
(3)、威尼斯历史。涵盖政治﹑科学﹑城市﹑建筑物等相互编织起来的层次,以及建筑师之间的竞争(1969b,1981/1982;1983;with Oscari,1983;1984,1986/1988)。
(4)、建筑的表征与其形式(1980d,1982b)。
(5)、理论的论辩与方法论上的拟议(1968/1970/1976/1980,1976,1977,1979/19801986)。
事实上,有个关于塔夫里的理论论述(Tafurian theoretical discourse)的特征必须在此先提:塔夫里可说是经由其专业实践——在每一件陆续发表的主要著作中——来发展其理论架构(Croset,1984:52)。他持续地精炼其历史方法,界定批评家一史家的角色与任务。这种塔夫里式的论述可以经由威尼斯学派形成的国际脉络,经由战后欧洲气候中的社会与政治土壤着手了解。回溯塔夫里“历史的计划”之精炼过程,其立场与见解的转变说明了塔夫里知识之旅程:1969年前后的转移(LIorens,1981:85)划分了60年代青年塔夫里的研究途径与其后期的意识形态分析,以及,其最近对史学方法上的严谨要求。
(一)、六零年代整合在卡萨贝拉(Casabella)团体中的青年塔夫里。由于欧洲强悍的左翼劳工之阶级运动曾共同面对反法西斯的斗争,因此,在第二次大战一结束,主要的欧洲工业国的资本主义是以福利国家的新面貌粉墨登场的。一般而言,战后欧洲的脉络由社会民主制的福利经济,伴随着美国支配的马歇尔重建计划(1948-53),以及扩张的世界经济等元素所组成,这是欧洲被美国的经济所恢复活力的方法。意大利半岛特殊的情境是,自从1948年意大利大选之后,基督教民主党就成为支配性的国家权力,其合法性之基业未受到挑战长达二十年之久。在意大利的建筑论述建构过程中,存在于古典前卫主义﹑老学院派与官方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对抗﹑妥协与有争议的关系,以理性主义运动(Rationalist Movement)与“米兰900”的失败而告终 。这些事情彻底暴露了前卫主义的政治弱点。面对意大利战后资本主义的脉络,前卫主义已无能反应社会现实,于是也被要求重新界定其专业角色﹑任务与设计方法(LIorens,1981:84)。在老的学院派之外,在对历史与现代性方面有两种不同的新研究途径。其一为有机建筑学会(APAO),以布鲁诺•柴菲(Bruno Zevi)为代表。另一条路线则为郭若尼(MSA团体)以及恩奈斯托•罗杰斯(Ernesto N.Rogers)(BBPR团体)所领导。他们都同样地向历史寻求支援,然而却诉诸不同的研究途径。前者之有机建筑取向将历史视为一种自然的力量,也未经由对过去的一种细致纤巧之意识来经营设计,以求在形式创新上有所助益,而后者则要求经由对建筑形式的精炼来对过去再做检查(LIorens,1981:84)。
我们必须对第二条趋势进一步追溯。由1954年到1964年,在罗杰斯的指导之下,一个新的世代与卡萨贝拉一同成长了起来,在意大利文化中扮演了一个知识领袖的角色。他们至少包括了贵都•堪尼拉(Guido Canella)﹑维多里奥•葛雷高蒂﹑阿多•罗西﹑吉瑟普•沙莫那,以及塔夫里等等(Gregotti,1968:56;Portoghesi,1980/1982:40)。由于学院往往是社会资源分派有限的场所,因此卡萨贝拉所鼓吹的方向也就容易涉及教育制度与机构中的权力斗争。意大利建筑学院的教师在老的学院派领袖与新的世代之间的对搞是严酷无情的。在1948年以后,除了在威尼斯大学的建筑学院中的进步教学尝试之外,老学院派可以说是完全控制了整个意大利的建筑机构(Gregotti,1968:46;Tafuri and Dal Co,1979:417)。
在1936年,沙莫那到了威尼斯。与意大利其他的建筑学校大异其趣,威尼斯变成一个被鲁西阿诺•西默兰尼(Luciano Semerani)称为“放逐的学校“(1984:4)。布鲁诺•柴菲﹑伊格兰济奥•卡迪那(Ignazio Gardella)﹑法朗哥•阿比尼(Franco Albini)﹑卡洛•史卡帕(Carlo Scarpa) ﹑乔凡尼•阿斯丁哥(Giovanni Astengo) ﹑路多维哥•贝吉欧胡索(Lodovico Belgiojoso) ﹑鲁西阿诺•西默兰尼﹑吉安卡洛•狄卡洛 (Giamcalo de Carlo) ﹑卡洛•莫安尼洛﹑以及曼弗雷多•塔夫里等等,都先后加入了威尼斯建筑学院的教授团。
在这个时期中,塔夫里的历史写作与沙莫那的作品(1971/1986,1929/1986;Semerani,1986),葛里高蒂的作品(1968,1986,Tafuri,1982),罗西的作品(1966/1982,1983)等等,高度整合在一起,甚至可以连系上丘里欧•卡洛•阿冈(Giulio Carlo Argan)(1963)论建筑类型的文章。虽然每个人在不同的层次上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他们的作品基本上互相平行。所以塔夫里的历史写作可以当作是一种在更大的理论模型中把他们放到一起,以及是在一个历史架构中来评估与定位这种趋势的一种尝试。我将试着经由其作品﹑疑旨与哲学基础来简述在这段时间中的塔夫里式的理论论述如下:
塔夫里的第一本书是关于鲁克维哥•郭若尼(Tafuri,1964)——这个运动的开拓者,以及罗马学派(the Roman School)最令人瞩目的建筑师之一(Tafuri and Dal Co,1969:395;Gregotti 1986:49)对这种历史取向的运动,塔夫里写道:“骄傲地宣称自主性的语言为传统的元素所组成,它与布尔乔亚文化无关,像似历史的光采般出声,这历史不是一个下层阶级,也不是一个向上运动阶级的历史,而是一个被压迫的﹑卑微阶级的历史:它更类型化﹑一种民间传统﹑在所有健康写实的考虑之外。”
这个历史的主题,即使在塔夫里第二部作品中仍继续着——日本的现代建筑(1965/1982)。它在三条线索上展开:
(1)设计过程与其方法;
(2)城市为提供建筑写意的脉络组织;
(3)建筑语言为象征沟通的工具。
在他们之间,设计方法似乎成为主要线索(LIorens,1981:84)。对塔夫里而言,这似乎成为历史学者的任务了,以至于能连系历史的分析与建筑教学,贡献于理论与实践间的连结。这也就是说,历史分析需针对设计过程中的原创性操作与方法论层次上的发展潜力全力以赴,做出贡献。正如汤马斯•劳林(Thomas LIorens)精辟的分析,这种历史倾向贯穿了青年塔夫里那段年代中的所有作品。由卡萨贝拉上对修正的理性主义的辩论开始(Aymonino et al.,1964),塔夫里的第三本书是关于风格主义(1966)两篇关利伯诺米尼的文章(1965,1966b)一本关乎人文主义的书(1969a),一直到另一本关乎威尼斯建筑师杰可伯•沙那维诺(Jacopo Sanavino)(Tafuri,1969b),这个在设计理论中的历史研究之类型方法(typological method)像理论论述一般潜藏在塔夫里的作品下面。甚至塔夫里在1969年之后转移了他的研究途径,这个主题仍然在其1972年发行的另一本有关伯诺米尼的书上可以找到(LIorens,1981:85)。
劳林论塔夫里文章中最精彩处的其中之一为:劳林指出了类型学了疑旨(typological problematic)与唯心论艺术史的黑格尔假设之间的哲学关连。塔夫里针对“现代运动与过去的方法论之间的决裂,源于对建筑师作品所产生的一种非直接控制的新方法引入后所造成的决裂。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上,在历史上第一次谨慎地假设一种有美学创造力的内在元素,而非一无所有”。(Aymonino,et al.,1964)。塔夫里的主要观点是“控制参数”(control parameters),即,在设计过程中的一般规律。在设计的操作过程中,塔夫里假设:某些规律建构了“象征的形式”,它在特定的历史时代中展现以及控制形式。虽然塔夫里的兴趣并不在于这些“象征形式”与社会整体之间的交流,而是在于设计过程本身中所形成之行动,他对形式的早期观点仍然关乎恩斯特•卡西尔(Ernest Cassirer)与欧文•潘诺夫斯基的“象征形式”之“角度”,关乎路奇•伯里昂(Luigi Pareyon)之“构成”(formation)(Konrad Fiedler)的“纯粹视觉性”之结合。这些观点的康德主义根源说明了塔夫里还未曾完全拒绝其青年时期之传统黑格尔式的意识形态。这些唯心主义的观点也提供他一个经由设计理论的类型学方法来连系历史分析与设计方法的幻觉。这是卡萨贝拉团体﹑威尼斯学派﹑或“设计方法”团体们,在不同的立场上却共同特有的普同的哲学基础(LIorens,1981:85,93)。换言之,他们尝试经由专业实践来连系社会﹑历史的团体。
(二)、1969年之后的意识形态批评。在60年代的美国以及欧洲,一系列重要的社会运动粉碎了福利国家自由主义与亲成长联盟(progrowth coalition)对整个政治﹑社会的安排。精确地说,这是政治﹑社会的危机影响了经济机制,它最终激起了经济危机(Castells,1980)。在60年代末,所有社会的﹑政治的压力聚集于一点:包括强悍的劳工运动﹑社会针对集休消费的都市社会运动﹑反文化运动﹑以及国际关系的转人。
(1)、劳资间的斗争。一般而言,1968年五月运动之后,社会运动的烽火点燃,广播各地。特别是,1960与1974之间,意大利劳工对资本家提出了种种实在的要求,造成利润急剧下降(例如,1969年意大利工厂中的奥托诺•卡多(Autunno Caldo)事件)。 
(2)、针对集体消费的都市运动。都市运动包括了:住宅动动(例如,意大利的房客联盟(tenant union),自由主义的工会SUNA与激进工会UI;为争取国宅而动员等等),对搞都市更新的运动,争取交通运输之运动(例如,1970年代的威尼斯),为了公共服务的价格与品质的运动(例如,1973年石油危机中的意大利情况)。
(3)、反文化运动:妇女运动﹑违建运动等等。
(4)、新国陆军关系。第三世界的崛起﹑越战等等。此外,都市社会运动始于1968年革命之后。1968年五月的运动,并不是都市运动,而是个一般性的社会运动。然而在这之后,运动是以空间领域为基地,基中于都市之课题。人们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脉络中动员起来。即使马克思主义也一时失去理论的容量来指导社会运动(Castells,1983b:299)。这不仅仅是欧洲文化的危机,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在意大利,意共(PCI)试图处理在1968之后来自学生与知识分子的批评。所以官方的马克思主义与来自左翼知识分子的批评能够在PCI中共存(LIorens,1981:94)。然后,特别是在意大利,在70年代,围绕着工人阶级,一个新的社会集团(social bloc)形成了。一个高度丰富多变的意大利都市改革按照不同的社会﹑政治脉络被执行实施了。在这个脉络中,塔夫里在1969年左右转变了他的理论研究方向。
     一方面,《建筑的理论与历史》(Theorise and History of Arcjitecture)(Tafuri,1968/1970/1976/1980)之中,塔夫里前阶段的﹑支持建筑实践的历史方法仍夹杂在结论的理论架构里,例如,类型批评的史学工具主义与卡西尔﹑潘诺夫斯基﹑韦伯等观点间的夹缠。另一方面,在此书中,塔夫里不但提出以意象做为批判的后设语言之建筑之角色与价值上的错乱,而且指出操作性批评(operative criticism)的理论问题——操作性批评不可避免地加诸近代的标准于古代之上。简言之,操作性批评从事的是意识形态的再生产,而不是创造历史,提出历史之诊断(historical diagnosis)。建筑批评必须由对建筑形式的分析改变到对形式外貌形成限制之所有脉络组织的批判。所以,历史研究变成“建筑意识形态的批评”,以找出建筑是什么,以及建筑如何神秘化了形式真正的历史意义。这与早期之贺龙•巴赫德(Roland Barthes)《神话学》的意识形态批判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事实上,将建筑视为一种被历史地限制了的,以及制度上功能运作的学科,就是一种政治的批评,即使是种间接的政治的批评(Tafuri,1968/1970/1976/1980:236;1978)。
劳林曾经指出塔夫里式的论述之整个发展过程的特征,可以在《建筑的理论与历史》一书再版修订的过程(1968/1970/1976/1980)中发现。在1970年意大利文第二版说明中,塔夫里拒绝了官方马克思主义﹑马库色学派﹑庸俗社会学﹑进步的建筑师等等。就像没有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而只有一种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批判那样,吾人不能“预期”一种阶级的建筑(一个解放的社会之建筑),而可能的只有引入一个对建筑之阶级批判。他拒绝了前卫建筑师与操作性批评的史家在知识上的取向,剩下的是历史批评的解秘任务。这个立场在一篇“Per van critica dell’ideologia architettonica’”(1969)发展出来,它是塔夫里主要的著作《建筑与乌托邦:设计与资本主义之发展》(Architecture and Utopia:Design and Capitalist Development)(1973/1976)的基础。虽然检验现代运动的历史遗产是塔夫里早期的研究方向(另一个是类型学分析)(Tafuri;1963),这个主题对现代建筑的个案做建筑的意识形态分析,以解秘前卫与革命的关系,在十年之后的《建筑与乌托邦》中才得以实现。简言之,建筑被视为建构一种乌托邦的意识形态,它为布尔乔亚的意识形态所支配。这个基本的理论前题——建筑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或多或少假设着:意识形态的连结被化约为错误的意识(Bois,1977:122;Dunster,1977:210;;LIorens,1981:86;McLeod,1985:10)。
这种建筑的意识形态分析在塔夫里两本与他人合作的著作中获得了完全的发展:《现代建筑》(Morden Architecture)(with Dal Co,1979)以及《美国的城市:由内战到新政》(The America City:From the City War to New Deal)(With Ciucci Dal Co and Manier-Elia,1973/1979),以及散见许多发行量广大的文章中。
最后,一个严格的历史方法在70年代末终于形成了(Tafuri,1977;1980)。追溯由普内尼西到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建筑本身像制度一般被贯穿,成为一个既定时期的意识形态障碍物,关乎在既定时间中之知觉与心象结构。塔夫里试图去了解“建筑的语言”,然而却不经由一种纯粹的语言学的分析去打算重铸作品的知识脉络。历史被塔夫里视为一种生产﹑一种意义的生产,一种解构的工具。在这样的历史论述之中,“历史既是被决定的,又是决定性的:它被自己的传统,被其分析的对像,被其采纳的方法所决定,以及决定它自己的转化,一如它所解构的现实。”(Tafuri,1979/1980:56)。
此外,他在威尼斯之建筑与城市中,在赞助者﹑专业竞争﹑政治﹑科学辩论的张力之间应用其方法(Tafuri and Foscari,1983;Tafuri,1983,1984)。迄今为止,在其皇皇巨著:《球与迷宫:由普内尼西到1970年代的前卫与建筑》(The Sphere and the Labyrinth)(Avant-Gardes and Architecture from Piranesi to the 1970s)(1980/1987)的导言之中,塔夫里的史学方法呈现了一种理论的重编组与理论的严谨。所以,以下的分析,大部分的材料都将以这部较能代表塔氏理论架构的著作为基础。
按照劳林的分析,在塔夫里持续不辍的每一本著作中,其精炼历史写作过程被刻画为“顺流而去,挟泥带沙,将其流经区域的养分一一保有“(ILorens,1981:93)。例如,如我前面所担,现代建筑历史遗产的主题是在其后继之工作中才逐步完成的。甚至,在历史写作的风格上,在其议论之中存在的不是英美传统的线性思维逻辑,而是“朝向遥无但不是经常能识别的目标射击“(P.94)。如同贺龙•巴赫德之写作方法,塔夫里在历史﹑社会学﹑哲学与新闻报导中抽取原料,收集在其宝匣之中,以备特定情况而用(P.93)。经的叙述是“加诸于其上”(superimposed)而非“融合”。事实上,对应着1968年以后马克思实践哲学与方法论(Tafuri and Dance,1981:7)。塔夫里式的历史计划,不仅仅受惠于阿尔都塞所提供的一般基础,意大利史学家卡洛•金斯堡(Carlo Ginzburg)与安德瑞阿诺•伯里斯培利(Adriano Prosperi)的微观历史,贺龙•巴赫德式零度写作与神话学所开展出来的意识形态批判,米歇尔•福科(Micheal Foucault)的系谱学/考古学,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之解构,而且奠基于亨利•罗伯•齐默(Heinrich Robert Zimmer)﹑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弗洛伊德﹑尼采甚至海德格尔的早期传统之上,不容易限定塔夫里式方法论混合的边界: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以及尼采与弗洛伊德之思想。这就是所谓在后葛兰西的意大利土壤上之“后马克思主义“的塔夫里立场。
二十年前的意大利,现代建筑与近代城市的历史研究完全仰赖于二手与三手的资料与文件。现在,这种难以忍受的情境已经改变了,全世界没有任何地方的建筑史学术成果在理论创新的建树上能超过意大利(Hancock,1980:469)。曼弗雷多•塔夫里与其同僚的贡献是造就了这个成果的主要力量。威尼斯学派在对于陈腐的﹑保守的,在社会运动中所催动的反省风潮下动摇的主流建筑史论述而言,提供了一条不同的替代性选择。尤其是对有理想的第三世界留学生而言,若有志于建筑历史与理论,今天的威尼斯大学建筑学院已成为他们心目中新的取经地了。
(作者单位:台湾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

载《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二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