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专稿：工人阶级人道主义的终结和工作的意识形态-—安德瑞•高兹论后福特制资本主义
2007-09-30
本文为纪念高兹先生辞世专题文章，尚未发表，请勿转载，谢谢！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 江苏南京 210097）
高兹认为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中，生产技术和统治技术是密切相关的，资本主义从泰罗制到后福特制的发展过程事实上就是资本对人的控制过程，生产模式的不断更新必将导致控制方式上的更新，从泰罗制到福特制时期，由于经济理性所主导的泰罗制劳动分工和福特制的消费主义调节模式，导致了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主体性的完全丧失、工人被经济理性所控制、工人阶级的文化——劳动人道主义——终结了。当然这也导致了工人的反抗，因而资本主义以一种后福特制的生产模式和工作伦理来调节资本主义的生产，高兹认为这样一种后福特制的工作伦理在福特制生产模式下——一部分人拥有稳定的工作，成为精英，绝大多数人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1．工作控制人：从泰罗制到后福特制
高兹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工作问题的分析是和他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扩张以及资本对人的控制问题的分析密切相关的，通过这一分析，高兹试图揭示从泰罗制资本主义到当代的后福特制资本主义的整个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工作模式对人，特别是对工人的影响，高兹从下面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对此做了分析： 机器作为生产资料它本质上是包括着对人的占有和统治的，它本身就是一种统治的系统；技术的进步和技术的劳动分工的在客观上起到了控制工人的作用。我们来具体看一下高兹的分析。
高兹认为，在工业国家，是资本决定着人们做什么和怎样做，生产技术和统治技术是不可避免地联系着的。和亚当•斯密的观点相反，高兹认为劳动的碎片化，如斯密所举的别针厂的劳动分工，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是基于对工人控制的需要。高兹说，“为了能够控制他们劳动的性质、时间和生产率并且防止他们由自己或为自己生产或为自己做任何事情，把工人和生产手段以及和他们所生产的东西相分离是必要的”。 高兹指明，事实上，正是这一分离使劳动的理性化和经济化成为可能，使超出生产者需要的盈余的生产成为可能，并且使利用这一不断增加的盈余来扩大生产工具和增加他们的权力成为可能。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工人如果重新获得了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就能够摆脱资本的控制并决定做什么和怎样做了呢？按照高兹一惯的观点，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可能的答案：如果工人在重新获得生产资料的同时或之后对生产和生产方式进行了根本性的社会主义变革，也就是使生产工具“愉悦化”，那么答案就是肯定的；如果只是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机器而没有对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体制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那么答案必定的否定的。
但是高兹认为就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即使工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重新对生产方式有了控制权——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被联合的工人所管理和控制，也不可能实现由工人来决定工作的性质和形式。因为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机器和劳动方式没有改变，那么它就要起作用——决定劳动的性质和形式，使劳动经济理性化。并且这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工业机制在本质上是不可能被工人居为己有的。高兹一直强调从资本主义中发展起来的工业必然带有资本主义的印记，如果没有对劳动的经济理性化，资本主义工业就不可能产生和形成，也不可能存在和进一步的发展。我们所说的“工业”事实上只是由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所导致的资本的技术集中。正是这样的一个分离才能使劳动理性化和经济化，才能使资本家不断扩大他们的权力。马克思曾经也表明过，作为固定资本起作用的工业生产方式，它在本质上是作为过去劳动实践的结果的“死劳动”，这一死劳动它基于活劳动并通过活劳动而既促进活劳动的效率又对活劳动施以控制和束缚。萨特曾把这种情况成为“惰性实践”，而马克斯•韦伯则称之为“具体化的精神” 。这一由“死劳动”组成的工业机制的内在物质性对工人有着持久的控制力。高兹指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曾认为，
高兹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工作问题的分析是和他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扩张以及资本对人的控制问题的分析密切相关的，通过这一分析，高兹试图揭示从泰罗制资本主义到当代的后福特制资本主义的整个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工作模式对人，特别是对工人的影响，高兹从下面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对此做了分析： 机器作为生产资料它本质上是包括着对人的占有和统治的，它本身就是一种统治的系统；技术的进步和技术的劳动分工的在客观上起到了控制工人的作用。我们来具体看一下高兹的分析。
高兹认为，在工业国家，是资本决定着人们做什么和怎样做，生产技术和统治技术是不可避免地联系着的。和亚当•斯密的观点相反，高兹认为劳动的碎片化，如斯密所举的别针厂的劳动分工，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是基于对工人控制的需要。高兹说，“为了能够控制他们劳动的性质、时间和生产率并且防止他们由自己或为自己生产或为自己做任何事情，把工人和生产手段以及和他们所生产的东西相分离是必要的”。 高兹指明，事实上，正是这一分离使劳动的理性化和经济化成为可能，使超出生产者需要的盈余的生产成为可能，并且使利用这一不断增加的盈余来扩大生产工具和增加他们的权力成为可能。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工人如果重新获得了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就能够摆脱资本的控制并决定做什么和怎样做了呢？按照高兹一惯的观点，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可能的答案：如果工人在重新获得生产资料的同时或之后对生产和生产方式进行了根本性的社会主义变革，也就是使生产工具“愉悦化”，那么答案就是肯定的；如果只是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机器而没有对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体制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那么答案必定的否定的。
但是高兹认为就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即使工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重新对生产方式有了控制权——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被联合的工人所管理和控制，也不可能实现由工人来决定工作的性质和形式。因为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机器和劳动方式没有改变，那么它就要起作用——决定劳动的性质和形式，使劳动经济理性化。并且这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工业机制在本质上是不可能被工人居为己有的。高兹一直强调从资本主义中发展起来的工业必然带有资本主义的印记，如果没有对劳动的经济理性化，资本主义工业就不可能产生和形成，也不可能存在和进一步的发展。我们所说的“工业”事实上只是由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所导致的资本的技术集中。正是这样的一个分离才能使劳动理性化和经济化，才能使资本家不断扩大他们的权力。马克思曾经也表明过，作为固定资本起作用的工业生产方式，它在本质上是作为过去劳动实践的结果的“死劳动”，这一死劳动它基于活劳动并通过活劳动而既促进活劳动的效率又对活劳动施以控制和束缚。萨特曾把这种情况成为“惰性实践”，而马克斯•韦伯则称之为“具体化的精神” 。这一由“死劳动”组成的工业机制的内在物质性对工人有着持久的控制力。高兹指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曾认为，
只要劳动工具仍然是工人手中的工具，那么，它也同时作为固定资本控制着工人：是机器取代了工人的技术和力量，机器自己就是个巨匠，有着自己的灵魂……工人的能力降格为一种活动是抽象性，全面地由机器的运作所决定和调节，而不是相反。控制着无生命的机器的肢体的科学……并不存在于工人的意识当中，而是通过机器作为一种异在的力量、作为机器的力量而作用于他们。
马克思的意思很明确，工人成为了机器的一个活的附属物，生产者和他们的产品之间的直接关系都被摧毁了，商品的使用价值也被交换价值所代替。生产的过程作为一个异化的力量、作为一种机器的力量统治着工人，因为这个生产的过程中的“科学”是不能够被工人所意识到的，也是不能被他们所掌握的。高兹强调说，这样的一种生产在科学的意义上，“由人（通过科学）对自然的控制过程变成了这一控制过程对人的控制”。
因而，高兹的分析表明，不管生产系统的所有权是归属于谁，只要它仍然作为这样一个系统而存在，那么它就要发生作用；不管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要系统的结构本身没有改变，那么固定资本就要发生作用，系统就会像机器一样运转。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也是早就有所认识的，他说：
因而，高兹的分析表明，不管生产系统的所有权是归属于谁，只要它仍然作为这样一个系统而存在，那么它就要发生作用；不管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要系统的结构本身没有改变，那么固定资本就要发生作用，系统就会像机器一样运转。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也是早就有所认识的，他说：
手工工具使工人独立——把他们定位为业主；机器——作为固定资本——把他们定位为非独立的、被占有的。作为固定资本的机器所具有的效能是因为工人是最为工资工作者与之发生联系的，并且现实的个体普遍地都成为了工人。
马克思这里的观点从某种层面上表明了一点：机器的不可能被占有的，即使是社会化的生产中的专业工作者的联合体也是不可能占有机器的，相反只要机器没有被社会主义改造、没有被“愉悦化”，那么他将继续占有工人、控制工人。这是第一个方面的分析。
第二个方面，高兹指出，当然劳动的技术分工从最初的意义上来说，是具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劳动分工都会促使生产率的提高，泰罗制的生产在后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事故、产品质量不过关、因为一个环节或某个个人而耽误整个生产等——导致生产效率的降低。他认为，“劳动分工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工人” ，一旦进行劳动的技术分工，生产方式就被专业化，这就导致生产本身的机器化和自动化，进而作为结果，技术、科学和纪律会越来越专门化，知识技能也会越来越细化，生产过程就会成为一个一个专业化生产的联合体，当劳动的分工在宏观的层面上发生时，这样的分工所导致的生产活动的碎片化使得单个的活动都不具有个体价值。高兹认为这样的宏观层面的分工和泰罗制的分工是不一样的，泰罗制的分工所导致的工作的碎片化是可以通过对工作过程的重建和再技术化来克服，也可以通过自主的工作组或者半自主的工作组对复杂的工作进行自主控制的方式来克服，但是宏观层面的劳动分工是不可能被倒转的。这是因为生产一个产品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已经远远个体的能力范围，而需要很多个体的合作才能完成。宏观层面的劳动分工使得专业化的个体之间不可能达成相互理解，不可能实现一致和自主调节的合作。生产必须有一个系统来控制和协调，个体只是按照系统的要求运转的一个零件、一个附属物。因此集体生产过程中的个体劳动者是不可能成为生产的主体的，也不可能对这个生产产生兴趣。即使他们能够在这个生产过程中获得部分的自主决定权和控制权，他们的这种权利本身就是在一个总体被控制的条件下取得的，这样一种权利只是他主中的自主，这些权利不可能使得个体生产者对整个生产的意义和对他们的工作的意义有所控制。这些很多也可能会被设计得较为有乐趣，但是总的来说，个体不可能通过这些活动——即使是以合作的形式——来达到个体自身的实现。
因而不管是泰罗制的生产方式和劳动的技术分工，还是福特制的生产方式和功能性的整合以及补偿性的消费政策，或者是后福特制的弹性生产和社会福利政策，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系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事实上资本主义的生产机器是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成为自主运转的巨机器——资本主义生产系统和技术分工对工人的控制——虽然它们所用的手段和方式不一样——的本质就不会改变。高兹的两点分析十分清楚地表达了一个信息：资本主义的工作在本质上是一种他主的工作，它是对人的主体性的侵蚀，是对人的创造性的压制，是对人性的摧残，是资本对人的控制。
当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也以不同的生产方式进行着生产，同时也以不同的技术分工来促进生产并实现对工人的控制，这些不同是生产方式和控制模式对工人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就泰罗制和福特制模式下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对工人的控制而言，在对工人实现整合的同时，由于经济理性的作用——主要通过强制性的功能性调节和激励性的消费主义刺激——个体工人会暂时地陷入经济理性和资本的逻辑之中，高兹认为这在客观上使工人阶级的劳动人道主义处于消解的危机之中；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弹性生产的后福特制阶段，资本主义又以一种“福利国家”政策和“工作伦理”来实现经济理性的扩张，这些新手段在形式上极具迷惑性，致使很多人都不能正确认清它们的本质。高兹的上述分析就是为下面这两点的分析奠定一个基础，为人们廓清理论上的迷雾。
第二个方面，高兹指出，当然劳动的技术分工从最初的意义上来说，是具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劳动分工都会促使生产率的提高，泰罗制的生产在后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事故、产品质量不过关、因为一个环节或某个个人而耽误整个生产等——导致生产效率的降低。他认为，“劳动分工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工人” ，一旦进行劳动的技术分工，生产方式就被专业化，这就导致生产本身的机器化和自动化，进而作为结果，技术、科学和纪律会越来越专门化，知识技能也会越来越细化，生产过程就会成为一个一个专业化生产的联合体，当劳动的分工在宏观的层面上发生时，这样的分工所导致的生产活动的碎片化使得单个的活动都不具有个体价值。高兹认为这样的宏观层面的分工和泰罗制的分工是不一样的，泰罗制的分工所导致的工作的碎片化是可以通过对工作过程的重建和再技术化来克服，也可以通过自主的工作组或者半自主的工作组对复杂的工作进行自主控制的方式来克服，但是宏观层面的劳动分工是不可能被倒转的。这是因为生产一个产品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已经远远个体的能力范围，而需要很多个体的合作才能完成。宏观层面的劳动分工使得专业化的个体之间不可能达成相互理解，不可能实现一致和自主调节的合作。生产必须有一个系统来控制和协调，个体只是按照系统的要求运转的一个零件、一个附属物。因此集体生产过程中的个体劳动者是不可能成为生产的主体的，也不可能对这个生产产生兴趣。即使他们能够在这个生产过程中获得部分的自主决定权和控制权，他们的这种权利本身就是在一个总体被控制的条件下取得的，这样一种权利只是他主中的自主，这些权利不可能使得个体生产者对整个生产的意义和对他们的工作的意义有所控制。这些很多也可能会被设计得较为有乐趣，但是总的来说，个体不可能通过这些活动——即使是以合作的形式——来达到个体自身的实现。
因而不管是泰罗制的生产方式和劳动的技术分工，还是福特制的生产方式和功能性的整合以及补偿性的消费政策，或者是后福特制的弹性生产和社会福利政策，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系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事实上资本主义的生产机器是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成为自主运转的巨机器——资本主义生产系统和技术分工对工人的控制——虽然它们所用的手段和方式不一样——的本质就不会改变。高兹的两点分析十分清楚地表达了一个信息：资本主义的工作在本质上是一种他主的工作，它是对人的主体性的侵蚀，是对人的创造性的压制，是对人性的摧残，是资本对人的控制。
当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也以不同的生产方式进行着生产，同时也以不同的技术分工来促进生产并实现对工人的控制，这些不同是生产方式和控制模式对工人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就泰罗制和福特制模式下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对工人的控制而言，在对工人实现整合的同时，由于经济理性的作用——主要通过强制性的功能性调节和激励性的消费主义刺激——个体工人会暂时地陷入经济理性和资本的逻辑之中，高兹认为这在客观上使工人阶级的劳动人道主义处于消解的危机之中；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弹性生产的后福特制阶段，资本主义又以一种“福利国家”政策和“工作伦理”来实现经济理性的扩张，这些新手段在形式上极具迷惑性，致使很多人都不能正确认清它们的本质。高兹的上述分析就是为下面这两点的分析奠定一个基础，为人们廓清理论上的迷雾。
2．工人阶级人道主义的终结
高兹指出，直到1920年代，工人阶级的文化和劳动人道主义一直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斗争的一个动力和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正使这一动力不断消解。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使工人失去自主性的同时还导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它们不会产生工人阶级的文化，并会导致工人阶级劳动人道主义的终结。这一点高兹在1968年的《改良与革命》一文中曾经有过一定的论述，他认为资本主义对工人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控制不仅来自学校还来自工厂，工人阶级的文化是极端匮乏的，他们所能接触到的只是大众文化，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相一致的文化，而高兹认为这种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资产阶级的文化。 高兹在该文中只是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揭示，但是并没有对此作具体的分析，20年后高兹在《经济理性批判》一书中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具体的剖析。
高兹对这一文化现象的分析是从生产的角度入手的，他认为，生产技术的不断专业化必然会使工人文化得以存在的基础被消解掉。他从经济理性的逻辑要求的层面对此做了分析。他指出，把所有工人潜在地联合在一种共同的文化之下的是一种对他们自己的实践力量的意识，这样一种力量来自于他们与物质世界的直接接触，在这种接触中，工人们——不管他是从事什么行业的——都能感到他们自己的实践力量是不可以被形式化的。这样一种共同的感受能够使他们联合在一起，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对自己的劳动是有自主性的。但是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机器不断代替手工劳动成为主要的劳动形式，非形式化的工人的劳动越来越不能被由经济理性主导的机器系统所接受：如果要进行经济理性的计算和预算，那么工作的速度、效率等就不能够由工人自己来决定，工人的生产活动必须被同一化，成为可以互换的一般劳动力并且以同样的标准来比较和衡量。这样一来劳动就被理性化，这种劳动的理性化又会进一步促使机器的理性化和标准化，进而是产品的标准化和工人本身的标准化。这样一来，经济理性所必然导致的劳动的具体化和手工业的摧毁就不可避免地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普遍事实。 高兹的这个分析是要表明一点，劳动的技术分工是和对工人的统治、对工作的经济理性化是同一个过程。高兹强调，这并不是如卢卡奇所说的仅仅是因为资本把劳动力作为商品来对待而导致的。 高兹指出，这样一种对劳动的理性化要求是内在于生产的系统和生产的技术之中的，即使劳动力市场被废除并确保一生是收入，甚至工业化和理性化的商品生产不再成为生产的主要原则，劳动控制人的现象也将仍然存在 。这一点高兹在论述后工业社会的三个层面的活动的时候就已经说明的很清楚了：因为他主性的领域是不可能被彻底地消除的，因而工作控制人的异化现象也不可能被完全消除。
在手工技术的被摧毁和劳动的经济理性化的同时，工人阶级的文化和对自己工作的自豪感也就消失了。他认为，泰罗制工厂实现了18世纪工厂主的理想，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半白痴式的工人”组成了可以设想的最好的劳动力形态。所以马克思会在《资本论》中强调“劳动分工是对人的谋杀”。在这种情况下，除了那个正在减少的手工艺工人阶层，努力工作的伦理要求成为了不可能，而这种手工艺工人阶层的伦理也不再是工人人道主义的而更多地是具有保守特征的精英合作主义。泰罗制的工业对于工人来说是一种地狱。即使某些手工技术幸存了下来，它也将只是一种已经不能组成工人的未来的过去的一种遗迹，它只是一种技术化、手工艺文化，一种无根的、无使用价值的专业化的技术。 并且，高兹明确指认，1965-75年这一阶段的工联主义内部的分化就是劳动世界碎片化为工人/生产者阶层和工人/消费者团体的一个结果：半技术工人已经不能胜任任何事情了，尤其是他们的工作。 半技术工人对于他们在工作中的角色定位不能认同，同时也不再把自己定位为生产者，生产对于他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工人将会陷入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逻辑之中：
高兹指出，直到1920年代，工人阶级的文化和劳动人道主义一直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斗争的一个动力和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正使这一动力不断消解。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使工人失去自主性的同时还导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它们不会产生工人阶级的文化，并会导致工人阶级劳动人道主义的终结。这一点高兹在1968年的《改良与革命》一文中曾经有过一定的论述，他认为资本主义对工人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控制不仅来自学校还来自工厂，工人阶级的文化是极端匮乏的，他们所能接触到的只是大众文化，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相一致的文化，而高兹认为这种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资产阶级的文化。 高兹在该文中只是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揭示，但是并没有对此作具体的分析，20年后高兹在《经济理性批判》一书中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具体的剖析。
高兹对这一文化现象的分析是从生产的角度入手的，他认为，生产技术的不断专业化必然会使工人文化得以存在的基础被消解掉。他从经济理性的逻辑要求的层面对此做了分析。他指出，把所有工人潜在地联合在一种共同的文化之下的是一种对他们自己的实践力量的意识，这样一种力量来自于他们与物质世界的直接接触，在这种接触中，工人们——不管他是从事什么行业的——都能感到他们自己的实践力量是不可以被形式化的。这样一种共同的感受能够使他们联合在一起，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对自己的劳动是有自主性的。但是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机器不断代替手工劳动成为主要的劳动形式，非形式化的工人的劳动越来越不能被由经济理性主导的机器系统所接受：如果要进行经济理性的计算和预算，那么工作的速度、效率等就不能够由工人自己来决定，工人的生产活动必须被同一化，成为可以互换的一般劳动力并且以同样的标准来比较和衡量。这样一来劳动就被理性化，这种劳动的理性化又会进一步促使机器的理性化和标准化，进而是产品的标准化和工人本身的标准化。这样一来，经济理性所必然导致的劳动的具体化和手工业的摧毁就不可避免地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普遍事实。 高兹的这个分析是要表明一点，劳动的技术分工是和对工人的统治、对工作的经济理性化是同一个过程。高兹强调，这并不是如卢卡奇所说的仅仅是因为资本把劳动力作为商品来对待而导致的。 高兹指出，这样一种对劳动的理性化要求是内在于生产的系统和生产的技术之中的，即使劳动力市场被废除并确保一生是收入，甚至工业化和理性化的商品生产不再成为生产的主要原则，劳动控制人的现象也将仍然存在 。这一点高兹在论述后工业社会的三个层面的活动的时候就已经说明的很清楚了：因为他主性的领域是不可能被彻底地消除的，因而工作控制人的异化现象也不可能被完全消除。
在手工技术的被摧毁和劳动的经济理性化的同时，工人阶级的文化和对自己工作的自豪感也就消失了。他认为，泰罗制工厂实现了18世纪工厂主的理想，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半白痴式的工人”组成了可以设想的最好的劳动力形态。所以马克思会在《资本论》中强调“劳动分工是对人的谋杀”。在这种情况下，除了那个正在减少的手工艺工人阶层，努力工作的伦理要求成为了不可能，而这种手工艺工人阶层的伦理也不再是工人人道主义的而更多地是具有保守特征的精英合作主义。泰罗制的工业对于工人来说是一种地狱。即使某些手工技术幸存了下来，它也将只是一种已经不能组成工人的未来的过去的一种遗迹，它只是一种技术化、手工艺文化，一种无根的、无使用价值的专业化的技术。 并且，高兹明确指认，1965-75年这一阶段的工联主义内部的分化就是劳动世界碎片化为工人/生产者阶层和工人/消费者团体的一个结果：半技术工人已经不能胜任任何事情了，尤其是他们的工作。 半技术工人对于他们在工作中的角色定位不能认同，同时也不再把自己定位为生产者，生产对于他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工人将会陷入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逻辑之中：
既然劳动没有任何个体的现实性，因而工资就不能被视为是劳动的价格，被补偿的不是工人的劳动而是工作的状态……劳动大众所出售的并不是他们的具体劳动……，他们为作为创造财富的集体劳动的一个无差别的组成部分的他们的劳动要求最大的补偿……
这样一来，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工人的力量了，存在的只是功能性的工人；随之也不再有工人阶级的劳动的文化和劳动的人道主义，也不再有解放的文化，有的只是资本主义的大众文化。
遍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半技术工人的罢工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半技术工人的罢工是明确反对所谓的“劳动的科学组织化”的——也就是反对泰罗主义的工作极端碎片化的形式，这样一个罢工导致了整个工业是萧条，但是却是以工资的增加作为收场而结束了。这样的罢工大多都的以一种“野鸡罢工”（wildcat strike）的形式出现的，他们没有通过工会组织或者政治政党和政府的中介，而是在工会的逻辑之外进行斗争。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工人斗争的目的不是为了从他主的工作中彻底地解放出来，而只是为了提供报酬，这本身就可以说明工人阶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陷入了资本的逻辑之中，已经失去了工人阶级本身的价值观和文化基础，已经没有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感了。（当然高兹认为这只是暂时的，最终工人是会从这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中走出来的。）第二，工会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能满足工人的要求，工人所需要的已经不是工会所标识的政治使命和历史使命而只是金钱，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工会之外的罢工和集体怠工。这样一个历史时间在客观上也导致了工会的转变：工会开始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为工人斗争服务，即在工资报酬上进行讨价还价。工会本身也陷入了困境之中。
当然，半技术工人的“野鸡罢工”的结果是工资报酬的提高。从经济的角度来说，这也就是劳动的理性化最终导致了一个不经济的后果。由于泰罗制的功能性的强制调节的劳动导致了半技术工人的罢工，资本主义则开始用补偿性的消费主义来使工作进一步理性化，同时也进一步消解了工人阶级的劳动文化。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的“消费社会”时期。这样的社会一方面提供了一种虚假的需要和虚假的象征价值来作为社会的文化导向，一方面要求工人更进一步地服从机器的他主的机制，同时在这两者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更好地更多地进行这种他主劳动将可以获得更多的金钱，因而就可以购买那些具有象征价值的商品以表征自己的一种优越、社会地位和特权。这样一种生产和调节带来的是经济的增长的和财富小炫耀。工作生活成为了工作之外的生活的否定物，反之也然。工作的目的已经不再是工作本身。
在这样的消费社会中，工人阶级的工作文化进一步被消解，并陷入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控制之中，工人不再有政治追求和历史使命感，有的只是对金钱和象征价值的追求。这也是很多西方学者讨论工人阶级本身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发生的新的变化，并对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生产怀疑的一个原因。
遍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半技术工人的罢工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半技术工人的罢工是明确反对所谓的“劳动的科学组织化”的——也就是反对泰罗主义的工作极端碎片化的形式，这样一个罢工导致了整个工业是萧条，但是却是以工资的增加作为收场而结束了。这样的罢工大多都的以一种“野鸡罢工”（wildcat strike）的形式出现的，他们没有通过工会组织或者政治政党和政府的中介，而是在工会的逻辑之外进行斗争。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工人斗争的目的不是为了从他主的工作中彻底地解放出来，而只是为了提供报酬，这本身就可以说明工人阶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陷入了资本的逻辑之中，已经失去了工人阶级本身的价值观和文化基础，已经没有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感了。（当然高兹认为这只是暂时的，最终工人是会从这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中走出来的。）第二，工会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能满足工人的要求，工人所需要的已经不是工会所标识的政治使命和历史使命而只是金钱，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工会之外的罢工和集体怠工。这样一个历史时间在客观上也导致了工会的转变：工会开始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为工人斗争服务，即在工资报酬上进行讨价还价。工会本身也陷入了困境之中。
当然，半技术工人的“野鸡罢工”的结果是工资报酬的提高。从经济的角度来说，这也就是劳动的理性化最终导致了一个不经济的后果。由于泰罗制的功能性的强制调节的劳动导致了半技术工人的罢工，资本主义则开始用补偿性的消费主义来使工作进一步理性化，同时也进一步消解了工人阶级的劳动文化。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的“消费社会”时期。这样的社会一方面提供了一种虚假的需要和虚假的象征价值来作为社会的文化导向，一方面要求工人更进一步地服从机器的他主的机制，同时在这两者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更好地更多地进行这种他主劳动将可以获得更多的金钱，因而就可以购买那些具有象征价值的商品以表征自己的一种优越、社会地位和特权。这样一种生产和调节带来的是经济的增长的和财富小炫耀。工作生活成为了工作之外的生活的否定物，反之也然。工作的目的已经不再是工作本身。
在这样的消费社会中，工人阶级的工作文化进一步被消解，并陷入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控制之中，工人不再有政治追求和历史使命感，有的只是对金钱和象征价值的追求。这也是很多西方学者讨论工人阶级本身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发生的新的变化，并对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生产怀疑的一个原因。
3．后福特制工作伦理：一种意识形态
高兹指出，资本主义消费刺激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却也是在进一步强化对工作的他主性而实现的，工人在工作中仍然没有自主权，因而最终还是导致了工人的反抗。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采取了一种新的生产和调节方式，这就是后福特制的弹性生产和福利国家以及后福特制的工作伦理。这样的一个生产模式和调节方式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的产物，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在消费领域是用补偿消费作为其刺激消费的手段，以保证生产的运行；在社会层面则采用福利政策，维持社会的消费能力和稳定；在管理层面采用后泰罗制，使工人重新以小组合作的形式开展工作，并给予小组内部以一定的自主权。这就是后福特制条件下的生产管理体制。
高兹认为，资本主义这一修正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控制工人，并形成一种新的工作伦理。 高兹强调说，从表面上看，这一后福特制条件下的管理模式是给了工人以更大的自主性，但事实上，这样一种管理模式，是资本主义在新的条件下的一种更强的对人的控制，在这中管理模式下倡导的工作伦理在本质上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要理解高兹的这一论断，我们必须进一步了解他对后福特制条件下的资本主义现实的分析。
（1）弹性生产与社会分化。高兹指出，在目前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由于微电子革命和生产的自动化，资本主义生产率已经得到了相当大的提高，同时得益于管理体制的改革，工作变得更加有尊严，复杂的工作将会有半自主的合作团队来完成。但高兹却也给我们指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如果没有伴随着一个技术革命和经济危机——这两者的结合会产生一种急剧增长的失业，并且在各种阶层的工薪工人之间产生明显的区别，这种形式的劳动的重新组织化将只会有有限的效果。” 现实的情况是，“在允许工薪工人人数减少的工业、工业化的服务、技术重组和劳动合同中，受尊重的工作逐渐被自动化和计算机化，半技术的工人和无技术的雇员将被解雇、提前退休或被鼓励去重新接受培训。在大公司的一个稳定的工作已经成为一个必须去争取的特权。” 这种情况在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采用日本模式即“母公司—子公司”的经营策略以后更为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具有很强的弹性适应能力。生产的指令有母公司发出，而具体的生产则可能是在其他国家的各个子公司中进行的。高兹指出，这样的企业同时在两个层面上采取弹性策略：“企业的稳定的核心雇员必须在功能上是弹性的，而外围劳动力的一部分必须在数量上的弹性的。也就是说，在一个有着宽泛技术适应能力的稳定的核心工人周围，有一个有着较窄适应范围的更为基本的技术的外围的波动的劳动力。” 稳定的核心工人必须能够接受职业的易变性（短期而言是改变职位，获取新技术；长期而言是再培训和改变职业策略）以换取职业的安定性。他们的技术一般是由公司提供的，公司对他们也有很大的依赖性。外围人力则可以分为两股：一部分是做基础性的长期的行政性的，其技术水平不高，可以被更新、替代；另一部分则是短期的偶然的兼职人员。另外就是外围的劳动力，这即包括高技术的也包括无技术的。高兹引用了一组数据来表明劳动力在上述三个层面上的具体分布情况：核心部分占25%，外围稳定部分占25%，50%无稳定工作或失业半失业状态。
因此技术的进步和管理的人性化以工人阶级的分裂和非整合为结果：一个精英阶层已经形成，而与此同时，一个巨大的工人团体却被边缘化或者失去他们的职业稳定性，成为希望能够根据经济波动的需要而迅速调整其人力的工业的一种后备大军。这一现象的出现，对于工联运动而言，直接的结果就是导致工联运动处于危机之中：如果工联从技术工人中获得力量，这就有可能产生新的社团主义的危险；如何工联要从半技术工人中获得支持，他们将会发现支持他们的工人的数量在减少，失业者、短期工人和临时工在增加，但这部分人非常难组织，同时他们也会发现再职业化的新的精英工人明显地以保护他们的特殊利益为目的，正在组成新的联盟和小的职业联盟。 这在工人阶级内部造成了明显的分化，其结果是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被稳定的核心工人的利益和外围的及失业工人的利益之间的矛盾所覆盖。在社会的宏观层面上则也进一步加大了社会的分化。
高兹具体的分析了意大利和德国的工联主义的情况。在德国的类型中，工联被精英所支配，这对外围工人、非技术工人和失业者非常不利。在意大利的类型中，工会在权利和政治上能够讨价还价主要依赖的是保障精英的特殊权利利益的能力，并且希望不以牺牲其他工人的利益作为代价，这在目前的情况下非常困难。
事实上，现在的情况是，后福特制的弹性生产使发达国家的工人运动出现了危机，工人不再是传统的马克思意义上的存在，他们更多地是指称对工作有认同感的有稳定职业的技术劳动者，他们的目标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工人的目标是绝对不一致的。而大量的失业半失业和临时的劳动者则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人，用高兹的名词来表示则可称之为“非工人的非阶级”。这一群体，他们不把自己和工作以及他们在劳动过程中的功能相认同，因而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属于任何阶级。 因而，后福特制带来的是一个巨大的危机：工人阶级还真的现实地存在吗？高兹对此没有作直接的回答。但是他对这一现实状况下工作对于工人和人的自由解放的意义问题确实进行了思考。
（2）工作伦理：一种意识形态。高兹指出，在197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的分化和工人队伍的分化已经成为所有工业社会的主导特征。在“母公司—子公司”的生产模式中，子公司可以根据经济环境的具体波动来保护母公司，以使其免受冲击：它们根据指令雇佣或解雇工人，其雇佣者一般都没有联盟和社会保护，这就使其很容易做到对工人的随意增减。母公司中工人的工作的安定性是由子公司中工人工作的随意性作为保障的。终身雇员和社会整合是保留给一个精英阶层的特权，它们仅仅和二元社会和经济理性相吻合。高兹正在向我们表明一个事实：非技术的工人逐渐消失，被重新吸收进了完全标准化的、以泰罗制组织形式组织起来的体力劳动中。没有特质工人已经被知识型的组织化的有技术的工人所代替。
基于这种现实，高兹明确指出，“把企业作为工人能够自我实现的场所这种设想完全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发明。它抹杀了真实发生的转变：明显地企业正在用机器代替劳动力，以正在减少的雇佣劳动力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产品，并且提供给选出来的精英工人以特权，这是和大多数人的失业、不稳定地受雇、去技术化和缺少职业保障相伴随”。 精英阶层已经以工作伦理的名义和资本进行了合作，这就是“新精英合作主义”。这种对他们的职业的自豪感、成为他们的工作的主人的感觉、跟得上技术进步的能力，不可能产生出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
由此，高兹明确表示，在一种工作被机器代替，工人大量失业没有足够的工作可以去做的历史条件下，工作的伦理，也就是生产的哲学、辛劳工作和职业主义，不再有任何人道主义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工作的尊严、劳动和生活的一体化只是一种仅能被精英阶层所实现的意识形态。因此，工作的意识形态和努力的伦理成为了自私主义和职业主义的掩盖物：最好的获胜，其他人只能怪自己，努力工作应该被鼓励并得到奖赏，这也意味着我们不必补助失业者、穷人和所有其他下层。
高兹为我们作了具体的分析，他指出，就资本主义而言，这种意识形态是极其理性的，其目的就是去刺激那一部分不能被轻易替代的劳动力，并且为了在人身上控制他们的需要而意识形态地控制他们。为了做到这一点，它必须使劳动力皈依于工作伦理，摧毁那些能使他们和那些不幸者团结的关系纽带，并且以尽其所能地去工作将会较好地服务于个体和集体的规劝他们。这必将抹杀这样一个事实：存在一个劳动力的结构性的供过于求和安全和全职工作的结构性短缺。简言之，经济不再需要每一个人都去工作，并且会越做越少；作为一个结果，工作社会废除了，工作不再能够作为社会整合的基础而起作用。为了掩盖这一事实，资本主义必须要找到一个替代性的解释来说明失业的增加和工作的稳定性的下降。因此，意识形态的说法将会是：那些偶然性的工人、失业者他们并不急于寻找工作，不拥有足够的技术，被过于仁慈的福利所鼓励成为了懒汉，等等。并且，他们还会说，那些人就他所做的那么一点东西而言，已经是被付的太多了，并且导致了经济负担的加重和不再能够创造逐渐增加的工作数量。因此，意识形态的结论是：“为了结束失业，我们必须做的更多”。 高兹的意识已经很明确：在这种情况下，努力工作的伦理要求，其本质只能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想控制的理论工具。
高兹指出，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与传统工人运动的意识形态有一定的重叠部分，因而相当一部分传统左派和工会主义者仍然执着于基于他们自身价值的这种意识形态，而不接受或不希望知道在一个经济必要劳动大量减小的时代，精英阶层享有的特权必然导致大量的失业和临时工的被排挤。在这种情况下所做的工作，不再是为了集体服务，而是为了维护个体的特权。以工作为基础的道德走向了反面：占有性的自私。在这种情况下，不是整个工人阶级在实现工作的自我管理和提高技术水平的可能性，而是一小部分特权的工人以大量工人的边缘化为代价而实现着这种可能性。因而，高兹指出，很明显地在这种情况下，由传统工人运动所提倡的团结、平等和手足之情不再意味着因为对工作的热爱而去工作的需要，而变成了分享工作和分享以平等的方式生产出来的财富的需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高兹这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现实的不平等，要求一种工作和分配上的平等。这主要是来自于他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平等和自由以及社会主义等观念。
从高兹的整个分析中我们可看到，资本主义正在用一种工具性的工作概念来替代人类的创造性的劳动。但是高兹也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的一些新近改变，即开始重视对工人的社会整合：用企业文化、工作环境和职业发展等因素来实现对工人和生产的调控，但是高兹认为这也只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而已，是一种所谓的“人力资源”的意识形态。 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意味着劳动力不是和其他因素一样的一个工具，它的效率和运用是不能够被计算、不能够依据经济理性来进行的，而是依赖于工作环境、工作的满意度以及社会合作关系的质量等因素的。高兹指出，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事实上是在为非经济因素的工具化修复地平，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就是“殖民化”，因为企业把这些因素考虑进来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让工人自主化，而是为了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这一新的现象最终是要依据它的结果来判定的：是导致对工人的进一步的剥削和控制；还是导致非数量化的、非商品的价值的自主化以至于限制经济理性的逻辑扩张。
高兹指出，资本主义消费刺激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却也是在进一步强化对工作的他主性而实现的，工人在工作中仍然没有自主权，因而最终还是导致了工人的反抗。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采取了一种新的生产和调节方式，这就是后福特制的弹性生产和福利国家以及后福特制的工作伦理。这样的一个生产模式和调节方式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的产物，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在消费领域是用补偿消费作为其刺激消费的手段，以保证生产的运行；在社会层面则采用福利政策，维持社会的消费能力和稳定；在管理层面采用后泰罗制，使工人重新以小组合作的形式开展工作，并给予小组内部以一定的自主权。这就是后福特制条件下的生产管理体制。
高兹认为，资本主义这一修正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控制工人，并形成一种新的工作伦理。 高兹强调说，从表面上看，这一后福特制条件下的管理模式是给了工人以更大的自主性，但事实上，这样一种管理模式，是资本主义在新的条件下的一种更强的对人的控制，在这中管理模式下倡导的工作伦理在本质上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要理解高兹的这一论断，我们必须进一步了解他对后福特制条件下的资本主义现实的分析。
（1）弹性生产与社会分化。高兹指出，在目前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由于微电子革命和生产的自动化，资本主义生产率已经得到了相当大的提高，同时得益于管理体制的改革，工作变得更加有尊严，复杂的工作将会有半自主的合作团队来完成。但高兹却也给我们指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如果没有伴随着一个技术革命和经济危机——这两者的结合会产生一种急剧增长的失业，并且在各种阶层的工薪工人之间产生明显的区别，这种形式的劳动的重新组织化将只会有有限的效果。” 现实的情况是，“在允许工薪工人人数减少的工业、工业化的服务、技术重组和劳动合同中，受尊重的工作逐渐被自动化和计算机化，半技术的工人和无技术的雇员将被解雇、提前退休或被鼓励去重新接受培训。在大公司的一个稳定的工作已经成为一个必须去争取的特权。” 这种情况在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采用日本模式即“母公司—子公司”的经营策略以后更为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具有很强的弹性适应能力。生产的指令有母公司发出，而具体的生产则可能是在其他国家的各个子公司中进行的。高兹指出，这样的企业同时在两个层面上采取弹性策略：“企业的稳定的核心雇员必须在功能上是弹性的，而外围劳动力的一部分必须在数量上的弹性的。也就是说，在一个有着宽泛技术适应能力的稳定的核心工人周围，有一个有着较窄适应范围的更为基本的技术的外围的波动的劳动力。” 稳定的核心工人必须能够接受职业的易变性（短期而言是改变职位，获取新技术；长期而言是再培训和改变职业策略）以换取职业的安定性。他们的技术一般是由公司提供的，公司对他们也有很大的依赖性。外围人力则可以分为两股：一部分是做基础性的长期的行政性的，其技术水平不高，可以被更新、替代；另一部分则是短期的偶然的兼职人员。另外就是外围的劳动力，这即包括高技术的也包括无技术的。高兹引用了一组数据来表明劳动力在上述三个层面上的具体分布情况：核心部分占25%，外围稳定部分占25%，50%无稳定工作或失业半失业状态。
因此技术的进步和管理的人性化以工人阶级的分裂和非整合为结果：一个精英阶层已经形成，而与此同时，一个巨大的工人团体却被边缘化或者失去他们的职业稳定性，成为希望能够根据经济波动的需要而迅速调整其人力的工业的一种后备大军。这一现象的出现，对于工联运动而言，直接的结果就是导致工联运动处于危机之中：如果工联从技术工人中获得力量，这就有可能产生新的社团主义的危险；如何工联要从半技术工人中获得支持，他们将会发现支持他们的工人的数量在减少，失业者、短期工人和临时工在增加，但这部分人非常难组织，同时他们也会发现再职业化的新的精英工人明显地以保护他们的特殊利益为目的，正在组成新的联盟和小的职业联盟。 这在工人阶级内部造成了明显的分化，其结果是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被稳定的核心工人的利益和外围的及失业工人的利益之间的矛盾所覆盖。在社会的宏观层面上则也进一步加大了社会的分化。
高兹具体的分析了意大利和德国的工联主义的情况。在德国的类型中，工联被精英所支配，这对外围工人、非技术工人和失业者非常不利。在意大利的类型中，工会在权利和政治上能够讨价还价主要依赖的是保障精英的特殊权利利益的能力，并且希望不以牺牲其他工人的利益作为代价，这在目前的情况下非常困难。
事实上，现在的情况是，后福特制的弹性生产使发达国家的工人运动出现了危机，工人不再是传统的马克思意义上的存在，他们更多地是指称对工作有认同感的有稳定职业的技术劳动者，他们的目标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工人的目标是绝对不一致的。而大量的失业半失业和临时的劳动者则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人，用高兹的名词来表示则可称之为“非工人的非阶级”。这一群体，他们不把自己和工作以及他们在劳动过程中的功能相认同，因而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属于任何阶级。 因而，后福特制带来的是一个巨大的危机：工人阶级还真的现实地存在吗？高兹对此没有作直接的回答。但是他对这一现实状况下工作对于工人和人的自由解放的意义问题确实进行了思考。
（2）工作伦理：一种意识形态。高兹指出，在197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的分化和工人队伍的分化已经成为所有工业社会的主导特征。在“母公司—子公司”的生产模式中，子公司可以根据经济环境的具体波动来保护母公司，以使其免受冲击：它们根据指令雇佣或解雇工人，其雇佣者一般都没有联盟和社会保护，这就使其很容易做到对工人的随意增减。母公司中工人的工作的安定性是由子公司中工人工作的随意性作为保障的。终身雇员和社会整合是保留给一个精英阶层的特权，它们仅仅和二元社会和经济理性相吻合。高兹正在向我们表明一个事实：非技术的工人逐渐消失，被重新吸收进了完全标准化的、以泰罗制组织形式组织起来的体力劳动中。没有特质工人已经被知识型的组织化的有技术的工人所代替。
基于这种现实，高兹明确指出，“把企业作为工人能够自我实现的场所这种设想完全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发明。它抹杀了真实发生的转变：明显地企业正在用机器代替劳动力，以正在减少的雇佣劳动力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产品，并且提供给选出来的精英工人以特权，这是和大多数人的失业、不稳定地受雇、去技术化和缺少职业保障相伴随”。 精英阶层已经以工作伦理的名义和资本进行了合作，这就是“新精英合作主义”。这种对他们的职业的自豪感、成为他们的工作的主人的感觉、跟得上技术进步的能力，不可能产生出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
由此，高兹明确表示，在一种工作被机器代替，工人大量失业没有足够的工作可以去做的历史条件下，工作的伦理，也就是生产的哲学、辛劳工作和职业主义，不再有任何人道主义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工作的尊严、劳动和生活的一体化只是一种仅能被精英阶层所实现的意识形态。因此，工作的意识形态和努力的伦理成为了自私主义和职业主义的掩盖物：最好的获胜，其他人只能怪自己，努力工作应该被鼓励并得到奖赏，这也意味着我们不必补助失业者、穷人和所有其他下层。
高兹为我们作了具体的分析，他指出，就资本主义而言，这种意识形态是极其理性的，其目的就是去刺激那一部分不能被轻易替代的劳动力，并且为了在人身上控制他们的需要而意识形态地控制他们。为了做到这一点，它必须使劳动力皈依于工作伦理，摧毁那些能使他们和那些不幸者团结的关系纽带，并且以尽其所能地去工作将会较好地服务于个体和集体的规劝他们。这必将抹杀这样一个事实：存在一个劳动力的结构性的供过于求和安全和全职工作的结构性短缺。简言之，经济不再需要每一个人都去工作，并且会越做越少；作为一个结果，工作社会废除了，工作不再能够作为社会整合的基础而起作用。为了掩盖这一事实，资本主义必须要找到一个替代性的解释来说明失业的增加和工作的稳定性的下降。因此，意识形态的说法将会是：那些偶然性的工人、失业者他们并不急于寻找工作，不拥有足够的技术，被过于仁慈的福利所鼓励成为了懒汉，等等。并且，他们还会说，那些人就他所做的那么一点东西而言，已经是被付的太多了，并且导致了经济负担的加重和不再能够创造逐渐增加的工作数量。因此，意识形态的结论是：“为了结束失业，我们必须做的更多”。 高兹的意识已经很明确：在这种情况下，努力工作的伦理要求，其本质只能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想控制的理论工具。
高兹指出，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与传统工人运动的意识形态有一定的重叠部分，因而相当一部分传统左派和工会主义者仍然执着于基于他们自身价值的这种意识形态，而不接受或不希望知道在一个经济必要劳动大量减小的时代，精英阶层享有的特权必然导致大量的失业和临时工的被排挤。在这种情况下所做的工作，不再是为了集体服务，而是为了维护个体的特权。以工作为基础的道德走向了反面：占有性的自私。在这种情况下，不是整个工人阶级在实现工作的自我管理和提高技术水平的可能性，而是一小部分特权的工人以大量工人的边缘化为代价而实现着这种可能性。因而，高兹指出，很明显地在这种情况下，由传统工人运动所提倡的团结、平等和手足之情不再意味着因为对工作的热爱而去工作的需要，而变成了分享工作和分享以平等的方式生产出来的财富的需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高兹这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现实的不平等，要求一种工作和分配上的平等。这主要是来自于他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平等和自由以及社会主义等观念。
从高兹的整个分析中我们可看到，资本主义正在用一种工具性的工作概念来替代人类的创造性的劳动。但是高兹也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的一些新近改变，即开始重视对工人的社会整合：用企业文化、工作环境和职业发展等因素来实现对工人和生产的调控，但是高兹认为这也只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而已，是一种所谓的“人力资源”的意识形态。 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意味着劳动力不是和其他因素一样的一个工具，它的效率和运用是不能够被计算、不能够依据经济理性来进行的，而是依赖于工作环境、工作的满意度以及社会合作关系的质量等因素的。高兹指出，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事实上是在为非经济因素的工具化修复地平，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就是“殖民化”，因为企业把这些因素考虑进来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让工人自主化，而是为了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这一新的现象最终是要依据它的结果来判定的：是导致对工人的进一步的剥削和控制；还是导致非数量化的、非商品的价值的自主化以至于限制经济理性的逻辑扩张。
作者简介：汤建龙（1978—），男，江苏溧阳人，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
联系方式：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公共管理学院 210097 013912961912 tjlzxx@eyo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