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1968年5月：一场社会运动的兴衰（上）
2016-06-15
法国1968年5月：一场社会运动的兴衰（上）
英格里德•吉尔舍•霍尔泰 著
赵文 译
本文原载于《生产》第6辑。感谢译者和《生产》授权。
一
1968年在法国、美国和联邦德国都发生了战后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在这些国家抗议运动虽然展示出各自特殊的自我理解和构成特征，然而却在价值、运动方式，动员策略和成就方面表现出了一致性。这些相似性超越了民族特征并且表明了所有社会运动所共有的一些特征。运动发生之处，抗议者向西欧的既有的民主制度发起了挑战。他们对既有政党和中间集团的排他性代表权利提出质疑，用反对派力量和公众见证对抗这些政党，前者构成了对传统制度权威结构的否定，也形成了对战后政治格局设想的批判。[1]如果我们历史地评判这些现象，在高度组织化和高度富裕的民主社会中出现的这场抗议运动之自发动员现象仍然需要解释。
那么我们如何解释比如1968年5月的法国事件，以及它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呢？各不相同的许多分析已经对五月运动做出过解释，有的认为它是一种“新型社会冲突”（图海纳），有的认为它是“代际反抗”（莫兰），一场“制度危机”（克罗齐埃），有的则认为它是社会发展过程当中的一场“危机运动”（布尔迪厄）。而对这些事件的定性评估又与那些社会学解释一样互不相同。它们被认为是“反抗”（图海纳），准革命（莫兰），“文化崩溃”（克罗齐埃），或者是已经普及的生产方式所无法控制的危机（布尔迪厄）[2]。这些解释各有所长。它们都指向了长时段的社会冲突和难题，但就此而论，这些难题与突然的运动动员之间的联系仍然没有得到探讨，并且从这些解释中也无从推断。本研究的分析基础与前述这些方法皆有不同。我将五月事件看作一场新社会运动。从分析的角度加以界定，可以说，这场运动是“相互关联的个人，集团和组织整体采用公共抗议的行动以促进或抵制社会变革而构成的有组织的、持续的努力”[3]。
在本章中，我的观点是，1960年代的抗议运动行动程序和行动过程都是围绕动员而展开的，它们的行动模式和目标都集合在这个过程之中。我将使用社会运动的研究定理考察五月运动。我还将讨论动员策略和行动形式，并分析它们在组织当中以及运动和权威制度之间所产生的动力学效果。此外，我还要对在某些特定关系丛当中发生的自生行动过程进行描述，并对“危机事件”和“危机时刻”[4]的概念加以解释。在第二部分，我将对新左派知识分子就运动所作的认知性解释加以说明。在第三部分，我提出七个论点以解释法国五月运动所独有的动员动力机制。最后，在第四部分，我将尝试着指明运动对政治体系，对新左派，对工商业结构和生活方式产生的影响。
二
社会运动可以按照其目的进行归类。无论旨在改善妇女问题，和平还是环境问题，社会运动都将按照其目标和对社会问题的特定观点而获得某种同一性和区别特征。这些社会问题得到理解的方式以及进而形成的策略性的解决办法则是观念和洞见，说明性假设和阐释，假定和态度的产物。运动从其观念得到解释，或者用一个新术语来说，它们“从认知的角度”得到解释。
就1968年的个案来说，运动的认知性解释无法仅仅从这场运动的“名称”推演出来。实际上，这场运动并没有一个能予普遍认定的名称，它也没有一个具体政策领域的定位，毋宁说这场运动所针对的是整个社会结构。用一个特殊年份给其命名，这一惯例式的命名方式缺乏实质但却透露出它在动员和政治效果方面获得了特别的成功。就此而言，1968年可以和1848年相提并论。尽管大学生，中学生和青年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核心集团及其拥护者，但它也不仅仅是一场学生运动——在法国，蓝领和白领工人也卷入其中。对它的认知性解释不能通过大学改革或教育体制当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去确定。大学有着动员方面的最大潜能，但是高等教育绝非这场运动的目标和中心主题。
描述“1968”的视角多种多样。它是反极权主义的也是个人主义的，它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同样也是民主的，反制度化的和反官僚主义的。由于核心集团内部存在多样性，加之组织统一性的缺乏，不同的领导人所主张的观点也不同，而且这些观点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问题是：是否在各种思想，道德观，解释模式和对现实的理解当中存在一个内核，借以能使这场运动在认知上得到解释。对当前的认识和未来预期的目标是否能为这场运动赋予其同一性身份并使之与其他运动区别开来呢？
在我们对引发这场特殊社会运动的过程机制进行分析之前，这个问题必须得到回答。这场运动是社会行动而非社会思想的结果。然而，社会行动只有针对某种目标或参照点的时候，至少只有在运动的核心集团获得了认知的同一性的时候才能被动员起来。罗恩•艾耶尔曼和安德鲁•杰米森在他们的著作中已经强调指出过这一因果联系。他们在分析运动借以形成其同一性的过程时使用了他们所说的“认知实践”[5]的概念。他们用这个概念表示对行动方向以及主体间行动意愿加以限定的互动交往结构或自我理解和自我确证的象征体系之形成过程。这种“认知实践”还受到知识分子所规划的规则框架以及这些规则向相关目标的转化的决定。在运动全部过程之中，作为内部交流，对行动形势的持续适应，以及对众多事件的内部和外部解释等方面的结果，这个认知内核也会不断调整和修正。不同的知识分子所提出的理论概要，概念和规划交汇穿插，以至于无法将这个理论融合的整体追溯到哪一个个人。然而，对运动的认知性解释，对难题的表述，作为结果出现的对现实的把握方式，以及所确立的目标，所有这些都推动运动按照使它获得区别性的特殊动力机制发展下去。
将自身理解为新左派运动的1968年抗议运动之前，在法国，美国和德国的知识分子当中分别已经出现了“Nouvelle Gauche”，“New Left”和“Neue Linke”的提法。不满于传统的左派政党的知识分子们构成了新左派运动的创立者。1950年代末期和1960年代初期，这些新左派运动通过出版物，学术讨论圈，刊物和行动在国际范围内浮现出来。新左派之所以与老左派彻底划清界限，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当时所发生的一些事件，比如1948年的布拉格政变，苏共二十大，对匈牙利反抗的镇压，冷战，禁止公开讨论东西方核武器问题等等。当然这里面还存在总体性原因，这一原因自1920年代以来在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的批判性讨论过程中已经展现了出来。新左派相信，民主社会主义将福利国家模式强加于己身，斯大林统治下的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对共产主义的背离，这两者都破坏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自由解放真义。放弃乌托邦视域使传统左派政党无法为政治现状提供可替代的出路。它们看上去被现实政治牢牢禁锢，无法克服当前政治和社会形势，也不愿面对现有难题，更不愿规划未来的蓝图。从数字比例方面看，它们在物质上陷于停滞；如果从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看，它们也是裹足不前。
法国的情况最能典型地说明新左派新的认知定位或“认知实践”的系统演进。法国知识分子新左派是围绕《社会主义或野蛮》（Socialisme ou Barbarie，1949-1966），《争论》（Arguments, 1956-1962）和《国际造势主义者》（International Situationiste,1958-1969）这些刊物而形成的。新左派新在何处呢？自由漂浮的新左派知识分子借以与传统左派区分的新认知定位包括以下五个要素[6]：
1. 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再阐释：新左派回到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强调异化问题而不是剥削问题。它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与精神分析结合起来从而打开理论阐释的空间，使马克思主义学说摆脱僵化，使之不再等于体制化的马克思主义。
2. 社会主义社会的新模式：新左派相信，社会主义决不只限于政治和社会革命，夺取政权和生产方式的国家化。毋宁说，社会主义必须消灭每个个体在日常生活，创造，家庭，甚至性活动和社会关系当中体验到的异化。
3. 新的改造策略：个体应该从与集体的从属关系中解放出来。前提是文化领域内的变革先于社会和政治的改造。在设想和实验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文化观念的创造，将之运用于亚文化群，在既有体制中把它们作为替代文化加以验证，进而形成一套新的生活方式和共产主义模式。
4. 新的组织思想：座右铭是行动而非组织。新左派将自己理解为一种运动，而不是一个政党。作为一种运动，它运用从示威情愿到直接的强制行动的一切直接运动策略。它试图通过行动而创造意识，通过挑衅唤起公众，同时用行动改造参与运动的个体。
5. 社会变革领导者的新定义：无产者不再被视为社会和文化变革的领导者。相反，新左派认为社会改造的推动力来自其他集团：新型（技术）工人阶级，青年知识分子和社会边缘群体。
新左派思想中固有的个体解放和集体解放之间，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之间，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之间的关系在1968年运动当中造成了内在的紧张。这也说明了研究者对该运动进行定性的时候所表现的范畴过剩现象，他们有的说这是代际冲突，有的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和反官僚运动，还有研究者认为是文化革命和性解放运动。运动中起到拱心石作用的社会乌托邦则将纷繁各异的思路聚合在一处，并将这场运动置入圣西门，傅立叶，蒲鲁东，马克思和巴库宁等人所代表的那种乌托邦传统之中。然而，这场运动的社会乌托邦内容并不限于对劳动从外在控制中解放出来的集体解放的期待。它还表达了我们现在称之为“后物质主义的”那些主题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而且它也表现出“旧的”与“新的”社会运动之间的过渡形式。
使1968年社会运动独具特征的令人目眩的多样性也表现在各个国家的不同运动方向之上。切断争取解放的战斗与无产阶级之间的联系纽带之后，“青年知识分子”要求作为新型“革命主体”介入社会冲突。由于组织松散和对外部动员的强调，新左派把自己投入到从反核战和要求裁军到民权和反殖民等众多事业当中。比如，在美国，学生运动，反战运动和民权运动在1968年同时爆发。在德国，运动则包括了“复活节示威游行活动”（一场争取核裁军的斗争），反对紧急状态法案运动以及学生运动。只有在法国，这一年出现了学生和工人之间的互动。大学抗议活动传播到了工业领域，演变成为法国历史上最大的总罢工。在短时间内，情况看上去似乎是新左派运动有可能变成广泛的社会运动，使得老左派政党“从上到下”革命化。也可以认为，学生运动通过学生与工人运动的平行行动有可能获得政治影响力。
[1]有关运动在政治和社会框架中造成的更激烈的变革请参看克劳斯•奥弗（Clause Offe），“挑战制度政治的疆界：1960年代以来的社会运动（Challenging the Boundariesof Institutional: Social Movements since the 1960s）”，载于查尔斯•S.迈尔(Charles S. Maier）编：《变化的政治疆界：欧洲国家与社会，私人与公共的演进平衡论文集》（Changing Boundaries ofPolitical: Essays on evolving balance between the State and Society, Public andPrivate in Europe, New York, 1987），第63-106页。
[2]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学术人》（Homo academicus, Frankfurt am Main, 1988）；米歇尔•克罗齐埃（Michel Crozier）：《封闭社会》（La Société bloqués , Paris, 1970）；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克洛德•勒福（Claude Lefort）和柯内留斯•卡斯托里亚蒂（CorneeliusCastoriadis）：《裂隙：对事件的初步反思》（La Brèche: Premièresréflexions sur les évènements, Paris, 1988），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后工业社会》（Die postindustrielleGesellschaft, Frankfurt am Main, 1972）。
[3]弗里德海姆•奈德哈尔特（Friedhelm Neidhardt）和迪特•鲁赫特（Dieter Rucht），“社会运动分析：目前发展水平和深入研究的几个观点（The Analysis of Social Movements: The State of the Art and SomePerspectives of Further Research）”，载于迪特•鲁赫特编：《社会运动研究：西欧和美国的发展现状》（Research on SocialMovements: the States of the Art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SA, Frankfurt am Main, 1991）。另见鲁赫特，“作为社会运动要素的公众动员（Öffentlichkeit als Mobilisierungsfaktor für soziale Bewegungen）”，载于弗里德海姆•奈德哈尔特编：《公众，舆论和社会运动，科隆社会学和心理学学刊增刊》（Öffentlichkeit, öffentlicheMeingung, soziale Bewegungen, supplement to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und Sozialpsychologie），No.34（1994）：338-339。
[4]布尔迪厄：《学术人》，254以下。
[5]罗恩•艾耶尔曼（Ron Eyerman）和安德鲁•杰米森（Andrew Jamison）：《社会运动：一种认知的理解》（Social Movements: ACognitive Approach, Cambridge, 1991）。
[6]吉尔舍-霍尔泰：《权力幻想》，第44—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