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时代”———哈特与奈格里对《帝国》的后续阐释
2007-07-10
“帝国时代”———哈特与奈格里对《帝国》的后续阐释
［作者：彭利平(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交流处,副教授)；颜海平(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 来源：《国际观察》2004年第4期 点击数：84 更新时间：2006-12-8］
“帝国时代”———哈特与奈格里对《帝国》的后续阐释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作者：彭利平(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交流处,副教授)；颜海平(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
文章来源：《国际观察》2004年第4期
一、导 言
应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现当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的邀请,《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作者、意大利籍著名政治哲学家、法国巴黎第八大学政治学教授安东尼奥·奈格里(ＡｎｔｏｎｉｏＮｅｇｒｉ)及其学生和该书合著者、美国杜克大学比较文学副教授迈克尔·哈特(ＭｉｃｈａｅｌＨａｒｄｔ)博士于2004年5月22日至28日访问了华东师范大学,并随后访问了清华大学,分别在京沪两地就“帝国”和“大众”的概念、全球化政治方面的相关问题发表了演讲,从而也在京沪两地分别刮起了“阅读《帝国》、翻译《帝国》、讨论《帝国》、批评《帝国》”的旋风,也因此“成为全球左右派学术圈的一大盛事”的一个组成部分。
由美国哈佛大学于2000年出版的《帝国》一书,因为提出了“帝国”的概念,并用以指称全球化过程中正在出现或者将要出现的新的全球秩序,而在美国和国际学术界引起轰动,“成为近年来国际学术思想圈最受注目的焦点,相当快地产生论辩的聚焦作用”。围绕该书进行的争论甚至登上英国的《卫报》和美国的《纽约时报》等深具影响力的报刊。保守的美国媒体《时代》对此赞誉交加。由于此书将后现代理论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加以结合,因此有人甚至将之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相提并论。后现代精神分析学家、斯洛文尼亚著名哲学家齐泽克称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共产主义宣言”。
作为90年代的两大显学,后殖民主义理论与全球化理论,在欧美地区宣告冷战结束,以资本为前导的全球化运动全面展开的形势下,取代了80年代后结构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位置,一度使得对帝国和帝国主义的分析被推到边缘位置。《帝国》在2000年的出版,将这一时期被置于边缘的“帝国和帝国主义问题重新摆在辩论的核心位置”,为学术界带来了新的气象和讨论的氛围。同时,各界人士在思考由亨廷顿所提出的多种文明能否和谐共存、不同文明属系的政治势力相互对抗的问题的同时,他们还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即随着跨国资本不断向外扩张、携带西方政治、西方文化和经济而席卷全球的全球化现象的出现,是否也会出现一个具有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一个全球性的秩序,即在民族国家里无法做到的,我们能否在超出民族国家的视野里看到一个全球共同体(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的形成这样一个问题。而《帝国》一书就是对这个问题的一种回答和展望。因此,不管学术界对于本书提出批评也好、大加赞誉也好,都使得本书变得重要了,并迫使人们去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从不同的侧面和视角作出应答。
二、《帝国》的结构和主要论点
《帝国》一书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指出的,可以顺读,也可以倒读,甚至可以抽出章节进行阅读。在书的一开始,作者综述了当今世界秩序的一般问题。认为,由霍布斯(ＴｈｏｍａｓＨｏｂｂｅｓ)和洛克(ＪｏｈｎＬｏｃｋｅ)提出的传统的超民族的主权在以民族国家主权为前提的传统的世界秩序并都没有超出传统民族国家的范围,因而无法在全球范围内最终解决主权形式的问题。然而,当今出现的一个现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殖民政权相继被推翻,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早期在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社会主义政权的逐步瓦解、冷战的结束使得全球化席卷全球,全球化的出现造成了资本主义的改变,民族国家的主权逐渐削弱,从而逐渐出现新的全球秩序,这个新世界结构的政治主体形式就是“帝国”。正在形成中的“帝国”的主权以新的形式呈现,它由交叉重叠的多重网络构成,以金字塔状的方式进行权力的运作,其“形成轨迹沿着欧美现代性的内部张力进行,透过殖民帝国主义以及资本全球化的历史运动,将属于不同时空的地理区域吸纳、统合到同一时空当中”。在这里作者采用了“主权”和“生产”的历史理论逻辑的转化作为《帝国》分析的路径,也就是说,《帝国》是从“社会生产、思想与文化的不同场域来追溯由帝国主义向帝国的过渡,也就是现代向后现代的过渡”。作者认为这个世界同时具有分化和匀化、去领土化和再领土化组成的全新的和复杂的政体作为其特性。通道的构建和新的全球流动的极限,都与占支配地位的生产过程本身的变化共生相伴,其中的工业资本主义的物质性劳动为信息资本主义的非物质性劳动所取代,即“工业性劳动让与给沟通性的、合作性的和情感性的劳动”。
在这里,两位作者设想了一种超民族权威的合法性架构,其建立的基础由卢曼(ＮｉｋｌａｓＬｕｈｍａｎｎ)的系统论和罗尔斯(ＪｏｈｎＲａｗｌｓ)的公正理论混合而成,是一种“无政府的治理”。它超越包括自然权利、宪政法、契约论等司法传统,建立的是一个超民族的司法构架。而对于这样一个构架而言,构成其权威的两个基本前提则是同时具备统治异议的权威和应用警察力量的能力。由于在整合不同的民族国家的权力时必然会出现民族国家与超民族的权威之间的冲突,因此,作者认为超民族的权威必须拥有“干涉的权力”,依靠这种干涉以影响和决定单个民族国家的法律。这里,作者对这样的干涉是以“对正义的基本价值观念的诉求”为基本原则作出了描述,指出它不是在简单的权力名义下进行的。但是这样一种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超民族的权威构架,在作者看来只是通往帝国的雏形而已。他们所认为的帝国是一个依靠生物权力(ｂｉｏ-ｐｏｗｅｒ)的控制社会(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但是这个控制社会又有别于福柯(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所提出的利用一套规训制度进行治理的规训社会(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ｄｉｓｃｉ ｐｌｉｎｅ)。控制社会是依靠一种指令机制(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ｃｏｍｍａｎｄ)来管理社会生活,并且内化和渗透于个体的日常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之中。这其中处于帝国的权力构造这个金字塔图像三个层面顶端的美国特别引人注目。由于美国在冷战结构解体后掌握了全球武力的霸权,并逐渐由通过联合国来取得美国政府权力施展的正当性而发展到“9·11”之后凌驾于联合国之上的地步,使得人们不得不对美国与作者所称的帝国之间的关系进行充分认真的辨析。因此,《帝国》自然而然地被相当多的学术界人士看作是在替美国的霸权行为和由美国构建的“全球化”做合理性的解释了。当然,两位作者在《帝国》一书中一再强调,美国不能够与帝国画上等号。美国之所以处于金字塔的顶端,在作者看来,在于其立国之初具有强烈帝国色彩的宪法,是它为美国日后转进提供了基础。两位作者认为,这种帝国的思想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得到反映,在整个美国宪法史中生存下来并得以成熟,现在在全球范围内以其完全实现的形式呈现出来。
作者在这里进一步解释道,在控制社会里,当权力转变为生物政治(ｂｉ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权力之后,权力本身实际上也就潜入个体的意识和身体之中,因此社会也就被这一无处不在的政治权力所控制。而正是这种对身体的直接控制,构成了帝国生物政治的最大特点。而且对于资本主义而言,也正是资本生产使得这种全面控制成为可能,资本通过跨国公司和跨国财团这种实际上构成帝国第二个层面的权力运作的载体不断对外扩张,进而控制了生产、流通以及消费领域,并且直接抵达人的主体,使得人也成为资本世界的一个产品。但是作者又认为,通过如此的全球化形式形成的帝国与二十世纪初的帝国主义又是有区别的,欧洲式的帝国主义以民族国家的疆界为区分,以民族国家的主权论为基础,他们信奉二元式的权力地理学,如本国与殖民地、中心与边缘等等,这种二元性政治的帝国主义世界秩序是不稳定的;而帝国则是一个去中心的(ｄｅｃｅｎｔｒｅｄ)和去领土化的(ｄｅ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ｓｉｎｇ)统治机器。它没有边界、没有中心、它是开放的、不断扩张的,它将整个世界的版图整合起来,它对全球文明进行控制。
作者接下来继续写道,帝国的形式是民族国家现代性主权衰落的自然结果,帝国就是后现代主权的一个开端,它表明主权的现代性危机的最终来临。然而,两位作者认为,衰退中的民族国家的主权并不意味着主权本身已经衰落。在整个当代的转型过程中,政治控制、国家的功能以及规章制度的管理机制仍然对经济和社会生产和交换领域进行控制。在这里,作者对民族国家的主权以及民族本身进行了历史性的概念分析,最后得出结论:民族作为现代主权的起点意义是巨大的,而民族权利的衰落以及殖民地的逐渐消失都同时意味着与之联系的批判性社会理论与运动对于现代性主权危机的解决方案最终失效,我们必须寻找解决危机的新出路。后现代理论一直以消解现代性中的二元辩证法为己任,而强调多样性,这对现代性主权的确构成了极大的挑战。作者假定在这个过程中主权已经采取了一种新的形式,它是由一系列国家的和超国家的机构组合在一个单一的统治逻辑之下而构成的。这种新的全球的主权形式就是两位作者所称的“帝国”。在这里,帝国本身就是混杂不同认同、不同阶层和多元交流的全球性疆域,因而需要一种“多样性管理”(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也就是所谓的“差异的政治”(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了。
在这里,作者引入了“大众”(ｍｕｌｔｉｔｕｄｅ)这个构成了帝国的权力构造这个金字塔图像三个层面的最底层面的概念。在作者看来,“大众”就是“生产性和创造性主体的全球化”。认为大众有别于作为现代民族国家产物的人民,人民构成民族的基础,它对内同质化,对外具有排他性;而“大众”是多元异质的,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是民族国家所无法统摄的。大众是反帝国的主体,而反帝国又必须在帝国内在的逻辑中进行;统治全球关系的帝国体制是真正的敌人,只有覆盖在帝国底层的大众才有足够的创造力来建构反帝国,并超越帝国。
在接下来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部分,两位作者提出“要么是世界性的共产主义运动,要么是帝国”是帝国主义危机的出路。两位作者认为,美国的新经济政策其实是超越帝国主义的起点,罗斯福新政采用以国家为主导的凯恩斯主义、将生产和再生产过程都统摄于国家和资本的调控之下,使得一个规训社会得以产生,并逐步走向社会国家的新体制,最终使得规训社会得以形成。对此,他们提出了高度的评价。然后他们又提出:在战后的世界体系中,美国无论在金融、军事以及政治上都扮演了引导资本主义向帝国发展的角色。
对于帝国的政治结构,作者则与历史上把罗马帝国的政治体制描述成君主政体、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进行类比,认为帝国是这样的一个混合体。不同的是,它通过上述的信息网络整合了这三个部分,并且能够随着不同的社会变动进行即时的调整和安排。与此同时,普遍性与个体之间,权力的自明性和个体的自我判断之间,以及权力支配下的主体生产和个体自我的反抗之间,亦形成了对这个混合体(ｈｙｂｒｉｄ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的反抗。
至此,《帝国》的基本框架已经显现出来了。当然,《帝国》对于世界“新形势”所提出的理论分析“不仅在指出世界转变中的主导性逻辑,对众说纷纭的全球化问题提出历史性的解释,同时将其放入帝国体制的构造之中,指出全球化现象是向帝国形成的过渡性征兆,使既有的全球化中性讨论被彻底的政治化”了。
三、哈特和奈格里在上海对“帝国”和“大众”的进一步阐述
1.帝国:新自由秩序和全球战争
两位学者认为,形成现代政治哲学基础的概念如主权、国家与人民,在当今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出现了一种去中心的、网状形态的全新的主权形式———即“帝国”。它是由一系列国家的和超国家的机构组合在一个单一的统治逻辑之下而构成的,能有效地对生产和交换的基本因素———资金、技术、人和商品这些全球交流进行控制,也对那些主宰世界的主权大国进行控制。
帝国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帝国没有民族国家的主权基础,没有现代民族国家制度所界定和依赖的边界,也没有划定权力中心。帝国是一个去中心的(ｄｅｃｅｎｔｅｒｅｄ)和去地域化(ｄｅ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ｚｉｎｇ)的统制机器,它是开放的、不断扩张的,它将整个全球版图整合起来。帝国一方面包含了民族国家,但又超越民族国家。帝国的主权是建立在混合的构造之上的。帝国通过对指挥网络系统的调整来对混合的认同、灵活的等级制度和多元的交流实施管理。帝国是全球性的。
尽管民族国家的主权已不再是帝国的基础,但是民族国家仍然重要,但是包含在全球帝国的网状系统中的支配性的民族国家已经不是终极性的力量了。其网状结构中的各个结点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在爆发时是内在于这个结构的。帝国网络不反对“差异政治”,它能够完全适应世界市场和全球资本生产循环的需要。资本在其生产和消费领域总是需要这样一种纳入,但这种纳入总是通过现存的等级差异而运作的,并且它会制造出新的权力和财富的差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帝国看作新自由主义全球体制的恰当的政治形态。
有关美国在反恐战争中采取的单边行动、尤其是美国入侵伊拉克,两位作者认为,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恰好提供了相反的证明。美国单边主义的目的是要打破君主和贵族力量之间持续的合作这种帝国的特征,以维护其全球君主的自主权。但是,美国在伊拉克一年多来的失败从反面表明今天要建立帝国主义的政权是不可能的。只有帝国,也就是以具有全球性力量的君主和贵族之间建立持久合作为特征的一个去中心化的网状权力系统才有能力维持全球秩序中的等级制度。
作者强调,帝国并非是已经实现的事实,而是一种趋势。犹如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的资本趋势进行了将来时的分析,进而对一个完全成形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分析一样,他们对帝国的分析亦有类似之处。他们认为帝国是全球资本及其新自由主义的体制得以维持和保证其全球秩序的唯一形式,这个事实使帝国的趋势具备了现实的必要性。相信帝国是正在出现的权力形式,我们在明天将要面临它。
2.生产的新方式:非物质劳动的霸权
伴随着帝国概念中的全球主权的变化,生产过程在当今也发生了重要的变革,即出现了非物质性生产相对其他生产方式占据霸权地位的现象,并取代了以前的工业生产的霸权。“非物质性的劳动”,即脑力或语言的劳动和“感情型劳动”,指的是知识、信息、沟通、形象、人际关系或情感反应等创造非物质性产品的劳动。在支配性国家中这种劳动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里所谓的霸权地位指的并非量的霸权,而是质的霸权,是指在质的方面非物质生产已经成为霸权,并且影响了其他的劳动方式和社会本身的发展趋势。在这里知识类型是非物质劳动的核心,因此今天的劳动和社会必须信息化,必须变得明智、富于沟通、富有感情。
但是,所有非物质性生产所需的劳动都仍是物质的———它就象所有劳动一样需要我们的身体和大脑的参与。所谓非物质性指的是它的产品。由于从这个角度来说“非物质性劳动”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术语,因此更好的方法是将这种新的霸权形式理解为“生物政治的劳动”,也就是不仅创造物质产品也创造人际关系乃至社会生活本身的劳动。由此“生物政治”这一话语表明传统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由于非物质劳动的霸权有助于将生产的组织由流水线的线性关系转变为分散的网络结构的不可数的、无限量的关系,生产的技术系统与它的社会组成紧密的达到一致并进而界定了新的劳动类型,也确立了剥削在实践与结构上的新特征。在非物质劳动的霸权之下,剥削不再主要是对由个人或集体劳动时间来衡量的价值的占有,而是要获取协作劳动产生的价值,这种价值通过在社会网络中的循环变得越来越普遍。生产合作的中心形式不再是资本家创造的作为组织劳动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从劳动自身的生产能量中产生出来的。这是非物质劳动的关键特征。
3.地缘政治和区域新政
帝国内的区域主义的规划有着截然不同的两面。一方面,合适的区域主义的帝国模式中每一个贵族力量与君主因素忠诚地进行合作,对帝国的稳定起到了坚定的支持作用。譬如,美国政府对每个区域贸易区和区域军事联盟的参与。在这里美国成为每一个地区联盟的补充———欧洲的区域联盟包括欧洲的民族国家加上美国;类似的拉美联盟包括拉美国家加上美国;东亚联盟也类似,等等。
另一方面,地区贵族(包括民族国家和地区经济力量)并不必然与君主力量站在一边,而可能与大众结成联盟。这种联盟就会形成区域性的“新政”,也就是贵族对大众达成妥协,给予他们政治和经济获益,以达到发展生产力量、促进自身利益的目的。区域主义的这一面可能背离帝国,转向另外一面。也就是说,这种区域联盟并不能巩固帝国的秩序,而可能成为反帝国的策略组织。需要注意的是,地区贵族和大众的利益并非一致,这种区域联盟将会是一种战略图谋,其中大众不得不在目标上有所让步或地区贵族通过努力使其与大众的利益相吻合。当代这种区域联盟的例子可以在拉丁美洲南部区域找到,尤其是在巴西和阿根廷之间可以找到这种联盟。我们在拉丁美洲可以清楚地看到,区域新政必须包含两种同时进行的发展趋势:一是提出民主的、国际的、全球的政策(甚至包括试图挑战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强权),一是推进内部的民主政策(包括财富的再分配、土地改革、劳动政策等等)。外部的民主提议和内部的民主化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