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文献学语境中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原初理论平台——评广松涉的《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广松涉哲学在中国的介绍与研究,最早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卞崇道先生启始的。他在多本关于现当代日本思想史的论著中,都对广松涉思想进行了介绍和一般评述。南京大学出版社通过版权贸易,从日本不同出版社购得广松涉的《事的世界观前哨》、《物像化论的构图》和《存在与意义》(第1—2卷)。已购版权的三本书中,前两本书已经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存在与意义》一书则已完成了全部翻译的初稿,正在由中日双方的专家做进一步的审校。《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这个系列的第四本书。我们不妨先来看看1974年由河出书房新社出版的广松涉的这本《〈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复原、新编辑版》的历史语境。(注:广松涉编:《〈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复原、新编辑版》,河出书房新社1974年版。在译成中文时,我们将书名改为《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众所周知,《德意志意识形态》(此书的全名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并没能公开发表,其中最重要的第一篇手稿甚至尚未完成。《德意志意识形态》全书分为两卷八篇。第一卷由一篇序言和三章构成,主要内容是对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等人哲学观点的全面批判,以及对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新世界观——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正面说明。第二卷由五篇构成,主要批判了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现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三卷中只留存由马克思、恩格斯完成的第一篇、第四篇和第五篇,可能没有包括赫斯等人撰写的手稿。从现有的资料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本打算全面批判当时德国的哲学和社会思潮。第一卷主要批判青年黑格尔派,但重点指向费尔巴哈,因为根据马克思已经拟定的新世界观提纲,新的思想革命正是产生于对费尔巴哈哲学思想逻辑的直接否定基础之上。但是,在撰写第一卷的初始,马克思、恩格斯其实并不打算以单独一篇的篇幅来正面阐述自己的新世界观,后来那个第一卷的结构是在写作过程中,随理论逻辑的发展而自然形成的。必须看到,在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哲学新视界的过程中(《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撰写本身也是这一思想革命的一部分),目前被马克思、恩格斯设定为第一篇的内容相当重要,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费尔巴哈才值得被“认真对待”,并且哲学新视界的确立主要也是针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理论界定,或者说是在“超越费尔巴哈”(列宁语)的过程中创立的。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写作,大约从1845年11月(《维干德季刊》第三卷发表)开始,主体部分于1846年4月基本结束,到了1847年1—4月,恩格斯又补充了第二卷的最后一篇《真正的社会主义》。从文本和最新的研究资料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开初并不打算写一本大部头的论著,而只是试图针对《维干德季刊》所反映的德国哲学界的混战提出自己的看法,主要目的是想界划他们已经获得的新世界观与被超越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根本异质性。所以,第一部分手稿起初并不曾分出章节,而是作为共同批判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的内容。后来在写作的进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决定另辟专章批判后二者,于是便删去了第一部分手稿中有关鲍威尔和施蒂纳的内容,最初的手稿也随之成为第一篇的第一部分。接下去,是计划中的第二篇和第三篇的写作,在第三篇的写作过程中,也有两部分溢出研究对象的手稿,被划出来构成第一篇的第二、第三部分。然后,是“莱比锡宗教会议”的写作。此后,马克思、恩格斯为全书起草了序言,在这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又两次重写了第一卷的开始部分,从而构成后来第一篇手稿中的最后一批文本。最后,是第二卷。(注:据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和其他文献,我们还知道手稿中的第五篇“库尔曼”的原稿是魏特迈誊清的,稿末写明该稿是赫斯撰写的。另外,赫斯作为此书的合著者,还撰写过批判“卢格”篇,出版计划受挫后稿子被退给赫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直到恩格斯去世(1895年)37年之后的1932年才在苏联首次出版。(注:1899—1921年,《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部分章节曾被发表。1924年,经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编译,首次用俄文发表该书的第一篇。1926年,又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一卷(梁赞诺夫编)发表该书的德文版。1932年,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所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一版,阿多拉茨基编)第一部分第五卷中,首次用德文发表《德意志意识形态》全部书稿,次年又出版了俄文版(第一版第四卷)。这是后来流传甚广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版(第三卷)中《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原型。中文版是译自完全相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中的第三卷。)这本书的第一篇集中阐述了马克思新世界观的正面观点,也就是说,《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篇是马克思主义创立后,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对自己哲学新视界的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正面的系统的表述。(注:这个表述主要是通过“清算”马克思、恩格斯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即“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而在这种批判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在书中的第一章里正面阐发了“我们的观点”。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10页。)所以,这也是我们真实认知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经典文本之一。可是,这部分手稿又恰恰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人生前未能完成的手稿,并且,手稿在漫长的岁月中又屡遭损坏,其中几张严重破缺,第一篇也遗失多页,第二篇还缺20页。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撰写的情况看,原稿应该是由多个手稿构成的,其中部分手稿先后有所遗失。现在,我们在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所用的完整中文文本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这一文本,特别是其中的第一篇,主要是以1932年苏联学者阿多拉茨基的第二个版本(第一个版本由梁赞诺夫1924—1926年整理出版)为基础的。由于这一版的文本打乱了马克思、恩格斯原稿的顺序,并依据编者个人的理解进行了重新编排,从中已经很难看出第一篇的理论结构原貌了。
    在后来的研究中,人们逐步意识到苏联学者原先对第一篇手稿的编排并不十分令人满意。其一,1962年,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巴纳(S.Bahne) 在整理资料时,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发现了夹杂在马克思其他遗稿当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遗失”部分的三页,即第一篇中的第29页,无法归属的残片两页,同时发现的还有此书“第三篇 圣麦克斯”原稿的一部分。同年,巴纳在《社会历史国际评论》第七卷第一部分中,用原文将这三页手稿发表。(注:1979年,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收入了新发现的第一篇相关的三页手稿,见第368~372页。)其二,许多研究者开始注意到恢复马克思、恩格斯原稿中的初始逻辑线索十分重要。青年广松涉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手稿的研究和批评是引发这种意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由此,1965年,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在《哲学问题》杂志第10期和第11期上重新发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的新编译本。次年,又出版了该文献的单行本。这个版本是由苏联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献专家巴加图利亚准备、勃鲁什林斯基编辑的。这一次的编排基本上恢复了马克思、恩格斯原稿的编码次序,并根据手稿内容把原有的五份手稿(广松涉将前两个手稿称为“小束手稿”,把后三个手稿称为“大束手稿”)分成四个部分,共二十七节,并根据编者对手稿内容的理解拟定了二十五个小标题(其中第一节是原有标题,第二十六节以作者边注为题)。1966年,东德《德国哲学杂志》第4期用原文重新发表手稿,编排基本上参照了上述俄译本,只删除了巴加图利亚等人加上的二十六个节标题。后来,1972年出版试行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历史考证第二版,以下简称MEGA2),也收入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其编排基本上同于1965年俄文版,只是将手稿划分为七个部分,并保留了作者在稿边上的批注。1988年,我国人民出版社《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手稿的新编译本——《费尔巴哈》也宣告问世。(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新编第一篇手稿——《费尔巴哈》一书(中文新版),由人民出版社1988年首版。)这个新译本的主体参照了东德1966年版的手稿,并将俄文版的二十七个小标题附在书后,成了我们国内研究者手中《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手稿的新版中文版单行本——《费尔巴哈——唯心主义观点与唯物主义观点的对立》(以下简称《费尔巴哈》)。(注:这是恩格斯在1883年马克思去世后重新阅读马克思手稿时所加的尾注。手稿原件上本来只有“Ⅰ,费尔巴哈”。)后来中文第二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也沿用了这一版本。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手稿的中文版单行本,与原有的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实际上是阿多拉茨基版)相比,不管是结构上还是内容上,都有了十分重要的变化。在这个中文新版本中,马克思、恩格斯原先那五份手稿被分为四个部分。编辑者将马克思、恩格斯第一篇手稿的五个相对独立的手稿,按时间顺序分别编排为:最初写下的具体说明哲学新视界的第一手稿的29页,现在被编为第二部分;从已成稿的第三篇中两处抽取的第二、第三手稿计43页,现在被编为第三、第四部分;最后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完成大部分手稿后,两次起草的全篇引言和新世界观的总体概括的第四、第五手稿,它们被整合编辑为第一部分;而新发现的三页手稿,除第29页编进原序位以外,另外两页按原有的页码编在了第一手稿的最前面。同时,新版手稿还恢复了马克思、恩格斯原稿上的许多重要注释和说明,并对手稿做出了一些近似文献学的说明,如在文本中保留了马克思的原有页码(但没有保留恩格斯的纸张序号)。在这一版中,新增了近一万余字的新内容(这个版本的基础是新德文版,它主要参照了由苏联学者巴加图利亚准备、勃鲁什林斯基编辑的新编俄文译本。参见苏联《哲学问题》杂志1965年第10、11期)。我以为,这一版本为中国学者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初始理论线索提供了重要的文本依据。
    广松涉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早在1959年就读东京大学研究生的时候,广松涉就参加了名为“理论集团”的学习会。会员们在这个学习会上阅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广松涉便是从中意识到该书当时的两个版本(梁赞诺夫版和阿多拉茨基版)在编辑上皆有问题。同年春天,广松涉又设法借到了法政大学田代正夫教授收藏的梁赞诺夫编辑的MEGA1的德文原版;第二年春天,通过城塚登助教授的介绍,又从东京大学教养系淡野安太郎研究室借来了《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一卷(ArchivⅠ) 。以此为基础,广松涉在次年参加了东京大学研究生院伦理学科的金子武藏教授所担任的“精神史的方法”讨论课(研讨正好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教材)。作为听课的作业,广松涉完成了以探讨《德意志意识形态》已经存在的两个不同版本的异同以及在编辑上的问题的报告。1965年,此文在日本《唯物论研究》春季号上发表,引起广泛关注。1966年3月,广松涉又针对新出版的巴加图利亚版发表了《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苏联新版》一文,此文刊登于《图书新闻》第851号上。1967年6月,广松涉再次针对新德文版在《思想》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问题——由于东德新版的出现》的文章。1972年,由苏联东欧马列主义研究机构主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历史考证第二版)发表《德意志意识形态》新译版(试用本)。(注:关于MEGA2的基本情况,可参见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附录二。)经过这一系列艰苦而认真的努力,1974年,广松涉终于在河出书房新社出版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复原、新编辑版》,这可以说是广松涉针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所进行的长达十五年研究的最终成果。
        二
    那么,广松涉这个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过人之处到底在哪里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看看这五个不同版本的共同基础——《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手稿的具体情况,再逐一研究广松涉版之前问世的其他几个不同版本的情况。
    如前所述,《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是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尚未完成的手稿。1962年以后,该书三个新版本所处理的文本基本上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一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最初完成的作为第一篇手稿主体部分的三份手稿;二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完成书稿主体之后撰写的全书序言和修订稿的内容,这里实际上包括多次写作、修改构成的多份手稿;三是1962年新发现的三页手稿中的一个无法归属的残页。
    为方便中国读者,我们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的《费尔巴哈》单行本为参照展开分析(以下简称中文版)。依照广松涉的看法,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可分为两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分几次完成的第一篇手稿的主体部分,它们被广松涉称为“大束手稿”(第一、二、三手稿,即中文版第一篇正文中的第二、三、四部分和“国家和法同所有制的关系”);第二个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直到最后还在修改并未定稿的全书绪论和部分重新改写的手稿,被广松涉称为“小束手稿”(第四、五手稿,即中文版中的第一卷序言、第一篇序言和第一部分的主体内容)。上述手稿都写在大约20×30厘米的大开纸上,纸张大小略有差异(四种)。(注:中央编译局的文献学专家在中文版中对这些纸张使用了“印张”的概念,因为“印张”一语为出版业务中一个特有的专业术语,通常是指一张整开纸正反印足文字的计量。而经过我们反复讨论,确认这里应该使用“纸张”概念来说明马克思、恩格斯书写文字所使用的不同大小的用纸。)作者在写作时,先将大开纸中心对角一叠为二,使一张大开纸成为正反四页(面)手稿。对这些手稿,恩格斯的做法是在每一大张上标注纸张序号,而马克思则是在每张纸的四页上加上页码序号,但大纸张上的空白页和全文删除的部分都没有编页码。所以,后世人们拿到的原始手稿上就有两种不同的编号。写作中,马克思、恩格斯通常将正文写在每一页中心线的右面,而中心线的左面则供修改和插入文字使用。另外,全部手稿的主要笔迹是恩格斯的,属于马克思的笔迹只有为数不多的插入内容和文字修改。
    从这个情况来看,“大束手稿”一共17张大纸,包含三份手稿(广松涉称为“三个部分”)。第一手稿共五张大纸,计22页,恩格斯的纸张序号从第6张开始,一直到第11张(用{6}到{11}表示),马克思的页码从第8页一直到第29页,其中,第10张纸和第11张纸中有两个空页;第二手稿两张大纸计六页,恩格斯的纸张序号为第20、21张(用{20}和{21}表示),马克思的页码从第30页到第35页,其中每张纸都有一个空页;第三手稿,共九张大纸,计32页,恩格斯的纸张序号从第84张到第92张(用{84}到{92}表示),马克思的页码序号则是从第40页到第72页。“大束手稿”的内容在中文版中是从现在我们看到的单行本第19页第二自然段开始,一直到第82页。“小束手稿”则由七张大纸组成,其中五张大纸只有恩格斯的第1-5张的序号(用{1}到{5}表示),其中第四张纸只用了第一、二两面,另外两页既没有纸张号也没有页码序号,其中第二张只写了一面。广松涉将这两张纸标注为“{1?}”和“{2?}”,并用{1?}的第a、b、c、d页和{2?}的第a页加以列数。这一部分的内容在中文版中是第1~17页。最后是一份手稿的片断,即1962年发现于其他文稿中的三页手稿中的两页(另一页为第一手稿中的第29页),此张纸的文字写在第三、四两面上,上有马克思标注的第1、2页。此内容为中文版的第18页和第19页的第一自然段。广松涉将其标注为手稿“Ⅰ”。
    对这些文本的手稿,广松涉之前的四个版本分别做了如下编辑:
    一是梁赞诺夫版(以下简称梁版,此版文本中没有1962年新发现的三页手稿)。根据广松涉的说法,梁版的编排方针是“将手稿中的文章如实地编成铅字”[1](P124)。所以,文中被删除的部分用小号字排出并加以括号,马克思所增写的内容、边注和其他信息在脚注中进行了说明。梁版的文本编辑是先排印小束手稿中的{1?}的第a、b两页,内容重复的{1}被看做它的修改稿,然后是{2}、{1?}的c、d页和{5};接下去排印大束手稿的三个部分,即{6}到{92};最后是{3}和{4}。
    二是阿多拉茨基版(以下简称阿版,此稿同样没有1962年新发现的三页手稿)。广松涉对这个版本持否定态度,用他的原话评价就是“先把手稿拆得七零八碎,然后用糨糊和剪刀进行剪贴”。“阿多拉茨基的剪贴,并不是以段落为单位来重新编排,而是将一个段落拆开,将剪切下来的部分与在完全不同的行文逻辑中撰写的、在手稿中相隔几十页的文章的一部分连接在一起,从而构成新的段落。其做法可以说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而且,在手稿的剪贴难以巧妙地进行时,竟然擅自插入连接的词句!”[2]所以,广松涉认为阿版简直就是一个“赝品”。这个评价实际上概括了我们沿用了几十年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三卷中《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的情况。可是,没有第一手文献学研究基础的我国学者对此却浑然不觉。
    阿版只收入最终改定的文字,对那些删改、加写的内容,只在尾注中做了个一次性说明。在手稿排印上,它将“小束手稿”全部排在前面(其中还插入了从“大束手稿”中抽出的内容),开头部分基本上是按照{1}、{2}、{1?}c~d、{2?}、{3}、{4}、{5}的顺序排列的,而“大束手稿”(被抽取的内容除外)则被分割成了几十个片断,在东拼西凑之后,形成了我们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三卷中看到的篇章结构。
    三是1966年由前东德出版的新德文版。这个版本其实就是我们手中那个《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手稿的新译中文版的被译对象。第一,这个版本实际上是1965年巴加图利亚俄文版的一个复制本。大概因为广松涉本人不懂俄文,所以他总是以内容基本一致的新德文版为例。第二,广松涉认为,这个版本“采取的是将手稿的最终文形按页码顺序活字化的基本方针”[1](P126),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是因为该版编辑者采用了以马克思留下的文本页码顺序来对手稿进行排印的做法。所以,文本中没有保留恩格斯在纸张上所做的序号,而只是将马克思的页码序号以加括号的方式插入到文本之中(这一点,我们在中译文本中能够看到)。第三,新德文版对被删除的字句、增写内容、修改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同笔迹等几乎没有记载,但在脚注中,对重要的删除文、被大幅度修改过的语句的原形却进行了注释。
    正如我们在中文版中已经看到的,从手稿排印上看,新德文版一开始是作为序言的{1}、{2},接下来是编为第一部分的{1?}c~d、{2?}、{3}、{4}、{5},然后,作者将手稿片断“Ⅰ”插入第一部分的开头,而后再接排{6}~{92},最后才是马克思的附录。
    最后一个版本是MEGA2。广松涉当时手中的文本是1972年前苏东当局发行的MEGA2部分样卷的试印本,那主要是一个用于征求意见的稿本。对该版本,广松涉的评价是:“登载手稿的最终文形,而将关于修改过程、增补以及笔迹等的信息在‘异文详情’中一次性进行记载”[1](P127)。由于是历史文献考证版,所以这个版本应该说是在文献学意义上最为完整的一个版本,其主要特点是:(1)将没有指定插入位置的边注以及笔记类的文章排印在栏外,被删除的语句都用“〈 〉”括起,并标注了其所在的位置;(2)对那些被修改过的语句的处理方法是将原来的语句和修改后的语句一并记载,并标明在正文中的页码和行数;(3)将删除、修改、加笔等前后的文形以上下对应的形式记载,后来插入的语句、马克思撰写的语句以及马克思删除的语句等等的区别,也用各种符号在卷末的“异文详情”中做了标注。
    手稿的排印顺序为:先排印{2},然后是{1}、{1?}、{2?}、{3}、{4}、{5},在插入手稿片断“Ⅰ”后,再接排{6}~{92},最后是马克思的备忘录。
        三
    现在,我们可以来看看广松涉对自己新编版本的说明了。关于该书的编辑方针,广松涉做了一个颇为详尽的说明:“本版采取的是将手稿中每页的状态(包括删除、修正、增补、笔迹、栏外笔记等等)以及手稿的内在构成(大小束手稿之间的内在关联、基底稿及其异稿、‘大束手稿’的缺损部分和‘小束手稿’的誊清稿之间的关系、栏外的增补文章与原来的文章的呼应关系)能在直观上一目了然地体现出来的编辑方针。”[1](P128)具体而言,广松涉力图使他的版本排印与原手稿“逐行对应”,但由于排印技术所限,这个愿望最终并没能实现。
    但十分难能可贵的是,广松涉在自己的版本中对前人的做法进行了如下重要改进:一是首次采用双联页排印的方式(手稿正文印在左页,相关文本印在右页),将手稿中新旧文本(原稿与誊写稿以及部分重要的增写内容)以左右两页并排的形式展示给读者;二是用不同字体将恩格斯与马克思所写的内容区别开来,这使读者能更直观地了解原手稿在文本写作上的真实情况;三是将被删除的内容用小号字体排出,并直接存留在原删除的文本位置上,并且标注了马克思、恩格斯用横线与竖线删除的差异;四是用不同标记明确注明马克思、恩格斯增写与改写的文字;五是关于不同版本的各种信息,被如实地反映在手稿的排印中;六是广松涉在自己的日文版后,以独立成书的形式排印了按照他自己的理解结构的德文原稿,这就提供了文本研究上的一个直接来自于母语文本的比较参照系。(注:也因为广松涉有很好的德文基础,所以在德文手稿中他才能发现马克思与恩格斯在“缀字法”上的不同,以更多地获得文本研究中所需要的重要信息。另外,广松涉1974年在河出书房新社出版的这个版本,采用了一个硬纸封套合装两个精装本(日文书与德文书)的方式。)毋庸置疑,这些做法都使广松涉版具有了更高的文献学价值。
    在对手稿结构的理解上,广松涉的看法与以前的版本有较大差别。他说:“在‘大束手稿’的开始和途中有缺损部分,但是那不是真正的佚失,而是应该用‘小束手稿’中的改订新稿来填补的内容。‘小束手稿’的剩余部分,是与‘大束手稿’的某处(正文的开始部分)相对应的改订异稿。因此,笔者主张采取将‘大束手稿’按照马克思标记的页码排列,用‘小束手稿’中的改订新稿填补缺损部分,另外将‘小束手稿’中的改订异稿与‘大束手稿’的对应部分对照排列(按双联页的形式,即左页为大印张,右页为与之相对应的‘小束手稿’中的异稿)的方式。”[1](P261)这是广松涉对手稿结构最重要的也是独特的理解,他根本不认为手稿真的有所遗失。在他看来,手稿中看似遗失了的部分,实际上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对手稿结构所做的调整。广松涉认定,如果将“小束手稿”中改订文本重新调整穿插进“大束手稿”的缺失处,我们就能获得基本完整的第一篇手稿的主体。广松涉认为,“通过这样的处理,第一篇的遗稿不再是零散片断的拼凑,而是具有一定的连贯性”的完整文本。正是基于这种理解,在手稿排印上,广松涉首先将马克思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所写的序言置于全书的起始部分,其实,这个文本并不直接属于第一篇手稿。对此,广松涉解释道,这是第一编绪言的“关联性”文本。接着是作为第一编绪言的“小束手稿”中{1},与其他版本不同的是,广松涉将{1?}的a~b页作为{1}的誊改手稿,以双联页的形式并排刊印在主文本的双联右面。再下来的手稿排印就是极为复杂的编辑工作了。广松涉先是在右页正文中排印了第一篇序言的{2}(文本中的A,他不同意MEGA2将{2}放置到{1}之前的做法),然后直接排印作为主要手稿正文的“大束手稿”中的{6}~{92}。与原先大多数版本不同,广松涉将{1?}c~d、{2?}、{5}作为一个文本整体,视为“大束手稿”中马克思、恩格斯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11}~{16}的改写异文,所以,他将这部分文本直接连续排印在{11}~{16}正文的双联右页上。而关于“小束手稿”中的{3}、{4},广松涉则大胆地推断此文本就是“大束手稿”中那个遗失掉的第36—39页,因而,他又将这一部分文本直接排印在“大束手稿”左页正文中的第40页的前面。最后,对那个根本无法归属的手稿片断“Ⅰ”,广松涉则干脆将其作为附录处置了。
        四
    首先,广松涉的这个文献版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研究域中最重要的版本比较研究的成果。它在直面文献原初语境的条件下,对已经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手稿的不同理解逻辑和排印构架进行了有深度的文献学分析,并进而得出了自己全新的处理模式。这个文献学成果第一次让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了解到文献学在“回到马克思”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也廓清了一些存在于文献学/文本学研究中的理论迷障。这一版本的中文译本的问世,无疑将成为我们进一步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学研究的十分重要的新基础。因为这个文本使我们第一次能够直接面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时一批最初文本的原有逻辑构架。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我们大概也是第一次在文本中直观地看到:“马克思是怎样修改恩格斯的文章的,以及马克思、恩格斯自身是如何推敲自己的文章的,通过了解这样的行文过程,对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过程以及在该过程中两人所承担的工作量等方面,可以得出种种见解。”[1](P256)
    毋庸置疑,这对我们深入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过程,了解当时每一个重要原理的提出、确定和修订的完整过程,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共同创始人这个历史事实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版本使我们在证伪西方马克思学所制造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之谬时,终于具有了最重要的直接证据。当然,这种文献学意义上的重要研究对那些不习惯于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人来说,可能毫无意义。如同广松涉已经指出的那样:“即便参照了被删除的文章和语句,考虑删改、修正的过程,或者是区别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的部分,‘也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同’。对于习惯于随心所欲地引用只言片语,并以之来谈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之类的人来说,基干部分的多处最终文形经历过差不多已经看不出其原形的大幅度删改——马克思、恩格斯是如何呕心沥血地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以之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理论的,两人之间至少在当初存在过哪些不一致和微妙的差异——这些事情也许算不了什么。”[1](P271)
    然而,对对象文本严肃、认真和客观的态度是日益步上正轨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所不可或缺的,这一点已经越来越成为学界的共识。因此,这一文献学的研究成果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研究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对文本学研究方兴未艾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来说,意义尤其深远。
    其次,对广松涉从这个研究成果中得出的一个结论,笔者不敢苟同。上文曾经提到,从广松涉这一文献学成果中人们看到,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合作何其紧密和团结!这是真实历史情境的一种揭示。可遗憾的是,广松涉从中得出了一个惊人的判断:“在确立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与之融合为一体的共产主义理论之际,拉响第一小提琴的,限于合奏的初期而言,毋宁是恩格斯。”[1](P272)其实,在前面那段引文中,广松涉的这个判断已经表露无疑了——他说马克思“修改恩格斯的文章”。那么广松涉何出此言呢?这是由于他认定,《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中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的最初文本是由恩格斯独立完成的。此外,通过对这一版本的研究,他发现:“如果将恩格斯的文章与马克思修正、加笔的文章进行比较的话,能够发现两人的见解中还存在相当的距离。直截了当地说,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明显落后于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出自恩格斯的独创性见解,而马克思则向恩格斯进行了学习。”[1](P280)倘若广松涉所言不虚,那马克思主义必须改称“恩格斯主义”了!为此,广松涉还专门写过一篇著名的《青年恩格斯思想的形成》。(注:参见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附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对广松涉这个失之轻率的判断,笔者十分不赞成。根据笔者的考证,广松涉之所以得出这一判断,原因主要有二:
    第一,广松涉对1840年前后青年恩格斯与青年马克思之间关系的判定。广松涉认为当时恩格斯的思想始终走在青年马克思之前,后者反而只是前者的追随者或者说学生而已。必须承认,这个分析倒不无道理。因为在1842—1843年期间,特别是在1843年夏天以前,已经走上共产主义立场并着手经济学研究的青年恩格斯与赫斯的思想都深刻于青年马克思。可是,这种状况在1843年夏天以后却逐步改变了。在这个阶段,青年马克思先是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通过对欧洲历史的系统研究,获得了全新的思想认识;其后不久,到了1844年,当他进入经济学研究之后,青年马克思即在理论逻辑和政治观念上超越了赫斯和青年恩格斯。而广松涉显然没有注意到1843年前后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和演进。其实,在1845春天之后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全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缔造中,马克思虽然与恩格斯始终保持着相当紧密的合作,但前者显然才是真正的主导性创始人。
    第二,广松涉在整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手稿的过程中所得出的直接结论。我们已经知道,这一手稿的主体部分,或者说绝大部分文本的笔迹都出自恩格斯,马克思的笔迹只限于少量的插入文字、栏外注释和对文本的修改。实际上,这个情况早在该手稿的第一个版本整理问世时,就已经是所有版本的编辑者们所周知的了。最初的编辑者梁赞诺夫曾经提出了著名的“口述笔记说”:“手稿基本上是出自恩格斯的手笔。出自马克思的手笔的只有修正、插入以及若干的栏外补充。但是,从这一点不能得出应该将恩格斯视为著者的结论,毋宁说正好相反。特别是第一章尽管是两人共同的劳作,但给人留下的是马克思让恩格斯将口述笔记(in die Feder diktierte) 下来了的印象。与此不同的是,第二章看来是马克思单独撰写的,而不是对口述的笔记。”[1](P287-288)
    另一个判断来自1962年发现那三页新手稿的巴纳。他也注意到文本主体部分呈现为恩格斯笔迹的事实,可他得出的结论是:“恩格斯的字易读而且写得快……他每次都主动承担誊写工作。”[1](P288)我个人更倾向于后者的观点,因为在第一手稿的正文中,“恩格斯的笔迹像钢笔习字帖那样一目了然”[1](P124)(广松涉自己的说法)的情况看起来并不像是口述的记录,而如果是马克思的口述,便不可能没有大的错误和修改,“誊写说”可能更合情合理一些。倘若让我来揣测的话,我想现在我们看到的主要文本,都是马克思原先字迹潦草、无法看清的初始手稿的抄写稿了,或者说已经是直接送交出版商的最终手稿了,可是,精益求精的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个最重要的第一篇手稿上,又进行了大量的修改和增写。
    另外,在历史唯物主义是谁创立的这个问题上,也不能主要根据《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笔迹来推断,而必须依据整个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史的完整情况和他们各自内在的理论逻辑的具体形成过程来加以判断。对此,我在《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一书中已经做了具体的讨论,在此不再赘述。一句话,全部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思想发生学的研究表明,马克思主导性地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广松涉之所以得出错误判断,与他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史的理解不够准确有一定关系。在对手稿进行分析时,为了证明马克思的思想落后于恩格斯,广松涉挑选了一个文本片断,即在第一篇手稿第17页上(中文版第29—31页),原来恩格斯笔迹的文本中描述了“共产主义社会不仅仅是作为基于财产共有制的社会,而是作为没有被固定化的分工的社会来被描述”,可是广松涉却认为:“马克思在提出上述论点的恩格斯的文章中,在加上了‘批判的批判者’、‘晚饭后从事批判’等语句,将该部分的文章改成故意开玩笑的语气之后写道:‘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社会体制],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现实的运动,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马克思的栏外补笔证明当时的马克思还没有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应该建立的社会体制、最终的社会体制来思考。”[1](P281)
    广松涉的判断是,此时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解远远落后于恩格斯,因为后者已经将共产主义当做一种最终的体制来思考,而马克思则在设想共产主义仅仅是一种“运动”。其实,这是马克思非常著名的一句话,此处他根本不是在思考自己经过恩格斯抄写的原稿中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体制问题,而是突出批判了那种将共产主义仅仅作为一种价值悬设(现实应该与之符合)的抽象理想。显然,广松涉自己的理解出了问题,却武断地批评马克思。
    我认为,广松涉的这本文献学的著作,第一次向我们呈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文献学语境。借此,我们能看到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们的国外同行已经掌握的研究方式和持有的科学态度。我们可以不同意广松涉的具体观点,但有必要从广松涉及其文献版的研究上反省自己走过的和将走的道路。
【参考文献】
    [1] 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 广松涉.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中存在的问题[J].唯物论研究,1965年春季号,(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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