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代资本主义有三个比较突出的特点：1，在美国的主导下，发达国家在军事、经济和政治方面进行了整合，相互之间的战争危险基本消失；2，全球化的影响：发达国家之间开始了经济方面的协调，发达国家自身的生产结构发生了变化，跨国公司影响日益扩大，国际合作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发展要素；3，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向发达国家迁移，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将会在未来对发达国家产生巨大的冲击。

　　关键词：当代资本主义，美国，战争，全球化，移民

　　当代资本主义的类别与属性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按部分西方学者的看法，马克思认为的"资本主义"，以及世界其余地区的"西化"，其范围是自15世纪至20世纪初的这一时间段内1。而沃勒斯坦则将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称之为"历史资本主义"2。换言之，当代资本主义既有一些结构和组织方面的变化，也具有某种时间上的特征，因此，尽管一些国外学者将当代资本主义的起点界定为20世纪80年代，但依然有很多学者将当代资本主义看作是1945年以后的资本主义。3笔者赞同以二战的结束为当代资本主义的起点，因为普遍和广泛的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使资本主义体系发生了某些根本性的改变。4同样，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经济和政治体系，二战以后的资本主义与此前相比，也有巨大的差别，因此，将当代资本主义定义为二战以后的资本主义并以此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应该是较为可行的。

　　毫无疑问，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的变化是多方面的，在一篇论文中甚至无法将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完整地加以阐述，因此，本文选择论述的只是一些容易为人关注的现象，并希望通过这样抛砖引玉的探讨，能使更多的同好参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一，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危险基本消失

　　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曾经说过，静态的封建主义是一个历史事实，一个静态的社会制度，一种历史可能性，但是静态的资本主义从修辞上来说是一个历史矛盾体。5换言之，资本主义应该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资本主义是一种向世界扩张的体系，这种扩张既伴随着对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的侵略，也伴随着发达国家之间的血腥战争。

　　然而，二战以后的历史证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已经不再使用战争手段来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这种现象的出现有以下三个因素的影响：其一是发达国家由美国领头完成了其军事上的整合，其二是发达国家之间对原材料的控制达成了体制上和意识上的一致，第三则是其政治上完成了整体性的民主化改造。因此，这些因素，既有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自身内在规律的作用，也有冷战所产生的间接影响。正如约翰·艾森伯里所说，任何一次重大战争之后都会伴随着国际秩序的重建。6在这样的时刻，新兴大国领导人会发现自己有巨大的优势来重新修订国际秩序的原则。

　　美国的选择是利用自己的巨大物质力量和道义力量，将自己的军事和经济优势转化为在自己建立的体系中的一种持久的秩序。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使弱小者不再恐惧，使强大者不去做改变自己地位的选择。7冷战以一个对所有发达国家有威胁的形式客观上整合了发达国家在军备竞争方面的"方向"，使其形成了一个以美国为首，以北约为组织形式的军事集团。由于美国在军事实力方面的绝对优势，其余的资本主义大国已经不可能在真正的意义上与美国竞争，因此，其内部的分歧在军事争端这个层次上降到了微不足道的地步。

　　从这个意义上，发达国家之间没有战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态度以及它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支配地位。二战对美国的影响是巨大的。从经济上看，二战前美国的主要工业资源完全可以自给，但二战后美国越来越依靠从外部世界获得资源，也就使美国必须关注世界整个局势的发展；同样，二战后由于武器装备的发展，美国原来可以置身欧洲事务之外获得安全的条件已经逐步丧失，远程轰炸机、洲际导弹、高速舰船与核武器对美国的威胁使美国不再有心理上的安全感，这些都增强了美国扩张与干涉世界事务的意愿。8事实上，霸权国家的全球军事力量对和平局势的控制至为重要，而全球力量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海上。按莫德尔斯基的看法，世界强国的海上力量（20世纪又加上了空中力量和太空力量）决定着世界的基本秩序，而美国在二战以后，一直到1959年，其海上力量几乎占全球性海军力量的百分之百，此后，在世界上的份额也从来没有低于60%。9这种一家独大的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使其余的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丧失了对其发动挑战的可能性。

　　同样，英国作为美国的特殊盟国，在战后对发达国家之间的整合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英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大国地位和殖民体系，尽力鼓吹对抗苏联，以西欧发达国家和美国一起建立一个必要的欧美安全体系。由于苏联占领了东欧，英美认为这一事件摧毁了美英苏战时的联盟，催生了冷战。而美国政府不愿意东欧由苏联控制，在不得不承认苏联在东欧需要友好政府之时，就想尽量地在这一地区推行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的价值体系。10于是，以美英为主导的对苏冷战与对发达国家自身阵营的整合开始了。在这一过程中，解决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昔日宿敌的矛盾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由于法国对德国充满疑虑，所以在实行压制德国的政策和重新武装德国的问题上一直不让步。而武装西德以对抗苏联是美英两家共同的政策，结果，美国和英国共同对法国施压，最终说服法国人将近期的安全与长期的安全问题区别开，接受了美国关于成立北约的主要观点。11这一过程表明，由于美国在军事问题上对发达国家的整合，在对抗苏联的同时实际上也消解了昔日发达国家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北约军事体系的建立过程，既是一种对抗苏联的过程，也是美国通过这一体系合法地控制自己盟友的过程。12最终的结果是，美国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具有了无可争议的"仲裁者"的地位。

　　同样重要的是德国问题。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当然有很多原因，但在欧洲爆发的战争都与德国有关，证明解决"德国问题"与欧洲和平之间有着极为重要的联系。冷战后德国的分裂状况使德国人一直认为，德国的分裂是"非自然"的，在德国的土地上部署美国的核武器也是非自然的。13但处于东西方冷战的夹缝之中的联邦德国，为了生存下去，必须依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西德外交部长阿登那明确指出，"我们的地理位置使我们处在生活理想完全对立的两个大国之间。如果我们不愿意被碾碎的话，我们必须是不是倒向这方，就是倒向那方。"14倒向西方不仅意味着听命于美国，也意味着必须与法国搞好关系。由于法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合法"优势，新的西欧整合只能以它为中心。所以法国尽力鼓吹欧洲联合，这样，它一方面能将德国的复兴进程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防止德国超出自己并充分利用德国宝贵的经济资源加快本国的现代化进程；又能借联合的西欧抬高自己的身价，增强自己在国际社会中话语的分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的经济发展显出更强劲的势头，将法国抛在了后头。在1973－1980年间，德国马克的有效交换率增长了50％，而法国法郎却减少了15％。15在这样的情况下，密特朗上台后，只能加快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借此来提高法国在共同体中的地位。尤其是德国再次实现统一之后，法国更是主张加大市场和经济与货币联盟的进程，借此把两德统一的进程纳入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其目的是把人口超过法国41％、经济超过其39％的德国约束住16。而德国"牺牲"马克以换取欧元，也表明德国愿意以经济优势换取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主导权。这种状况表明，以经济发展为纽带，使合作中产生的利益引起进一步外溢，逐步达到政治整合是可能的。即便从一个极端的角度，这两个国家也都不具备战胜对手的能力。历史一再证明，欧洲强国的相互残杀只能确保"相互摧毁"。因此，贝格哈恩认为，从一战开始，欧洲就在进行"自杀"，这种暴力战争的"雪崩"，根据谨慎的估计，共埋葬了7000万至8000万条人命，并且把欧洲这个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的中心也埋在下边。17然而，欧洲人并不希望继续"自杀"，二战后欧洲产生的日益广泛的欧洲联合思潮，以及欧盟的建立和逐步扩大，就是欧洲政治家和民众对历史反思的结果。实际上，欧洲历史上也有过长时期的和平，只要领导者的国家能够发挥作用，维持秩序就行，维也纳和会后的百年和平就是例证。因此，从历史的角度看，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并非一定要用战争的方式解决。同样重要的是，目前作为"领导者"的美国，一家的军费开支就相当于世界其余16个国家军费的总和，在这样的形势下，是美国不满意欧洲国家的军费开支过低，认为欧洲国家免费享受了美国提供的和平红利，所以要求欧洲国家增加防务开支。结果，欧洲国家被迫组建快速部队，在维护欧洲安全的前提下，能以新的方式为美国军事行动出力，自然，谁也不会奢望如此性质的防务组织会真与美国对抗。更重要的是，即便对自己的盟国，美国在军事技术上也要保证领先其5-10年。在此状况没有改变的前提下，发达国家之间不可能出现与美国对抗的军事集团，也不具有相互发动战争的心理基础和军事基础。

　　发达国家之间爆发战争的另一个经济因素是对原材料市场的争夺，谁能决定原材料等资源的控制与流通方式，谁就是霸主。从目前的情况看，发达国家依然及其严重地依赖于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主要的工业与其他方面的原材料。下面的一个统计表格显示了这一特点。

　　发达国家在重要资源上依赖进口的统计表：（进口所占的消费比例）18

　　这样状况表明，发达国家依然严重地依赖世界其余地区提供的资源。不过，尽管跨国公司与其他一些国际的经济组织试图垄断或控制某一领域的贸易，但由此引起的争吵并不是致命的，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矛盾，尤其是关于石油等战略资源的纷争，却对世界贸易，尤其是发达国家贸易、生产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保证最基本的原材料供应以稳定的或者至少是可以接受的价格方式提供，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优先考虑的问题。实际上，欠发达国家在世界贸易的出口不到20%，但其出口的原材料却占世界份额的40%以上。一些非欧佩克国家的出口贸易中也有一些制成品，但初级产品的出口贡献依然占60%以上。更重要的是，生产商和消费者对初级消费品的价格都很敏感，这种所谓的刚性需求使发达国家控制市场的欲望更加强烈。19尽管如此，如果我们把围绕特定价值的竞争性社会关系的形成过程称之为"社会博弈"，与此前的资本主义相比，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特点是，相互间的经济竞争代替了以战争为主导的国家竞争。而其基础，在于二战后的发达国家已经由美国主导建立了一种在稳定的利益基础上的竞争合作关系。由于冷战的爆发，为了维护一个确保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安全环境，美国在战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马歇尔计划，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关贸总协定等，更重要的是，在美苏冷战的形势下，甚至就是这些"经济"方面的考虑，在西方政府的政策制定中也降到了次要的位置。20发达国家在二战后经历的高速稳定的"黄金"发展阶段，证明其在原材料的供应和协调机制方面的运转是成功的，所以，通过各种类型的组织和谈判来制定规则开始成为西方各国普遍接受的方式。同时，由于原材料价格的决定权基本上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讨价还价来决定（尽管发展中国家在多数情况下均处于不利地位），所以，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是协调立场从发展中国家获取更多的利益（世贸组织内部的谈判就显示了这一特点），相互之间目前不存在只能动用武力来解决的经济纠纷。

　　第三，如果军事上与经济上都不存在可能爆发战争的诱因，那么，政治上或者是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还会有可能导致致命的冲突。然而，二战以后，为了维护新的国际秩序，美国利用自己的优势对原来的一些发达国家进行了按照自己意愿的"民主"改造。21德国和日本在美国的强制改造下，已经基本上是西方宣称的"民主国家"，享有大致相同的价值观和政治体制，其余的国家也相应完成改制，因此，这方面的隐患已经消除。正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所说，现在是美国实力空前强大的时候，美国及其盟国既富饶强盛，又有一致的利害关系和价值观，一定会抵制想推翻它们所赖以致富和发展的国际秩序的任何企图。所以，美国准备"制止未来在军事上的竞争"。22由于类似的论述很多，这里就不再赘述。

　　二，全球化的经济发展趋势

　　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个特点是，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相互联系更为紧密，即所谓的全球化特点，23但控制与反控制的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总的来看，这些变化有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发达国家之间开始了经济方面的协调；第二，发达国家自身的生产结构发生了变化，第三，跨国公司影响日益扩大，第四，国际合作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发展要素。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二战后的秩序总的来说建立在一个较为稳定的国际体系上，这种体系允许在独立的民族国家存在有重大区别的经济组织。这显示发达国家的经济协调能力更加成熟，尽管各个民族国家都有很大的自主选择权，但也都不得不在很多时候屈从于相互依靠的国际经济体系。有两种趋势形成了这种压力：国际化对很多国家的经济安排造成巨大的压力，通过在相互依赖的市场上更多的竞争，或者通过建立超国家的游戏规则。这两种压力迫使民族国家参加一些让他们失去某些自治权利的组织，如WTO和欧盟等。24

　　因此，改变战后资本主义特性的主要因素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全球化的进程，其二是不断推进的技术进步与组织革命，而这两者又是相互关联的。按本杰明·科里特（Benjamin Coriat） 的看法，国际化与全球化是有区别的，国际化实际上是指以美国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生产方式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疆界扩张，全球化则意味着在世界不同的地点有不同的创新合作方式。国际化在对各国的生产者产生更大压力的形势下，对各国政府机构的结构与重组有重大的影响；但这种变化是确定的，日本与西欧的变化证明了这一点：这些政府的变化是能够跟上潮流的。而全球化则不同，它增加了不确定性，因为竞争对手的压力来自世界各地，价格、质量、生产的速度以及种类等，都会产生跨国性的影响。25也就是说，全球化至少在民族国家的层面上是建立在一个更加开放的世界市场上的，其结果必然是加剧了竞争，也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事实上，美国在战后顺利地在除开苏联阵营的地区扩张，美国银行的国外分行在1950年为95个，而在1975年时已经达到732个。261961年9月，美国领头建立了著名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0ECD），包括了所有西方主要的工业国家。而原来的七国集团（现由于俄罗斯的加入而成为八国集团），也是美国在其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与军事方面类似，美国在经济领域全球化的作用也至关重要。

　　美国认为，"培植一个美国制度能存在并发展的世界环境"是冷战的一个重要任务，而发展经济的互相依赖是美国安全利益的关键。所谓经济的互相依赖就是说，基于自由贸易与投资使各国的经济利益从商业和金融上互相连接起来，以构成国际经济。美国的这一战略，并不是像斯大林所说的那样，只是为了夺取海外市场和原料基地。美国的目的除满足自己的扩张需要外还试图建立一种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秩序，以自由贸易为基础实现经济开放，从而增加美国的安全度。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目的所在。27

　　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持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国际经济体系，美国和其主要的盟友之间保持了一种较为"大度"的关系。美国与盟国的经济往来，通常都是美国进口盟国的商品超过出口盟国的商品。其中与日本的贸易更为明显。根据1977年的统计，按其出口货物的价值计算，美国出口日本的货物为8.8%，而日本则为24.7%，欧共体对日本的出口为0.9%，而日本对欧共体的出口则为10.8%。28

　　二战结束后，西方一些学者就对西方阵营的经济关系作过一些分析，他们认为大致可能出现三种情况：第一是不断增加的经济矛盾会使西方国家相互再次以兵戎相见，爆发类似于二战那样的战争；第二种则为超帝国主义，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能够结成一个联盟，共同管理维护他们自身利益的体系和制度；第三种是美国一家独大，能够维持它在西方的领导者地位，并抵御社会主义阵营的挑战。29从冷战后的历史看，美国成功地主导了发达国家的整合。目前发达国家实际选择的是一条界于第二种和第三种状态之间的道路。其中，一个主要现象是西欧在新形势下开始了自身的整合和一种全新的"跨国发展"。过去发达国家最集中，矛盾也最激烈的欧洲能相互协调好彼此的关系，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

　　以欧洲，主要是西欧为中心的发展是集中体现了现代资本主义协调发展的能力。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欧洲在二战后出现的这种状况是战前任何人都无法设想的，正因如此，英国才为迟迟不加入这一一体化进程付出了沉重代价。不过，从长远的角度分析，欧洲的合作仍然有其历史渊源。其中，第一个因素就是技术的扩散。近代世界的发展本身就是一种技术的扩散过程。而欧洲国家内部之间扩散的密切程度从很早就超过了其余的地区。早在200多年前，欧洲工业革命就产生了技术方面合流趋势。在西欧，西方的思想，大众趣味，以及技术本身都受到铁路，电报，以及电话的广泛影响。实际上，"西方"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的含义早已出现，只不过被种种"自杀"行为打断，在以前的扩散中，真正对一种融合和认同感产生影响的技术扩散并不具有二战后的规模和影响，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大众教育程度还不如二战后完善和普及。尽管如此，哥白尼和伽利略等人的思想很难说仅仅是哪一个民族国家的思想，而更应该属于欧洲的共同财产。同样，现代资本主义或者说现代经济基本上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发展，以及这种模式向新大陆的扩张。这种扩张的速度（包括在欧洲内部的速度），与经济发展和交通的便利成正比。帕克（William N .Parker）从技术的角度对欧洲的联系与技术进步的关系做了一个比较，认为在1750年前，人们的交通费用昂贵，远距离交往几乎为零，1750-1900，技术进步使交通费用下降，开始了十分有限的远距离交往，1900-1950，交通费用进一步下降，人们远距离交往密切，1960年后，农业已经很少使用土地，人们的交往更加密切，范围更大，由此产生了各种潜在的变化。30工业化时代继续发展，但是它只是在服务工业化领域(部分地也是在可储存性方面)得到了继续发展。例如，语言方面的工业化--通过印刷、电缆、空中电波和航天通信--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产业之一。曾经认为是独立经济部门的农业和园艺也有很大一部分获得了服务-产业的综合特征。从技术、规模和有效销售方面来说，荷兰的花卉业已经成为这种综合产业的典范。荷兰绝大多数玫瑰、菊花和康乃馨在摘下来数小时之内就远销世界各地。

　　所以，从现代经济的发展历史中，人们不难发现，现代的科学观念以及其所产生的影响，改变了人们认识自然和世界的方式，这种对自然的认识统治着西方文化的思维结构，也影响着西方的技术发展框架。而在这种观念产生的中心地区，主要是西欧，人们在与世界其余地区的认同过程中，其趋同的成分显然要大于任何一个地区。再加上战后的马歇尔计划，使欧洲在一定程度上更有利于协调自身内部的分歧，加强了区域内的合作与发展。其结果是，发达国家形成了北美，西欧与日本三大集团。而美国成为这三个集团中无可争议的领袖，任何一个其他的集团目前都还不具备挑战美国经济主导和协调的能力。

　　跨国公司的发展是全球化的另一个趋势。在一战以前，跨国公司就开始形成，但两次大战延缓了这种进程。二战后跨国公司才开始了新一轮的扩张。这种扩张有以下一些特点：1，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及比重增长，1945年直接投资额占对外投资总额的39。2%，1978年已经达到61。6%。2，投资来源国发生变化，由以前的英国转变为美国第一，英国第二，德国第三，日本第四的格局。3，投资领域发生转移，美国将很多新兴工业部门以投资方式转移到急需这类发展的西欧各国，第四，发达国家相互投资增加。31可以这样认为，跨国公司在二战后成为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主要组织形式。

　　西方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二战后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自身内部的变化促成的。第一个因素是其社会生产体系的变化，对于多数工业化国家，战后的社会生产体系一般由大规模的群众生产相对标准的产品以及包括工业关系，支付制度，工作培训，公司的管理风格等明显的结构构成。这种变化利于大公司将自己的体制向其余地区推广，并反过来将其余地区生产的标准化产品向全球推销。在这种意义上，全球化运动就是一个为产品寻求最具效率的产地的过程。

　　第二，正因如此，发达国家在此基础上以不同风格构建了自己的社会体系。例如德国，它以严格的规范化的学徒制度以及工业合作关系来建立自己的生产体系，它的特点是建立在多样性和质量上，而不是简单依靠标准化和降低价格。

　　第三，竞争的形式，消费者的需求在微观经济层面上产生了一些更加不确定的后果，新技术也使大规模的标准化生产受到了明显的制约。因此，其经济成功基本特征是一样的：不同的具有弹性的专业化或者是多样性的高质量生产。32

　　由于这些因素，先进国家未来的社会生产体系的轮廓还不清晰。也许它还需要几十年才能完全定型。而新的体系的出现，应该包括工业关系，培训制度，政府干预，金融业务的相互转移，以及一个更加完善的国际环境。同样，对于未来的生产是否依然还是建立在大规模的群众生产模式上，学者们的看法并不统一，赫斯特（Paul Hirst）,蔡特林（Jonathan Zeitlin）等认为，大规模的群众性生产将会逐渐衰退，但科里特（Benjamin Coriat）则认为，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生产依然还是会保持大规模群众生产的模式，另一部分会更有弹性。33从目前发达国家市场上反馈的信息看，人们的日常基本生活用品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的格局依然没有改变（与销售形式和包装的小批次多样化并不矛盾），因此，后一种观点依旧有很强的生命力。

　　同时，由于国际竞争和工业方面能力过剩，传统工业国的某些经济部门利润肯定会逐步下降，造船业已经如此，钢铁工业的一部分也是如此，近来汽车制造也出现了这样的迹象。德国的劳动力成本一向很高，但这是建立在其高度的技术和高效的生产水平上的，由于德国马克对美元的比价过高，妨碍了出口贸易，这种状况也迫使德国公司将很大一部分工业投资转移到国外。这种转移，使近年来（1995）德国每年都增加了10万左右的失业人口。34其他发达国家大体上也是如此，但这些国家的跨国公司本身却在不断赢利的过程中向全球发展，而其本国政府基本上无法阻止其在世界其余地区的投资行为。

　　因此，世界级的大公司开始变得越来越强大，不仅侵蚀着民族国家政权的权威，而且不管其本国公民的福利而自行决定其未来的发展。下面的统计表明了世界的前十位大公司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

　　十大公司一些重要产品在世界市场所占的份额表：（1997）35

　　
　　换言之，跨国公司尽管不可能挑战民族国家的政府，但它们毫无疑问地掌握着世界经济的命脉，由于大型跨国公司基本上是发达国家的"专利"，所以，跨国公司的相互渗透也使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更为复杂和微妙。目前兴起的跨国公司的并购潮流，大多为发达国家的强强联手，主要为英美的大公司。这一趋势多少表明，发达国家在对付发展中国家时更容易结成联盟。当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国际合作也是一种巨大的潮流。历史的经验表明，没有秩序的竞争对双方的经济都会造成伤害，贸易战争也是一样。不受制约的竞争，比如在捕鲸等类型的人类生产活动中，只能加速这些资源的枯竭，对人类社会并无好处。36不过，另一种变化也在发生，由于经济的相互联系，原有的资源出口国的发言权越来越小。甚至在曾经是悬在西方头上一把剑的石油工业方面，现在其供应也变得十分稳定，正如一位金融人士所说，现在的问题是不在于有没有足够的石油供应，而是在金融上和经济上需要多少价钱去购买才合算的问题。37因此，通过国际组织进行合作，尤其是强势发达国家以经济和其他方面的资源为后盾，解决某些经济发展中的矛盾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尤其是关于安全的概念已经在发达国家中扩展到遏制非军事和非国家的威胁方面，贫穷、环境恶化、危机、战争、毒品交易、以及移民等都开始成为安全的内容。所以，对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全球化意味着西方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与第三世界的环境危机联系在一起，包括其战略性的对稳定、市场、资源乃至休闲的需要。38反过来，全球化对第三世界国家而言，也意味着他们第一次可能戏剧性地摆脱营养不良，疾病与愚昧等为标志的不发达状态。39这种客观的形势决定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具有在种种矛盾和冲突中仍然享有的合作基础。

　　这种意义的全球化也影响着发达国家与其余国家的国内政治变化，随着市场经济在世界各国的发育成熟，人们逐渐承认制定市场经济管理规则的重要性。如在美国，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全国政府履行了监督职能：进行监管和管制，平衡利益，平息危机和限制经济结构巨变产生的负面结果。比如，1863年美国政府就建立了第一个金融银行业的监管机构-货币监理署（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of Currency）-因为这对建立强大的国民银行很重要，同时也要求进行强有力的管制。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目前的全球化进程中，世界拥有的是一种没有全球政府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提供全球治理特别体系的组织等国际机构，离全球政府差了十万八千里，并且缺乏民主责任性。虽然有全球治理体系总比没有要好，但该体系不是为了大众利益或保证公平的结果而建立起来的。这不禁让人提出了更广阔的价值观是否被忽视的问题；它甚至没能促进经济增长。40当然，相反的看法依然有说服力：根据专家统计，各种国际经济合作组织，如世界银行等对世界农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对发展中国家，而且对发达国家的农业也有着重要影响。因为农业生产的几百万小农场主的投资行为，基本上由该组织投资取向的优先顺序来决定。41同样，各种全球性的经济与发展组织，尽管它们对各个民族国家政府并没有强力的约束作用，但毫无疑问，这些组织的决议对民主国家的集体行为决不会没有重大影响。42

　　总之，这种学术界普遍关注的全球化问题使发达国家之间的联系更加复杂化，同样也影响着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这种不平等、不对称然而又不可能割离的关系将会在未来主导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如何把握这种关系的实质，因势利导改变自己国家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的位置，是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关心的问题。

　　三，移民潮冲击发达国家

　　二战后的第三个特点是世界范围内的人口迁移出现了全面的变化。以前的人口流动，主要是发达国家向世界其余地区的流动，尤其是向新大陆和澳大利亚等地区。而在二战以后发达国家自身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与同时具有的较高薪酬的诱惑，使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向发达国家流动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根据一些学者80年代的统计，发展中国家20-40年龄组的人口增加比发达国家同龄组大致快10倍。43据英国统计，仅在1971-1981年间，格拉斯哥的人口下降了22%，曼彻斯特下降17%，利物浦下降16%，而大伦敦下降了10%以上。1990年以后，这种下降趋势更加明显。44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出生率下降所至，在1970年以后人口出生率开始戏剧性地下降。自上个世纪60-90年代期间，英国的老年人口（男性65岁，女性60岁）一直保持在1000万左右。45与此对应，1958年，东南亚的人口出生率为2 .81%，1965-70年间，中美洲的人口出生率更高达3.36%46。这一方面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有着丰富的人口资源，而发达国家的人口下降和老化又迫使其接受部分移民。尽管移民是一个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现象，并且近代以来西方对新世界的大规模移民从来就没有停止，但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移民的主流已经从白人转变为了有色人种（历史上非洲黑人被作为奴隶贩运的"人口流动"除外）。这就使得发达国家在面临新的移民潮时，解决新移民对所在国的文化认同工作变得前所未有的迫切和重要。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移民本质上具有两种不同的性质。第一种是受到教育的高等级技术人才，这种迁移被视为"人才流失"，因为不仅其母国缺乏这种资源，而且其培养过程花费了大量国家补贴的钱财。第二种是非熟练劳动力的迁移，则能给劳动力迁出国带来利益。47

　　这种人口迁移的大变化，是本世纪资本主义发展产生的某种外溢效应。在发达的民主社会中，整个工人阶级日益有效的组织长期从事阶级斗争，其形式是极力扩大社会生产和社会设施的范围，极力限制经过市场进行的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源分配的范围。在这种民主的阶级斗争中，不同阶级的命运变换不定。例如，在英国，1979年以来的主要意图就是重建市场优势，但是，一般的趋势还是倾向于有更多的商品和劳务进行集体分配，在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内总产品(GDP)的50%左右现在是用这种方式进行分配的。48战后这些发展本身通过各种经济计划形式，主要是充分就业和福利制度，使普通工人的收入有了大幅增长。

　　在美国和欧洲大约有2500万工人目前平均每天的工资收入为85美元，这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主要是受惠于1945年以后西方为避免社会紧张所制定的社会政策。但他们的这种生活水准却日益受到来自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工人的挑战。他们完全能够生产这些发达国家工人生产的产品，而其价格却更为低廉。其结果是使这些国家的相应工业向这些新兴的工业国家转移。最大的挑战，正如哈佛商学院的研究所指出的，是"转移到市场导向生产的南非、印尼、中国的部分地区以及其余的东南亚国家，将使12亿第三世界工人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加入到世界的生产和劳动市场，而他们目前的每日工资尚不足3美元。"49由于这些工人的低工资产品在世界市场的流动，必然会最终影响发达国家相关工人的收入，据哈佛的研究报告，富裕国家在未来的20-30年的期间，其工资有可能会下降一半。50同样，由于发展中国家工人的工资不足富裕国家三十分之一，怎么可能想象他们会自我克制，不去追逐更高的待遇？如果这种局势的发展失控，不仅会对国际贸易产生影响，也会激化发达国家内部各阶层的矛盾。然而，发达国家劳动阶级的高福利不可能发生戏剧性的逆转，它还将继续成为吸引发展中国家人口流动的强大磁场，并使人口迁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与此相反，战后发达国家出现的一个新动向是，本土劳动力的增长率逐步下降，由于农业部门规模的缩小，也不可能再提供给工业以大量的劳动力。然而，从国外引进劳工却可以给这些国家提供增长的动力。按罗斯（Arnold Rose） 的统计，战后欧洲各国的移民数都在逐年上升，其中以德国引入的外籍劳动数量最大，在1970-72年间，引入的劳动人数就达44.57万人。51同样，这些移民在欧洲各国的人口增长中也占了很重要的地位（见下表）。

　　净移民在二战后西欧各国人口增长中所占的百分比表：

　　
　　资料来源：联合国每月统计公报。52

　　应该注意的是，这些移民在劳动力市场上所占的比例还要大。战后初期移民绝大多数是来找工作的男性青壮年人，他们大多来自农业落后地区，缺乏技术，没有家小负担。当然，随着以后技术工人的引进，收入略高，他们的家小也开始进入经合国家，并逐渐成为移民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近年来，非法移民逐渐成为发达国家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2002年6月20-23日欧盟在西班牙举行的首脑会决定关注解决非法移民问题后，丹麦、西班牙、意大利和英国都在起草法案，对寻求庇护者实施更多的限制。德国的6个洲甚至要求联邦法院制止议会通过一项准备吸纳更多技术移民以解决德国缺乏技术工人问题的议案。按照学术界通常的看法，吸收技术移民对移民输出国是不利的。53欧盟委员会说，它现在预期欧盟各国今年底以前会落实把非法移民遣返的标准政策，而一支共同的欧盟边境警察部队将于2006年部署。非法移民浪潮冲击着欧盟各国的就业市场，结果2002年的法国勒庞和荷兰的富图恩都成功地利用了移民问题而获取了选举的好处。尽管在欧盟各国的限制下，到欧洲来寻求庇护的非法移民已经从1991年的897330人下降为2001年的384530人。54

　　2002年12月8日，当英国内政大臣宣布将有1200名阿富汗和伊拉克难民倍允许进入英国并获得工作签证，以此作为对法国关闭加来难民中心的回应时，英国民众投票中有2/3的人反对接受更多移民。他们认为，剧增的移民人口只会招致灾难，由于移民的廉价劳动力，大部分工作会被他们抢走，不仅会导致犯罪增多，而且会改变英国社会的结构，使各个社区的关系紧张起来。55

　　北欧国家的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的政策，尽管一直得到各政党和民众的广泛认可和支持，并且还有很多人愿意为这种社会保障模式支付更多的税赋，但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也开始出现危机。人员流动，难民和移民增多是北欧模式建立之初没有预料到的。原有福利主要针对依法纳税的本地人，而越来越多的外来移民也要分享这种高福利，显然会引起排外的情绪。更重要的是，外来移民中的非法移民往往占极高的比例。1980年在美国的200-400万非法移民中，有一半来自墨西哥。甚至在香港和意大利，1979年也有超过50万的非法劳工。56而导致非法移民的主要动力，在于移民输出国劳动力的平均收入远远低于移民的接受国，一般为其原来收入的5倍左右。

　　移民的数量取决于移入国的政策。而移入国的政策是随着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变化的，同时也取决于在移民过程中中获利一方（雇主与消费者）与受损一方（本地工人）。一般说来，移民替代本地工人，将使他们的工资降低，增加他们的失业率；另一方面，由于生产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而本国的人口出生率又不能满足劳动供给的需求，所以，移民劳动力的补充是必然的。移民问题在一个同质的社会中往往会较为严重，尤其是移民增加成为了人口中的一个相当比例，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消耗了较多的公共资源时。57同时，由于要完全将移民融入所在国的主流文化中，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外来移民的"悬浮"存在，成为一个限制移民的重要因素，而且远远超过了经济的因素。

　　即便在被成为"移民天堂"的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依然存在。不仅在南部各州至今仍有人笃信"白人至上"，而且共和党参院领袖洛特也在公开场合赞赏种族隔离制度。而在求职时，白人比即使是名字"听起来像黑人"的求职者，应聘机会也多出一半。同样，在管理、财会、技术、行政等多方面，情况也是如此。58令人关注的是，在美国，种族歧视是非法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指标是，在由昂格鲁·撒克逊白人移民为主构成的这个社会中，其家庭平均收入的位次却不是最高的。按美国官方的统计资料，以普通美国家庭的平均收入指数为100计算，犹太人最高为172，日本人为132，华人为112，而昂格鲁·撒克逊人只为107。59这种收入的差异，对传统的美国白人至上观念也是一种极大的挑战。美国的移民限额制是建立在昂格鲁·撒克逊种族优越论的基础上的，其理论是认为其他民族的移民不如英裔美国人优越，但这种收入的差距引起的心理震动肯定远远超越了纯经济的领域。亨廷顿提出有关文明冲突的论点，其一个很大的背景就是对这种世界人种构成变化的潜在忧虑。60

　　作为昂格鲁·撒克逊人为主体的英国，在1950年时有色人种不超过2万人，但80年代中期以来，有色人种的人口比例已经占到英国人口比例的4.4%。61所以最近发生了针对外来移民、外国劳工以及避难者的激烈排外与族裔暴力事件。这种现象既有民间的也有官方的。在民间，过去几年里德国、法国、波兰、匈牙利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也发生了激烈的民众排犹现象，与此同时在德国、意大利、法国和捷克共和国还发生了排斥土耳其人、阿尔巴尼亚人、吉普赛人以及其他移民或外来劳工的事件，各种新法西斯主义或新纳粹组织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声称要捍卫民族主义文化遗产以及标准的民族认同的纯洁性，保护原住民的就业机会，它们给这些事件火上加油。在官方层面上，欧洲各国政府对排斥避难者和外来移民的国家政策以及泛欧政策进行了协调，使之一致，入境的规定更加严格，然而正是此时"统一欧洲法案"(Single Eruopean Act)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把欧盟的欧洲本地人口统一起来，允许他们在联盟版图内自由出入。这也有力地证明了存在统一与分裂这种矛盾现象，说明了对最近复兴的族裔民族主义与现代化思想协调的难度，而这种现代化是一种痛苦的变迁过程，它在成功进入民主的大众富裕王国时将获得民族和谐、社会和平。62但在未能达成完全的现代性，未能与原有的文明主体整合之前，冲突与躁动是必然的。

　　目前，这种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移民潮流正方兴未艾，而且，无论发达国家采取什么措施，这股移民潮流都是不可阻挡的。从发达国家目前所采取的措施看，其政治家基本上都不会也不能采取完全拒绝移民的政策，而是力图将这种移民潮流按照自己的意愿纳入轨道：即尽可能只让技术移民进入自己国土，严格控制非技术移民。然而，由于发达国家的人口下降趋势的不可逆转，尤其是其白人人口的出生率下降，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向其流动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如果这种趋势持续发展下去，那么，当今以白人为主体的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将会在人种学的角度上发生改变，换言之，经典的"白人资本主义"将会转化为"混血资本主义"，而这种改变是否会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性质和其运作方式产生相应的影响，目前还是一个无法预测的变数。

　　注释：

　　1 William N .Parker, Europe, America, and the Wider World, Vol 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p1

　　2 参见 沃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3 参见Mark kesselman, Joel Krieger, European Politics in Transition, D.C. Hearth and Company, USA,1987,pp2-3.米歇尔·博德则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新建设和随之而来的繁荣时期、非殖民化、资本国际化以及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这一切都以世界规模检验着由资本主义带来的新冲击，并产生了资产和资源调拨的新手段。[法]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 1500-1980》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 , 第245页。而Samuel Bowles与Richard Edwards 则从地理分布的范围指出，二战以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体系才覆盖了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见Samuel Bowles，Richard Edwards，Understanding Capitalism, Harper and Row, Publishers, New York,1985.pp1-3.

　　4 陈晓律《英国福利制度的由来与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页。

　　5 转引自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4页。

　　6G. 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by Princeton，p1

　　7 ibid, p 4.

　　8 Steohen E. Ambrose, Rise to Globalism, penguin books, new York, 1988,ppxii-xiii.

　　9 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Seattle and London,1987,p112.

　　10 Steohen E. Ambrose, Rise to Globalism,, pp54-55.

　　11 Nicholas Henderson, the Birth of NATO, Colorado, 1983, p6.

　　12 戴高乐时期法国之所以退出北约，就是不能忍受美国的控制。但这只是一个插曲，并不表示西方阵营由此分裂。在两大阵营的危机时期，法国的核力量依旧很自然地被纳入西方阵营。见Steohen E. Ambrose, Rise to Globalism,p234.

　　13 Timothy Garton Ash, In the Europe's Name, Vintage, London, 1994, p7.

　　14周琪 王国明主编《战后西欧四大国外交》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275页。

　　15 Robert J. Jackson, ed., Europe in Transition, Praeger Publishers, USA，1992, p137.

　　16 Philip H. Gordon, France, Germany and the Western Alliance, Westview Press, USA, 1995, p33.

　　17贝格哈恩 《自杀的欧洲》 中国城市出版社 1999 年9月第1版 , 第1页

　　18 Conucil on Oil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Washington, D.C,. January 1977. from Ruth W. Arad and Uzi B.Arad, Sharing Global Resources,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New York, 1979, p43.

　　19 Ruth W. Arad and Uzi B.Arad, Sharing Global Resources,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New York, 1979, pp107-8.

　　20 James E. Dougherty, Robert L. Pfaltzgraff,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USA,1990,P260.

　　21 G. 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by Princeton，p5

　　22 <美国务院针对中国的战略部署的秘密报告>，转引自http://www.military.com.

　　23 关于全球化的学术论述，第一是"新马克思学派"，或称"新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S. Amin, A. Callinicos

　　和S. Gill，他们认为全球化就是帝国主义化，代表了反动的全球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胜利，其结果必然是不公正、不公平的两极分化，而国家和政府已经沦为国际垄断资本的"代理人"。 　新自由派：信息共享第二大学派是新自由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Ｋ．Ｏｈｍａｅ和Ｗ．Ｇｒｉｅｄｅｒ。他们认为全球化主要是指全球经济和市场的一体化，其结果不一定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而是世界资源的优化组合，绝大多数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都将得到长远的比较利益。尤其是，他们认为全球化是人类进步的先驱，因为它正在促使全球市场和全球竞争一体化的出现。　第三大学派是"怀疑全球化派"（the skeptical thesis），简称"怀疑派"，其代表人物是Ｐ　Ｈｉｒｓｔ和Ｇ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与新马克思和新自由派所认同的"超全球化"观念不同，"怀疑派"认为甚嚣尘上的所谓全球化，根本就是一个"迷"（ｍｙｔｈ）。"转型学派"：无法预测、超越左右。第四大学派是"转型学派"（the transformationlist thesis），其代表人物是Ａｎｔｈｏｎｙ　Ｇｉｄｄｅｒｎｓ，　Ｊ．Ａ．Ｓｃｈｏｌｔｅ和Ｍ．Ｃａｓｔｅｌｌｓ。他们共同认为，身处新世纪的世界，全球化是推动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并正在重组现代社会和世界秩序。参见 赵辉"全球化研究动态述评"转引自 "思想的境界"网站。

　　24 Edited by J. Rogers Hollingsworth and Robert Boyer,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4-5.

　　25 Edited by J. Rogers Hollingsworth and Robert Boyer,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242.

　　26 [法]米歇尔·博德 , 《资本主义史 1500-1980》东方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 , 第264页。

　　27伊凡·亚历山大《真正的资本主义》新华出版社 2000年1月第1版 , 第18页。

　　28 UNCTA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Development Statistics,1979, new York :united nations1979,pp86-92.from R.J.Barry Jones,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the World Economy, Humanities Press, great Britain,1986, p161.

　　29 R.J.Barry Jones,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the World Economy, Humanities Press, great Britain,1986, p95。

　　30 William N .Parker, Europe, America, and the Wider World, Vol 1，p149。

　　31 杨宇光《经济全球化中的跨国公司》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第4-6页。

　　32 Edited by J. Rogers Hollingsworth and Robert Boyer,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192-93.

　　33 Edited by J. Rogers Hollingsworth and Robert Boyer,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193.

　　34 Ibid,p291.

　　35 Keynes, John Maynard，"The global economy." New Internationalist, Jan/Feb2000 Issue 320, p24

　　36 Oran R. You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and London, 1989, p3.

　　37 Michel Albert, Capitalism VS. capitalism, Four Wall Eight windows, New York, 1993,p3.

　　38 Cyril Obi，"AFRICA --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Mar2000, Vol. 27 Issue 83, p47, 16p.

　　39 Mandle, Jay，"The good side of going global"，Commonweal, 07/18/97,Vol. 124 Issue 13, p11, 3p.

　　40 Globalism's Discontents"，刊载于美国《美国展望》杂志2002年1月1日--1月14日第13卷第1期。

　　上网日期 2002年10月08日; www.cc.org.cn. All rights reserved.

　　41 Ben Fine, Costas lapavitsas and Jonathan Pincus, ed, Development Poli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Routledge, London, 2001, pp190-1.

　　42 Oran R. You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and London, 1989, p80.

　　43田方，陈一筠主编《国外人口迁移》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44 Michael Anderson, British population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364.

　　45 Pat Thane Old Age in English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78.

　　46 Carlo M. Cipolla,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world Population, penguin books, Great Britain, 1978,p107.

　　47 吉利斯，波金斯，罗墨，斯诺德格拉斯著《发展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24页。

　　48托姆·博托莫尔 《现代资本主义理论--对马克思 韦伯、熊彼特、哈耶克的比较研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9年3月第1版 , 第60页。

　　49 Kennedy, Paul，"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Fall96, Vol. 13 Issue 4, p31。

　　50 Ibid, p31.

　　51 John Cornmall, Modern Capitalism, its Growth and Transformation, St.Martin's press, New York,1977,p865.

　　52 John Cornmall, Modern Capitalism, its Growth and Transformation, St.Martin's press, New York,1977,p86.

　　53 因为技术移民在输出国接受的教育等培训费用与母国接受的汇款收入之间不能抵消，同时，由于其母国落后的状况使这些人员更不容易返回母国而为其服务。见Dominick Salvatore, ed, World Population trends and their impac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greenwood press, new York, 1988,pp120-122。

　　54 法新社记者马克·布尔列赫"欧盟要建欧罗巴堡垒"转引自《大公报》2002-11-20，B1版。

　　55 英国卫报2002-12-8，转引自《南方周末》2002-12-12，A12。

　　56 Dominick Salvatore, ed, World Population trends and their impac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greenwood press, new York, 1988,pp110-111.

　　57 Dominick Salvatore, ed, World Population trends and their impac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greenwood press, new York, 1988,pp112

　　58 张少威"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转引自《大公报》2002-12-17，A2。

　　59 Thomas Sowell, Ethnic America, basic books, New York, 1981, p5.

　　60 参见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五章"经济、人口和挑战者文明"， 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61 Michael Anderson, British population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369.

　　62 安东尼·D.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50-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