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幽灵仍在“纠缠”着世界  

——法国共产党人、哲学家邦萨伊德访谈录
    [法国《解放报》5月19—20日(合刊)文章]题：法国共产党人、哲学家达尼埃尔•邦萨伊德访谈录：“谁也不知道21世纪的革命将是什么样子”(记者 让—米歇尔•黑尔维希)

    资本主义不是永恒的

    记者问：现在，托派分子到处都有，但到处都见不到托洛茨基主义……
    达尼埃尔•邦萨伊德答：这就是所谓的”阴魂不散”。在一个斯大林分子面前，我愿意说自己是托洛茨基分子，就像我愿意在一个排犹主义者面前说自己是扰太人一样。这是一种并不会打乱自己身份的挑战态度。加年代和30年代诞生的党派(从俄国的左翼反对派到1938年建立的第四国际)与其说是通过捍卫某种教条以确定自己的特性，还不如说是通过应对前所未有的考验以确定自己的特性。这里所说的前所未有的考验是指法西斯主义势力在欧洲的上升，官僚主义的反革命势力在苏联的出现，民族解放运动的诞生……
    问：这种综合的另一个基础是托洛茨基的某种先知先觉。人们由此得出结论说，1917年在俄国实行的布尔什维克模式仍是一个基本的参照。
    答：应当说是•十月教训”，不应当说是超越具体历史条件的“俄国革命模式”。
    问：但20年代以来仍存在一种革命模式……
    答：有些经验是应当记住的。有些战略假设需要在实践中验证和校正。但不存在模式。谁也说不清楚21世纪的革命将是什么样子。作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制度，资本主义从产生到现在只有几个世纪时间，它不是永恒的。我们正在进入一种长期文明危机，在这种危机中，世界的“缩小”讨程正变得越来越缺乏理性。

    《资本论》是伟大偶像

    问：你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但在最近10年，你思考的只是引发反抗、抵抗和革命的原始冲动的根源，并没有全面重新思考你的理论的基础。
    答：我只是一个哲学教师，可以说是共和国的一名红色轻骑兵。我在我的书中也思考过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实性，考虑过政治民主的条件。但我对反抗精神和不屈服精神特别感兴趣。面对不公正的事情而生义愤之情，这并不需要有理想的正义“模式”或完美的社会“模式”．
    问：你在你最近的著作<反抗)中谈到了被强迫改信天主教但仍暗中信奉犹太教的扰太人。但那些犹太人在接触了基督教的普救说以后就再也没有“返回”到他们祖先的宗教了。
    答：那些被迫改信天主教但仍暗中信奉扰太教的犹太人表现出了耐心和忠诚，在不忠之中表现出了忠诚，他们把连续性和变化结合起来了，所有这些都使我着迷。在那种世纪的考验中，谁能保证自己能全身而退?共产主义的幽灵不但仍在纠缠着欧洲，而且在纠缠着世界。我指出这一点是要说明，现在，同上个世纪时相比，(资本论)更是现代性的伟大偶像。我最近写的这本书就是要从历史动力和政治现实性的角度来看待对反改革运动的反抗，从行动的实际可能性的角度来看待对反改革运动的反抗。

    应当有新的共产主义精神

    问：社会民主党人似乎不讲究这种“实际可能性”。你在书中谴责社会民主党的行为是背叛。但总的说来，一个多世纪以来，社会民主党的表现难道不是优于有组织的共产党的表现吗?
    答：我在书中并没有用“背叛”一词．说社会民主党有背叛行为，就必须说明社会民主党人不是恪守诺言者。而社会民主党人可以说是忠于自己身份的，其身份就是：有产者的忠实奴仆。在魏玛政权时，社会民主党对纳粹势力的上升应承担什么责任?我们现在不是在同考茨基式的人物或布卢姆式的人物(他们都是阶级斗争的大人物)辩论。我们现在的辩论涉及的是各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政策。在法国，在最近20年里，左派执政长达15年之久，执政的左派现在仍在破坏工人运动的成果(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劳动权)。
    问：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极端性。在美国，戈尔被击败了。结果是：放弃京都议定书，破坏公共条例……
    答：不要把责任弄颠倒了．为什么选举时弃权人数的增多起到了惩罚自由主义左派或右派中的左派的作用？事情很明显：在法国，同巴拉迪尔和朱佩执政时期相比，私有化行动增多了，股东的权力因而更大了；公共服务部门继续受到打击；继续进行金融和货币的欧洲建设，但在社会方面却没有—致的标准；拒绝进行彻底的税制改革；不经过讨论和议会投票表决就在巴尔干采取战争行动……但左派却没有找到进行选举制度改革的时间．它承受了自己确定的游戏规则所带来的后果!
    如果说存在新的资本主义精神，那也应当有新的共产主义精神．有人说：“世界不是一种商品。”那么，我们希望世界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已经提出来了，我们必须作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