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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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义修:MEGA 编辑与马克思研究的新视野——R.黑克尔教授访谈



摘要:本文围绕MEGA编辑与马克思研究的主题,对黑克尔教授进行了学术访谈。访谈从德国的“语文学”(Philologie)研究传统出发,对文本考证(Textkritik)工作的内涵、原则与意义进行了介绍,进而提出,应当恰当理解MEGA独特的编辑原则,即文本考证的原则、时间顺序的原则、文本类型分类的原则,但这种原则并不是文本编辑和理解的唯一方式,同时也要加强对其他类型文集的编辑工作,因此有必要对MEGA的功能予以合理定位。访谈也回顾了两德统一前后MEGA编辑从陷入低谷到复苏重建的历史变迁,并简要介绍了其运行现状。访谈最后对与MEGA编辑和出版相关的《资本论》中的马克思恩格斯关系问题、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等问题做了评述,对中国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编译工作予以了积极评价。


关键词:MEGA    马克思研究   马克思学    文本考证    《资本论》


      罗尔夫·黑克尔(Rolf Hecker)教授是德国资深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辑专家、MEGA编辑促进协会主席,目前从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以下简称“MEGA”)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修订版(简称“MEW”)部分卷次的编辑工作,并与中央编译局中文第2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工作团队有着密切的联系与合作。2015年6月,笔者在柏林拜访了黑克尔教授,就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辑和研究的相关话题对其进行了专访。

 

一、从“Philologie”谈文本考证与文本阐释的关系

      张义修(以下简称“张”):黑克尔教授,很高兴可以与您就MEGA编辑与马克思研究的话题进行一次访谈。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马克思研究的方法的。在与您和其他MEGA编辑专家交流的时候,你们都提到,你们所从事的是对马克思的“语文学”(Philologie)研究。而一些哲学系的教授则会说,尽管他们研究马克思的哲学,但没有对马克思做过“语文学”研究。对于中国的马克思研究者来说,“语文学”是一个比较陌生的概念。当我们提到“马克思研究”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想到的,要么是对马克思的文本进行理论研究,要么是对马克思的生平传记进行研究。您可否简单解释一下,对马克思的“语文学”研究意味着什么?这种研究方法,与通常所说的文本理论研究、生平传记性研究有怎样的区别?

      黑克尔(以下简称“黑”):简单来说,“Philologie”在德语中有两个紧密联系的意涵:其一,它有关于编辑的科学的意思;其二,它又是关于语言和文字的科学。因此中文也就可以翻译为“编辑学”或者“语文学”。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语文学研究,首先从编辑的角度来说,是一种文本考证工作,即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一种准确的查证,对他们所使用的一个句子、一个词的考证。文本考证的工作还包括对原始手稿中用词的修改过程的考察和说明,比如马克思在某处删掉了什么词,又增添了什么词。

      张:这样说来,“语文学”似乎与中文语境中的文本考据、注疏工作比较接近。不过,对MEGA来说,这种文本考证首先是服务于文献编辑的。

      黑:是的,首先是为了编辑工作。发现了马克思的修改过程之后,再考虑为什么马克思会进行这种修改,这种修改意味着什么。有的时候,这只是语言文字性质的更正、修改,这就要考虑到语言的用法和历史特征了,也就是一种基于语文学的研究。当然,也有一些修改涉及对马克思理论层面的理解。总的来说,可以将这种综合了编辑和考据的研究理解为一种细致的文本考察。

      张:一般的文本研究也会涉及对概念变化的理解。相比而言,这种文本考察的突出特点或者说方法论原则是什么?

      黑:这是一种编年式的、按照时间顺序的考察。它所强调的是,我们必须始终对马克思的文本的不同时间阶段有所区分。比如,当我们看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大纲》)中有某个表述时,不能自动认为马克思在十余年后的《资本论》中也持有同一表述,不能从《大纲》中引用一句,便将其简单地视为理解《资本论》的依凭。必须始终很清楚地说明,马克思在1857年是这样说的,而在1867年则是那样说的。在马克思的文本中,这种存在变化的例子不胜枚举。只有搞清楚了马克思每一文本的形成时间,才能进一步进行理论层面的研究。

      张:可否这样理解,语文学层面的文本考证(Textkritik)不同于哲学层面的文本阐释(Textinterpretation),前者提供了一个文本基础,标识出文本间的变化,至于如何理解这些变化,还要靠哲学层面的理论阐释。

      黑:没错,这就是语文学研究和理论研究的差别。至于语文学和生平传记研究之间的关系,后者往往也是依托前者所提供的语境,来说明马克思在不同阶段是怎样进行思考和行动的。在这方面,上世纪的英美学者已经做了很多细致的工作。如果说语文学研究强调文本在时间线索上的变化,那么生平传记研究还要更多地考虑到连续性的问题。

      张:这样说来,MEGA的出版既是以语文学研究为基础的,同时也是这些语文学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即使人们看不懂马克思的原始手稿,也依然可以通过MEGA,了解原始文本中的每一处调整和变化。这也就是MEGA作为考证版的价值所在吧?

      黑:确实如此,MEGA的正文卷和资料卷构成了一个整体,如果将二者结合起来,也就能够体会,如何以语文学的方式来面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

 

二、恰当理解MEGA的编辑原则与功能定位

      张:随着MEGA影响的增大,有些学者认为,MEGA的编辑顺序和考证结论是最权威的,因此应该成为今天马克思研究的唯一的正确基础。您是否认同这个观点?

      黑:我想应该这样理解:MEGA的编辑是有一些独特性的———其一是文本考证的原则,其二是时间顺序的原则,其三是对马克思的原始手稿和发表文本进行严格区分。举例来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一份原始手稿,它不是用于发表的文本。MEGA分别按照写作顺序和逻辑顺序对其进行了编排,其实是一种妥协性的处理。MEGA的编辑在于提醒人们,手稿并不是如其他版本中所体现的那样,本身就是一部已发表的作品。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第2卷、第3卷的手稿也在MEGA中被独立发表,同样不能等同于经过恩格斯编辑的著作。另一个例子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们过去将其理解为一本书,但它原本只是一束手稿,还不是一部完全系统化的著作。这是MEGA区别于过去的全集的地方,也是今天从事马克思研究的人们必须要使用MEGA的一个原因。

      张:我想就《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例子再多说几句。MEGA版本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很快就要出版了,中国学者也意识到了这一文本在文献编辑上的复杂性。就文本性质来说,它当然只是手稿,而不是已经完成的作品,MEGA将其按照写作顺序发表,也是根据其编辑原则。但是,写作顺序不是唯一可行的文本编排方式,更不是唯一正确的理解方式。能否因为一部文本的手稿性质,就认为其思想内容也是不成体系的呢?换句话说,我们可否依然将其作为一部比较成形的重要文本来加以理解呢?

      黑:从理论层面对其加以系统性理解当然是有意义的,因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确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做了一个清晰的阐述。不过对于年轻一代研究者来说,更重要的是要理解,一种新的思想的诞生过程是怎样的。马克思思想发展路径并不是直线向前的,其中有很多曲折和尝试。《德意志意识形态》也只是一次尝试,是马克思走向唯物主义的一块基石,但它并不是完整的著作。这种新的唯物主义在《共产党宣言》中才第一次得到公开的正面表述。这种过程有必要在研究中加以体现。至于MEGA按照写作时间顺序的编辑原则,人们当然也可以提出不同意见。

      张:实际上,中文第2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就没有完全依循MEGA的编排原则和顺序。例如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编辑过程中,一些中国专家就对MEGA的考证结论提出了不同意见,并且采取了与MEGA不同的编排顺序。

      黑:确实如此。MEGA版本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编辑完成的,在编辑过程中,关于其中部分笔记本的顺序,已经存在广泛的讨论。相关卷次出版之后,一些日本学者也提出了不同意见。中文第2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相关卷次目前还没有全部出版,我也参与了这项工作。我还会到北京,就编辑与翻译问题和中国的同事们继续讨论。

      张:据我所知,您除了参与MEGA部分卷次的编辑工作外,目前还在从事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W)的修订工作。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已经有了MEGA,为什么还要修订出版MEW呢?

      黑:MEGA可以说是一个学术版全集,而MEW则是一个研习版文集,它不是一个全集,有着不一样的编辑原则,收录的是已出版著作的最终版本。作为一个研习用的版本,它有自己的市场需求,因此,在罗莎·卢森堡基金会的支持下,我们决定重新修订出版这一著作集,我也参与了这项工作,已经完成了其中多个卷次的修订。正文的内容基本不做改变,但会根据MEGA的新成果,修正、调整和补充一些附录材料、注释和说明。

      张:看来MEGA与MEW并非替代关系,而是功能不同。或许可以说,各国的读者都需要用于学习、研究的不同版本的著作集,而学术版、考证版的MEGA则是唯一的,它的价值在于呈现原文,因而无法、也没有必要完全翻译。

      黑:是的,我想也没有人能翻译整个MEGA。

 

三、两德统一前后的MEGA编辑与马克思研究

      张:中国学者对于两德期间的德国马克思研究状况了解不多。在统一之前,两德的学者之间的交流情况是怎样的?

      黑:在统一之前,东、西德学者之间的交流是非常受限的。通过特定的会议等方式,东德的学者会批判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西德的学者会批判“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马克思研究。也有一些学者有私人性质的学术交流,但总的来说,相对较少。东德学者也会参加一些以黑格尔、西方哲学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但更多的是具体理论探讨,交流的成分不多。而且,由于两德的历史差异,统一之后,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作为一个整体的左翼理论界才在德国形成。而且在左翼理论界内部,存在着许多关于马克思的阐释的争论、关于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争论。也就是说,在今天德国的理论界,不是只有一种马克思主义,而是有许多种马克思主义。

      张:我注意到,在两德统一之前,已经有一些马克思研究的主题引起了两德学者的共同关注,例如关于“简单商品生产”与“简单商品流通”的关系,《资本论》方法的历史性与逻辑性等问题。您也曾经撰文梳理过相关问题。这些研究在当时是否形成了争论?

      黑:这些问题在两德统一之前已经形成了广泛的探讨,但主要是文字性的讨论,并没有构成真正的交流性质的辩论。倒是在90年代之后,争论变得越发激烈起来。比如,豪格(Wolfgang Erich Haug)教授在他最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考据词典》中,梳理了德国学界关于马克思的“逻辑方法”的各种阐释与争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张:说到豪格教授,据我所知,两德期间,他曾在柏林自由大学为学生讲授《资本论》。几年前,他还出版了一本相关的著作,批评海因里希、大卫·哈维等人对《资本论》的理解。包括他在内,在今天,有一批原西德的教授仍然在从事马克思研究,他们不是从事语文学研究,而是进行理论阐释,并且仍然是以马克思主义立场为前提来开展研究的。

      黑:是的。不过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苏联式的,而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

      张:您曾经提到,在两德刚刚统一之际,MEGA编辑工作曾受到比较大的冲击,而东德的一批MEGA专家为了促成MEGA的延续做了很多工作。能否简单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黑:两德统一之后,MEGA原来的主管机构不复存在,很多原来的工作人员也离开了,这使得MEGA进入了一个比较艰难的时期。在90年代最初的5年,除了将之前几乎完成的一卷出版之外,没有启动新的MEGA卷次编辑工作。为了在柏林—布兰登堡科学院重新建立MEGA工作小组,我们既要争取曾经的MEGA参与者的支持,也要争取更多原西德学者的支持,包括与荷兰的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合作,做了许多工作。1993年,新的MEGA编辑准则出版。直到1998年,才有新的MEGA卷次出版。从2002年开始,MEGA进入比较稳定的时期,每年出版一到两卷。从今天的情况来看,人们很难想象当时为了延续MEGA项目所需要面对的困境。我们也希望德国科学委员会可以让MEGA项目在未来20年顺利延续。

      张:当前MEGA编辑工作的核心是柏林—布兰登堡科学院的MEGA工作中心吗?能否介绍一下目前MEGA编辑工作的运行机制?

      黑:柏林的MEGA工作中心是唯一的工作中心,也是最终的主管机关,其他的MEGA编辑小组或者编辑专家个人,在完成了自己所负责的卷次之后,都要交给MEGA工作中心统筹。比如,我和日本同事合作编辑MEGA中的一卷,当我们快完成的时候,就要联系MEGA工作中心,对我们的工作成果进行讨论。

 

四、MEGA的新视野与马克思研究的新前景

      张:随着MEGA第2部分《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完整出版,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合作与思想差异问题引起了新的讨论。一些学者提出,恩格斯的《资本论》编辑工作包含对马克思的误解甚至扭曲,3卷《资本论》是否是一个完成了的、自洽的理论体系,这一问题甚至需要重新评估。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进而言之,对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差异的发现和研究,将会对马克思理论的理解产生新的促进,还是冲击?

      黑:的确,最终版本的《资本论》是经过恩格斯编辑的,通过MEGA,人们可以看到所有的细节:马克思的原始文本是怎样的,恩格斯的编辑和修改过程又是怎样的。但是我们首先要理解,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恩格斯才有能力对马克思的手稿进行整理和编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在19世纪70年代寓居伦敦期间,他们有超过10年的时间几乎每天见面,恩格斯对马克思的研究进展和思路非常熟悉。但即便如此,在马克思去世之后,面对如此大量的原始手稿,恩格斯无从征询他的这位亲密朋友的意见,只有独立地对其进行整理,并且不可避免地要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加以编辑和补充。例如,面对一个马克思未完成的句子、段落,恩格斯所能做的,要么是将其补充完整,要么是概括缩写,要么是删掉。但无论如何,这显然是相当困难的工作。恩格斯也清楚地说明了他编辑马克思手稿的原则。我们必须对恩格斯抱有充分的理解。另一方面,作为两位思想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当然不是完全同一的。恩格斯自己也表示,他是“第二小提琴手”。在《资本论》第2卷、第3卷的编辑过程中,恩格斯确实对马克思的手稿进行了新的补充和调整,这其中的差异是确实存在的。在一些个别的观点上,恩格斯加入了自己的理解,或者对马克思的表述有所改动。但总的来说,我的结论是:恩格斯并没有改变马克思的基本理论,二者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对立。当然,恩格斯本人是一个工厂主,他所体会到的资本主义的现实性与马克思从经济学理论分析中所得到的东西是有区别的。我们必须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的生活境遇。对恩格斯来说,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以及危机正是他一生所亲历的事情,当时的经济和政治变动,也构成了他编辑《资本论》的历史背景。

      张:除了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关系问题,资本主义批判也是当代马克思研究的一个热点。金融危机之后,越来越多的人重新开始对马克思产生兴趣,研究、介绍马克思的书刊大量出版。您如何看待这种马克思研究的“复兴”?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在今天仍然适用吗?或者,人们只是把马克思作为资本主义批判的一个象征?

      黑:马克思固然也是一个象征,但更重要的是,今天人们不难发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当他们读报纸———无论是什么倾向的报纸———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关键词、一些语句,是来自于马克思的。20世纪90年代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没有关于剩余价值生产等问题的讨论,在德国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罢工。而在金融危机之后,罢工运动重新活跃,人们呼吁更好的工作条件、更多的社会公正。在这种冲突性的环境下,对马克思思想的讨论也日益活跃起来,很多年轻人参加了关于《资本论》的阅读研讨班,去学习马克思说了什么。不仅在左翼的报刊,甚至在《明镜》、《南德意志报》上,也经常会出现相关的内容。也许在文章中不会直接地出现“马克思说了什么”,但读者都知道,这是源自马克思的一个概念、一个论断。最近我在柏林参加了一个“资本主义博物馆”的开馆仪式,我在里面没有发现对马克思的直接引用,但它用很生动的形式向参观者展示了“什么是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如何生产”等马克思的理论问题。因此,马克思的思想仍然是人们理解资本主义的重要资源。

      张:最后一个问题,您与中国的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编译专家有很多接触和合作,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您有怎样的体会?

      黑:我曾多次到中央编译局,并亲眼看到了他们根据MEGA中的德文、法文、英文原文,编译中文第2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过程。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如何把一个概念翻译成恰当的中文,总是要经过很多的讨论,特别是还要兼顾不同卷次的译名的统一性。我几乎每天都会收到来自中国同事们的关于翻译的问题的邮件。今天的马克思研究和交流的情况已经和几十年前大不相同了,在中国同样如此。有些翻译,尽管经过了充分讨论,但仍然会受到批评,会有错误,一些大学中的学者会刊文提出不同意见。对我来说,这是相当正常的事情。有的概念的翻译,在日本已经争论了几十年了,现在看来,在中国的相关争论也增多了。我每年都会到北京,与中央编译局的同事们一起讨论如何更加恰当地翻译。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的欧洲和中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必须要对那段历史有足够的理解才能完成这项工作。他们并不是在从事理论研究,而是在从事语文学的工作。目前,中文版的编译进展很稳定,也有很多年轻人加入进来。应该说,他们把这项十分特殊的工作做得很好。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