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怀玉：论布哈林在帝国主义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2015-07-10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邮编210046）
摘 要：布哈林是苏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重要的理论家，也是经典的帝国主义理论家。他既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也是从列宁到斯大林的政治与思想的历史性过渡的重要环节。他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可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提出的“帝国主义是全世界范围的资本积聚和集中过程的再生产” 理论；“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提出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与“消极扩大再生产”理论；以及“新经济政策”时期提出的资本主义发展进入“相对稳定阶段”理论。但最为重要的还是第一阶段。布哈林的帝国主义论是一种封闭与半封闭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他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则是一种简单的直线过渡假设。总体而言，布哈林是一位“不完全了解辩证法”的帝国主义理论家。
关键词：布哈林 ；帝国主义理论； 列宁 ；世界体系论
布哈林（1888－1938），一位思想理论富有创造性而政治上欠缺成熟性的马克思主义者。其生前是一位悲剧性历史人物，身后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思想家。长期以来在前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备受谴责，一度被蒙上形形色色“莫须有”的恶名：如说他是“钻进联共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等等；1970年代后渐获嘉许与溢美。而在西方列宁学与苏维埃学研究领域则往往给予他以“高度”评价，认为他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理论家。这里面既反映了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也是历史公正的表现。本文在简要评介布哈林的理论贡献基础上，侧重分析概括1960-7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界对他的思想认识上的几个争论焦点问题，以期对布哈林的帝国主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当代意义价值作出比较准确地评价。
一 布哈林是一位经典的帝国主义理论作家
一般来说，布哈林作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其首要的历史地位在于他是20世纪初的一位帝国主义理论家。从十月革命胜利到战时共产主义，再到新经济政策时期，这是苏俄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史上的一段重要过渡时期，布哈林是这一时段最重要的理论家，他既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也是从列宁到斯大林的政治与思想的历史性过渡的重要环节。
布哈林关于资本主义理论研究著作主要集中在《食利者的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过渡时期经济学》以及《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等著作中。布哈林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可以大致概括为三个发展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提出的“帝国主义是全世界范围的资本积聚和集中过程的再生产” 理论；“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提出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与“消极扩大再生产”理论；以及“新经济政策”时期提出的资本主义发展进入“相对稳定阶段”理论，但最为重要的还是第一个时期。
正像前南斯拉夫学者弗兰尼兹基所说：尽管布哈林在哲学上有明显的不足，但他却是一个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理论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家。“布哈林作为帝国主义问题和过渡时期即社会主义时期问题的理论家与研究者，是特别突出的” [1]。与20世纪初的其他帝国主义理论家，诸如霍布森（“消费不足理论”）、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理论”）、卡尔•考茨基（“超帝国主义”理论）、列宁（“垄断资本论”）、罗莎•卢森堡（“宗主国的资本积累”理论）以及约瑟夫•熊彼特（“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必将导致帝国主义消失论”）等人相比，尼古拉•布哈林的帝国主义论有两个关键词，一是“把积累与世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二是“突出了国家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重要性”。（分别参看 [2]、[3、]、[4]）
布哈林对帝国主义问题的研究，是从考察当时正在激烈进展中的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入手的。他认为这次世界大战表面上看是各民族之间的争斗，实质上则是这些国家中资产阶级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世界大战的本质并不是军事扩张，而是由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矛盾冲突所引起的。金融资本的统治，就意味着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强权是现代金融资产阶级的理想。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均是与金融资本相联系的、一种暂时的历史现象。
布哈林帝国主义论的思想逻辑是这样展开的，帝国主义是商品生产，特别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社会化大生产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之间的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帝国主义条件下，这一矛盾已经发展成为高度社会化大生产同局限于“民族国家“范围内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的矛盾。
他认为，世界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断地影响着国民经济，促使“资本国家化”，并且以“世界经济”与“国民（即民族化）经济”的相互对立关系为杠杆，说明帝国主义各种关系的发展。世界经济与国民经济的相互关系从萌芽状态发展到最繁荣兴盛的阶段就是帝国主义，也就是“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 [5]。
布哈林的帝国主义论是1960－70年代盛行于南美地区的世界体系论与依附论的先驱。他指出：现代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世界经济由世界规模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体系所组成。商品交换关系构成了资本主义组织的最原始形态，而托拉斯与卡特尔则代表着国际范围内资本主义组织的最高形态。不平衡发展反映了各国生产力的差异，可是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导致了19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的扩展。这一扩展是新的经济形态的结果，这种形态就是卡特尔、托拉斯以及资助它们的银行这样的资本主义垄断组织——银行资本转化成为工业资本而成金融资本。这种形态的资本主义垄断超越了国界并导致发达的中心大国与发展的外围国家的二元对峙结构：一方面是少数几个巩固的、有组织的经济体即文明大国，另一方面则是半农业或农业体系的外围不发达国家。国别资本主义寻求扩张，把自己伸张到世界经济的三个领域中去：商品销售市场、原料市场和资本投资。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冲突、资本主义扩张与帝国主义。接踵而至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节奏愈快，经济生活的工业化和国家城市化的进程就愈强，工农业之间的平衡就愈混乱，工业发达国家为占有落后国家的竞争就愈激烈，它们之间发生公开冲突也就愈加不可避免。
布哈林批评了当时的有关帝国主义的两种流行而庸俗的解释：“种族论”与“征服策略论”，接着提出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这就是：帝国主义是一种金融资本的政策。它以金融资本对全部社会生活的绝对而抽象控制为本质特征，它使世界屈从于金融资本的统治结构，它以金融资本的生产关系去取代旧的前资本主义的或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4]350。争夺商品销售市场、争夺原料产地，以及争夺投资范围的斗争，正是金融资本家在资本主义范围内解决这一矛盾的三项基本措施。
总之，布哈林是独特的帝国主义理论体系与重要范畴建构者，形成了不同于希法亭、卢森堡与考茨基等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思路与逻辑。第二国际时代的理论家大多否认帝国主义是一个历史时代，但布哈林把帝国主义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布哈林克服了当时研究者不重视资本主义关系变化的倾向，研究了帝国主义产生的经济基础，对垄断、金融资本以及国家资本主义等问题作了分析；布哈林肯定了帝国主义的必然性，批评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错误观点 [6]。布哈林先于当时的研究者把世界经济作为独立的经济范畴研究，考察了世界经济和资本国际化的问题，对垄断资本的国际活动作了研究；指出了危机和帝国主义战争的不可避免；从而提出 “帝国主义是资本关系国际化和资产阶级利益民族化的产物”这样一个核心观点 [7]，也提出颇受争论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 [8]。
二、布哈林是从希法亭到列宁的中间环节
总体而论，布哈林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在于，他是连接第二国际的帝国主义理论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过渡环节。众所周知，第二国际时期的帝国主义理论代表主要有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希法亭的金融资本论以及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其中，卢森堡认为，帝国主义的出现是由于在纯粹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资本为了实现积累扩张而向非资本主义地区扩张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消费不足”和剩余价值实现的困难是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根本原因，即必须在资本主义结构之外寻找剩余产品的买主。马克思关于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理论，特别是关于扩大再生产的理论是不正确的，因为马克思在考察社会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时抽象掉了非资本主义经济成份的存在。希法亭作为第一个认真研究帝国主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集中于金融资本在发达工业国中的中心的研究，并同时评述了它们对世界不发达地区的影响。对他而言，资本集中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竞争结构，方便了卡特尔价格垄断阴谋的出现，“帝国主义通常意味着与资本主义联系的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4]，第223页。）他强调，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结合为一种新形式的资本，即金融资本。因此，希法亭认为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发展的必然。
考茨基从工农业发展的比例失衡来解释帝国主义。他认为，马克思把整个社会生产划分为两大部类，是一种抽象的划分，为了更深入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各生产部门的比例关系，必须从产品的物质特征进行划分，即工业和农业。工业的发展离不开农业的原料供给，但随着技术和生产的发展，工业发展远远快于农业的发展，农业出现了滞后，农业越来越无法满足工业的需要，而帝国主义就是工业高度发展的民族国家推行的一种不断扩大为自己服务的农业区域的政策。考茨基的帝国主义理论割断了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内在的必然联系，否定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并认为靠武力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完全可以被和平的“超帝国主义”所代替，即被各帝国主义强国联合起来共同剥削全世界的方法所代替。
大致上说，关于帝国主义概念的争论可以分为两种观点：一类是以卢森堡和考茨基为代表的一部分人。他们把帝国主义仅仅看作是资产阶级为解决积累问题和工农业之间的比例问题而采取的一种特殊的扩张政策。他们不承认，甚至公开否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另一种意见是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基本特征的继续和发展，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或最高阶段。持这种意见的有希法亭、布哈林等人。
布哈林在帝国主义理论史上的重要性最直接地表现为他是一条思想导线，由于他才在历史与逻辑意义上把希法亭、卢森堡与列宁联系在一起。
布哈林的经济学教育来自于奥地利经济学派，出发点上来自于希法亭，研究对象与问题和卢森堡具有高度一致。所以，布哈林与希法亭和列宁共同成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主要著作家，他们根据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趋势是集中，而集中必然导致垄断”这样的理论假设而发展出帝国主义理论。希法亭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金融资本概念。布哈林则把希法亭的分析置于世界经济的背景中并将其进行改造，而形成自己的帝国主义理论。他认为，帝国主义的形成有两种趋势在起作用：垄断的和金融的资本集团的形成是一种趋势，另一种趋势是资本主义在地域上的加速蔓延及其整合为单一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 [9]。
由此可见，布哈林在学术上受惠于希法亭是显而易见的。“重组希法亭的思想”是布哈林对帝国主义理论的三大贡献之一。也有学者以类似方式总结说：“布哈林帝国主义论的中心思想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通过各个方面不断地导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布哈林从战争发现了资本主义崩溃的原因。其公式是：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的战争→工人阶级的贫穷化（军费负担增加、物价上涨、战争带来工人死伤等）→工人阶级阶级觉悟的提高→对资本主义的革命的扬弃” [10]。第二点贡献是布哈林主张，资本的国家集中化已经超越了金融资本而组成了一套新的巨兽（“利维坦”）或者说准极权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第三点贡献是他认识到帝国主义的历史性以及推翻它的形式——社会主义革命。 [11]
第一个贡献：布哈林在《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1915）与《过渡时期经济学》（1920年）等著作中，一方面沿用希法亭关于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的政策这种定义，另一方面又超越希法亭而使希法亭的金融资本理论与帝国主义论更简明和条理化，表现在：（1）把希法亭的金融资本概念从经济形态理论转换成为管理方式理论，再到国家统治加强的新资本主义理论模型。（2）把金融资本理论改造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理论，将实证的经济学批判转换成为激进的革命政治批判理论。即布哈林则把希法亭的观点和逻辑关系改变成为一条必然的、循序发展的历史方程式：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战争——无产阶级革命。而这个公式后来“重新出现在（有一些重要区别）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里，并且变成了布尔什维克对现代帝国主义的正统阐释。（《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一部政治传记》第一章 ）（转引自[6]17）（3）把希法亭的作为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形态的帝国主义概念扩展为一个遍及全球的世界经济体系概念，从而将俄国的资本主义纳入到帝国主义概念之中 [12],[10]245。
第二个贡献：布哈林除了从希法亭那里吸取了“金融资本”这个概念之外，还引入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概念，形成了自己的有组织资本主义概念——“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这个概念是一个区别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列宁）同时也区别于“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希法亭）的折衷概念。希法亭的金融资本是指工业资本与银行的一体化。布哈林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指的是卡特尔、银行、国营企业的混合。布哈林的概念核心是金融资本和国家的混合、金融资本与国家的融合。其优点是揭示出当代资本主义的垄断与国家的混合以及国家主权在世界市场上的交错，缺点是对于自由竞争、垄断和国家之间的联系理解不够充分 [14]。换言之，布哈林的有组织资本主义概念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的有组织化发展恰恰是资本主义生产无法克服无政府危机的产物，因而是资本主义走向总体危机的最后阶段。而希法亭则认为从前分散的工业资本、商业资本与银行资本向着以金融资本形态统一起来的方向发展，这意味着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过渡。
第三个贡献：本来，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一书的基本思路是，“由分析货币问题入手，进而研究信用、股份公司、银行资本同工业资本的关系、证券交易所以及工业资本的集中、垄断的形成、工业资本同银行资本的密切结合、金融资本的形成，最后研究经济危机及由于经济基础的这种变化对资产阶级国家及其执政的内外政策的影响”（[7]第88页）。希法亭的观点显然强调的是国家的经济组织化合理化而不是经济的垄断化国家化，不是社会革命而是体制改革。布哈林比希法亭更进一步之处就在于他看到：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不仅意味着资本主义组织化程度与克服自由经济无政府状态的能力之提高，而且表明了资本主义危机的全面与不可避免性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这就是：把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理论从发达国家现象转变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一种先进国家工业国家殖民化统治落后国家东方国家的不平衡结构理论。
布哈林与卢森堡一起把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与垄断资本理论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广到整个世界经济、特别是不发达国家。他们指出，金融与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从发达国家国内的阶级关系变成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国家关系，世界经济中的民族国家关系，亦即发达与不发达世界、东方与西方的关系，乃是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世界化表现。但布哈林与卢森堡不同，他并不关心世界整体如何被分裂为中心与边缘这两个部分，而是强调现代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分裂世界。卢森堡认为世界被一分为二，即发达资本主义的殖民化运动，这是现代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形成的前提，而布哈林则认为殖民地化是世界垄断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结果，正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内在矛盾（即世界化与民族化发展这两种趋势的矛盾）的高度发展才导致了世界一分为二。这样一来，布哈林就只是把不发达国家、殖民地国家看成是革命的策源地、后备军，而没有关心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为全世界问题的新殖民地与依附问题。无论是列宁还是布哈林，在帝国主义理论上均强调垄断经济决定的普遍性意义，而没有关注殖民地对中心国家的形式上的隶属这个不平等的交换与发展结构的根本意义。这正是卢森堡独特的历史贡献。南美洲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满足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两大体系理论，而是独立探索了发达资本主义体系与第三世界之间的不平等的经济政治关系，在这方面卢森堡确实功不可没 [10]258-259。
布哈林在思想史上重要的地位不仅在于“上承”希法亭，更在于“下启”列宁。因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明显倾向于布哈林的观点，比如列宁接受了他关于帝国主义是“寄生的”资本主义观点。只不过，这个观点不是来自于布哈林的《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一书，而是更早的那本《食利者经济学》。列宁比布哈林更进一步的是，不仅继续了希法亭的逻辑，而且把对考次基的“超帝国主义论”批判突出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10]250,252 。
三 布哈林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
由上述进一步可以看到，布哈林在帝国主义理论史上的重要影响与富有争论性，就在于这其中有一个如何评价他与列宁的思想关系的问题。
上世纪60年代以来受冷战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导致西方列宁学与苏维埃学的兴起，于是在西方已经成了这样一种流行的、在一定场合甚至是占主导地位看法，即把布哈林作为布尔什维克，从而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创始人”来看待（以下相关内容参看[6]第176-177页）。
他们把布哈林说成是帝国主义理论创始人的论述概括起来不外乎这样三点：
一是认为布哈林的《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的写作早于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所以是布尔什维克中的第一个帝国主义理论研究者；二是认为布哈林先于列宁提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更高阶段”这一基本思路，或者说先于列宁而提出了“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战争——无产阶级革命”的图式；三是认为列宁的研究是在布哈林的启发下进行的，列宁的理论也是在布哈林的影响下提出的。
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当代西方研究布哈林最负盛名的学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俄国问题研究计划主任斯蒂芬•科恩。他认为，布哈林影响了列宁研究帝国主义问题并影响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一书的观点，列宁与布哈林的帝国主义论不存在根本分歧，只存在谁是真正创始人的问题。另外一位有影响的美国布哈林研究学者西德尼•海特曼也明确指出，在列宁注意这个问题之前，布哈林就提出了在工业资本主义阶段以后还有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更高”阶段这样一个概念。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多半归功于布哈林的研究与论断，尽管列宁并未承认过这一点。结果是列宁至今还被认为是共产党人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创始人（参看[12]及[6]第176页。）
而另外一位美国学者海特曼则在题为“列宁和斯大林之间：尼古拉•布哈林”一文中指出，布哈林有两个问题的看法比列宁要早，即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和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前后的国家理论。不仅如此，“布哈林把从列宁逝世到斯大林崛起这一段时期的思想空隙填补起来。” [13]
与以上观点相类似，我国最重要的布哈林研究学者郑异凡在平生精心研究之作《布哈林论》一书中认为，布哈林是一位“最早研究”帝国主义问题的布尔什维克经济学家。《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写于1915年，而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则写于1916年1-6月。继本书之后，布哈林在1916年又写了《论帝国主义国家理论》一文，最后是1920年写成《过渡时期的经济学》。尽管列宁与布哈林在某些问题上有分歧，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列宁在帝国主义和国家问题的研究中吸收了布哈林的某些研究成果，并且在此基础上把研究深化，从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8]15
而蔡中兴先生则与以上观点相左，在他看来，用两本著作写作时间的先后来说明布哈林和列宁研究帝国主义问题的整个情况是“片面的”。首先，列宁对帝国主义这种资本主义发展新现象的注意要比布哈林早得多，早在1899年就说“美国是一个卡特尔国家”，1907年至1908年写的《马克思主义的讲演提纲》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部分，已经提到了“铁路与托拉斯、金融资本” [16]，反映了他已经在这方面的研究；1908年写的《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一文进一步指出，最新的巨型的托拉斯证明了资本主义正走向崩溃，只是对帝国主义理论的全面阐述与布哈林一样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其次，对帝国主义问题的直接分析与论述，列宁要比布哈林早。一战刚开始，即在1914年8月至10月，列宁在《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等文中就指出了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1915年春天写的《打着别人的旗号》进一步分析了造成这次战争的帝国主义时代的特点。1915年5月-6月所写的《第二国际的破产》，批判了考茨基对帝国主义所作的小资产阶级批判和“超帝国主义”的谬论。
第三，蔡中兴先生认为，列宁给予布哈林的影响恐怕比布哈林对列宁的影响要大得多。一个直接证据就是，布哈林正式出版的《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一书并不是1915年写的原稿，而是在1917年冬天布哈林根据遗失后残存的原稿重新补写，就是在这本书中布哈林引用了列宁《帝国主义论》一书关于殖民地的材料。
第四，列宁与布哈林在研究帝国主义理论中的相互影响和思想交流是存在的。列宁写序表明了这一点，但列宁对布哈林批评很多，而没有多少引用；相反对希法亭与霍布森的引用却非常明显。
综上理由，蔡先生认为，这种所谓“布哈林早于列宁研究帝国主义问题，布哈林是布尔什维克关于帝国主义理论创始人”的观点是“错误的、没有根据的” [6]176。
布哈林与列宁之间不仅有一个“谁影响谁”的问题，而且还有一个观点上的重要差别的问题。关于布哈林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上的差别，不少学者都认为，布哈林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不同之处就在于：一个是他强调帝国主义是一种策略而不是阶段。二是他从资本积累而不是从垄断角度说明帝国主义成因。比如布鲁厄就认为，尽管在批判对象上布哈林与列宁是高度一致的，这就是批判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理论”，指出帝国主义在把世界变成统一体系的后帝国主义之前早就被危机与矛盾瓦解而走向社会主义革命。但研究视野与列宁也有不同，这就是布哈林更强调世界体系与积累而不是垄断与扩张。
布鲁厄指出，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布哈林与列宁存在着政策论与阶段论之争。表面上看，布哈林确实是把帝国主义说成是金融资本的一种政策。但他很快认为，从世界范围来看，重要的不是任何一个单独的国家按照帝国主义政策行事这一事实，而是它们之间的竞争。这清楚地出现在他的著作章节标题中——“帝国主义是更大范围的资本主义竞争再生产”。因此他的论证就从作为一种政策和一种意识形态的帝国主义转移到作为一个特殊发展阶段的、作为世界经济的一种特征的帝国主义。而列宁则通过把帝国主义看做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个阶段而更进了一步 [9]112。
弗兰尼兹基认为，布哈林和列宁在给帝国主义下定义时观点上的不同就在于：首先，他没有那么明确地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发展阶段”，而是有时说“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的政策”，有时又说“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的组成要素”等等 [1]201。但是从对于在帝国主义中国民经济的垄断结构、金融资本的巨大势力和超经济关系的特殊形式的看法上来看，布哈林在帝国主义的基本观点上与列宁是一致的。布哈林在对帝国主义所作的分析中，还特别强调资产阶级国家的特殊影响，他清楚地看到，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由于战争的缘故，是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的发展阶段 [1]201。
弗兰尼兹基进一步指出，尽管在许多观点上布哈林与列宁基本一致，但布哈林走得太远了，他认为在资本主义这个阶段上，已经克服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与竞争，特别是他认为，在这种有计划的资本主义下，交换价值本身也在消灭，从而货币的性质本身也在发生变化。如他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中就认为金融资本消灭了各资本主义大国内部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建立了新的生产关系，同时消灭了无组织的商品制度。金融资本的生产关系的改组，沿着通向建立无所不包的国家资本主义组织的道路进行，同时消灭商品市场，使货币变为计算单位，在国家范围内实行有组织的生产，使整个国家经济的体制服从世界竞争的目的，即首先服从于战争的目的。
所以，列宁与布哈林的帝国主义论的区别不仅在于是政策论还是阶段论，还在于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竞争与垄断的关系。列宁坚持“垄断没有消灭竞争”，而布哈林则认为“垄断消灭了竞争” [1]201。
具体表现在：布哈林认为，竞争有三种形态，横的竞争——同类企业之间的竞争、纵的竞争——不同种企业之间的竞争、联合的竞争。布哈林把金融资本形成以前竞争的基本形态看作横的竞争，而认为转化成纵的竞争和联合的竞争是金融资本时代竞争的主要形态。他特别强调的是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托拉斯的出现，使现代典型的纵的竞争和联合的混合的竞争，使使用直接的力量的压迫的方法进行的竞争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形态。一方面国内市场似乎不再存在竞争和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国际市场世界市场则依然无政府。列宁则认为垄断和金融资本时代自由竞争并未消灭仍然存在垄断组织之间的竞争，资本主义基本特征并不会帝国主义到来而消失，正是竞争与垄断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原则的结合才是帝国主义的本质。
其次，列宁与布哈林是从完全不同的形式把握垄断阶段竞争的特征的，区别在于布哈林注意了垄断阶段生产集中的形态，即卡特尔、托拉斯和国营企业等企业形态，与此相反列宁则把焦点放在支配他人无偿劳动的资本家是如何占有生产集中和生产社会化发展的成果的。布哈林注意的是企业形态即资本关系的现象形态，而列宁注意的是企业形态背后的通过推动生产社会化而占有他人无偿劳动的关系即资本关系的本质。 [14][18]
四、结语：一位“不完全了解辩证法”的帝国主义理论家
布哈林在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史上的重要地位在于，他明确提出了资本主义的组织化发展问题与资本主义总危机问题。但布哈林的观点只说对了一半，那就是确实帝国主义崩溃了，但只是一种形态，而不是所有形态都崩溃了。应当指出：布哈林（包括列宁）并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不仅是垄断与同化世界经济的过程，而且还通过不断地将世界分裂，不断制造出新的异质空间，也就是新的非资本主义的边缘区域，而获得发展。这就是不断制造落后国家殖民地国家。在这一点上卢森堡比他们有预见性。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无论是布哈林的“崩溃论”、列宁的“最后阶段论，还是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于帝国主义前景的预言，从后来的历史实践证明来看，没有一个完全胜利、完全正确，但同时也没有一个完全没有合理性。从最直接的实践证明来看，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失败得最早、最惨或者说其断言太早。从资本主义发展根本趋势上看，列宁的“最高（新）阶段论”是最能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但从今天变化着的资本主义形势来看，世界确实没有朝着“超帝国主义”那样发展，但世界经济确实出现了比考茨基想象力复杂得多的另外一种一体化、流动化发展的全球化跨国式“和平”发展形式。他的“超帝国主义预见”只能是通过战争的重创之后才有可能重建，但他对资本主义自我完善与富有弹性调节能力的预见还是值得我们重视的。这说明，任何抽象的理论都无法完全预见后来极其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政治形势。正像邓小平后来接见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中所说的，“决不能要求马克思与列宁回答他逝世之后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一切问题” [17]。列宁与布哈林正确地看到，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是帝国主义，但他们低估了帝国主义发展潜力与形式的多样性。帝国主义的出现既是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经济危机的必然结果，但帝国主义并不消灭与否定自由经济，而只是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为了摆脱危机、解决矛盾而寻找的一种新的途径，也就是为自己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的短暂的历史形式。布哈林既低估了帝国主义的形式多样性，也低估了自由世界市场经济的潜能，他把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短暂形式当成最后阶段，把一种可能趋势当成必然灭亡的唯一规律与趋势。这仍然是一种封闭的、抽象的和静止的世界体系理论思维定势。
布哈林的帝国主义论是一种封闭与半封闭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他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则是一种简单的直线过渡假设。资本主义的危机既是其自身基本矛盾无法解决的表现，也是其发展的周期性、盛年期的生理特征，而并非“死亡”、“灭亡”的特征。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灭亡之间具有一定的必然联系，但并不是一个直线过渡过程，而是周期性漫长发展过程。资本主义经常是在危机与繁荣的周期性波动发展过程中不断成熟与进步的。对此，当代最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与经济学家大卫•哈维甚至认为，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表现之一就是经常通过战争与经济危机这种自我毁灭的方式来为自己的延存创造新的空间与周期：“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延续是以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死亡、混乱与毁灭为代价的”。比如：“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了充分就业和再投资，但后者的实现是以大量资本被彻底摧毁和许多闲置工人化为炮灰为代价的。恰恰是这种毁灭的地理不平衡性使战后在以马歇尔计划著称的仁慈的‘空间修复’的保护下为美国剩余资本的吸收开辟了新空间”。而苏联和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不仅没有历史性地宣布资本主义的终结，反倒以空间分裂与共时性结构对峙的方式为资本主义的延续生存创造了政治地缘学的条件（[18]第156－57页。）。
另一位当代杰出的帝国主义理论家阿明则对布哈林为代表的“过渡时期经济学”和后来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理论的哲学方法论误区也作出了类似的批判：“苏俄的历史经验提醒我们：资本主义制度的自发倾向不是产生社会主义。” [19]。资本主义在发展到某一阶段之后，它的必然趋势并不是通过自觉行动克服所有矛盾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进入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它决不是“最高”阶段，而只是“更高”阶段。在其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表现为一些新的形式。在资本主义已经具有全球性并在全世界规模上组织生产关系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只能在全世界范围出现。“所以这个过渡将包括社会主义目标（全球性的）与过渡结构（民族性的）之间的一系列具体矛盾。在全世界范围设想过渡，必须以外围的解放作为开端。外围国家不能仅仅靠发展的策略赶上资本主义模式，它必须超越它” [19]329-330 。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与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均是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当成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后的形式”或者“前夜”，均存在着一种隐性的历史目的论和直线论的方法论缺陷。
1922年12月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亦即著名的“列宁遗嘱”中，曾这样中肯地评价过布哈林：
[他]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所喜欢的人物，但是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因而——我想——并且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20]
这就说明，布哈林的许多经济学与政治理论的缺陷、不足以及错误，或多或少地都与他的哲学方法论训练不够有关。布哈林的理论探讨，不管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但是却有一个基本的缺点，就是他对“一幅理想画面的情景的描绘，多于对现实过程的说明”。 所以，布哈林的整个理论观点带有“强烈的机械论和空想主义因素” [1]197-198。这些观点明显地胜过了他对社会结构和历史过程所作的比较深刻辩证的分析。他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历史过程从来就不是在所有的细节中都有规律性，以至于可以根据理性完全掌握它，也不是这样无矛盾，以至于任何历史阶段不仅可以排除小的冲突，而且可以排除比较尖锐的冲突。他甚至认为，“在社会的历史发展中严格说来是没有任何偶然现象的” [21]。他哲学上著名的“平衡论”即强调的首先是平衡和外部的对抗，实际上就是以机械论的观点解释历史现象的产物。这影响到他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判断，比如武断地认为，社会主义以前的社会都是“无组织的”、因而是完全盲目的决定论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只有对抗，而社会主义则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完全自觉的并且没有矛盾的社会。这些明显不成熟的观点在历史上不仅受到列宁的批评，也受到了当时卢卡奇、葛兰西与德波林的批评。一位只知道社会有机体的平衡，而不能洞察“社会生活复杂矛盾与不平衡的辩证法”的理论家，从政治到思想上完全败给突出强调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斯大林，这是注定的命运。
总之，综观布哈林对帝国主义所作的理论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出发，但又不完全了解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唯物辩证法。布哈林是一位善于吸取当时最新的思想成就用于分析现实的学者，但同时又是一位并不善于准确使用概念与推敲自己概念的科学性与严谨性的思想家。他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在帝国主义理论上的错误观点，但又不彻底，因而不能从根本上加以清算与超越。他对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新特点有很敏锐地感觉，也作过一些很有价值的分析，但他的概括又常常不能达到科学的高度，比如他无法真正理解垄断与竞争的辩证关系。布哈林的帝国主义研究是一次大胆的探索，但他的体系在理论上具有不彻底性，不成熟性，在实践上提出了许多错误主张，没有成为一种科学的理论。因此从他对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来看，布哈林“并非一个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是一个“有创见”的理论家，但不是科学理论的“创始人” [6]190。布哈林有一贯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信仰与方法，却缺少马克思主义政治实践智慧，是不成熟的革命型思想家与学者型政治家。布哈林对现实实践有高度兴趣与敏锐性，但缺少准确的判断力、清楚的分辨力和明确而坚定的政治目标，所以他守不住一个政治实践立场而经常摇摆不定。不是别人的阴谋，而是他的才华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也就是说，布哈林是一位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素质而缺少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智慧、历史使命与个人性格有些错位的、注定的悲剧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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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摘 要：布哈林是苏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重要的理论家，也是经典的帝国主义理论家。他既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也是从列宁到斯大林的政治与思想的历史性过渡的重要环节。他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可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提出的“帝国主义是全世界范围的资本积聚和集中过程的再生产” 理论；“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提出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与“消极扩大再生产”理论；以及“新经济政策”时期提出的资本主义发展进入“相对稳定阶段”理论。但最为重要的还是第一阶段。布哈林的帝国主义论是一种封闭与半封闭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他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则是一种简单的直线过渡假设。总体而言，布哈林是一位“不完全了解辩证法”的帝国主义理论家。
关键词：布哈林 ；帝国主义理论； 列宁 ；世界体系论
布哈林（1888－1938），一位思想理论富有创造性而政治上欠缺成熟性的马克思主义者。其生前是一位悲剧性历史人物，身后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思想家。长期以来在前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备受谴责，一度被蒙上形形色色“莫须有”的恶名：如说他是“钻进联共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等等；1970年代后渐获嘉许与溢美。而在西方列宁学与苏维埃学研究领域则往往给予他以“高度”评价，认为他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理论家。这里面既反映了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也是历史公正的表现。本文在简要评介布哈林的理论贡献基础上，侧重分析概括1960-7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界对他的思想认识上的几个争论焦点问题，以期对布哈林的帝国主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当代意义价值作出比较准确地评价。
一 布哈林是一位经典的帝国主义理论作家
一般来说，布哈林作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其首要的历史地位在于他是20世纪初的一位帝国主义理论家。从十月革命胜利到战时共产主义，再到新经济政策时期，这是苏俄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史上的一段重要过渡时期，布哈林是这一时段最重要的理论家，他既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也是从列宁到斯大林的政治与思想的历史性过渡的重要环节。
布哈林关于资本主义理论研究著作主要集中在《食利者的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过渡时期经济学》以及《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等著作中。布哈林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可以大致概括为三个发展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提出的“帝国主义是全世界范围的资本积聚和集中过程的再生产” 理论；“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提出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与“消极扩大再生产”理论；以及“新经济政策”时期提出的资本主义发展进入“相对稳定阶段”理论，但最为重要的还是第一个时期。
正像前南斯拉夫学者弗兰尼兹基所说：尽管布哈林在哲学上有明显的不足，但他却是一个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理论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家。“布哈林作为帝国主义问题和过渡时期即社会主义时期问题的理论家与研究者，是特别突出的” [1]。与20世纪初的其他帝国主义理论家，诸如霍布森（“消费不足理论”）、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理论”）、卡尔•考茨基（“超帝国主义”理论）、列宁（“垄断资本论”）、罗莎•卢森堡（“宗主国的资本积累”理论）以及约瑟夫•熊彼特（“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必将导致帝国主义消失论”）等人相比，尼古拉•布哈林的帝国主义论有两个关键词，一是“把积累与世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二是“突出了国家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重要性”。（分别参看 [2]、[3、]、[4]）
布哈林对帝国主义问题的研究，是从考察当时正在激烈进展中的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入手的。他认为这次世界大战表面上看是各民族之间的争斗，实质上则是这些国家中资产阶级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世界大战的本质并不是军事扩张，而是由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矛盾冲突所引起的。金融资本的统治，就意味着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强权是现代金融资产阶级的理想。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均是与金融资本相联系的、一种暂时的历史现象。
布哈林帝国主义论的思想逻辑是这样展开的，帝国主义是商品生产，特别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社会化大生产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之间的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帝国主义条件下，这一矛盾已经发展成为高度社会化大生产同局限于“民族国家“范围内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的矛盾。
他认为，世界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断地影响着国民经济，促使“资本国家化”，并且以“世界经济”与“国民（即民族化）经济”的相互对立关系为杠杆，说明帝国主义各种关系的发展。世界经济与国民经济的相互关系从萌芽状态发展到最繁荣兴盛的阶段就是帝国主义，也就是“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 [5]。
布哈林的帝国主义论是1960－70年代盛行于南美地区的世界体系论与依附论的先驱。他指出：现代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世界经济由世界规模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体系所组成。商品交换关系构成了资本主义组织的最原始形态，而托拉斯与卡特尔则代表着国际范围内资本主义组织的最高形态。不平衡发展反映了各国生产力的差异，可是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导致了19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的扩展。这一扩展是新的经济形态的结果，这种形态就是卡特尔、托拉斯以及资助它们的银行这样的资本主义垄断组织——银行资本转化成为工业资本而成金融资本。这种形态的资本主义垄断超越了国界并导致发达的中心大国与发展的外围国家的二元对峙结构：一方面是少数几个巩固的、有组织的经济体即文明大国，另一方面则是半农业或农业体系的外围不发达国家。国别资本主义寻求扩张，把自己伸张到世界经济的三个领域中去：商品销售市场、原料市场和资本投资。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冲突、资本主义扩张与帝国主义。接踵而至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节奏愈快，经济生活的工业化和国家城市化的进程就愈强，工农业之间的平衡就愈混乱，工业发达国家为占有落后国家的竞争就愈激烈，它们之间发生公开冲突也就愈加不可避免。
布哈林批评了当时的有关帝国主义的两种流行而庸俗的解释：“种族论”与“征服策略论”，接着提出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这就是：帝国主义是一种金融资本的政策。它以金融资本对全部社会生活的绝对而抽象控制为本质特征，它使世界屈从于金融资本的统治结构，它以金融资本的生产关系去取代旧的前资本主义的或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4]350。争夺商品销售市场、争夺原料产地，以及争夺投资范围的斗争，正是金融资本家在资本主义范围内解决这一矛盾的三项基本措施。
总之，布哈林是独特的帝国主义理论体系与重要范畴建构者，形成了不同于希法亭、卢森堡与考茨基等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思路与逻辑。第二国际时代的理论家大多否认帝国主义是一个历史时代，但布哈林把帝国主义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布哈林克服了当时研究者不重视资本主义关系变化的倾向，研究了帝国主义产生的经济基础，对垄断、金融资本以及国家资本主义等问题作了分析；布哈林肯定了帝国主义的必然性，批评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错误观点 [6]。布哈林先于当时的研究者把世界经济作为独立的经济范畴研究，考察了世界经济和资本国际化的问题，对垄断资本的国际活动作了研究；指出了危机和帝国主义战争的不可避免；从而提出 “帝国主义是资本关系国际化和资产阶级利益民族化的产物”这样一个核心观点 [7]，也提出颇受争论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 [8]。
二、布哈林是从希法亭到列宁的中间环节
总体而论，布哈林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在于，他是连接第二国际的帝国主义理论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过渡环节。众所周知，第二国际时期的帝国主义理论代表主要有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希法亭的金融资本论以及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其中，卢森堡认为，帝国主义的出现是由于在纯粹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资本为了实现积累扩张而向非资本主义地区扩张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消费不足”和剩余价值实现的困难是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根本原因，即必须在资本主义结构之外寻找剩余产品的买主。马克思关于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理论，特别是关于扩大再生产的理论是不正确的，因为马克思在考察社会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时抽象掉了非资本主义经济成份的存在。希法亭作为第一个认真研究帝国主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集中于金融资本在发达工业国中的中心的研究，并同时评述了它们对世界不发达地区的影响。对他而言，资本集中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竞争结构，方便了卡特尔价格垄断阴谋的出现，“帝国主义通常意味着与资本主义联系的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4]，第223页。）他强调，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结合为一种新形式的资本，即金融资本。因此，希法亭认为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发展的必然。
考茨基从工农业发展的比例失衡来解释帝国主义。他认为，马克思把整个社会生产划分为两大部类，是一种抽象的划分，为了更深入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各生产部门的比例关系，必须从产品的物质特征进行划分，即工业和农业。工业的发展离不开农业的原料供给，但随着技术和生产的发展，工业发展远远快于农业的发展，农业出现了滞后，农业越来越无法满足工业的需要，而帝国主义就是工业高度发展的民族国家推行的一种不断扩大为自己服务的农业区域的政策。考茨基的帝国主义理论割断了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内在的必然联系，否定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并认为靠武力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完全可以被和平的“超帝国主义”所代替，即被各帝国主义强国联合起来共同剥削全世界的方法所代替。
大致上说，关于帝国主义概念的争论可以分为两种观点：一类是以卢森堡和考茨基为代表的一部分人。他们把帝国主义仅仅看作是资产阶级为解决积累问题和工农业之间的比例问题而采取的一种特殊的扩张政策。他们不承认，甚至公开否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另一种意见是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基本特征的继续和发展，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或最高阶段。持这种意见的有希法亭、布哈林等人。
布哈林在帝国主义理论史上的重要性最直接地表现为他是一条思想导线，由于他才在历史与逻辑意义上把希法亭、卢森堡与列宁联系在一起。
布哈林的经济学教育来自于奥地利经济学派，出发点上来自于希法亭，研究对象与问题和卢森堡具有高度一致。所以，布哈林与希法亭和列宁共同成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主要著作家，他们根据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趋势是集中，而集中必然导致垄断”这样的理论假设而发展出帝国主义理论。希法亭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金融资本概念。布哈林则把希法亭的分析置于世界经济的背景中并将其进行改造，而形成自己的帝国主义理论。他认为，帝国主义的形成有两种趋势在起作用：垄断的和金融的资本集团的形成是一种趋势，另一种趋势是资本主义在地域上的加速蔓延及其整合为单一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 [9]。
由此可见，布哈林在学术上受惠于希法亭是显而易见的。“重组希法亭的思想”是布哈林对帝国主义理论的三大贡献之一。也有学者以类似方式总结说：“布哈林帝国主义论的中心思想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通过各个方面不断地导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布哈林从战争发现了资本主义崩溃的原因。其公式是：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的战争→工人阶级的贫穷化（军费负担增加、物价上涨、战争带来工人死伤等）→工人阶级阶级觉悟的提高→对资本主义的革命的扬弃” [10]。第二点贡献是布哈林主张，资本的国家集中化已经超越了金融资本而组成了一套新的巨兽（“利维坦”）或者说准极权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第三点贡献是他认识到帝国主义的历史性以及推翻它的形式——社会主义革命。 [11]
第一个贡献：布哈林在《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1915）与《过渡时期经济学》（1920年）等著作中，一方面沿用希法亭关于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的政策这种定义，另一方面又超越希法亭而使希法亭的金融资本理论与帝国主义论更简明和条理化，表现在：（1）把希法亭的金融资本概念从经济形态理论转换成为管理方式理论，再到国家统治加强的新资本主义理论模型。（2）把金融资本理论改造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理论，将实证的经济学批判转换成为激进的革命政治批判理论。即布哈林则把希法亭的观点和逻辑关系改变成为一条必然的、循序发展的历史方程式：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战争——无产阶级革命。而这个公式后来“重新出现在（有一些重要区别）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里，并且变成了布尔什维克对现代帝国主义的正统阐释。（《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一部政治传记》第一章 ）（转引自[6]17）（3）把希法亭的作为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形态的帝国主义概念扩展为一个遍及全球的世界经济体系概念，从而将俄国的资本主义纳入到帝国主义概念之中 [12],[10]245。
第二个贡献：布哈林除了从希法亭那里吸取了“金融资本”这个概念之外，还引入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概念，形成了自己的有组织资本主义概念——“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这个概念是一个区别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列宁）同时也区别于“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希法亭）的折衷概念。希法亭的金融资本是指工业资本与银行的一体化。布哈林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指的是卡特尔、银行、国营企业的混合。布哈林的概念核心是金融资本和国家的混合、金融资本与国家的融合。其优点是揭示出当代资本主义的垄断与国家的混合以及国家主权在世界市场上的交错，缺点是对于自由竞争、垄断和国家之间的联系理解不够充分 [14]。换言之，布哈林的有组织资本主义概念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的有组织化发展恰恰是资本主义生产无法克服无政府危机的产物，因而是资本主义走向总体危机的最后阶段。而希法亭则认为从前分散的工业资本、商业资本与银行资本向着以金融资本形态统一起来的方向发展，这意味着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过渡。
第三个贡献：本来，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一书的基本思路是，“由分析货币问题入手，进而研究信用、股份公司、银行资本同工业资本的关系、证券交易所以及工业资本的集中、垄断的形成、工业资本同银行资本的密切结合、金融资本的形成，最后研究经济危机及由于经济基础的这种变化对资产阶级国家及其执政的内外政策的影响”（[7]第88页）。希法亭的观点显然强调的是国家的经济组织化合理化而不是经济的垄断化国家化，不是社会革命而是体制改革。布哈林比希法亭更进一步之处就在于他看到：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不仅意味着资本主义组织化程度与克服自由经济无政府状态的能力之提高，而且表明了资本主义危机的全面与不可避免性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这就是：把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理论从发达国家现象转变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一种先进国家工业国家殖民化统治落后国家东方国家的不平衡结构理论。
布哈林与卢森堡一起把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与垄断资本理论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广到整个世界经济、特别是不发达国家。他们指出，金融与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从发达国家国内的阶级关系变成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国家关系，世界经济中的民族国家关系，亦即发达与不发达世界、东方与西方的关系，乃是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世界化表现。但布哈林与卢森堡不同，他并不关心世界整体如何被分裂为中心与边缘这两个部分，而是强调现代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分裂世界。卢森堡认为世界被一分为二，即发达资本主义的殖民化运动，这是现代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形成的前提，而布哈林则认为殖民地化是世界垄断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结果，正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内在矛盾（即世界化与民族化发展这两种趋势的矛盾）的高度发展才导致了世界一分为二。这样一来，布哈林就只是把不发达国家、殖民地国家看成是革命的策源地、后备军，而没有关心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为全世界问题的新殖民地与依附问题。无论是列宁还是布哈林，在帝国主义理论上均强调垄断经济决定的普遍性意义，而没有关注殖民地对中心国家的形式上的隶属这个不平等的交换与发展结构的根本意义。这正是卢森堡独特的历史贡献。南美洲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满足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两大体系理论，而是独立探索了发达资本主义体系与第三世界之间的不平等的经济政治关系，在这方面卢森堡确实功不可没 [10]258-259。
布哈林在思想史上重要的地位不仅在于“上承”希法亭，更在于“下启”列宁。因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明显倾向于布哈林的观点，比如列宁接受了他关于帝国主义是“寄生的”资本主义观点。只不过，这个观点不是来自于布哈林的《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一书，而是更早的那本《食利者经济学》。列宁比布哈林更进一步的是，不仅继续了希法亭的逻辑，而且把对考次基的“超帝国主义论”批判突出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10]250,252 。
三 布哈林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
由上述进一步可以看到，布哈林在帝国主义理论史上的重要影响与富有争论性，就在于这其中有一个如何评价他与列宁的思想关系的问题。
上世纪60年代以来受冷战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导致西方列宁学与苏维埃学的兴起，于是在西方已经成了这样一种流行的、在一定场合甚至是占主导地位看法，即把布哈林作为布尔什维克，从而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创始人”来看待（以下相关内容参看[6]第176-177页）。
他们把布哈林说成是帝国主义理论创始人的论述概括起来不外乎这样三点：
一是认为布哈林的《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的写作早于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所以是布尔什维克中的第一个帝国主义理论研究者；二是认为布哈林先于列宁提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更高阶段”这一基本思路，或者说先于列宁而提出了“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战争——无产阶级革命”的图式；三是认为列宁的研究是在布哈林的启发下进行的，列宁的理论也是在布哈林的影响下提出的。
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当代西方研究布哈林最负盛名的学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俄国问题研究计划主任斯蒂芬•科恩。他认为，布哈林影响了列宁研究帝国主义问题并影响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一书的观点，列宁与布哈林的帝国主义论不存在根本分歧，只存在谁是真正创始人的问题。另外一位有影响的美国布哈林研究学者西德尼•海特曼也明确指出，在列宁注意这个问题之前，布哈林就提出了在工业资本主义阶段以后还有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更高”阶段这样一个概念。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多半归功于布哈林的研究与论断，尽管列宁并未承认过这一点。结果是列宁至今还被认为是共产党人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创始人（参看[12]及[6]第176页。）
而另外一位美国学者海特曼则在题为“列宁和斯大林之间：尼古拉•布哈林”一文中指出，布哈林有两个问题的看法比列宁要早，即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和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前后的国家理论。不仅如此，“布哈林把从列宁逝世到斯大林崛起这一段时期的思想空隙填补起来。” [13]
与以上观点相类似，我国最重要的布哈林研究学者郑异凡在平生精心研究之作《布哈林论》一书中认为，布哈林是一位“最早研究”帝国主义问题的布尔什维克经济学家。《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写于1915年，而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则写于1916年1-6月。继本书之后，布哈林在1916年又写了《论帝国主义国家理论》一文，最后是1920年写成《过渡时期的经济学》。尽管列宁与布哈林在某些问题上有分歧，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列宁在帝国主义和国家问题的研究中吸收了布哈林的某些研究成果，并且在此基础上把研究深化，从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8]15
而蔡中兴先生则与以上观点相左，在他看来，用两本著作写作时间的先后来说明布哈林和列宁研究帝国主义问题的整个情况是“片面的”。首先，列宁对帝国主义这种资本主义发展新现象的注意要比布哈林早得多，早在1899年就说“美国是一个卡特尔国家”，1907年至1908年写的《马克思主义的讲演提纲》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部分，已经提到了“铁路与托拉斯、金融资本” [16]，反映了他已经在这方面的研究；1908年写的《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一文进一步指出，最新的巨型的托拉斯证明了资本主义正走向崩溃，只是对帝国主义理论的全面阐述与布哈林一样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其次，对帝国主义问题的直接分析与论述，列宁要比布哈林早。一战刚开始，即在1914年8月至10月，列宁在《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等文中就指出了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1915年春天写的《打着别人的旗号》进一步分析了造成这次战争的帝国主义时代的特点。1915年5月-6月所写的《第二国际的破产》，批判了考茨基对帝国主义所作的小资产阶级批判和“超帝国主义”的谬论。
第三，蔡中兴先生认为，列宁给予布哈林的影响恐怕比布哈林对列宁的影响要大得多。一个直接证据就是，布哈林正式出版的《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一书并不是1915年写的原稿，而是在1917年冬天布哈林根据遗失后残存的原稿重新补写，就是在这本书中布哈林引用了列宁《帝国主义论》一书关于殖民地的材料。
第四，列宁与布哈林在研究帝国主义理论中的相互影响和思想交流是存在的。列宁写序表明了这一点，但列宁对布哈林批评很多，而没有多少引用；相反对希法亭与霍布森的引用却非常明显。
综上理由，蔡先生认为，这种所谓“布哈林早于列宁研究帝国主义问题，布哈林是布尔什维克关于帝国主义理论创始人”的观点是“错误的、没有根据的” [6]176。
布哈林与列宁之间不仅有一个“谁影响谁”的问题，而且还有一个观点上的重要差别的问题。关于布哈林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上的差别，不少学者都认为，布哈林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不同之处就在于：一个是他强调帝国主义是一种策略而不是阶段。二是他从资本积累而不是从垄断角度说明帝国主义成因。比如布鲁厄就认为，尽管在批判对象上布哈林与列宁是高度一致的，这就是批判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理论”，指出帝国主义在把世界变成统一体系的后帝国主义之前早就被危机与矛盾瓦解而走向社会主义革命。但研究视野与列宁也有不同，这就是布哈林更强调世界体系与积累而不是垄断与扩张。
布鲁厄指出，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布哈林与列宁存在着政策论与阶段论之争。表面上看，布哈林确实是把帝国主义说成是金融资本的一种政策。但他很快认为，从世界范围来看，重要的不是任何一个单独的国家按照帝国主义政策行事这一事实，而是它们之间的竞争。这清楚地出现在他的著作章节标题中——“帝国主义是更大范围的资本主义竞争再生产”。因此他的论证就从作为一种政策和一种意识形态的帝国主义转移到作为一个特殊发展阶段的、作为世界经济的一种特征的帝国主义。而列宁则通过把帝国主义看做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个阶段而更进了一步 [9]112。
弗兰尼兹基认为，布哈林和列宁在给帝国主义下定义时观点上的不同就在于：首先，他没有那么明确地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发展阶段”，而是有时说“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的政策”，有时又说“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的组成要素”等等 [1]201。但是从对于在帝国主义中国民经济的垄断结构、金融资本的巨大势力和超经济关系的特殊形式的看法上来看，布哈林在帝国主义的基本观点上与列宁是一致的。布哈林在对帝国主义所作的分析中，还特别强调资产阶级国家的特殊影响，他清楚地看到，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由于战争的缘故，是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的发展阶段 [1]201。
弗兰尼兹基进一步指出，尽管在许多观点上布哈林与列宁基本一致，但布哈林走得太远了，他认为在资本主义这个阶段上，已经克服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与竞争，特别是他认为，在这种有计划的资本主义下，交换价值本身也在消灭，从而货币的性质本身也在发生变化。如他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中就认为金融资本消灭了各资本主义大国内部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建立了新的生产关系，同时消灭了无组织的商品制度。金融资本的生产关系的改组，沿着通向建立无所不包的国家资本主义组织的道路进行，同时消灭商品市场，使货币变为计算单位，在国家范围内实行有组织的生产，使整个国家经济的体制服从世界竞争的目的，即首先服从于战争的目的。
所以，列宁与布哈林的帝国主义论的区别不仅在于是政策论还是阶段论，还在于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竞争与垄断的关系。列宁坚持“垄断没有消灭竞争”，而布哈林则认为“垄断消灭了竞争” [1]201。
具体表现在：布哈林认为，竞争有三种形态，横的竞争——同类企业之间的竞争、纵的竞争——不同种企业之间的竞争、联合的竞争。布哈林把金融资本形成以前竞争的基本形态看作横的竞争，而认为转化成纵的竞争和联合的竞争是金融资本时代竞争的主要形态。他特别强调的是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托拉斯的出现，使现代典型的纵的竞争和联合的混合的竞争，使使用直接的力量的压迫的方法进行的竞争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形态。一方面国内市场似乎不再存在竞争和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国际市场世界市场则依然无政府。列宁则认为垄断和金融资本时代自由竞争并未消灭仍然存在垄断组织之间的竞争，资本主义基本特征并不会帝国主义到来而消失，正是竞争与垄断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原则的结合才是帝国主义的本质。
其次，列宁与布哈林是从完全不同的形式把握垄断阶段竞争的特征的，区别在于布哈林注意了垄断阶段生产集中的形态，即卡特尔、托拉斯和国营企业等企业形态，与此相反列宁则把焦点放在支配他人无偿劳动的资本家是如何占有生产集中和生产社会化发展的成果的。布哈林注意的是企业形态即资本关系的现象形态，而列宁注意的是企业形态背后的通过推动生产社会化而占有他人无偿劳动的关系即资本关系的本质。 [14][18]
四、结语：一位“不完全了解辩证法”的帝国主义理论家
布哈林在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史上的重要地位在于，他明确提出了资本主义的组织化发展问题与资本主义总危机问题。但布哈林的观点只说对了一半，那就是确实帝国主义崩溃了，但只是一种形态，而不是所有形态都崩溃了。应当指出：布哈林（包括列宁）并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不仅是垄断与同化世界经济的过程，而且还通过不断地将世界分裂，不断制造出新的异质空间，也就是新的非资本主义的边缘区域，而获得发展。这就是不断制造落后国家殖民地国家。在这一点上卢森堡比他们有预见性。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无论是布哈林的“崩溃论”、列宁的“最后阶段论，还是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于帝国主义前景的预言，从后来的历史实践证明来看，没有一个完全胜利、完全正确，但同时也没有一个完全没有合理性。从最直接的实践证明来看，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失败得最早、最惨或者说其断言太早。从资本主义发展根本趋势上看，列宁的“最高（新）阶段论”是最能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但从今天变化着的资本主义形势来看，世界确实没有朝着“超帝国主义”那样发展，但世界经济确实出现了比考茨基想象力复杂得多的另外一种一体化、流动化发展的全球化跨国式“和平”发展形式。他的“超帝国主义预见”只能是通过战争的重创之后才有可能重建，但他对资本主义自我完善与富有弹性调节能力的预见还是值得我们重视的。这说明，任何抽象的理论都无法完全预见后来极其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政治形势。正像邓小平后来接见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中所说的，“决不能要求马克思与列宁回答他逝世之后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一切问题” [17]。列宁与布哈林正确地看到，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是帝国主义，但他们低估了帝国主义发展潜力与形式的多样性。帝国主义的出现既是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经济危机的必然结果，但帝国主义并不消灭与否定自由经济，而只是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为了摆脱危机、解决矛盾而寻找的一种新的途径，也就是为自己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的短暂的历史形式。布哈林既低估了帝国主义的形式多样性，也低估了自由世界市场经济的潜能，他把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短暂形式当成最后阶段，把一种可能趋势当成必然灭亡的唯一规律与趋势。这仍然是一种封闭的、抽象的和静止的世界体系理论思维定势。
布哈林的帝国主义论是一种封闭与半封闭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他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则是一种简单的直线过渡假设。资本主义的危机既是其自身基本矛盾无法解决的表现，也是其发展的周期性、盛年期的生理特征，而并非“死亡”、“灭亡”的特征。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灭亡之间具有一定的必然联系，但并不是一个直线过渡过程，而是周期性漫长发展过程。资本主义经常是在危机与繁荣的周期性波动发展过程中不断成熟与进步的。对此，当代最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与经济学家大卫•哈维甚至认为，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表现之一就是经常通过战争与经济危机这种自我毁灭的方式来为自己的延存创造新的空间与周期：“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延续是以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死亡、混乱与毁灭为代价的”。比如：“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了充分就业和再投资，但后者的实现是以大量资本被彻底摧毁和许多闲置工人化为炮灰为代价的。恰恰是这种毁灭的地理不平衡性使战后在以马歇尔计划著称的仁慈的‘空间修复’的保护下为美国剩余资本的吸收开辟了新空间”。而苏联和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不仅没有历史性地宣布资本主义的终结，反倒以空间分裂与共时性结构对峙的方式为资本主义的延续生存创造了政治地缘学的条件（[18]第156－57页。）。
另一位当代杰出的帝国主义理论家阿明则对布哈林为代表的“过渡时期经济学”和后来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理论的哲学方法论误区也作出了类似的批判：“苏俄的历史经验提醒我们：资本主义制度的自发倾向不是产生社会主义。” [19]。资本主义在发展到某一阶段之后，它的必然趋势并不是通过自觉行动克服所有矛盾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进入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它决不是“最高”阶段，而只是“更高”阶段。在其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表现为一些新的形式。在资本主义已经具有全球性并在全世界规模上组织生产关系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只能在全世界范围出现。“所以这个过渡将包括社会主义目标（全球性的）与过渡结构（民族性的）之间的一系列具体矛盾。在全世界范围设想过渡，必须以外围的解放作为开端。外围国家不能仅仅靠发展的策略赶上资本主义模式，它必须超越它” [19]329-330 。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与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均是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当成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后的形式”或者“前夜”，均存在着一种隐性的历史目的论和直线论的方法论缺陷。
1922年12月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亦即著名的“列宁遗嘱”中，曾这样中肯地评价过布哈林：
[他]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所喜欢的人物，但是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因而——我想——并且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20]
这就说明，布哈林的许多经济学与政治理论的缺陷、不足以及错误，或多或少地都与他的哲学方法论训练不够有关。布哈林的理论探讨，不管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但是却有一个基本的缺点，就是他对“一幅理想画面的情景的描绘，多于对现实过程的说明”。 所以，布哈林的整个理论观点带有“强烈的机械论和空想主义因素” [1]197-198。这些观点明显地胜过了他对社会结构和历史过程所作的比较深刻辩证的分析。他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历史过程从来就不是在所有的细节中都有规律性，以至于可以根据理性完全掌握它，也不是这样无矛盾，以至于任何历史阶段不仅可以排除小的冲突，而且可以排除比较尖锐的冲突。他甚至认为，“在社会的历史发展中严格说来是没有任何偶然现象的” [21]。他哲学上著名的“平衡论”即强调的首先是平衡和外部的对抗，实际上就是以机械论的观点解释历史现象的产物。这影响到他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判断，比如武断地认为，社会主义以前的社会都是“无组织的”、因而是完全盲目的决定论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只有对抗，而社会主义则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完全自觉的并且没有矛盾的社会。这些明显不成熟的观点在历史上不仅受到列宁的批评，也受到了当时卢卡奇、葛兰西与德波林的批评。一位只知道社会有机体的平衡，而不能洞察“社会生活复杂矛盾与不平衡的辩证法”的理论家，从政治到思想上完全败给突出强调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斯大林，这是注定的命运。
总之，综观布哈林对帝国主义所作的理论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出发，但又不完全了解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唯物辩证法。布哈林是一位善于吸取当时最新的思想成就用于分析现实的学者，但同时又是一位并不善于准确使用概念与推敲自己概念的科学性与严谨性的思想家。他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在帝国主义理论上的错误观点，但又不彻底，因而不能从根本上加以清算与超越。他对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新特点有很敏锐地感觉，也作过一些很有价值的分析，但他的概括又常常不能达到科学的高度，比如他无法真正理解垄断与竞争的辩证关系。布哈林的帝国主义研究是一次大胆的探索，但他的体系在理论上具有不彻底性，不成熟性，在实践上提出了许多错误主张，没有成为一种科学的理论。因此从他对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来看，布哈林“并非一个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是一个“有创见”的理论家，但不是科学理论的“创始人” [6]190。布哈林有一贯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信仰与方法，却缺少马克思主义政治实践智慧，是不成熟的革命型思想家与学者型政治家。布哈林对现实实践有高度兴趣与敏锐性，但缺少准确的判断力、清楚的分辨力和明确而坚定的政治目标，所以他守不住一个政治实践立场而经常摇摆不定。不是别人的阴谋，而是他的才华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也就是说，布哈林是一位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素质而缺少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智慧、历史使命与个人性格有些错位的、注定的悲剧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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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