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刘怀玉: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发展性、多样性与边界性:兼议后现代思想史学的挑战与启示

一  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发展”特征:从发展着的历史到对历史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并不是过去的历史或某个思想历史,而是现实的、正在发生发展着的历史。对于研究者来说,这个历史是需要进一步阐发与突破的历史,要用发展的态度来研究这个历史。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是发展着的、正在实践着的社会运动。仅此而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就不可能与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史思想史相混同。虽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主要是通过文本中的思想呈现并通过文本的解释方式而展开的。但这种历史并不能等同于文本化的思想史,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许多重要思想意义历史压缩与固定在若干文本结构之中。研究历史不是重复历史照搬教条,而是发展历史、突破历史。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毕竟是通过文本中介转化为社会现实的思想的过程。维护马克思主义发展着的整体上的历史,这是我们当代言说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基础;而不断地从新的角度、运用新的方法,研究理解把握马克思主义发展着的历史的思想资源,从中提出新的问题、新的观点、新的实践意义,这是保证马克思主义保持永恒的生命力之学术根脉。例如,整整一百年前列宁、卢森堡等人就是针对帝国主义与世界大争这个重大现实问题,而不是从本本而是从实践中提出问题,从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再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邓小平同样不是从书本,而是当时中国国情与世界客观形势出发,而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而结束了传统的革命与战争的理解模式。而改变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最根本动力,就是这种实践着的伟大时代精神,而不是某个个人对文本的新的主观理解精神。
二 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复杂内涵:从整体的单一的历史叙述
走向复杂多样的解释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初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意义与作用主要在于通过历史过程与方法来突破传统的僵化的教条式的理解束缚,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与主要代表的思想放到具体的、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与思想环境中以及文本结构中加以还原,展示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的开放性、曲折性与多重性声音。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已经从单一的连续的主线式的通史研究,走向各种各样的专题史、问题史、人物史、文本史的研究。研究对象、领域越来越多元丰富,研究方法则从最初的用原理注释原著,走向社会政治文化思想史、文献史的、语言的、心理的意义的分析解释模式。方法论上的多元化并存格局不言而喻。.
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正因为有其开放着的绵延着的发展特征,所以自然有其复杂的内涵。这种复杂性就表现在,它并没有现成的、单一的、必然的客观存在过程,而是处于各种复杂背景下的多样性甚至冲突性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思想史需要通过多个角度多种方式才能得以把握与呈现,因而它是与复杂的社会现实融为一体的、受社会现实深刻影响,并反过来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现实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复杂性表现为它的开放性多元性不确定性与偶然性,也包含着某些趋势潮流的曲折失败。某些周期性的危机、失败、曲折、低潮,不应视为一种反常现象,而是这种复杂性特征的一部分,也是其开放的发展着的生命力的表现。比如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前苏联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终结,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低潮危机,但它却为后来新的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理解创造了条件。
三 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边界意识:超越实证主义与多元主义陷阱,以自觉的方法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现实历史
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正因为有其复杂性内涵与多元性理解解释路径,所以经常面临着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与研究方向等方面的失范与危机。要知道,突破“唯一的”“标准的”言说思想史方式是一会事儿,但因此而有意无意地否定马克思主义发展着的客观的整体的历史的合法性是另外一会事儿。在此情势下,言说与研究者,必须反思性地理解我们是在何种意义与条件下书写与研究这种历史。没有唯一的历史,而只有各种具有明确方法论前提与言说边界的批判性的历史。这种边界性不应当地被无意识的当作唯一真实性的垄断历史解释权的借口,而应当视为可能的开放的历史的一部分。
多元解释的历史,需要警惕那些否定整体历史客观性的实证主义与文本神秘主义的陷阱或骗局。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并不是纯粹思想真空中的历史,而是发生于现实社会政治世界中的历史。由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危机与基本终结,这种政治上的低潮影响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学科本身,它逐渐被边缘化被祛魅,是自然不过的事情。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的危机、僵化与失败问题,当然不能归咎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某个文本与思想,而是复杂的客观的社会历史现实运动的产物。而今天我们要探索马克思主义当代复兴之路与创新之路,自然也不能把希望与根据放在对马克思某个著名甚至某个段落文本的重新解释上。不要把马克思的某个著作比如《巴黎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等等当作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葵花宝典”。试图通过从马克思某个文本结构中找到解决马克思主义现实实践大问题的现成答案,与相反的试图通过颠覆马克思文本某个关键段落从而颠覆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观点看法,这些作法或多或少都是陷入纯粹意识形态拜物教历史窠臼的表现。通过重新推敲解释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某些观点某些概念的原初意义与用法,以此来更新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在当代发展的理解,这是完全可以的,但把这种文本性的重新认定视为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思想的唯一的最终的根据,这是“危险的增补”的作法。在此情形下,一般地拒绝与反对文本分析式的思想史研究方法既不明智也无济于事,一般地强调把文本历史与现实社会历史结合并不见得立即成效。
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不仅表现在专业方法论上的自我遮蔽性,从而导致思想史研究视野上的狭隘与思想的贫困,从而陷入某种僵化,也表现在对这种思想史的整体性合法性的瓦解之后而形成的实证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的迷局。
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研究实际上遭遇到了被“非历史化地解构”的挑战。这种挑战表现在以实证主义面目出现的文本研究方法论的兴起。我们且不论西方马克思学为代表的这种思想方法有否学术之外的动机,但通过所谓文本结构与语言概念的重新编辑与解释,而宣布马克思的许多基本概念的非法性,这是一个危险的学术陷阱,特别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置于他们认为的西方正宗思想史的逻辑之中而否认其独特性,或者将其陷于“毁师灭祖”、“离经叛道之“不仁”之地,这是另外一种可怕的思想史的陷阱。
我们这里应当关注的不是从明确政治立场角度批评与动摇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合法性的那些作法,诸如哈耶克或者阿伦特这些人的公开批判态度。他们要么认为从柏拉图到黑格尔马克思便内在的有一条走向现代极权主义思想史的逻辑,要么认为从近代开始到马克思许多思想大师均曲解了西方古典的社会政治思想史传统,比如阿伦特就认为,马克思由于颠覆与曲解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而突出了劳动大众在社会中的作用,从而要为20世纪人类社会的某些极权现象负责。
我们需要关注的是那些从一般意义上描绘宏观思想史逻辑合法性与可能性的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想史学方法论旨在祛除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所有现代性思想的神圣合法性,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在动态灵活的意义上坚守马克思主义言说的合法界限与领域阵地,而不至于为了瓦解某种过去错误的思想史理解逻辑,而陷入对整体思想史”万劫不复“式的怀疑与否定的虚无主义情绪中。

四 在一片否定“宏大叙事”与“崇高历史”的喧哗中重思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三位后现代思想家的挑战与启示
但反过来说,后现代主义思想史方法论又是可以从中借鉴出某些可贵的思想史启发,从而深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写作的边界性的理解。限于篇幅,我这里只简单举出三位后现代思想家对传统历史学的批判立场。
第一位是尼采。这位在现代性与后现代边界上踯躅行走的孤独而伟大的先驱,曾经在自己青年时代的“不合时宜思想”之一《历史对人生的利与弊》一书中指出,历史与生者有三种关系:一种是纪念碑式的,它属于行动者、努力奋斗者,就是永久地把过去当作一件实在的事物放在面前,过去的伟大的人物事件浮现于我们面前,让死者打死生者。这种态度完全不顾及更高生命形式与新型的历史力量,只一味地崇拜那些屈服于某种传统的历史事件,即“死在了过去”。第二种是用好古的方式去看历史,即处于超然的地位静观地观察过去,它属于保存者与尊敬者, 只知道如何保存生命却并不知道如何创造生命,即完全“活在了过去”。第三种是批判的态度,属于受难者与需要解放者。这是摆脱开历史加在我们身上的那种种束缚,就是“忘记过去”,使人生得以自由。
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不需要复制与照搬伟大的历史模式来解决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 如若那样,实际上有碍于人们创造积极的价值观与生活形式;也不能满足于作为历史的保存者与尊敬者,而限止我们当代思想创造的生命力。更为重要的是,尼采所说的他赞成的第三种批判性历史写作态度,可以使我们从过去错误的历史造成的错误的思想天性中解放出来,成为自己时代的自己的思想与生命的主人。
利奥塔,这位法国新尼采主义者,作为后现代主义叙述最有名的倡导者,曾经提出“重写现代性”这个著名口号。为此他借用弗洛伊德1914年所写“记忆、重复与修通”一文,提出有三种现代性书写的方式。第一种是重复,它出现于被压抑的想法重新返回并萦绕着主体时,是某种不受主体意识模式所控制的结构,它让他或她强制性地重复一个动作。如奥狄甫斯便逃脱不了自己的命运。第二是回忆,现代主义记忆的模式。主人公开始意识到不能受制于匿名的结构,于是试图去寻找令他遭受痛苦的原因,起源与结果成为他最关心的问题。利奥塔采纳的是第三种“修通”(durcharbeitung/working through)(亦译“透析),以此方法来重写现代性。这种重写并不是从头开始找一个绝对真实的零度状态的史前史起点,也不是弗洛伊德式的回忆那被压抑的无意识的过去,而是既是回归又是想象未来的双重性过程。重写并不像我们最初期待的那样,能够还原或再现最初的场景,与其说它是在回忆,不如说它是忘却,与其说它是在提供关于过去的知识,不如说它是一种突破规则、创造现在与未来的艺术活动。
作为马克思思想史的书写者,我们有重写思想史的义务与能力,而不必要简单挪用利奥塔的方式。但他对自己历史的无意识的强制重复的批判,对寻找原初历史真相神话批判,和对通过回复与展望的双重努力的渴望是有借鉴作用的。利奥塔重写现代性的努力与初衷并非是一笔勾销启蒙与现代性的历史合法性,而是指出现代性宏观叙事的粗暴性,试图展现被压制的那些沉默的环节与声音。重写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学者们自然不能回避与否认传统专业思想史中曾经压制的某些不在场的思想史上的沉默声音。恢复这些场面与声音,这不足以颠覆或危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整体合法性或崇高感,倒是有助于实践性地阐释这部崇高历史的复杂性开放性的内涵。
第三位是福柯,他是一位与后现代主义具有复杂关系并对启蒙思想史做过最深刻的批判的思想史家。他曾经借鉴我们上文提到的尼采关于历史与人生的三种关系,而指出,历史感有三种用法,第一就是,瓦解纪念碑式历史,与柏拉图式的历史学模式针锋相对。这就是戏仿,用来破坏现实性,与作为回忆与认可的历史学主题针锋相对;其次是瓦解好古式历史,用分解的用法,用来破坏身份,与作为连续性的或传统的历史针锋相对,第三是挪用尼采的批判性历史概念,提出献祭的用法,这就是破坏真理,与作为知识的历史针锋相对,无论如何这就是使历史摆脱与”记忆”模式的联系,使历史成为一种“反记忆”,并在历史上展现一种完全不同的时间。
福柯明确反对记忆中“永恒在场式”的历史客观性,瓦解历史连续性,让历史成为一种反记忆,这似乎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写作模式的公然挑战。但至少说他让我们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并不是一个现成客观存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而是后来的历史学者们不断重构的过程。揭穿记忆中唯一的客观性历史崇高与历史神话之假象,至少有助于我们摆脱许多研究的教条束缚。福柯挑战历史的连续性叙述逻辑,至少让我们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并没有一个连续不断的逻辑与外观,而是充满着曲折与变数的复杂知识权力斗争场域。福柯反对历史的真理性,似乎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但他的本意至少让我们明白,历史是有许多误区的,需要我们澄清,需要我们用自己的生命与思考去发现去创造思想史的真理,而不必实证主义或神秘主义地跪拜在那些所谓纪念碑式或古玩式的历史面前。
参考文献:
[德]尼采《论对历史的滥用》,陈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尼采《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 姚可昆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美]李•斯平克斯:《导读尼采》,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非人——时间漫谈》,罗国祥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美]西蒙•莫尔帕斯:《导读利奥塔》,孔锐才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周慧:《利奥塔的差异哲学:法则、事件、形式》,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杜小真选编《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