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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科兹 等:什么是“苏联体制”?

大卫•科兹 等:什么是“苏联体制”?

 作者: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著,曹荣湘 等/译


    本文摘自大卫•科兹 等:《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标题为编者所拟,注释从略。
 
 
  俄国从革命到形成一种稳固的新经济制度,花了十多年时间。1918年至1920年内战期间,所谓的"战时共产主义"盛极一时。工业被国家化了,所有的生产和分配都按照战争需要来调控。交通阻塞、兵荒马乱使大城市的供应捉襟见肘,在这种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俄国人发明了一种十分集中化的经济管理制度--尤其在战时条件下是如此。
 
  内战胜利的代价就是经济的崩溃。1921年,布尔什维克在一阵激烈的争论之后,出台了一项突然改变方向的经济政策,即所谓"新经济政策",该政策一直延续到1928年。外国资本家被邀请到俄罗斯投资,私人经济在贸易、服务甚至工业领域都得到鼓励。在农村,农民可以随意耕作他们新获得的土地,并在市场上出售其产品。
 
  到了1927年和1928年期间,俄国经济大体上从战争和革命的废墟上复苏过来了。此时在共产党领导层内部,关于下一步经济政策该如何走的问题,又爆发了一次激烈的争论。一部分人,开始时以列夫•托洛茨基为首,后来以G.季诺维也夫以及L.加米涅夫为首,提倡加快工业化步伐并促使个体农民走向农业合作。他们担心,自由的农村会成为农业资本家阶级的滋生地,因此有必要通过把农业转化为一种集体形式的做法避免这种危险。与此相反,另一部分以尼古拉•布哈林为首的人则鼓吹,应继续执行新经济政策,渐进推行工业化,同时更为渐进地开展农民合作化的组织工作。
 
  这次争论的解决方式和采取新经济政策时完全不同。1924年列宁逝世之后,约瑟夫•斯大林,这位党的总书记大权在握。在一系列精心策划之后,斯大林通过支持布哈林的渐进发展策略,首先击败了快速工业化的鼓吹者,而后又击败了布哈林及其渐进步骤的鼓吹者。大约在20年代末,斯大林已经拥有足够的个人权力,去发展一种新的经济模式。
 
  大权独揽之后,斯大林开始强令推行一种农业集体化、快速工业化和彻底消除私人经济的新路线。斯大林的权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这种新路线根本就不是共产党的正式决议。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于1928年,其工业化的目标雄心勃勃,却没有料到即将发生的俄国社会和经济结构的极端变化。一年之后即1929年,新模式开始推行,由斯大林个人决定,发动了一场强行把苏联千千万万的农民集中起来的运动。
 
  20年代末,一种新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也许已成型,也许还在建设,但总之已成为"苏联体制"了。这一制度的经济特征在随后的55年里很少发生变化,直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才告终结。根本的政治制度在这期间也比较稳定,尽管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政治权力几易其手,其运行方式也几经变更。
 
  苏联体制的经济结构
 
  苏联新体制的最重要的经济制度,是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和中央计划经济。在苏联,几乎全部的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唯一的例外是集体农庄,它们被认为是农村集体成员的公共财产。
 
  调控这一制度的,是一种高度集中、等级森严的计划经济形式。在党中央领导下的苏联政府,为整个国家制定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五年计划表明经济发展的方向和目标,而年度计划则是把法令推行下去的可操作性文件。它们分别规定了每一种重要产品的产量指标。
 
  计划体制的最上层,是所谓的"国家计划委员会"这一机构,在为这个庞大国家制定一项内部协调一致的经济计划方面,它的任务极为艰巨。国家计划委员会采用了一种叫做"物资平衡"的方法来预算生产性投入--钢铁、水泥、工厂设备等等,后者的生产要与终极产品生产的目标水平相一致。在国家计划委员会这一级,计划替相对较广的产品种类分别制定了产量指标。国家计划委员会下面,是各经济主管部门,它们在各自所主管的领域里把计划分割成范围稍窄的生产指标。各个企业具体从事生产,它们各自受其特殊主管部门的控制。在企业这一级,计划具体规定了各种产品的投入和产出。而作为供应部门的国家物资局,则负责管理各企业之间的供应关系。
 
  货币与财政在苏联体制中起着次要的但又是无可替代的作用。一旦某企业接到生产指令,国有银行系统就会为其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使它能够支付在经济计划中已明确规定的劳动力和物资投入费用。是计划的生产指令,而不是信用或获利,引发了经济活动。
 
  国有企业倾向于无限制地壮大自己,这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强烈地相信,大型企业更有效率,另一方面是出于实际的考虑,即中央计划部门指挥少量的大型企业总比指挥许多小型企业容易。在企业这一级,个人全权管理是主要的原则。每个企业都有一个负责人,他有权控制企业并向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负责。党的书记和贸易组织领导人也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但总负责人才是最高的权威。
 
  苏联共产党也有与国家计划组织平行的机构。它的中央委员会下属的各种专门的生产部门,参与对计划的制定和执行情况的监督。在共和国、省、地方各级,党的书记与同级的国家机构和企业一道,在其权限范围内负责计划的实施。在所有的城市里,党委书记都与地方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和大企业的总负责人一起,保证该城市的计划得以完成。
 
  如果说,苏联体制完全以中央经济计划为基础,那也有失准确。市场起着第二位的作用。消费品主要通过零售商店来分配,在这里,消费者可以随意购买到上架的东西,其价格由国家统一调整。不过,消费品分配的非市场形式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包括短缺品的定量配给,在工作场所按特殊价格分配给工人、管理人员和官员的商品,以及在专门商店里分配给高级官员的优质产品。工人主要通过劳动力市场来找到工作,在那里,工人根据报酬的高低和自己的爱好来选择自己的工作。不管是在生产物资上,还是在消费物资上,同样存在着黑市,此外,企业也在官方计划之外交易商品,这一灰色市场虽非正式但也被容忍。可是,在引发和调整经济活动方面,中央计划仍然是主要的制度。
 
  苏联体制还包括向居民提供多方面的公共服务,而这大多数直接靠政府来完成。然而,这一制度的独一无二的特征,则是直接依据工作场所来提供全方位的公共服务。许多大型企业出资兴办了托儿所、门诊部、学校、疗养院、休闲胜地,以及其他为职工及其家属提供的娱乐设施。在苏联许多由单个公司构成的城镇里,主体企业直接出资提供本地大多数的公共服务。
 
  苏联的政治体制
 
  在苏联,政治权力由两个平行的机构来操纵,一个是国家机关,另一个是共产党机关。在名义上,党有一个民主的体制。党员选举代表,参加定期举行的党员代表大会,大会通过党的决议并选举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委员会由几百人组成。中央委员会再依次选举一个由一二十人组成的政治局和一名总书记,负责处理中央委员会闭会期间的各项事务。
 
  然而在实际上,权力是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的。总书记是该制度的全权人物,他主持的政治局则是解决重大问题的决策机构。中央委员会拥有一个全职的执行机构,即所谓的"书记处",它是政治局的执行助手。在必须选出一名新的总书记时,中央委员会就变得重要了,但通常情况下它是受政治局领导的。党代会不定期举行,也不拥有什么真正的权威,而个别党员的作用只不过是贯彻上层所制定的政策而已。
 
  党以各种方式在社会上行使权力。它监督政府的工作。例如,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工业部门直接向党组织报告工作。同时,党也通过它自身的机构,直接制定国家政策,并参与这些政策的实施。例如,党在酝酿经济计划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并且正如上述,其地方干部要协助这些计划的落实。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广泛地参与外交、国家安全、科学、文化以及其他政策领域里的事务。不过,党的权力最根本上来自于它对政府、非政府和官员选举的控制。
 
  党对重要职位任免权的控制,被称为"任命制"。最高党组织(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决定谁将在政府、军队、安全部门、大众媒体、贸易联合会、专家组织等组织机构中占据某个高层职位。下级党组织任命各自管辖范围内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下层职位。在党内,莫斯科的最高层组织控制着下级党组织以及各共和国、各省、各大城市的党的高级职位的任免权力。
 
  政府拥有一个独立于党组织的结构,在名义上也是民主的。苏联宪法规定了一个议会式的民主政府。苏维埃的成员要通过自由投票选举出来。最高苏维埃,这个最高立法机构,任命一个部长会议,作为政府的执行和管理协助部门。部长会议主席扮演着总理或政府首脑的角色。
 
  然而,事实与议会式政府的设想十分不同。苏维埃选举没有竞争。共产党决定苏维埃的提名人选,同时选举部长会议的成员和政府总理。最高苏维埃远不是一个独立的立法机构,倒像是党组织的一个"橡皮图章",为它早已拟定的决议加盖大印。来自上层的革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研究苏联政治的专家们就苏联体制的高层机构内政治权力的准确归属问题展开了争论。一些最显赫的政府官员在政治局里有一个职位,而几乎所有的部长会议成员也在党的中央委员会里有一席之地。就本书的目的而言,没必要非搞清楚党和政府机构之间到底如何分配决策权不可。毋庸置疑的是,权力集中于这两个高层机构,它们相互渗透。"党-国制度"是它最好不过的名称。
 
  虽然斯大林逝世后苏联体制的基本经济结构并没有变化,但它的政治权力结构却有所不同。上面对苏联政治制度的描述,指的是斯大林时期政治权力的形式,而其内容在斯大林统治下并不是这样的。从1928年直到他逝世的1953年,斯大林一直以一个全权的独裁者面目进行统治。说这一时期党掌握着权力,其准确性是值得怀疑的。斯大林主要通过秘密警察而不是党来加以统治。
 
  1929年末,斯大林亲手发动了迫使1.25亿农民参加的集体化运动。这次运动所导致的混乱,引发了一场可怕的饥荒,1932-1933年间,千百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1936-1938年,斯大林制造了一系列大清洗和公开政治迫害事件,几乎所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早期领袖均被处以极刑。1935至1939年间,近100万党员被害身亡。即使到了后期的1950年,还有一名政治局成员被判死刑。除了党的高层领导人外,监禁或死刑的处罚还涉及许多政府官员、企业负责人、军队首长和文化人物,甚至普通工人和农民都被判"阴谋破坏罪"。即使是那些执行这种恐怖政策的秘密警察官员,也不时自陷囹圄。合计起来,斯大林的统治共导致了大约200万人非自然死亡。
 
  其他任何一次由共产党领导的重大革命,都没有对自身的领导层施以如此大规模的迫害。斯大林统治的典型特征,就是严重背离了早已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意识形态主张。斯大林复活了俄国民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早期有利于工人、妇女和大多数公民的法律,或被废除,或被弃之如敝屣。平等主义饱受蹂躏。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被决定性地转变为这一观点:斯大林,这位伟大的领袖,是一切进步的源头;而在列宁时代,这种对领导人崇拜是完全不存在的。
 
  斯大林基于恐怖之上的独裁统治,结束于他逝世的1953年。几年之后,党的新领导人谢尔盖•赫鲁晓夫公开抨击斯大林的恐怖统治。在后斯大林时代,苏维埃政治制度呈现出由总书记、政治局、书记处和中央委员会以及上述各部门统一领导的局面。它仍然是一种专制主义的、自上而下的制度,该制度的政治敌人也曾遭受迫害、流放或监禁的待遇。但它不再是一个恐怖主义的专制政体。在领导层内的争论中,那些未达个人或政治目的的人,从此不再被处死,而是给予降级处分。

什么是苏联体制?
 
  苏联实行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是社会主义,还是某种其他的东西?许多年来,这一问题引发了许多争论,产生了无数的文献。当然,至少在戈尔巴乔夫之前,苏联领导层及其拥护者总是声称,这一制度不管如何不完善,总是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的体现。他们认为,苏联是工人的国家,共产党只不过是工人阶级的代表,负责解释和执行工人阶级的意愿。他们把国家财产看成是人民的财产,把经济计划看成是人民处理经济事务的手段。
 
  这种观点与苏联的现实相冲突。显然,不管是工人阶级,还是苏联人民,总体上并没有掌握苏联体制。权力滞留于党-国制度的最高层。从拟订经济计划,直到做个人生意,工人们都无权制定涉及该制度应如何运行的经济决策。
 
  苏联体制和资本主义在根本上是不同的。它在表面上和资本主义一样,工人从事生产性劳动,他们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一样,也挣工资。但是,资本主义的许多典型特征,特别是单个资本所有者之间在市场上竞相出售产品的竞争,在苏联体制中是完全不存在的。资本主义的效率和动力,恰恰来自这种竞争,但正如上述,这在苏联体制中只是一个更为消极的因素。虽然苏联体制带来了高速度的资本积累,但这应归功于来自上层的政治命令,而非竞争的压力。
 
  理解苏联体制的最好方式,是把它理解为一种混合的制度,它具有许多社会主义因素,但也有许多非社会主义的因素。"国家社会主义"一词,也许最能把握其精髓,因为国家的角色和本质,代表了苏联体制最重要的非社会主义特征。
 
  尽管存在工人阶级在苏联体制中并没有真正支配其经济和政治命运这一事实,但这一制度确实具有某些典型的社会主义特征。其中之一,就是国家(和集体)对全部生产资料在实质上的所有,这意味着任何一个阶级都不能仅仅凭借财产权就获得收入。在苏联体制中,合法的收入只来自工作。苏联体制是历史上第一个致力于建立企业非资本家所有的现代工业社会制度。
 
  通过计划手段调节经济,是该制度中另一个社会主义因素,计划确实带来了某种经济效益,这和社会主义者的期望相符合,它们包括不再有周期性的衰退或萧条,经济增长十分迅猛(我们将在下一章对此详加探究)。由于企业之间不再有竞争,在诸如技术信息共享和管理方法共享之类的合作方面,其范围之广泛,是资本主义制度望尘莫及的。是经济计划,而不是对利润的追求,推动着生产。虽然是上级政治机关的需要决定着计划的内容,但它无论如何都是一种"为使用而生产"的形式,而不是为利润而生产的形式。
 
  由经济计划所带来的充分就业,是该制度的另一个社会主义特征。自30年代早期之后,苏联实际上就不再有大量的失业了。相反,却全面出现了典型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在苏联体制中,不仅找工作很容易,而且一旦工作,就会有高度的保障。工人很少被解雇或开除。这不仅意味着工人有很高的个人收入保障,而且意味着一旦斯大林恐怖时代结束,工人对工作就会享有极高的非正式选择权。在名义上,企业管理者拥有巨大的权力,但在实际上,由于劳动力短缺,历来就几乎没有解雇过工人,因此管理者不得不考虑工人的要求。这导致了比资本主义企业里更小的工作强度,上级经济计划者经常抱怨说,他们没有足够的权力去迫使工人更卖力地工作。
 
  提供给大众的公共服务范围广泛,这是苏联体制的另一个社会主义特征。它们包括免费教育(直到给予有资格的人们以高等教育)、收费极低的儿童保育、租金极低的住房、便宜的休闲度假、免费医疗、稳定的养老金等。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中,例如在瑞典和挪威,当权的各个社会民主党,虽然并未触动这些社会的资本主义基础,但也已制定了同样的给予劳动者公共福利的施政纲领。然而,在这些社会民主的福利国家中,资本家所资助的保守政党由于受到来自国际竞争的压力,不断要求解除或压缩社会福利。在苏联体制中,并不存在这种挑战社会福利的呼声,拟定的纲领也不会遭到削减,而这在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中却是周期性的遭遇。
 
  虽然我们不应该根据一种社会制度的官方意识形态及其纯粹的形式来评判它的本质,但苏联体制的官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确实起着一定的作用。由于苏维埃国家被认为是工人的国家,因此各级苏维埃都有一些不可小视的工人(和农民)代表--这一结果也有利于党对它所代表的阶级加以控制。虽然苏维埃并不握有实权,但这毕竟给工人带来了一定的地位和尊严--这一结果,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曾激起了某些知识分子的怨愤。
 
  为了与社会主义价值观保持一致,金钱收入的分配在苏联体制中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显得更加平等,至少在斯大林时期之后是如此。一种叫做"十分位率"的全国通用的评估收入不平等的标准,把最富有家庭(约10%)的总收入,与最贫穷的家庭的总收入加以比较,从而测算出收入差距。一项由西方一流专家开展的调查显示,苏联1967年的十分位率是4.5。这意味着最高收入家庭所得是最低收入家庭所得的4.5倍。相比之下,美国和法国的十分位率却都是15.9,达到苏联的三倍半之多。考虑到苏联体制中没有财产收入,这一结果并不那么令人惊奇。然而,正如下面我们将看到的,金钱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并不能反映高级官员享受特殊津贴所造成的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