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顺良：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经济全球化
2014-12-31
本文为姚顺良教授在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讲第119期马克思论坛上的文字稿。
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各国学界、文化界、政界乃至商界使用频率极高的概念，也是国内外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已发表的学术论文、甚至已出版的学术专著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在这一热潮中，并不缺少马克思主义的身影：力图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对经济全球化问题进行探讨的大有人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关于全球化思想或理论的论著也并不少见。但是在我看来，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基本上都拘泥于马克思特别是列宁既有的理论观点，既没有从经济全球化的最新发展和当前现实出发重新审视其实际演化过程，将其不同阶段的历史实际同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全球化思想的相应理论成果进行比较研究；也就不可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全球化思想的实质，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经济全球化的最新发展和当前现实作出正确的认识。
因此，我选择《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经济全球化》作为今天的题目，就是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意在从经济全球化的最新发展和当前现实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全球化思想的演化过程和已有的理论成果进行历史的反思，并从这种历史反思得出的新结论出发对经济全球化的最新发展和当前现实进行再认识。
一、研究对象的初步界定
在进入实质性的讨论之前，需要对作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全球化”作一个初步的界定，否则就会引起不必要的争论或歧义。当然，这里涉及的只是“经济全球化”的表层的、主要是外延上的界定，并不是对“经济全球化”概念作严格的完备的科学的定义，那只能是在讨论的最后才能得到的。
根据本人涉猎到的材料，国内外学者在全球化的存在问题上大体可归纳为三种看法：
第一类学者承认全球化具有客观必然性，认为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或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例如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他看来，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要前提和必然结果，现代世界经济体系是与资本主义共始终的。“整个世界都是在这个单一的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社会分工的架构之内动作的。” 历史资本主义的逻辑最终必然达到全球范围。他认为，现代世界体系就是建立在国际分工基础之上的具有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是以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为基础而建立的， 在这种分工中， 世界经济体的不同区域（我们名之为中心区域、半边缘区域和边缘区域）被派定承担特定的经济角色， 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 因而使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 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中获利也就不平等。” 当前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实际上是“一个基于不平衡发展、不平等交换和剩余价值占有的等级制体系。” 所谓不平等，就是指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运转机制中的不平等分工和不等价交换。在这个世界经济体内，不等价交换和资本积累是这个体系运行的基本动力。
安东尼•吉登斯也将全球化和现代性联系起来，不过认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后果。他认为全球化并不只是一种经济上的现象，也不是简单的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和西方的持续扩张以及“世界体系”的形成；全球化实际上是时间和空间的转变，是我们生活中发生的跨越时空的巨变。他说，“一方面， 经济全球化概念规定了一种普遍的过程，它产生了组成现代世界体系的国家和社会相互联系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全球化也蕴含着构成现代世界共同体的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加强。因此， 伴随‘扩展’的是‘深化’。”
第二类学者否认经济全球化的客观必然性。例如，乔姆斯基认为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而主要是一个主观的由政府所推动的过程。他指出，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始终是政府。全球化实际上是强力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大力推动的结果，这一点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创立、多边投资协议的私下讨论中彻底地表现出来。通过世界组织，发达国家不仅在全球推广其经济体制，而且以经济活动为载体，到处推广其政治思想、民主体制和生活方式。乔姆斯基就认为，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不过是美国宣传其意识形态的工具。因此，全球化，表面上看来是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但实质上却是全球经济的“美国化”，甚至是意识形态的“美国化”。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盟友，特别是英国和其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是美国的“直接同谋”，而支持美国的大的国际机构，诸如国际银行、国家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也都参与了相关的运作，成为美国的“间接同谋”。
英国学者阿兰•鲁格曼同样否定全球化的历史必然性。但他不是否定其客观存在，而是反对把经济全球化看作历史发展的一个过程或一个阶段，仅仅将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活动来看待，他把经济全球化定义为:“跨国公司跨越国界从事对外直接投资和建立商业网络来创造价值的活动” ，或“跨国公司进行世界范围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销售。” 格鲁曼特别反对关于当今的世界经济已经全球化的观点，他认为应该将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化区别开来，经济国际化的根本特点是交换在不同的国家经济体之间进行，在仔细地对世界500强跨国公司特别是其中的最强20家超级跨国公司的投资、兼并、战略等数据分析后，他认为人们所谓的“经济全球化”， 不过是由目前最为强大的“三级集团”——即: 美、欧、日三大经济巨人主导下的超级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经营，当今跨国公司的大部分竞争是在这三个经济中心之间发生的。无论是这些公司的结构性规律及其扩张方式， 还是他们的生产管理， 抑或贸易经营， 都表明它们的全球化运作根本上只是种资本扩张式的“区域性行为”， 而非人们所想象的无限制扩张的经济全球化。 与此相类似的是德国左翼学者约阿基姆•比瑟夫。他认为“经济全球化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这里说的是这样一个事实， 即各大洲、各民族都处于一个联系紧密的生产、商贸、信息和通讯网络之内。”
第三类学者则试图从多重维度对全球化概念加以不同解读。埃及著名学者萨米尔•阿明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他区别了两种全球化概念，他用法语中的两个词，“mondialisation”和“globalisation”，来表示全球化不同的含义。“mondialisation”意指人类历史中朝向普及化、一体化和相互依存的强有力趋势，这是一种客观趋势， 一种客观力量，它是马克思所说的众多事物作用的结果；是生产力极度发展，使得相互依存和各种关系愈来愈纵深化的结果。这种趋势并不是在1992年突然出现的新事物，而是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我们现在说的全球化只是“mondialisation”趋势的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新阶段而已。在法语中“globalisation”的全球化的另一种含义意味着只是由占主导地位的资本来调解和利用这一客观趋势所造成的恶果，因为这种客观趋势并不是无中生有、空中楼阁，而基本上是在资本主义的一个体系中被摈弃或者被获得。这种主观趋势并不能单边地决定历史，而是由于战略因素才在历史中获得。另一方面，这种趋势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面又在资本主义内部或者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被滥用、被整合或被获得。 他也承认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扩张。2000年，他在巴黎召开的“全球化与人类解放——公民共建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明确地说:西雅图出现的新自由主义、新经济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它们只是在形式上有新花样，实质上不过是否定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乌托邦。它们建立在金融的逻辑控制社会的一切和给市场以最大的自由这两个相互联系的原则之上。推行这两个原则是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种什么都由市场来控制的经济逻辑，不会产生人们所希望的和平，而是冲突。这种资本主义的乌托邦，不管是什么原因，都表现出资本要控制一切的倾向。这就是今天的全球化。 但是，阿明同时也认为“资本主义世界范围的扩张”这种说法是不全面的，并且会使人产生疑惑，因为这种说法认为这个扩张是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代替以往的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这种替代曾是进步的。阿明提出，必须分清世界资本主义扩张与发展两个概念，它们不是同义语，世界资本主义扩张是资本积累固有的、内在的必然结果，相反，发展则是意识形态的概念，发展的概念是建立在社会计划、价值取向、世界体系中的国家地位基础之上的。有说法认为全球化在日益向纵深发展，这大概是好事，因为人们可以从全球化中受益。阿明反驳到，实际上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必然导致世界两极分化，世界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扩张的必然结果，目前的资本主义扩张对缩小差距构成了基本障碍，并且正在引起世界的两极分化，非洲国家以及其他有关国家正在边缘化，这是当今世界两极分化造成的必然结果。 由此，阿明更进一步，将全球化看作是帝国主义的同义词，他认为今天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利用经济全球化，依靠对新的科学技术的垄断、对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市场的垄断、对自然资源的垄断、对现代通信工具和媒体手段的垄断、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垄断，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新的剥削和压迫，全球化是一种新的帝国主义。
撇开关于“全球化”概念深层内涵的争论，我们可以看出在上述三种观点中，第一种外延最大，第二种则根本否认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的存在，第三种处于两者之间。我反对前两种极端即沃勒斯坦和鲁格曼的看法，将“经济全球化”界定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阶段；但也不完全同意阿明的观点，认为不能将其等同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不过是广义的经济全球化的初始阶段，严格意义上（狭义）的经济全球化则属于后帝国主义阶段。
二、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全球化既有理论的当代反思
从马克思主义创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全球化的思想，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形成了两种影响巨大的经典理论：
第一阶段是马克思恩格斯时期，从1830-40年代到80年代初，这是资本主义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和西方最终确立时期。这一时期不仅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而且以此为基础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资本主义理论。
从经济全球化的最新发展和当代现实来看，其理论成果总体上仍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具体来说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唯物史观特别是其中的世界历史理论不仅构成了其经济全球化思想的理论基础，而且为研究经济全球化的最新发展和当代现实提供了方法论指南。
唯物史观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学说，创立了以实践为基础，以解放全人类为价值取向的学说，揭示了人类社会产生、发展、动力、机制和规律，从而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奠定在唯物辩证的历史的基础之上。它不仅从纵向即社会形态的演进视角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阐释了社会形态不断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的机制和趋势；而且从从横向即历史联系的空间拓展视角揭示人类社会由狭隘的、分散的地域性历史向统一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这就是从一开始就包含在唯物史观中的世界历史理论。唯物史观暨世界历史理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诞生，中经《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发展（主要是“三大社会形式”的理论），最后在1879-1881年“人类学笔记”和“给查苏利奇的信”又有重大突破（主要是“三大社会形态”和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新思想）；为深化经济全球化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历史观和方法论基础。坚持以唯物史观暨世界历史理论指导经济全球化的研究，不仅可以更为深入地揭示经济全球化的根源、实质和趋势，还可以帮助我们对各种全球化思潮作出科学的评价。
其次，由马克思亲自创立的经典资本主义理论，尽管形成于经济全球化的孕育期，但其中所包含的经济全球化思想，从总体上说，仍然是我们认识经济全球化最新发展和当代现实的出发点。
这里的关键，是要破除从第二国际后期特别是列宁以来形成的流行观念，即把经典资本主义理论诠释为古典资本主义理论，认为那是已经过时的所谓“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理论，现代则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其实，由马克思亲自创立的经典资本主义理论，首先是一般资本主义的理论，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不仅适用于古典阶段，而且适用于现代阶段；其次才是带有古典阶段特征的某些结论，但即便如此，它们仍然构成了进一步发展的起点，而不应像长期以来流行的传统观念那样简单地加以抛弃，另起炉灶。
属于前者的，不仅包括人们公认的关于资本的本性中包含着世界主义和全球化趋势的核心观点，马克思正是由此出发，在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和历史趋势的过程中，实际上全面揭示了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动力、实质及趋势；也不仅包括人们公认的马克思原先准备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后三册中详加讨论的国际分工、世界市场和危机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即国际分工是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世界市场是经济全球化的实现场所和存在方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市场关系为现实基础掩盖了资本扩张的本质，世界市场危机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最终表现形式，资本主义在世界市场中的极限也是资本主义存在的极限；而且包括传统观念认为已经过时的关于自由竟争制度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和趋势，殖民主义和直接的暴力归根结底是为了给资本主义的经济统治开辟道路，形式上的平等、自由和实质上的剥削、压迫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等等。
属于后者的，主要有马克思仅仅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划分为资本原始积累（货币主义）、工场手工业（重商主义）和机器大工业（自由主义）三个阶段，并由此推论出作为经济全球化物质基础的国际分工是“工业国-农业国”的两极格局，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的入侵和殖民统治最终会直接导致后者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化，因而如果用一句话概括经典资本主义理论中关于经济全球化思想的历史局限，那就是马克思把经济全球化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同质扩展。不过，即使是这种局限，也不能像传统观念那样简单地加以抛弃，正如前面所说，也构成了我们对经济全球化最新发展和当代现实再认识的出发点或参照系。
第二阶段是第二国际时期，从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这是资本主义越出民族国家范围，开始向东方扩张的初期。在对资本主义新现象的理论探索中，第二国际理论家最终形成了关于资本主义现代形态的三种代表性的理论。这三种代表性理论，不仅为后来列宁的经典帝国主义理论的形成，提供了理论背景和思想前提；而且为反思这一理论的得失，重新审视当代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提供了思想资源和新的理论生长点。
第二国际时期关于资本主义现代形态的三种代表性理论，即希法亭的“金融资本论”、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和考茨基的“工业资本-国际分工论”。在这三种理论中，他们分别阐发了自己关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基本观点。
希法亭认为，资本主义的现代形态是金融资本主义，而向全球扩张是金融资本的本性。与工业资本统治的自由竞争时代不同，金融资本的统治则趋向垄断和对外扩张，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要求扩大自己的经济区，这就必然导致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暴力和战争。罗莎•卢森堡认为，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即资本积累的实现依赖于非资本主义经济，而其实现过程又不断地根本改变这一前提，使其由自然经济形态经过简单商品经济形态发展到资本主义形态，并最终因消灭了自身存在的前提而自取灭亡。因此她认为向全球扩张，是资本积累的内在本性，资本主义现代形态是资本的世界竞争阶段，即资本争夺最后的积累条件，从而也是资本主义趋向灭亡的阶段。考茨基则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仍然是工业资本占统治地位，随着工业资本的高度发展，必然要求兼并更多的农业区域。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不过是为了维护旧的国际分工即“工业国-农业国”两极对立格局，保持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的农业国家或地区剥削和统治的政治手段。
从经济全球化的最新发展和当代现实来看，希法亭的“金融资本论”在经济全球化问题上突破了经典资本主义理论在这一问题上的“同质扩展”说，把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同其自身形态的升级内在地联系起来，而且较为准确地界定当时的扩张并不是直接的全球化，而是区域化。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接续了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和“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新探索，实现了考察经济全球化视角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本身向东方落后国家的转移。考茨基的“工业资本-国际分工论”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以生产力的类型作为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划分标准的思想，抓住了国际分工这个理解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基础；坚持了自由贸易不可能被关税保护政策最终取代；而且其关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是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国家为了维护和扩大对落后的农业国家的控制”的核心观点，实际上也突破了经典资本主义理论在经济全球化问题上的“同质扩展”说，蕴含了后来共产国际关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入侵和控制阻碍殖民地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观点；其对“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的政体分析，也为正确理解从广义全球化初期（帝国主义时期）向狭义全球化时期的转变提供了思想资源。最后，卢森堡和考茨基分别从流通和生产角度都正确地强调了资本输出并不是帝国主义时期的本质特征，其目的仍然是殖民地作为商品市场和原料（以及劳动力）产地服务的。
这三种理论各自的局限是：希法亭背离了唯物史观和经典资本主义理论的从生产出发的逻辑，不仅片面地从“信用”出发，混淆了货币（支付）与资本（借贷），从而把资本主义自身形态的升级仅仅归结为财产（所有权）的演变；而且否定了自由竟争制度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认为垄断必然导致自由竟争以至商业的消失，实际上是一种“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反映的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德国）和向全球扩张初期（如美国）的局部和暂时的现象。卢森堡不仅错误地理解了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而且直接从极“左”的立场完全否定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其全球化理论实际上是一种资本主义只能无限接近而不能达到的“极限”。考茨基由于历史局限看不到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再加上其中派主义的机会主义立场，只能将高于帝国主义的阶段设想为“帝国主义”的超级联盟，最终堕入“超帝国主义”论的泥坑。
第三阶段是以列宁为代表的经典帝国主义理论时期。这一理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以布哈林为中介，在基本继承希法亭、部分借鉴卢森堡、全盘否定考茨基的基础上形成的。
布哈林在《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中稍早于列宁提出了自己的资本主义现代形态理论。他全面继承和推进了希法亭的理论，把希法亭的信用（银行为主导的金融）资本主义发展为政治（国家）资本主义，并吸取其垄断必然消灭竞争的观点；在批评卢森堡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曲解的同时，把卢森堡的资本“再生产”引申为包括社会、政治关系及其危机的再生产，并吸取其关于资本主义是世界经济学而不是国民经济学的观点；同时对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展开全面的批判。在此基础上，布哈林形成了自己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论”。他认为，垄断和金融资本不仅在国内最终会消灭自由竟争，而且将和国家政权直接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垄断全部生产和分配、以至于整个社会生活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但国内竞争的消灭恰恰意味着竞争将会在更高的基础上，即一方面竞争的主体转变为民族国家，另一方面竞争的内容从经济层面上升到社会和政治层面，于是这种国内垄断和国际竞争必然推动生产力国际化和世界经济形成的同时，造成资本的民族化，从而原先国内的基本矛盾、阶级矛盾和经济危机必然扩大再生产为国际范围内的基本矛盾，阶级、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和资本主义的总体危机。
应该承认，列宁对布哈林的理论并非完全赞同。他否定了布哈林从希法亭那里袭取来的垄断将完全消灭国内竞争的观点，弱化了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提法，并批判性地吸取了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霍布森《帝国主义》一书的某些成果，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帝国主义理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理论。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和最后阶段，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强调向全球扩张是金融资本的本性，而这种扩张的最终结果是列强从经济上和领土上瓜分世界，造成以金融扼制和殖民统治为特征的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并由于列强的实力变动引发重新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由此，不仅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基本矛盾和阶级矛盾进一步加剧，而且发展为包括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国家矛盾在内的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社会矛盾。斯大林在列宁的基础上，将这些矛盾概括为三大矛盾，即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国家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内部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后来又提出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和“两极世界”思想，夸大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危机，片面强调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这种关于全球经济结构的认识和由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发展而来的“国家-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对资本主义现代形态本身的认识构成了“经典帝国主义”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最后理论遗产。
以列宁为代表的经典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思想发展的第二大理论成果，既有着突出的理论贡献和历史功绩，也带有重大的理论缺陷和历史局限，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
三、坚持从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深化对经济全球化的再认识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特别是20世纪70-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同时也是需要我们对资本主义现代形态和世界格局进行再认识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现象。在生产力方面是新科学技术革命和随之而来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在生产关系方面是“跨国公司”的大发展和新自由主义的复归，在政治方面是帝国主义世界殖民体系的崩溃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在文化和社会思潮方面是后现代主义和生态主义、女权主义、绿色和平运动和社群主义等等所谓“新社会运动”的兴起，等等。即使就发展中国家来说，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现象：一系列民族主义国家的政治独立，以“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出现，前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民主化浪潮，以及由此产生的关于落后国家发展道路问题上的新争论：一方是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发展或现代化理论，从罗斯托的“起飞理论”直到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哲学；另一方则是现代化批判理论，从联合国拉美委员会等开始的“依附理论”到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国际范围内在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的现代形态和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问题上也一度出现了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之争。
在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和当代的世界格局问题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毛泽东和邓小平对世界格局和时代主题的创造性探索上。首先是毛泽东在70年代初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尽管这一理论是在指认苏联为“社会帝国主义”、当时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资本主义复辟”的极“左”框架下提出的，但是客观上打破了“苏联马克思主义”两极世界的思维定式，突出地从经济发展角度对世界格局进行再认识，弱化了“东”“西”矛盾，强调了“南”“北”矛盾。正是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进一步全面地提出了“东西”、“南北”问题，从纵向发展和横向比较中认识世界格局，指出“东西”矛盾是和平问题，“南北”矛盾是发展问题，强调时代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这些思想，为我们从马克思主义视角重新认识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正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世界格局，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迪和理论资源。
我认为, 深化对“经济全球化”问题的再认识，是当前实行理论界的一个迫切的重要任务；而要真正作到这一点，关键是要坚持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态度。这就是要在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全球化思想的历史演化，特别是对马克思的经典资本主义理论和以列宁为代表的经典帝国主义理论深入反思的基础上，运用这种反思的成果，反过来对经济全球化的最新发展和当代现实问题进行了新的理论探索。这主要包括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根源、进程，当前所处阶段的特征、表现、内在矛盾和进一步发展的趋势等等。由于时间和篇幅关系，我不准备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的探讨，只讲以下两点。
一是举个例子，即如何理解全球化”范畴。这里，我拟从横的（共时性）和纵的（历时性）两个维度对其进行分析，并尝试提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全球化”的科学概念。
从横的或共时性维度来说，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完整地准确地把握“全球化”范畴的科学内涵。我们认为，（1）全球化是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基础，包含着政治、文化全球化在内的社会学概念。在解读这一概念时，马克思主义者既要坚持完整性，又要突出根本点。我们更多地使用“经济全球化”绝不是要否定全球化的全面性，而是仿照马克思将不同于“自然共同体”的第二大社会形态称为“经济的社会形态”，为了强调全球化首先是经济的，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的核心，是全球化的动力、根源、基础，全球化的结构是由经济决定的。（2）经济全球化是客观趋势和主体活动的统一。我们认同全球化存在问题上的客观存在论，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同意新自由主义者关于全球化是自然的历史过程、自发的经济趋势的观点。但是，我们不同意他们的机械唯物主义、宿命论的或实证主义的、无批判的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原理，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物质生产活动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现代生产社会化高度发展的必然表现，同时又是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特定发展阶段。这并不是重蹈上述阿明所谓多视角的折中主义论断，而是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一元论。（3）即使仅就生产关系层面来说，经济全球化仍然具有二重性。正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资本主义既是劳动过程，又是价值增值过程一样，经济全球化既是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又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发展的最高阶段。因此，我们既不能像新自由主义者那样，仅仅从一般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经济联系的角度，将经济全球化美化成一种自由和和谐的“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又不应像第二国际的罗莎•卢森堡和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或左翼激进学者（如上述乔姆斯基）那样，全盘否定经济全球化所包含的客观必然性和历史进步性的一面。
从纵的或历时性维度来说，我们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范畴，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对其作历史的具体的解读，即科学地把握“全球化”范畴的历史定位。（1）全球化不是和人类历史共始终的，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正像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所指出的，世界（性的）历史并不是从来就有的，作为世界（性的）历史的历史是随着资本主义产生的，“资本主义开创了世界历史”。当然，人类的历史活动从一开始就不是绝对孤立的，在古代，就存在着某种联系。如东西方之间早在中世纪就有著称于世的“丝绸之路”，以及海上的茶叶、瓷器贸易的航线。但是，从总体上说，在前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仍然是地域性的，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以后，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才成为社会物质变换的普遍形式，由于商品货币关系内在的“世界主义性质”，特别是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贪欲和竞争的外在压力，才推动人类的经济关系和社会联系不断发展，最终造成全球性的经济关系和社会联系。（2）经济全球化也不是和资本主义历史共始终的，它是资本主义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诚然，资本主义从诞生之初，就带有国际性，资本的原始积累就同地理大发现，同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和环球航行，同殖民地的开拓分不开，马克思在论述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早就指出了这一点。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以华伦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者片面夸大了这一点。实际上，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内在的世界主义趋势，起初只是潜在的，这种趋势经历了一个从抽象的可能性到现实的具体的可能性再到现实性的过程。其中，仅仅从抽象的可能性到现实的具体的可能性的过程就体现为三个阶段：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货币主义阶段，工场手工业和重商主义阶段，机器大工业和自由主义阶段。在前两个阶段，经济全球化不过是一种抽象的可能性；只是在产业革命奠定了资本主义特有的物质技术基础以后，经济全球化才具备了现实的可能性。这是因为，机器大工业所确立的对农业的主导地位，一方面为资本主义民族市场和民族国家的确立，另一方面为“工业国—农业国”的国际分工格局的建立，准备了充分的历史条件。马克思经典资本主义理论，正是在这一时期创立的，也正因为如此，在这一理论中，才能包含着丰富的经济全球化思想。即使到此为止，仍然不能称之为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开始，还有一个从现实的可能性到现实性的过渡期。只是随着19世纪70年代前后以能源电力、重化工业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和股份资本的大发展，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经济全球化才开始了自己的现实行程。（3）经济全球化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狭义的经济全球化或全球性资本主义开始于20世纪70-80年代。我们认为，广义的经济全球化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是初始阶段，即列宁所谓“帝国主义”阶段。所以采用列宁经典帝国主义理论的命名，其原因有二：一是资本主义越出民族国家的范围开始向全球的扩张，最初恰恰是在民族国家的形式下。这样一来，就造成了考茨基所谓民族国家转变为殖民帝国、希法亭所谓民族主义转变为帝国主义的历史现象。二是正像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原始积累就是由于经济力量的不足，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运用暴力手段来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资本向全球的最初扩张，同样也是通过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来为自己开辟道路。这一阶段的本质特征并不是布哈林所谓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而是奥托•鲍威尔和希法亭指出的经济区域化和霍布森所说的列强争霸，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必然导致以重新瓜分世界为目的的战争”。从战后到20世纪70-80年代的“冷战时代”或斯大林所谓“两极世界”时期，是一个过渡阶段。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为东方的现代化开辟了道路。而60年代帝国主义世界殖民体系的最终解体，70年代初“滞涨”危机和凯恩斯主义的破产，特别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则标志着经济全球化进入了完成阶段或狭义的经济全球化阶段，这就是全球（性的）资本主义阶段。
二是提出个深化再认识的重点课题，即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问题。
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问题，应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深化全球化问题研究的最后落脚点。这是因为二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本身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全球扩张将落后国家和地区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问题是经济全球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发展道路不仅对其他落后国家的发展、而且对发达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以至整个世界格局的演变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现时代，中国的发展也离不开世界。因此，我们不仅要在国内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且要在国际上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中华民族现代复兴的“中国梦”。
从这一认识出发，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着重考察三个问题：一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即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新民主主义道路的探索及其伟大胜利；二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即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三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意义，说明经济全球化本身不仅是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的单向作用，落后国家的发展对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和后果同样能发挥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