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态社会主义：时代的呼唤

　　1989年在欧洲发生了很多左翼人士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崩溃的情况（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些国家中毕竟早以废除），资本主义取得胜利的欢呼声在20世纪90年代初响彻全球。著名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甚至夸张地声称这是“历史的终结”，认为它标志着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相对于其他体制理想的全球性胜利。但是，这些胜利的欢呼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世界历史的一个新时期就到来了。
 
　　早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人们对“新战争”的巨大恐惧就已取代了曾经希望的冷战结束带来的“和平红利”——军阀、种族、民族与国家之间（索马里、南斯拉夫、卢旺达、斯里兰卡和车臣等）的小规模战争无休无止。自2001年以来，我们又经历了旧式的、大规模的帝国主义战争（阿富汗和伊拉克）。
 
　　今天，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体系的失败正变得显而易见。在很多国家中，大规模失业现象随处可见，经济的增长往往并不伴随着工作的增加，福利国家正在走向解体。几乎在任何地方，人们都能听到这样或那样的危机。世界大部分地区都依然存在着严重的贫穷问题，而主流经济学家们对此束手无策。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失败，尽管仍然有一些经济学家迷恋其陈旧的处方。如今，我们正经历着一种最新经济教条即新自由主义的破产。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祸根。经济冷战正在到处上演。大部分人生活在长期的惊恐之中，害怕明天将会失去最基本的物质生存条件。犯罪率急剧上升，自杀率也不断攀升，越来越多的人饱受着各种精神疾病的折磨。这显然不是一个取得胜利的世界体系的景象。实际上早在1989年就有人指出：资本主义不是胜利了，而只是存活了下来。
 
　　直到不久前，资本主义理论家仍信心十足地声称它们正在努力协调资本主义与健康的环境需求之间的矛盾，今天却强烈反对以修复生态系统名义向他们提出的最轻微的让步要求，比如《京都议定书》制定的二氧化碳排放削减目标。生态问题被搁置了，人们听到的只是经济增长。大多绿党早已放弃了实现生态必需的目标，现在则是步步退缩到其他方面。比如，在德国，绿党不久前又放弃了改变传统交通体系的目标。对于他们来说，真正重要的只有经济增长。
 
　　但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自然正在“报复”。甚至美国国防部的科学家也在向我们描绘出一幅严峻的未来图画：急剧的气候变化将使各国政府和人民陷入绝境；石油会变得更加短缺；流血冲突将持续增加；为争夺原材料、水和食物的战争会摧毁各个大陆；世界将在数年内变得一片混乱。
 
　　确信无疑的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世界体系正在走向失败。在全世界，包括在富裕的工业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各种各样的危机已经变得十分尖锐。其主流理论家也看不到任何真正的出路。一些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的生态与经济之间存在着一种体系内无法调和的根本性矛盾。我们已经看到，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许多地区在重重危机之下陷入了战争、混乱和野蛮堕落的困境。“失败国家”的数量正在大量增加。
 
　　身处这样一种世界局势，以及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迫切渴望一种替代性选择，世界各地的左翼却呈现为一种瘫痪状态，而且完全是一盘散沙。实际上，此时我们更应当大声而公开地疾呼：全球正在遭受的重重危机是资本主义根本没有办法解决的，只有在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找到解决方案。但显然，我们依然还处在1989年挫折所造成的阴影之下。
 
　　可以理解，在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数失望和愤怒的人群仍旧幻想着通过示威、罢工和其他抗议方式来捍卫他们的福利、工作和工资，而不是去质疑资本主义。部分由于工会活动分子、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主流经济学家以及各种社会运动活动家的宣传鼓动，他们天真地相信，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能够带来更多的增长、新的工作和更大的繁荣。比如，阿塔克（ATTAC）这一国际反全球化组织反复声称，其主旨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但当具体阐释其政治要求时，却只满足于如何使“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变得“公正”。当然，也有很多人对资本主义不再抱有幻想，但他们却也接受“社会主义”崩溃的观点。尽管如此，为一种新型社会主义发动新宣传攻势的时机已经成熟。2004年，德国做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民意测验。其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个不错的想法，只不过其现实存在问题。如果我们社会主义者不掌握主动权，不主动填充由于资本主义失败而出现的意识形态与智力空白，新纳粹主义很可能就会这样做。
 
　　当然，对于我们来说目前还不是讨论掌控权力问题的时候。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考虑如何实现安东尼奥·葛兰西所指称的智力与意识形态霸权。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用下面这段话概括了葛兰西的立场：“任何一个阶级都不仅试图占领权力制度中的制高点，而且努力取得社会主体中意见、价值和规范方面的主导权。特权阶级不仅在政治上、也在智力上居于主导地位并压服着被剥削者。不仅如此，智力霸权是政治霸权的一个前提。”[1]
 
　　因此，现在还不必讨论新社会主义计划的代理人问题。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破除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必须使成千上万的人认识到，只要资本主义存在，就不可能解决生态危机和保证人类生存。必须使人们信服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设想的必要性，这一点非常重要。至于如何具体战胜资本主义等实践性问题可以放在最后，因为要回答此问题并不容易。我们首先需要做的是确立这一工作的智力与意识形态基础。
 
　　尽管左翼在一些问题细节的认识上存在着差异，但在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上是意见广泛一致的。这将构成我们的一个共同的出发点。与此同时，致力于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社会主义的具体内容，我们也无法给予详细的预先描述。尤其是，依据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其具体内涵将不会在一个创作室中被设计出来，相反，它将会在现实世界的具体发展过程中和该运动的发展进程及其自我反思过程中得以形成和完善。基于上述原因，我们有意识地回避了对替代制度和变革战略具体细节的叙述，尽管它们已经在我们脑海中趋于成形。在这里，我们只想为开展热烈的相关讨论以及可能采取的行动提供一个推动。因此，我们仅限于阐明我们的理论分析和生态社会主义设想的基本要点，并认为这不仅是有价值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对于生态社会主义概念的详细科学论证，可以参阅笔者的《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一种对人类根本性选择的批判性分析》（1999）。
 
　　我们希望，所有那些关心人类与自然命运的人们能够接受上述思想，并与其他人一道，努力成为生态社会主义理想的积极实践者。我们也呼吁，更多的人们能够加入我们以便开展更多的理论讨论和具体行动。
 
　　二、生态危机是最紧迫的社会问题
 
　　资本主义特有的大规模工业经济模式和生活方式在全世界占据着主导地位。它的存在加速了双重的破坏过程：在破坏我们赖以生活的自然基础条件的同时，也加速了人类与经济社会生活相割裂的速度。而且，这两者是相互强化的。
 
　　与世界迄今为止所经历的危机相比，生态危机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在人类历史上，人类首次使自我灭绝在几十年内成为可能。这意味着，生态危机不是仅存在于某个区域，而是有着明确的全球向度。生命的自然基础的持续损害正在影响着人类大部分的物质生存基础。持续增加的气候变化灾难事件正在造成频繁的极端性情景。它们对整个政治活动和社会生活都产生着负面影响，并限制了整个社会进行改革的余地。相应地，它们成为其他多重危机以及社会群体内部和国际冲突的主要原因。结果在这种情形下，甚至维持最低限度的民主结构也将不再可能。
 
　　当代绝大多数人生存的可能性和未来人类生存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着诸多联系：（1）造成自然破坏和全球性贫困或者经济社会排斥的主要原因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新自由主义盛行之时尤其如此。该体系目前已扩展到全世界并患上了一种增长强迫症。（2）由于客观原因而陷入贫困的人们所采取的“迫不得已”的生存方式几乎必然导致环境的破坏。（3）世界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最直接、最明显的体现是对自然资源消耗的极端不平等：那些生活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占世界人口20%的富人，消耗着超过80%的不可再生资源和其他资源，也因此向生物圈内丢弃高达80%的污染物。（当然，中国和印度等在许多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方面正在追赶着OECD国家。）（4）占大多数的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常常不得不为发达工业国家消耗自然资源导致的环境恶化以及气候变化恶果买单。弗劳霍费尔（Fraunhofer）研究所1992年的一个研究报告估算，如果现有趋势不加以根本性改变，到2030年时将由于植被区的移动而产生9—18亿的饥饿死亡人口。这意味着，一场史无前例的饥饿灾难将作为气候变化的直接后果而不是由于分配非正义而发生。没有包括其中的是作为迅速扩散的疾病如疟疾或洪水、飓风等自然灾难牺牲品的人数。即使在目前，除了经济和权力关系，生态退化是第三世界国家日益增加的贫穷的一个直接原因。比如，在中国南部，由于喜马拉雅山上冰川的快速融化，3亿人的生计面临威胁。国际红十字会提供的资料显示：世界上已有5000多万的环境难民。因而，从全球来看，当前最紧迫的社会问题是生态问题。
 
　　在测量我们经济活动的生态平衡时，核心概念是环境空间的平衡。它可以被定义为：能够保证自然环境维持其再生产的限度内的经济活动的数量和质量。依此，我们可以赋予世界每一公民平等分享自然资源和处理垃圾的权利。这种观念最初是由荷兰经济学家汉斯·奥普舒尔（Hans Opschoor）提出的。由德国地球之友（BUND）和米泽瑞（Misereor）基金会委托的乌珀塔尔（Wuppertal）研究所的可持续德国项目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念，并特别强调了全球正义方面。根据这项研究，环境空间应该由以下四个尺度来评定：a）生态承载力，b）自然自我恢复力，c）资源可用性和d）全球机会平等，即每一个人都拥有平等使用自然的权利，无论是生活在荷兰还是在布基纳法索。在这里，全球正义尺度已经统一到生态平衡计算的方法之中了。因此我们认为，左翼应该无条件地接受这一观念，无论该研究所从中得出了什么样的政治结论。
 
　　三、可持续资本主义发展的幻想和生态社会主义的必要性
 
　　发展或经济增长长期以来被视为解决两对古老冲突（每一社会内贫富间的冲突和南北国家间的冲突）的关键因素。但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人们已经无法忽视工业经济和生态之间的矛盾。尽管如此，在米都斯等人1972年指出了发展的极限后，世界各国政府仍继续实施从前的经济政策，而主流经济学家提出了很多理由来否认增长存在极限，否认经济与生态之间的矛盾。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部分主流经济学家、政治家以及政治智囊团人士已被迫承认全球生态退化这一事实。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认识到，已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行事，可他们并不准备做出实质性改变，而且实际上他们也很难真正做出改变。因此，他们发明了一个新的术语：他们不再鼓吹单纯而简单的发展和增长；如今，他们改而宣传“可持续发展”或“可持续增长”等等。
 
　　但是，不仅是主流当权者，就连许多从根本上批判新自由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并谴责其给人类和环境带来负效果的人，比如全球化的批评者和工会主义者等，并没有从根本上质疑资本主义的增长范式。他们提出了很多具体的建议来改善资本主义经济的个别方面，例如废除避税天堂、引入托宾税（一种针对国际性金融交易、旨在控制投机倒把的税种）、免除贫穷国家的债务等等。但是，他们的做法仍植根于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增长压力与保持我们生活的自然基础之间的矛盾。相反，凯恩斯主义希望国家通过增强大众的购买力来促进商品消费服务需求和就业，进而提高国家税收，从而有助于解决生态难题。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对商品和服务增加消费将会导致稀有资源的耗尽和环境的污染破坏。
 
　　在20世纪50—60年代，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和经济政策制定者都是凯恩斯学说的忠实拥护者。我们必须清楚的是，那时全球只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比较富裕，国内失业人数相对较少，或许存在的剥削情况也相对较轻。至于广大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它们当中的大部分任由主要通过外债支撑的资本主义发展动力来摆布，而这往往带来毁灭性的社会和生态恶果。但在北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增长动力并没有容忍凯恩斯主义多久。
 
　　大多数全球化的批评者认为，当今世界的多数灾难都是由跨国公司强制执行错误的政策所导致的。从这种过于简单化的分析中得出的是解决问题的错误观念与想法。他们认为，如果能够克服跨国公司的垄断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那么创造面向全人类的繁荣就成为可能。这些好心人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他们忽略了经济的自然资源基础以及自然吸收或者抵消工业污染的能力是有限的。相比之下，同样以反全球化著称的国际全球化论坛（IFG）指出：“全球化对于自然界是内在破坏性的，因为全球化需要把产品在地球上运送数千英里，并导致令人吃惊的环境代价，例如运输导致空前的海洋和空气污染、增加的能源消耗和化石燃料排放（强化气候变化）、增加的包装材料使用和庞大的新基础设施建设——道路、港口、机场、管道、高压电网，而这些设施通常建在以前从未被污染的地方。”[2]
 
　　这些对经济全球化的原则性反对态度是认识到增长极限后的必然结果，因为，不断的全球化往往会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持续地破坏着自然环境。
 
　　1．三种幻想
 
　　经济增长的拥戴者是有意识地欺骗人们还是他们本身就是受骗者，这并不重要，因为结果是相同的。以下三种幻想构成了主张经济进一步增长者的错误观念的基础。
 
　　首先，在早期的争论中，一些经济学家否认存在资源短缺问题，甚至认为不可再生资源也是取之不尽的。还有人相信，所有的稀有原材料都可以被储量丰富的物质（例如铁和铝）所代替。更有甚者认为，我们能通过加工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来生产塑料制品。这充分体现了弥漫于可持续发展/增长议程中的幻想的严重程度。如今，这种过于幼稚的幻想已不再时髦。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某些可持续发展的拥护者提出，由于科技发展，经济增长可以在资源消耗大幅减少的情况下持续，至少当今发达工业社会中的生活水平可以通过一个“新的繁荣模式”而得到大体维持。
 
　　其次，同样基于对科技发展的天真信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认为，只要我们投入足够的资源，污染难题就能够得到解决。
 
　　最后，他们都认为，他们的目标可以在一个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框架内得以实现。
 
　　2．现实
 
　　对此，人们有充足理由持一种怀疑的态度。接下来，我们将详细检视上述看法和希望，并阐明为什么说这些观点及其精致的变种都不过是一些妄想。
 
　　资源问题
 
　　甚至那些主张急剧减少能源消耗的人也认为，资源短缺并不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主要难题，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不是，真正的难题是环境恶化。在20世纪90年代，包括石油在内的原料价格很低而且不断降价，可见确实不存在能源短缺问题。即使在今天，尽管这些原料价格飞涨，西欧和北美人也能够负担得起。但仅因为他们能买得起所有的资源，世界就根本不存在资源问题吗？这种想法是极其荒谬的。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资源短缺已经成为一个大问题——尤其是在获取可耕地和淡水方面。由于穷国没有资金到国际市场上去购买，大部分经济学家对此并不了解。
 
　　尽管如此，可持续发展的倡导者已经认识到，环境总体恶化是直接与资源消耗总量相关的。因此，他们提出在不牺牲经济增长和西方生活标准的前提下，通过大幅度减少资源消耗来保护环境。1987年，所谓的《布伦特兰报告》的作者声称已发现一些“令人鼓舞的趋势”，证明“未来的农林发展、能源使用、工业化和人类居住类型可以是物质密度较低的，因而是更加经济和环境有效的”。[3]而自80年代初开始，我们一直听到关于“效率革命”的说法，认为将会通过技术进步来实现工业经济的资源生产率。
 
　　然而，关注宏观经济数据的研究人员却发现了与之相反的趋势。特伦纳（F.Trainer）利用战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比较数据证明了相反的结果，即技术带来的资源生产率回报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增长的极限》一书的作者米都斯1998年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本来获得原材料。”例如，在1963—1977年间，美国采矿业投资每年增加130%（以当时美元计算），但以吨计算的产出量只增加了38%。在工业化农业中，生产同样数量的粮食，不得不使用越来越多的化学肥料和非再生能源。1950年，每多使用1吨的化肥，平均会多产出14.8吨粮食。但到1980年，多产出的粮食数字已降到5.8吨。依据弗雷德·卢克斯(Fred Luks)1997年的计算，如果工业化国家未来50年中的资源消费像许多人要求的那样以1/10的系数下降，而经济增长率维持在2%左右，那么这一时期的资源生产率必须以1/27的系数提高。这又如何可能呢？
 
　　在解释前苏联的经济困难时，戈尔巴乔夫的首席经济顾问阿贝尔·阿甘贝格彦（Abel Aganbegyan）在1988年写道：
 
　　在1971—1975年，采矿业的产量增加了25%，而在1981—1985年仅增加了8%。这种增长下降……主要是与地理的和采矿业经济条件的恶化相关……苏联正在快速地耗尽其最容易获取的自然资源。要维持同样的开采量，必须钻探得更深，发现新的存储量和转向不太有利的矿区。在已定居地区的燃料与原材料基地……已经难以满足我们的需求……因此有必要……建设交通衔接网，创造新的城市与发展区域以吸引人们前往。当然，所有这一切经济上并不便宜。[4]
 
　　事实上，仅凭常识就可以理解这一点。无疑，仅靠停止浪费就足以提高资源生产率。运用一些特定技术中的创造性发明或革新也能提高资源生产率。但在通常条件下，技术使用终会发挥到其极致，然后规模收益递减法则就开始起作用了。我们无论向研发领域投入多少资金，也不可能生产出不用任何燃料的汽车发动机。我们永远不要期望超越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基本规律。简言之，在资源生产率领域也存在着增长的极限。
 
　　在过去，技术进步是由两个“引擎”推动的：智力因素和资源的大量使用，尤其是化石燃料。例如，风锤比普通锤的功能强大得多。它不仅涉及到很多更高水平的发明，而且制造和操作这种风锤也需要更多的能源。但是，可持续发展的观点要求发达工业国家应迅速减少资源消耗，也就是说，人们应该放弃这第二个“引擎”。当然，仅凭第一个“引擎”也能取得不少成就。智能使计算机体积更小，而效率更高。然而，生产一个小型个人电脑要用15—16吨的原材料。更何况，人不可能只靠电脑活着，也不能依靠吃数据生存。
 
回收利用的极限
 
　　回收利用也是有限度的。金属在很多情况下能够很容易被回收，但我们却经常用一种不可回收的浪费方式去利用它（例如颜料中的锌）。在通常情况下，回收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却需要消耗更多的能源和原材料。这样一来就很不划算了。依据一份罗马俱乐部报告，金属年产量的70%仅用过一次后就废弃掉了，在余下的30%可回收金属中，仅有0.1%在10次回收之后还可使用。当然，回收利用比例可以通过技术改进来提高，提高价格也可以产生一定的作用。但是，回收利用仅能暂时缓解此问题，而非彻底解决。
 
　　信息社会和服务型社会神话
 
　　我们常听研究人员说，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经济增长已和资源消耗增加相分离。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就用如下事实来支持上述观点，即美国60%的雇员仅在处理某种形式的数据。这些统计数据似乎证明了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但是，首先GDP这个概念存在很大问题。因为，它包含着一些虚假的交易，甚至包括了自然灾害损失，以及人们应对自然灾害破坏的花费。其次，我们也不应该忽略如下事实，原有的高能源和原材料消耗的产业部门，能够并且事实上也正在从发达的工业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东欧各国。发达国家能够通过诸如银行业、保险业、信息加工、研发、专利许可和出售等来实现更快增长，而不是通过比如采矿业和钢铁业。但是，这是一个零和博弈。这种方式所达致的平衡即GDP中所包含的能源和原材料投入的比例可能看起来好些，但世界经济的平衡并未发生改变。同样的解释也适合于环境恶化。富裕工业国家的环境部分改善，在很大程度上被那些正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发展中大国所抵消。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不仅仅关注生产方面，而是同时注意到消费方面，那么，高度发达经济体的平衡状况要糟糕得多。比如一个单位的需求满足和一个数据的加工，美国公民要比印度公民平均多消费掉数倍的资源（比较一罐可口可乐和一杯自来水）。布伦特兰报告的作者们也承认这一点。
 
　　借助技术手段保护环境
 
　　为了保护环境和保持生命的自然基础，资源耗费必须大幅度降低。这种认识仍是非常新近的而且并未被广泛接受。大部分人，包括许多环境主义者，都还没有意识到这种联系。他们认为，保护环境所需要的就是牺牲某些预期的GDP增长，也就是投入更多的资金来发展传统的环保技术。他们当中的现代派主张，国家和工业应投入更多的资金研究绝对清洁的可再生资源。他们认为，可再生资源可以完全取代我们今天消耗的不可再生资源。对此，我们将在随后详加讨论。先让我们指出前一观点的谬误所在。
 
　　可以想象，在新技术的起始阶段，每单位生产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可以通过它的不断改进来降低——借助新的理念而不需要更多的资源消耗。但就像每一单位生产中的资源消耗一样，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也是如此，二者在某一节点上将会达到最佳效果，相应地技术也会变得成熟。此后，与生产增加相伴随的还有环境恶化的成比例甚至超比例加剧。传统的技术性环境保护政策没有定位于整个生态环境，而是仅仅局限于一些选择性的、治标不治本的措施。这些措施往往只能在中短期内缓解某一特定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只是转移问题。污染物被从空气中转入到地面或水中，或其他形式介质中；或者，借助高大烟囱，污染物被稀释地分散到一个更大区域内；或者，通过增加新鲜空气和水来稀释污染物；或者，这些污染物被拦截、收集和倾倒到其他地方，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和东欧国家。从全球和长远角度来看，这样的“成功”是没有用的。正如前西德联邦环境局长海里希·冯·莱斯纳（Heinrich von Lersner）1976年指出的，“当我们把一种污染物置于控制之下时，另一种污染物却已成为一个新难题”[5]。
 
　　过滤器和其他环保技术器械都是工业产品。它们的生产和运转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和其他资源，而这也会造成其他一些地方或其他形式的污染和资源消耗。例如，热电厂排出的、会导致酸雨的SO2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被消除，但这需要一个化工厂消耗该电厂所产电量的3%。并且，为此将会燃烧掉更多的煤炭，并由此产生更多的CO2排放。明白这一点的人就会明白，最近流行的有关氢燃料电池汽车零排放的说法只是炒作。生产氢和燃料电池会在其他地方产生大量污染，此外，过滤器和类似的其他装置也都有使用寿命，必须每10—20年更换一次。因此，技术性环境保护产业是一个普通的工业部门，会造成更多的资源消耗和污染。
 
　　寻找可再生资源
 
　　许多环境主义者认为，可再生资源的潜能是如此巨大，以至于目前人类所有的能源消费很容易得到满足。欧洲太阳能协会主席赫尔曼·舍尔（Herman Scheer）和众多太阳能热衷者看好太阳能，因为太阳每天提供大量能量，这些能量是人类目前日常消耗总量的1.5万倍。他们所指的太阳能包括除矿物燃料、核能和地热之外的各种能源，比如光能、风能、水能和生物能等。他们之中的一些人相信，我们也能够从生物物质中找到所有物品的原材料，例如用于房屋和汽车等的各种化学物质，并认为，所有这些原材料都可以合成得到。
 
　　如果这都是真的，为什么我们目前还不能解决人类所有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呢？用来发电的光电伏特技术早在1954年就已发明出来，生物能从太古时代就开始使用，风能已经利用了几千年，水能也已利用了很多世纪。但为什么在最近几年里，所有传统的不可再生资源（石油、天然气、煤炭、电力、金属、小麦、水稻等）的价格都在飞速上涨？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分析上述观点。
 
　　为了光能、风能、生物能等转化为电能和液体燃料，我们需要工业设备和整体性的基础设施，而它们的生产和运转需要消耗大量的非再生能源和资源，而且也会造成很严重的环境后果。
 
　　让我们以光能为例。光能从数量上来看当然是很充足的能源，但关键问题是需要把光能转变成人类所需要的能量，即人类居住地的电力和液体燃料。到目前为止，尽管人们为研究和开发光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由于成本较高，太阳发电还是无法取代化石燃料和核电。中欧地区煤炭发电的成本大约是每千瓦时0.04欧元。相比之下，对于该地区光电伏特发电的生产成本的研究尽管众说纷纭，但较为一致的意见是，光电伏特的发电成本价格大约要比煤炭发电高出10—15倍，因而它不具备竞争力。
 
　　此外，为了电能供给不受时间限制，太阳和风力发电都不得不用某种形式进行储存。因为，太阳在晚上和阴天是不会照耀的，风也不是每天都刮。最受提倡的存储技术是在太阳能和风能电的帮助下从水中分解液态氢。如果使用造价昂贵的太阳能电（或并不很昂贵的风能电）来生产液化氢，然后再转化为电能，最终产生的电能造价会是多高呢？人们也曾提议使用液态氢作为汽车和飞机的燃料，但由于昂贵的造价至今仍未上市。
 
　　这不仅仅是一个价格问题。人们也许愿意付出较高的代价来保护环境。如果我们只能通过能量（电能）来生产能量（电能），那么产出量比投入量多才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能量平衡必须是足够正向意义上的。但对于光电伏特方面的技术开发而言，这是非常令人质疑的，其具体原因如下。
 
　　目前，光伏装置的使用寿命最多为20年。研究表明，在中欧地区这项技术的能量返还时间（指光伏装置生产的能量能够满足制造及安装这种装置所需能量的时间）大约是1.2—10年。仅仅这难以置信的时间跨度就会让人对计算的严谨性产生怀疑。我们有理由怀疑，光伏拥护者已经把在生产光电伏特装置过程中所投入的能量都计算了进去。罗马尼亚著名经济学家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对此首先提出了疑问。他认为，我们应该把所有涉及到的能量消耗都加以计算，包括建设挖掘机工厂而消耗的能量等（挖掘机用来挖沙子以生产硅），这样才能准确、全面地算出能量投入的真实数字。这才是用来计算任何生产的金钱成本的标准方法。很显然，当计算1千瓦小时光电伏特电流的成本时却没有这样做（一般认为是很难做到的）。这就说明存在着一个很大的不一致性，即光伏电流的高资金成本和所谓的低能源生产成本（能源返还时间）。如果我们接受乔治斯库-罗根的方法，很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光电的能量平衡或任何其他用光能转换成电能的技术是不可取的。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一个实验性项目中也没有能够做到以光伏电能生产出光伏设备的所有配件。
 
　　因此，乔治斯库-罗根区分了“切实可行的”和“可行的”技术。把光能转化为电能的技术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在实践中是非切实可行的，因为它们不能进行自我再生产。只有依赖传统能量生产必需的设备，它们才能继续存在。这就意味着，它们是寄生物。乔治斯库-罗根用下面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第一把铜锤是用石头锤制作加工而成的，此后，所有的铜锤都可以用铜锤敲打而成？他认为，这个问题将很难解决。因为，地球表面的光能强度很低（这是一种人类难以控制的宇宙常态），我们必须在很大的区域内安装很多接收装置来聚集能量。这需要消耗很多能量（和原材料），而且使用这种技术的能量平衡很差。相反，化石燃料是自然经过几百万年积聚和浓缩的太阳能，而这也可以说明它们的高能效和较高的能量平衡。
 
　　数年前开始，生物燃料由于能够防止全球变暖而得到广泛支持，并大规模地投入生产。这些生物燃料包括来源于玉米、甘蔗、棕榈油、菜籽油等的生物乙醇和生物柴油。但对于它们的能源平衡，也存在着很大争议。因为，种植上述庄稼需要很多矿石燃料来驱动农业机械、生产肥料以及其他化学品。对于用玉米生产乙醇和菜籽油生产生物柴油，许多研究者认为，它们的能量平衡情况不容乐观。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在热带雨林中种植油棕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平衡。更严重的是，生物燃料的生产占用了大量本可以生产粮食的耕地，结果却是为机动车提供动能。由于玉米被大量地用来生产生物乙醇，墨西哥的玉米面包的价格变得极其昂贵。仅凭这一点已足可以限制生物燃料的生产，更何况地球上的其他物种也需要生存的土地。
 
　　如果将所有上述因素都考虑进去，那么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可持续经济发展中，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都不会像今天这样便宜，不可再生资源和可再生资源的可用总量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多。预计到2050年，大幅度地减少资源消耗将成为人类更为迫切的挑战，这不仅是为了保护环境，也是因为那时将没有足够的资源来维持80—100亿的世界人口像今天这样的平均生活水准。相应地，世界经济将因此会整体陷入萎缩。正如施密特-布里克(Schmidt-Bleek)指出的，如果想要满足所有人的基本需要，那么，先进工业国家的资源消耗必须降低到原来的1/10左右。
 
　　可持续性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得出结论的是，可持续的发展（增长）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赋予“发展”这个术语以新的涵义，而不再将其理解为工业化、经济增长和工业社会。赫尔曼·戴利（Herman Daly）和约翰·B.柯布（John B.Cobb）在其合著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一书中，区分了增长和发展，认为“‘增长’是指经济系统的物质向度的规模扩充，而‘发展’是指非物质扩张性经济系统的质的改进，以保持与环境的动态平衡”。[6]
 
　　换句话说，“增长”意味着消耗越来越多的资源，而“发展”是利用同量的资源来增加收益。当然，我们可以说，经济应该像树一样成长到某个界点而不再超越这个界点。戴利和柯布写道：“既定和非增长性地球的任何物质子系统最终也会呈现为非增长性的。因此，增长终将会不可持续，而术语‘可持续增长’也是自相矛盾的。但是，‘可持续发展’却并非如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像戴利在早期著作中所使用的“稳态经济”概念是不是比可持续发展更好更清楚呢？或者，我们也可以说一种可持续经济或可持续社会。实际上对于整个经济学而言，我们需要一种范式转换，应把迄今为止主导性的增长模式转变为我们所指称的“增长极限模式”。
 
　　顾名思义，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意味着社会能够持续数代，但它不能把我们熟知的工业经济作为社会基础。因为，工业经济对不可再生资源有着很强的依赖性，而不可再生资源迟早是要枯竭的。因此，可持续社会的经济要求全部或至少是大部分的生产生活必须以可再生资源为基础。不可再生资源只能节约使用，或者最好仅在万不得已时使用。
 
　　无疑，如果人口持续增加的话，可持续社会将不再能够持续。因此，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将要求它的人口稳定在最佳水平。由于目前世界人口已远远超出了地球上可持续生存人口的数量，因此从长远来看有必要从整体上减少人口。控制人口增长的任务已迫在眉睫。
 
　　在一个可持续经济中，消费水平要比目前发达国家普通公民的人均消费水平低。这种经济的企业基础更倾向于劳动密集型。首先，可持续利用的可再生资源的数量将不允许我们保持目前的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其次，这种转变也将是值得追求的。因为，这样才可以创造面向所有人的有意义的工作。由于生态原因和资源短缺，长距离的贸易也将会急剧减少，而那将促进地区经济、自足经济和生态循环经济的产生和发展。
 
　　当然，这种不再听命于增长律令的稳态经济不应误解为人类发展方面的停滞。“毋须赘言，稳态的资本与人口并不意味着人类发展的停滞。各种精神文化和道德与社会进步依然有着巨大的空间，人类生活艺术的改进以及生存方式的可能性也是如此。”[7]
 
　　迄今为止所讨论的可持续发展的所有条件都意味着：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少工业国家的经济必须走向萎缩。它们必须转型成为低于今天经济水平的稳态经济。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也包括像印度、墨西哥、埃及等工业化进展较快的国家，最重要的可持续发展条件是稳定人口增长。这也是保证其它物种有足够生存空间的重要条件。至于这些国家的经济是否应进一步增长的问题，需要做出更为深入的阐释。
 
　　问题是，在资本主义框架下这一切会成为可能吗？所有可持续发展的拥护者都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但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一种误解，它是不可能得到实现的。
 
　　3．生态资本主义不可能帮助我们
 
　　亚当·斯密说过，资本主义信念中的重要一条是，如果每个人都关心自己的利益，那么社会福利就会自动实现。在过去的200年里，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财富确实在稳步增长。但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社会中并不是所有人都富裕，不存在社会整体性的福利。尤其是在保持生活的自然基础和社会和平方面，它产生了诸多负面效果。不仅如此，资本主义把经济参与者的视野仅局限在他们自己这一代人的身上，至多允许他们去考虑自己儿女的利益。但是，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人类社会，要求我们考虑所有后代的利益以及全世界人们的利益。这一点是与资本主义的精神背道而驰的。
 
　　资本主义的最大缺点是它的增长动力，这也是导致资本主义同可持续性之间的矛盾难以克服的原因。这不仅在于贪婪的资本家总是希望拥有更多，而且残酷的竞争也迫使他们努力赚取、积累和投资来获得更多的利润。“扩张或者毁灭”是资本主义固有的法则。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家想破产。因此，为了保证具有竞争力，他们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资金，而这又驱使他们寻找并创造更大的市场。只有经济整体保持增长，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一个公司才能赢利。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转严重依赖于经济的持续增长，以至于低于2%的增长率就被他们认为是一种危机。但正如我们以上所讨论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经济规模的萎缩。资本家希望生产出更多的过滤设备、建设更多的废物处理工厂等方式来保护环境，但他们不希望出现任何类型的经济萎缩。
 
　　任何大幅度降低资源消耗的政策（就长期而言是生态必需的和不可避免的）首先会造成工厂和设备大量的剩余，以及对采矿业中金融资本的破坏，然后将会由于链式反应而导致全面的经济危机。因为，经济体系其他部门中的工厂、机器和工人所做的，实际上是把原材料和能源转变成用来获利的产品和服务，通过增加他们产品的销售量来赚取更多的利润。例如，如果现在他们只被允许进行目前原材料和能源生产的1/4或1/10（正如一些可持续发展拥护者所主张的），那么，工厂、机器生产能力以及劳动力将会严重过剩。最终结果则是经济大萧条的发生。
 
　　竞争压力也会迫使生产的进一步自动化与合理化，而一个不这样做的公司就会倒闭。这就是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下不可能解决失业问题，甚至在其增长过程中也不能解决失业问题，就更不用说经济趋向停滞或萧条的时期了。
 
　　四、结论：走向生态社会主义
 
　　因此，生态资本主义是一个误称，一个自相矛盾的术语。我们不能同时拥有生态可持续性和资本主义的增长动力。一种萎缩的资本主义经济对于整个社会都将意味着灾难，一种无休止的大萧条。而且，没有资本家愿意接受一种低水平的稳态经济。因此，国家必须承担起组织退缩的任务，并且必须有计划地进行，否则将会出现可怕的混乱和灾难。而国家必须坚决抛弃利润以及增长优先的经济理念。
 
　　这意味着，必须要有一个宏观经济规划来取代自由市场经济的混乱无序状态。社会必须自觉地达成一种共识：生产多少和怎样生产、能源和资源需求以及如何分配。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保证有劳动能力的人不会失业，保证人人都能靠自己的劳动谋生。此外，社会劳动产品的分配以及生活必需品消费，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公平。唯其如此，大部分人才能接受经济萎缩的过程。而那将导致所有大规模企业的国有化或社会化。原则上，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与所有权应采取多样化的形式（比如国有、集体所有、甚至小企业的私人所有等）。但是，金融资本（银行和保险公司）和生产方式的绝大部分不再被私人所掌控。
 
　　为了确保生态社会主义不至于成为一个专制社会，必须创建各种层面上的有活力的大众政治参与形式。由于经济区域将会很小或在一个可管理的范围内实行自给自足，政治单位也将限制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可掌控的范围。因此，相关人们参与决策过程将会成为可能。
 
　　对生态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不仅是由于日益严重的资源短缺和保持生命自然基础的迫切需要，也是我们把平等、正义、合作、团结和自由作为重要价值观来考虑时的自觉选择。个体之间和世界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与和平共处，都要求在全世界建立一种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作者Saral Sarkar和Bruno Kern为德国生态社会主义活动家、环境主义者；译者陈慧系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教师，林震系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来源: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