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从原初性的外在符合到模拟性的主体反思

从原初性的外在符合到模拟性的主体反思
——现代性文本学与后现代性文本学的内在差异

宋晓杰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南京 210093)
   
作者简介:宋晓杰(1980——),男,汉,河南襄城人,南京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研究生,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哲学笔记》的文本学类型与拟文本的实质特征必然使我们面对一个根本性的理论问题:现代性文本学与后现代性文本学的内在差异是什么?在思想范型的梳理与考量中,我们将获得一种颇为值得玩味的生产性的思想构型,它将通向处于同质性话语中因文本神目观的吞噬而永远无法达及的理论异域。
    在现代性文本学的逻辑视域中,施莱尔马赫、伽达默尔与利科显然具备三种不同的理论进路,对三者思想脉络连续性的追踪,必然会揭示出文本意义的深层生成机制。
施莱尔马赫对神学话语的固守使其将神学信仰运用于世俗文本时,绝不怀疑文本真实意义的存在。因此,阅读与文本、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一致关系不仅被预先设定,而且文本自身始终被当作死寂的客观审视对象。解释学的任务在于“要与讲话的作者一样好甚至比他还更好地理解他的话语” ,在于将我们自身从自己中充分解放出来,“自觉地脱离自己的意识而进入作者的意识” ,从而使自身置于作者应有的位置,以重构作者意欲表达的真实思想,作者本意始终构成解释的最终基石。因此,理解在于“规定理解者如何通过重构作者的意见的起源而达到作者的意见” ,就是“一种以概念的富有生气的环节、以作为创作组织点的‘原始决定’为出发点的重新构造”,“一种对一部著作撰写的‘内在根据’的把握” 。在这个意义上,施莱尔马赫必然会把制约性的前结构与历史间距看做理解的障碍而给予内在排除,但猜悟行为的创造性与开放性已潜在地触及了后现代性的意义解构之维。
伽达默尔强调读者与作者因历史间距所产生的无法弥合的差异根本无法使读者置身于作者的位置,无法“设身处地”领会并重构他人的真实体验。文本隶属于特定的历史传统之中,其真实的意义由历史处境与历史进程所规定,并需以时代特有的方式得以揭示,真正的解释自然表现为过去与现在的有机综合,与其说是“更好的理解”,不如说是“不同的理解”。因此,理解的前结构与时间间距对于解释而言不再是障碍性的,反而始终必须是被给予的。它构成历史实在与理解的真实条件,指向真正意义的过滤对错误源泉的消除以及新的理解源泉与意义关系的产生与展现。值得注意的是,文本只有在形成并表现为一种意义的“完全统一性”时才能被理解。“完全性的前把握”预先设定了文本内在的意义统一体,并给予解释行为以先验性的引导与参照。“解释经常包含着与提给我们的问题的本质关联” ,文本意义的解释恰恰在于对这一问题视域的揭示,在于对文本提出富有成效的问题,并对由文本自身的意义总体空间所规定的一系列问题进行解答。陌生文本与阐释者的相关历史性前见与问题视域经由诠释学经验必然内在地相互融合并置入彼此开放性的视域空间之中,二者便自然生成了一个共同的他在性的视域融合,它显然构成理解发生的先验性的一般条件。然而,阐释者自身却无法成为视域本身的超拔者,走出特定视域的企图只能使阐释者进入另一新的处境,真理认识只能被预先设定在解释的历史处境中,但又因我们深处其中而无法形成对其的内在阐明与自我认识。因此,历史主体与对象只是一种处于历史实在与历史理解、自我与他者的统一关系,理解从来就不是一种纯粹的“被给定的‘对象’的主观行为”,而是“属于被理解东西的存在。” 我们在解释中所实现的只能是一种涵盖生活经验与文化传统以及读者、作者与文本之间动态对话关系的效果历史。
利科同样反对把解释严格限定于重构作者的原意,因为“它不是把文本所说的东西看做最终的解释,而是把在该文本中表达自身的某人看作最终的解释。”  解释学是“关于与文本的解释相关联的理解过程的理论” ,理解的重点应转向文本自身的意义与所指对象之上,读者、阅读与意义的可能性产生于文本的行动,并只能通过文本才能彼此获得关联性的内在交集。文本作为“任何由书写所固定下来的任何话语”,主要表现为因言说者的当下缺失而获得的恒常独立与持久固定以及因破除对话语境与直接指称的限制而获得的意义的无限可能性。间距性作为解释的条件不仅使理解成为可能,而且使文本自身的客观意义与作者的主观意义得以内在分割,从而表明了解释活动的开放性与无限性。对文本的占有并非把文本全盘交付读者,而是把读者交付文本,占有意味着自我丧失,意味着将直接自明的我思被置换为由文本世界所中介的作为解释结果的自我反思,进而理解其原初的真理并呈现文本所揭示的更为真实的、可能的人类存在世界,即自我理解的根源性境域。
显然,在现代性文本学的思想路向上,理解行为的发生内在地呈现出多重性的话语实践格局:作者、文本与读者间的涵构方式,间距性与视界处境的历史性域限,以及追问解释实现方式与形态的生成模式。施莱尔马赫把理解指认为读者的自我解放对作者原意重构以获取超越作者本人的理解,有效地排除了作为理解障碍的间距与前见。伽达默尔与利科则注重历史间距对于理解的前提性意义,并把理论分别聚焦于读者后来的理解行为与文本世界的反思中介。前者旨在寻求理解之所以可能、如何可能的普遍一般性的先验条件,从而把理解指认为原初性的视域融合与关系性的效果历史,后者则回归文本自身及其开放性,破除文本与其意义可能性世界的单向度关联,而指向在文本中介的反思中对理解存在论根源的建构。虽然二者已意识到文本及其理解的创造性与开放性的潜能,但一个仍然置身于原初性历史处境与视界融合的普遍性的先验假定中,另一个则试图目的性地建构反思所通向的理解的存在论根基。因此,对于现代性文本学而言,文本虽然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与开放性空间,但仍然处于一种制成品的现成状态,文本背后始终被假定处于彼岸的真实意义的确定存在。尽管文本、作者与读者已被置入境域性的理解视域与自我的反思过程之中,但它只是表现为从作者的原初性向开放性视域生成以及理解存在论根源的原初性的转变。理解的发生依然处于非生产性的封闭结构之中表征对某种一般原初性的符合,而未能基于生产性的复合空间而使其融贯于思想的生产过程之中。
然而,在后现代性文本学的语境中,上述的理论情境发生了根本性的断裂,突出表现为文本的制成性及其意义的原初性经由复合性与生产性的发生逻辑,被内在地动态化为一种能指意指的实践与生产过程。
在传统意义上“文本成为建构作品的语词的编织物,并以此方式强加给作品持久且尽可能独特的意义。” 其实,文本不是一种确定完成了的客观对象,文本的“真实”是一种阐释过程,只有在生产性的“活动和创造”中才会被体验。文本作为“能指的天地”通过能指的无限播撒、延伸与增值,消除了符号与所指间的对应关系,使其只能处于岩层表面自由漂移。这意味着文本指向处于内在分裂中的符号之间在自由任意地相互指涉中无限可能性意义的生产过程。因此,它必然作为一种复数形式而存在,依赖于由能指构成的立体复合与无尽增值以及意义的不断分散与游移,依赖于消解单一中心与意义独白的能指游戏,而指向意义不可还原的复合与跨越。
文本作为“织物”不再通向确定性的意义结构,而是“由一个有无数引语编织而成的网络所建构” ,它在于对单纯文本语言的贯通与超越,表现为一种功能性的具有生产与颠覆能力的意指实践过程。每一文本都是“不同文本间的排列方式”与“给定文本空间的互文性”,同时“来自其他文本的多重话语相互交叉,彼此中立”。 由此,任何文本始终与过去完成的文本与现在正处于创作中的文本相互链接,是社会文本的内在编纂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变形。任何文本都处于文化背景之中并经由话语来表达自身,既来自社会文本向历史的外部开放又依然存在于社会与历史之中,始终与持续发生的文化与历史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互文性必然置身文本间的异质性交互过程与开放性的生产过程之中,从而把文本涵构为一个交互作用的文本整体。
作者意识形态的神话揭示了文本与作者间父权性与权威性的亲子附属关系及其以作者的名义所获得对主导性社会权利结构的直接认同。相反,文本意义的多样性在于读者,“不在于它的起源,而在于它的命定”。阅读行为自身所规定的文本愉悦,有机地呈现了理想的文本秩序由自由开放的意指漂移所指向的超越性的秩序撕裂。读者则因阅读行为的生产性而成为文本自身的作者,他“没有历史、传记与心理”,“将已写文本所建构的踪迹汇聚在单个的空间之中”,“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 作者的死亡意味着“当代写家”的取而代之,他不再充当作品之父,不再释放出单一的神学意味,而是将已写的、已说的与已读的内在地编织于相对化的多元空间之中。
    由此,文本原初意义的目的性设定只是一种追问来源与影响的意识形态认同的神话,其真正形态恰恰在于去形态化的开放性实践过程对其原初性先在设定的消除,而通向功能性与建构性的思想生产格局以及文本空间化与立体化的生产机制。思想构境论的提出显然基于这一思想脉络之上,但它更为注重在阐释主体及其阅读行为的生产性中对思想的生产机制的内在捕捉。
作为精神与意识活动的“全景式突现”,思想构境并不处于线性的平面空间与先在理论基型的支配架构之中,意识情境偶发性要素间的复合编织恰恰内在地呈现并表征了“历史性生成的复杂性样态和建构性本质” 。因此,思想构境的本质必然是非范式的,其在于功能性与生产性的发问方式和生产过程,在于思想的立体场景模拟性与空间化的历史性建构,而非凝固化的生成物品与概念体例,从而“表现为一个易碎的、随时重构的问题追问和暂时性的立场支点,其中交织着多重负载着不同时间向量的逻辑射线、理论回路和话语异轨过程”。 在复杂性偶发因素的历史性耦合中,思想构境只能表现为生生不息的生产性的境域化与即时性流动的空间格局。于是,对超然的意义结构与同一性镜像符合的删除以及差异与偶然的当下链接,自然成为一种逻辑的必然。思想构境的发生往往呈现为无意识的当下突现与瞬时消解,并处于不同异质性逻辑脉络的共在、编织与耦合之中。思考主体的思想运思对其理论负载无意识地自觉激活,并基于自身否定性的异质逻辑与怀疑意图,重构其与支配性理论构架不对等的双向建构关系,内在地驱动思想构境实现逻辑的完形转换。因此,思想构境论试图“实现一个从字句解义到把捉隐性话语逻辑,从诠释学语境中的文本解读到重构思想情境的转变” 。
首先,思想构境论置换了现代性文本学文本形态的存在方式,实现了从原有完成的静态制成物向始终面向开放性意指实践过程的内在转换。传统的文本存在形式往往被等同于物性文字的堆砌与叠加,真实意义的确定存在被预设在文本背后,阅读于是便表现为在其超然的座架中,外在地表征对彼岸意义的反映与符合的认识历程。然而,文本存在形态往往因为自身的类型学特征以及阅读行为所指向的创造性生产,而构成一个始终未完成的自由开放的意指实践过程,它涵构历史与社会要素并对其无限开放,呈现出对恒久秩序生产性的超越与颠覆,预示着作者、文本与阐释主体单向度地中心化与超验化的神性企图必然走向逻辑的荒谬。
其次,思想构境论直面处于社会历史深层的文本世界,揭示出空间化的时间与情境化的定在诠释主体的双重非连续性,从而清除了现代性文本学文本与作者间溯源式的线性目的论逻辑,并实现了作为空间转换的临界状态的“当下”对文本原初性时间意识的解构。思想生产的当下突现与即时消解及其模拟性的历史性建构,破除了企图删除历史间距去镜像式地反映彼岸意义的阅读神话。传统的文本学研究虽然已经强调了历史性间距对于理解与解释的创造性潜能,但仍然固守于把解释结果指认为对客观的对象性意义彼岸的映现,这种伪客观性与伪同一性的阅读神话无视文本意义当下性的此岸揭示。其实真实的思想发生过程只是表现为暂时性的当下建构与即时消解,诠释主体否定性逻辑视域的转换内在地构成思想转换的内驱力,文本真理从来不是一种被制成并可以任意持有的现成性与超越时空的参照框架。在此,阐释主体并未表现出超然性的结构位置,而受制于多重的理论负载与逻辑路向的先在制约。
再次,思想构境论宣告作者的缺席以及文本原初语境的不可还原,文本的解释只能依据历史非当下的文本对象及其逻辑征候而处于当下的“我性言说”之中。解释学的视界融合只是基于作者与文本原初思想境域的先在设定,而事实真相却在于这种“原初性”仅为思想主体立足于在场的社会情境当下建构的意义构境。即使假定作者与文本原初性构境的存在,它也只是当下我性言说与其内在的相交,并且前者仍然占据主导的位置。较之现代性文本学,思想构境论在承认作者与文本原初性不可还原的前提下,强调诠释主体创造性的历史性建构过程。任何思想构境的发生必然指向当下的主体性言说,然而这种独特的“我性逻辑”并未预示着总体性的自我意识与形而上学主体观念的连续性,而始终朝向处于当下历史情境之中的异质性个体之间解释结果的差异性断裂。文本背后所谓客观的意义连续体与原初性的视域融合以及以文本为中轴对理解根源的建构,已被这种情景化的“我性”星丛消解为相对性的立体化的空间复合与差异性的意义跨越。
最后,思想构境论所实现的空间化的拟现与解释学视域中理解的生成机制存在根本差异。处于构境空间中的文本旨在以其“平面化”的关联域消解自身被预先设定的意义“深度”,并表现为在其“域外”(福柯)所有维度的相互连接、拆解与不断变更。当下此岸性建构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使文本世界拓展为“块茎”式的思想“游牧”(德勒兹),从而内爆了以还原性的复制为旨归的思想回路。因此,无论是把理解看做是重构作者原意,还是以文本反思为中介而实现的理解的存在论本源,都无可避免地将原初性的外在符合指认为本质目的,即便把理解当作处于特定历史处境的视域融合与效果历史,仍然为原初性保留了缓冲余地。而空间化的拟现则呈现了历史情景中的诠释主体生产性与批判性的自我反思,它以特定的“实践性的存在构序”与“历史性的社会生活”为基础,朝向无限开放的历史与理解过程的深处,因此呈现出意义解释的相对性的客观,这当然不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
总之,后现代性文本学对方法论的重写必然意味着原有思想“原像”的重构,然而对原初性与模拟性构图空间对比性的层级考量依然是一个需要严肃对待并亟待深化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