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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 学 创 新” 还 是 理 论 倒 退?

“哲 学 创 新” 还 是 理 论 倒 退?
——再评张一兵的“思想构境论”
王金福

[内容提要] 张一兵教授认为他的“思想构境论”是他“在提倡创新时代”的一个“哲学创新”。无论是作为解释学还是作为哲学,思想构境论都是理论上的倒退。作为解释学的思想构境论,它的基本立场是主观主义的,许多解释学观念是陈旧的、落后的、混乱的、错误的。作为哲学的思想构境论,它的基本立场是历史唯心论。一兵在理论上的倒退不是坚决的、彻底的,而是徬徨的、矛盾的、动摇的、折衷的。

 [关键词]  思想构境论  解释学  哲学  马克思主义


张一兵教授把他提出的“思想构境论”称作是他“在提倡创新时代”的“哲学创新”。我曾在《一种主观主义的解释学——评张一兵的“思想构境论”》(以下简称《评》,发表在《学术月刊》2009年第7期)一文中指出:思想构境论是一种主观主义的解释学理论,无论从他自己的思想发展来说,还是从解释学发展史来说,都是一种倒退。当时的批评还仅限于解释学的领域,还没有涉及它的哲学理论上的倒退。对我的批评,一兵在《思想构境论想说明什么?——答王金福》(以下简称《答》,发表在《学术月刊》2009年第期)一文中说,他已经超越了解释学的视野,是我“生拉硬拽”地把他拉回到解释学的视野中来,我的批评是“非法的”。我觉得有再评他的思想构境论的必要,一方面揭示他在《答》文中被他否认的思想构境论的解释学视野,另一方面,也是更为主要的方面,更具体地揭示他的思想构境论在解释学和哲学上的理论倒退。

一、一兵为什么要否认“思想构境论”的解释学视野

我原指望,一兵在《答》文中能指出我对他的解释学观点的误解,或者,批评我的解释学观点。没想到,他通过否认他有解释学视野而避开了在解释学这个平台上的理论交锋。
一兵的思想构境论有没有解释学视野,这不能由现在的他说了算。我将用他的文本事实证明:是他自己在解释学的视野中讨论问题,发表看法,而不是我把他拉回到解释学的视野中来。
视野,是我们看问题的一种界域、一种角度、一个窗口。我们只能在一定的视野中看问题,没有视野,就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能说。对某一问题的研究,可以在多种不同视野中进行,例如,马克思主义研究,就可以在阅读理解、思想史、认识论、价值观、解释学等多种视野中进行,在不同的视野中,提出和解决不同的问题。一兵的思想构境论,涉及多种不同的视野,如解释学的视野,认识论的视野,历史观的视野、逻辑学的视野等。因此,对思想构境论,也就可以在不同的学科视野中来评论;我的《评》文,主要是在解释学视野中来评论它。在本文中,解释学仍然是我讨论的主要视域,此外,还将涉及历史学、逻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等的视野。
什么是解释学的视野呢?解释学的视野是一种学科视野,一种研究的对象域、问题域。解释学是一门以文本理解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解释学可以简单地规定为关于文本理解的学说。解释学主要的术语、范畴有:理解(阅读、解读、解释、诠释、释义)、误解、前理解(前见,先见,先知,偏见)、文本、作品、作者、读者、意义(含义、意蕴)、话语、言说、能指、所指、语境、视界(视域、视野)、间距(远化、疏异化)、解释学循环,等等,其中,“理解”是解释学的基本范畴。解释学在研究理解时,提出了一系列的解释学问题,如:什么是理解?什么是文本?什么是文本的意义?什么是间距?什么是解释学循环?理解的目的是什么?理解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文本的意义是谁赋予的,是作者还是读者?文本有自身固有的意义吗?文本的意义是固定不变的还是历史地变动的?正确理解可能吗?理解和文本意义有同一性吗?正确理解的标准是什么?理解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如果理解是相对的,相对理解是否包含绝对的成份?作者和文本的关系怎样?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怎样?读者和读者的关系怎样?理解有哪些方法?等等。解释学的基本问题是理解和文本意义的关系问题。谁对“理解”提出问题和发表看法,谁就进入了解释学的视野。
一兵的思想构境论用解释学的术语、范畴表达了对理解问题的看法,就进入了解释学的视野。
第一,一兵说,思想构境论是一种“文本解读模式”,是文本解读的“新方法”。这样,他就在研究的对象域上进入了解释学的视野。
第二,一兵在对理解问题发表看法时,使用了解释学的术语、范畴,如理解(阅读、解读、解释、诠释、阐释)、文本、意义、前见、语境,话语、言说、复原(复现、绽现、逼近、逼真、重建)、间距、误解,等等。这样,一兵就在术语使用上、在理论范畴上进入了解释学的视野。
第三,一兵对一系列的解释学问题发表了看法,如:
关于理解的对象,一兵肯定理解是一种对象性的活动,理解的对象是文本。
关于文本,一兵说:文本“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1][P52] “根本不存在离开了读者的文本。”[1][P52] “这类文本(拟文本)本身就是被建构出来的,因为它们本身不存在”,是由编辑、出版者“人为地建构”起来的。 [2]“马克思和列宁的批注集从解释学的立场和原初语境来看是既存在又不存在的。”[2]
关于文本的意义,一兵说:“我承认,文本本身在生成的过程当中,文本本身原初意义域的客观存在的确是不可能被否定掉的。它的作者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针对特定的思考对象,经过他所背负的某种可以言明和非言明的理论构架,有意图和亚意图地建构起特定的意蕴语境。在一定的意义上说,这个语境就作者本人来讲当然是客观存在的。”[2]文本的意义一部分是由作者赋予的,另一部分是后来生成的:“它(文本的某种意义)只是生成文本以后才可能意外地‘客观存在’的。”[2]
关于理解的目的,一兵说:“对马克思思想的深入理解才是学术研究的目的本身。”[1][P50] “ 阅读不是为了还原,而是指向创造性的生产。”[1][P50]
关于理解的本质,一兵同意巴特的一个观点:“文本阅读的本质不是还原,而是创造性的生产。” [1][“作者的话”P10]
关于读者的理解与文本的意义或作者的思想的关系,一兵有大量的论述,如:对“普通读者”来说,“他们在面对经典文本时,囿于自身的知识背景,很难超越这个层次(指‘符号文本层解释’这个‘初级层面’)而进入对文本深层意义的理解境界。” [1][P51] “还有不少学者对《回到马克思》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和中肯的批评,他们多少是读懂了我的文本的的一些基本观点并深刻地捕捉到了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1][P50] “在过去的研究中,我们过多地把自己的理解强加在历史文本之上,当我们拼命坚持说‘马克思认为’、‘列宁的辩证法’或‘海德格尔主张’,并试图为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争取真理霸主地位而吵得面红耳赤时,我们都没有觉察到,这些观念不过是我们让文本在当下语境进行我性言说的结果,而非对象文本语境的真实绽出。所以,在这一次对列宁‘哲学笔记’的研究中,我首先自觉地放弃把自己的主观认识直接等同于列宁原初观念的幻觉……也承认这种心得性文本的原初语境绝对还原的不可能性。这样,我只能依据已经成为历史的不在当下言说的文本及其所有可能的征候细节,重新建构出我所理解的列宁的思想之境。”[1][P10~11] “通过思想构境论所营造的研究情境,列宁的思想实验将呈现为一个真实而复杂的功能性变换逻辑空间,最重要的是,这个逻辑空间并不直接来自列宁,而是由我——当下的解读者——所建构的模拟性的理论逻辑之境。”[1][P44] “连我——此文本的原作者都很难完全复现文本的原初语境,或者说很难还原属于这个文本的历史性视域,就更不用说(其他读者)了。”[1][P47] “文本作者尚在当代,处于同一个时代背景、同一种文化情境和语言系统中的人们在面对其文本时时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情形(指读者的理解‘再现的东西大多是重新构建和诠释的文本思想’),倘或面对远距时空、另一种文字系统中的文本时,读者与作者思想构境之间的鸿沟自然就更加难于超越了!解读已经是思想的重新拟现和再构境,而非对原初语境的还原。”[1][P51] “换句话说,每一种文本诠释,其实都是读者以文本的名义进行一种当下性的为我式言说,而非对象性文本语境的真实绽出,甚至在历史以史料客观性为追求的文献学研究中,情况同样如此。”[1][P52]“与原先的文本学解读不同,我不再口口声声宣称列宁哲学的思想逻辑就是什么,而是小心翼翼地指认这种今天由自己生产出来的本质为模拟的思想构境。也因此,我也真正做到了内心中的诚实和学风上的踏实。我的就是我的,别硬说是他人的。”[1][“作者的话”P12]等等。
关于理解的性质,一兵肯定理解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但相对的理解中是否包含着绝对的成份?正确理解是否可能?一兵存在着相互矛盾的看法,这种矛盾性我将在本文的第三部分加以说明。
这样,一兵就在理论观点上进入了解释学的视野。
总之,是一兵自己探讨了文本阅读(理解)这个对象,用解释学的术语、范畴对理解问题发表了意见,怎么能说他不在解释学的视野中讨论问题呢?他可以不同意我的解释学观点,但不能批评我把他拉回到了解释学的视野。如果我批评一兵的“我不想直接指认马克思那个关于‘龙种’与‘跳蚤’的借喻” 这个说法[33][“序言”P8]有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地方,他可以不同意我的历史学观点,但他不能批评我把他拉回到了历史学的视野。如果我批评一兵“斯大林教条主义的深层语法结构”这个说法[1][“作者的话”P12]从语法学上来说是不正确的,一兵可以不同意我的语法学观点,但不能说我硬把他拉回到了语法学的视野。我在后面将批评一兵的思想构境论在逻辑上是混乱的,他总不至于说是我“生拉硬拽地”把他拉到逻辑学的视野中吧?
在和一兵的一次十分匆促的交谈中,他说:你自己对解释学作了一个规定,并且认为自己的定义是正确的,然后把我讨论的问题拉入到你自己定义了的解释学中去。这一批评没有道理。一切概念的含义都是作者规定的,概莫能外。我们不应批评一个作者自己规定了概念的含义,倒是应当批评一个作者没有清楚地规定自己概念的含义。在作者概念清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批评他的概念是不科学的。一兵可以批评我的“解释学”概念不清晰,或不正确,但不能批评我规定了“解释学”的含义!我就决不会去批评一兵自己规定了“思想构境论”、“思想史的逻辑射线”“原初思想构境”、“伪学术构境”、“理论伪境”、“斯大林教条主义的深层语法结构无意识内居问题”、“错误和无思之处”、“伪大他者”、“物性构序结构”、“他性理论境像”、“计划构想论”、“他性的同一”、“他性镜像空间”、“他者镜像”、“他性学术思想”、“他性思想构境”、“他性逻辑建构”、“创序”、“筑模”、“劳动塑形”等等概念的含义,倒是批评他的有些概念不够明确、一贯,在一些理论观点上不正确。
一兵说他已经超越了解释学的视野,确实是与他的不科学的“解释学”概念有关。他有时不是把解释学理解为一门学科,而是把它看作属于“追求逼近和逼真”的“现代性思维”方式。如果他的“解释学”概念是正确的,那么,我确实不应再在“解释学”的视野中批评他,说他的解释学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他已经抛弃了“解释学观点”。然而,一兵的“解释学”概念是不科学的。第一,解释学在其历史发展中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学派、观点、思维方式,因此,不应当把解释学看作是某种观点、思维方式,而应当把解释学理解为一门有共同研究对象的学科。一兵可以不同意某种解释学观点、思维方式,提出对理解问题的新观点,但不能说他对理解问题发表看法已经超越了解释学的视野。第二,解释学在古代萌芽、在近代建立、在现代发展,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解释学理论那里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不能说解释学是属于“现代性思维”方式。第三,解释学并不都“追求逼近和逼真”。近代解释学追求逼近和逼真,现代解释学中也有追求逼近和逼真的学派,而现代“哲学解释学”特别是后现代主义解释学却放弃了对逼近和逼真的追求。无论是追求还是不追求逼近和逼真,都还是对理解问题的一种看法,都还是解释学。
在解释学视野中评论一兵的思想构境论,我不是唯一的人,也不是第一个人。一兵自己在《回到列宁》一书的扉页上登载了特瑞•卡弗的一个评论:《回到列宁》一书“无疑是对解释学理论的推进作出了直接的贡献。”一兵如果不同意卡弗的评价,那他就应当在《回到列宁》一书中指出这一点;或者利用答复我的批评的机会在《答》文中说:不仅是王金福,而且在他之前还有卡弗,都“生拉硬拽”地在解释学的视野中评论我;或者,把马克思评论俄国学者米海洛夫斯基的做法(把马克思针对西欧国家历史发展道路的看法变成“一般历史哲学”)时所说的话转送给卡弗先生:“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可是一兵没有这样做。他默认了卡弗的赞扬,从而默认了自己的解释学理论。当有人在我之前赞扬他推进了解释学理论时,他默认了自己的解释学视野;当我在卡弗之后批评他在解释学上倒退时,他却否认他有解释学视野!这难道是变得更加“诚实”了的一兵?
一兵为什么要在我批评他之后否认他有解释学视野呢?我想,这是他的一个聪明的做法,也可以说是无奈的选择。他自己明白,一旦承认他的思想构境论的解释学视野,那只能承认我对他的批评是对的,他是错的, 他自己所说的理论立场的“后退”就成了真正的倒退。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不可能公开承认自己在哪个理论领域持主观主义的立场,不可能公开为主观主义辩护。他也拿不出科学的理论来反驳我的解释学观点。否认他有解释学视野,既可以掩盖、保护他在文本解读理论上的主观主义立场,也可以避开在解释学上的正面交锋。

二、“思想构境论”没有推进解释学

一兵在《答》文中说,“他(王金福)如果不把我的‘构境论’放到他自己的逻辑立场和理论视阈中重新油炸、重新编织,然后甚至给我扣上一顶很高的、和他的逻辑话语相关的帽子,他就没办法往前说。”他的话在下述意义上是正确的:我只能看到和说自己视野中的东西。但每个人都这样。有些人的视野狭窄些,有些人的视野宽广些,但不可能有全视野的人,最大的学问家,也会有视域盲点,也会有不明处。像恩格斯这样伟大的思想家,在自然科学方面经过了八年的“脱毛”过程,在批判杜林时,也还希望专业自然科学工作者能对他在自然科学方面所说的可能的不当的话表示谅解。一兵的研究视野是宽广的,他极其勤奋,在科学研究上有不少真正的理论创新,是值得人们敬佩的学者;但他也会有不明处(这说不上是缺点),解释学这一领域可能就是他的不明处。如果他只是在涉及他多少不熟悉的理论领域有偶尔表达上的不确切甚至有个别观点的错误,我们理应表示谅解;我们每个人都会犯类似的错误,对于诚实的科学工作者来说,纠正这种错误并不困难。但当他把包含重大理论错误的思想构境论当作“哲学创新”贡献给世人时,当他默认“对解释学理论的推进作出了直接的贡献”这样的赞美时,他就不是偶尔的表达不当和个别观点错误的问题了。
卡弗说他推进了解释学理论,这一评价是不恰当的。一兵的基本的解释学立场是主观主义,这是一个倒退。但是,即使有这一方面的倒退,他也还可以在解释学的其他问题上有所创新、有所推进,“哲学解释学”就是如此。而一兵在退向主观主义时,并没有同时在他涉及的许多解释学问题上推进解释学,相反,他的许多解释学观念是陈旧的、落后的、混乱的、错误的。
(一)一兵不是去科学地说明解释学而是拒绝回答什么是解释学。当我问他“那你认为什么是解释学?”时,他说:“我拒绝下定义!”我又问他是否知道利科尔对解释学所下的“暂行定义”,他不屑地说:“利科尔的东西是杯白开水!”一兵不满意白开水,那他就该给我们一杯浓茶、一杯烈酒,对解释学作出比前人和我更科学的说明。但他什么也不给,什么也不说。他不“往前说”。
(二)如前已经指出的,一兵混淆了学科和学说的概念,把作为一门学科的解释学和作为某种学派的解释学相混淆,因不同意某种解释学理论而否定解释学这门学科。
(三)一兵说思想构境论是一种文本解读的“新方法”,从表述上说,是解释学上的一个退步。解释学经历过一个从方法论向“本体论”的转折,这一转折包含着一个重大的进步,就是从对方法的崇拜转向对理解本身存在条件、性质的关注。崇拜方法是近代解释学的特征,是与它们追求逼近和逼真的价值取向相联系的,而“哲学解释学”和后现代主义解释学都不再追求逼近和逼真,因而也就放弃追寻正确理解的方法。伽达默尔一再强调,他的解释学不是方法论的。一兵既然放弃了“追求逼近和逼真”的思维方式,就不应当再去寻找正确理解的方法。一兵的思想构境论实际上不是方法论的而是“本体论”的,因为它主要是表达对理解本质的一种看法。因此,我说它在表述上不恰当。一兵如果说,思想构境论是他对文本解读本质的新观点,可能更准确些。
(四)一兵说:“特殊的对象性,即由于以列宁为主体的整个文本是笔记型和拟文本的,才会导致了我在方法论上的变化。”[2]且不说这和他的思想构境论是作为普遍的文本解读理论相矛盾,从解释学发展史来看,这种说法也是一个退步。解释学的萌芽形态即“专门解释学”,才强调解读方法与特殊对象的联系。近代解释学已经进展到了“一般解释学”,提供对所有文本的理解都适用的技巧或理论。一兵强调思想构境论的特殊对象性,会降低他的理论的“哲学创新”意义。
(五)一兵在论证文本意义不能完全复原时搬出“作者”,说连作者都不能完全复原自己文本的意义,更不要说其他读者了。这里隐含着一种错误的解释学观念:作者对文本具有优先的解释权。解释学的发展早就推翻了这一错误的观念。“文本一经产生,作者就死了”——他不再能以作者的身份解释自己的作品,面对自己的作品,他不过是个读者而已,他与其他读者之间没有什么原则的区别,并不享有优先的解释权。解释学也已提出:读者有时可以比“作者”更好地理解他的作品。要证明文本意义的不能完全复原,用不着搬出作者,而且也搬不出作者。“哲学解释学”就没有这样做,它从考察理解的历史条件性(“前理解”、语言、间距、解释学循环等)入手,远比一兵更有说服力地证明了理解的主观性、相对性、历史性、开放性。
(六)一兵把列宁没有说出来的思想活动看作是“拟文本”,看作是理解的对象,这是错误的。一兵在《答》文中说:“再回到金福讨论的语境中来,这些拟文本在他所主张的解释学语境中是不存在的。”“这个问题与金福所说的解释学的前提是根本矛盾的。”“在我们阅读和理解它们(‘拟文本’)的时候,解释学的逻辑本身就成了非法的。”如果“拟文本”是指列宁的读书笔记,那么,“在解释学的语境中”,在“金福所说的解释学”中,《哲学笔记》是作为文本存在的,“解释学的逻辑”没有问题。狭义地说,一切用文字书写以表达精神的作品,就是文本。广义地说,一切表达精神的符号就是文本。而当一兵说这些“拟文本”在解释学语境中是不存在的时,他的“拟文本”就不单是指列宁书写的读书笔记,而是还指列宁读书时的思想过程。列宁读书时的思想过程,在一切解释学中都不是作为文本看待的!而在一兵的思想构境论中,它却是作为“拟文本”存在的!没有写出来、说出来的思想,谁也不知道,谁也不可能“阅读和理解它们”。一兵有本事去“阅读和理解”列宁头脑中的思想过程,这正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创新”!
(七)一兵把文本的意义看作是变动的(“金福的问题是设想了一个存在在那里的不变的东西”;文本的有些意义是在“生成文本以后”、在“事后”才形成的;文本意义不是一个锁定的、封闭的空间,等等),这一观点在当代虽然很流行,但却是错误的。某人的思想是变动的,读者的理解也是变动的,但文本的意义不可能是变动的。文本的意义是文本符号所代表的、传达的作者的思想,文本一经产生,文本的意义就“锁死”了,一千年不变,一万年不变。
 (八)一兵把“文本的意义”看作是“客观存在”(“文本本身原初意义域的客观存在的确是不可能被否定掉的。”),至少在表述上是不恰当的。一兵批评我“假设了一个存在在那里的不变的东西”,可是一兵在什么地方看到我把文本的意义看作是“一个存在在那里的东西”?近些年来,我很自觉地不把“文本的意义”看作是“一个存在在那里的东西”!我认为,如果“存在”不是物质存在(包括物质的属性)就是精神存在,那么,文本的意义根本就不是存在,它不是作为“存在”而存在于文本中。殷鼎在《理解的命运》中说,“意义”(他也叫“意蕴”)不是自来水管中的水,也不是邮包中装的东西,而只是一种“可能性”。他关于“意义”的看法要比一兵的看法更合理一些。一兵把文本的意义看作是“客观存在”,我理解他的意思是说作者在写作文本时确实有“原初语境”,这是对的,但他的表述不恰当,“客观存在”这个用语使人误以为文本的意义是一种存在。一兵要推进解释学,他就应当去科学地说明什么是“文本的意义”。
(九)一兵在谈到重读自己的《回到马克思》一书的情景时说:“……这些由文字与句段构成的理论和观点才能真正重新激活……”[3][P47]这一说法是不准确的。“理论和观点”“由文字和句段”表达,而不是“由文字和句段”构成。“文本的意义”既不是“文字和句段”这些物质存在,也不是这些物质存在的某种固有的属性,所以“文字和句段”不构成文本的意义。同样的“文字和句段”,可以有不同的意义,表达不同的“理论和观点”。
(十)一兵没有搞清楚文本的意义和作者的意图的关系,实际上还是不懂得“文本的意义”。他在《答》文中批评我对“文本意义”的客观性的理解“可能略微简单化了”,“而我的考虑可能更复杂一点”。怎么复杂法?他有两种不同的表述。一是文本的意义(“原初语境”)由“意图”和“亚意图”构成;二是文本的意义由“原初语境”和“事后发生的”意义构成。这两种说法都不正确,文本的意义没有这样的“复杂性”!文本的意义不等于作者的意图。一是作者的意图是一种主观存在,是头脑中的存在,而文本的意义只是指文本传达的作者的思想,不是精神存在。二是,就文本传达的作者的思想而言,文本的意义也不等于作者的意图。文本传达的作者的思想,有些是作者自觉意识到要表达的,有些是作者无意识地表达的。“亚意图”还是意图,正如“亚文本”还是文本一样;不应当用“亚意图”这个说法,应当用“非意图”这个说法。作者的有些意图会得不到实现,没有实现的意图不构成文本的意义。至于说文本的一部分意义会在“事后发生”,这就更错了,作品一经产生,文本的意义就确定了,不可能再有什么变化,既不能减少,也不能增加。
(十一)一兵说:“这些思想史的史实,似乎是在一种摆脱了斯大林教条主义意识形态构架之后的童真之眼中被重新看见的。” [4] 赞赏“童真之眼”,这在解释学上是落后的、错误的。近代解释学把“偏见”看作是妨碍正确理解的东西,“哲学解释学”则为“偏见”正名,把“偏见”称之为“前理解”,并看作是理解的根本条件,没有“前理解”,理解就不能发生,不能看视,而不是看得更清楚。“童真之眼”就是没有“偏见”,没有“前理解”,但也正因为如此,“童真之眼”不能“看见”,不能“思想构境”。一兵赞赏“童真之眼”,实际上就是退回到了近代解释学的某种立场,比起“哲学解释学”来,是一种倒退。
(十二)一兵没有区别“理解”和“认识”。就我所知,在解释学史上没有人自觉地把作为解释学研究对象的理解和作为认识论研究对象的认识区别开来,一兵也没有。“理解”和“认识”的混同,为后来的解释学的哲学化和哲学的解释学化提供了通道。我曾坚决地反对过解释学的哲学化和哲学的解释学化。我认为,解释学的哲学化和哲学的解释学化对解释学和哲学来说都是一种倒退。解释学的哲学化是解释学的越界,是解释学模糊自己的对象域,同时是哲学的唯心主义化,因为解释学必须通过历史唯心主义这座桥才能越界而成为哲学。哲学的解释学化是哲学的退缩,放弃一般世界观(所谓“本体论”)而退缩到单纯历史观的领域以便巩固唯心主义。要防止解释学的越界和哲学的退缩,必须把作为解释学研究对象的理解和作为认识论研究对象的认识区别开来。理解和认识,是人们不同的精神活动。理解的对象是文本,认识的对象是存在;理解的任务是把握文本的意义或作者的思想,而认识的任务是把握对象的属性、联系、规律;理解是一种思想交流,认识是反映;理解是把握他人对对象的认识,而不是自己对对象的认识;理解正确性的标准是文本,认识正确性的标准是实践,等等。一兵由于没有把“理解”和“认识”自觉地区别开来,实际上也把解释学哲学化了,把哲学解释学化了,他的思想构境论既是他的解释学,同时也是他的哲学,虽然他拒绝用“解释学”这个术语,
(十三)一兵也没有区别“欣赏”和“理解”,把欣赏也看作是理解。解释学史上,也没有人把作为解释学研究对象的理解和作为美学研究对象的欣赏自觉地区别开来,把欣赏也看作是理解。这样,欣赏就成为“哲学解释学”和当代一些解释学家用来攻击理解的“客观性原则”的重要炮弹,因为欣赏确实没有“客观真理性问题”。一兵也拣起了这颗旧炮弹,在《答》文中,他以艺术欣赏为例来证明理解不是复原。要防止解释学上的主观主义,必须说明欣赏和理解的区别。理解和认识一样,都言说对象,而欣赏却不言说,是一种心理体验。理解和认识都言说对象,所以都有一个对错的问题,而欣赏不言说,所以没有对错问题,只有低俗和高雅之分。因此,决不能用欣赏没有“客观真理性问题”来否认理解和认识具有“客观真理性问题”。
(十四)一兵把理论重点仍然放在反对绝对主义方面,这在解释学上也已经落后了。近代解释学有一种绝对主义的倾向,表现为把完全复原作为理解的目标并因此注重方法论的研究。“哲学解释学”正是在反对近代解释学的绝对主义倾向中产生的,就反对绝对主义而言,“哲学解释学”是一个进步。但它在反对一个倾向时,产生了另一个倾向,主观主义的、相对主义的倾向,这一倾向为后现代主义解释学发展了,并成为当代解释学中的主流的倾向。马克思主义理解运动中,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着绝对主义的倾向,一些理解者以为自己完全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等人的思想。但这一倾向不是一种自觉的意识而是一种不自觉的意识。在自觉意识的层面,没有一个赞成辩证法的人会认为理解是绝对正确的。继续批判马克思主义理解运动中的绝对主义还是有意义的,但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解运动(从学术界来说)的主流的自觉的解释学意识,是相对主义,如主张马克思主义是多元的、没有“本来的马克思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变动性)理解的目的只是应用而不是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把“让马克思走入当代”和“回到马克思”对立起来、反对追问和争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等等。一兵反对绝对主义是对的,但对相对主义,只是说要“警惕”,没有做具体深入的工作。
 (十五)一兵在解释学上没有很好地贯彻辩证法。解释学上的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都不懂得理解的辩证法。一兵是深刻地了解辩证法的,但令人不解的是,他的辩证法在理解问题上失效了。他否认理解与对象的同一性,认为理解和文本意义之间有“难以(不可)逾越的鸿沟”,把理解的相对性绝对化,否认相对的理解中包含着绝对的成份,否认正确理解、还原的可能性。在没有自觉贯彻辩证法的情况下,一兵在反对绝对主义的时候产生了相对主义的倾向。

三、“思想构境论”退却时的徬徨

一兵的思想构境论在解释学、认识论、历史观上实现了从客观性立场向主观性立场的退却。然而,他的退却并不是坚决的、彻底的而是徬徨的。“理论倘不彻底,逻辑立场势必含糊不清。”[1][P49]这是他对自己写作《回到马克思》时存在的理论逻辑矛盾的自我评价。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他说是因为选择了一种照顾国内读者的写作策略:当时,“在方法论上,虽然我已经深透了解了后现代文本学的观念,但仍然坚持采用这种基于现代性的哲学解释学语境的文本解读方法。我当时觉得,对这样一种写作策略的选择十分重要,因为我希望自己在书中表达的观点和思路能让大多数国内同行和读者理解。”[1][P49]写作《回到列宁》时,他大概不再“希望自己在书中表达的观点和思路能让大多数国内同行和读者理解”了 ,因而可以避免逻辑立场的含糊不清了。可是实际的情况怎样呢?我只能说,比起以前的理论来,他现在的理论更加不坚定、不彻底,逻辑更加含糊不清,他的理论立场是矛盾的、动摇的、犹豫的、妥协的、折衷的。
(一)总的来说,在研究问题时采取矛盾的理论立场,使得这种理论必然具有折衷、模糊、动摇、妥协的特征。一兵现在的理论是不同的理论观点的混合物,具有各种不同的理论色彩。作为“中国新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一兵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但同时,他又要“后退”,进入到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立场。此外,他在解释学上还具有各种解释学学派的理论因素。这样,他的哪一种理论立场就都不是彻底的。一兵是“脚踩两只船”,揺来晃去。这也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征——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又有某种西方理论的立场。
(二)一兵声明,他是忠于马克思的;但同时,他又坚持“阅读(以及认识)的本质是创造而不是还原”这样一个观点,这两种理论立场是不能相容的。忠于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就要坚持客观性原则,承认研究对象不依赖于研究者的意识而存在、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人的思维有一个客观真理性的问题、人们只能在实践中解决自己思维的真理性问题。马克思没有解释学理论(就作为一门学科的理论而言),但他有理解实践,在理解实践中,他是自觉地忠于原著精神的。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看问题,我们只能说:创造和复原不是对立的、排斥的,而是同一思想过程的两个方面:理解是创造,同时是复原;认识是创造,同时是反映;历史研究是对历史的重建,同时是历史事实的复原。而一兵的思想构境论却说:思想只是创造而不是还原。在他那里,“创造”和“还原”是对立的、排斥的、不相容的。马克思主义求真,而思想构境论却宣布:一切所说不为真,也不为假,无所谓真假。我真不知道一兵的思想构境论如何能与他要忠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相协调。
(三)宣布忠于马克思,在逻辑上就是和思想构境论相矛盾的。要忠于马克思,就要“读懂”马克思、“深透了解”马克思。而思想构境论却说,马克思的思想不能在读者的理解中还原,我的思想只是“我的”,不要“硬说”是马克思的。既然如此,一兵所说的“忠于”就只是忠于自己的思想。但既然只是忠于自己的思想,为什么要说是忠于马克思呢?马克思主义总不是一兵创立的吧?彻底坚持思想构境论,就不可能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马克思主义,就要抛弃思想构境论。这正是我在《评》文中对我的朋友提出的忠告,而在《答》文中,他把我的忠告当作“非常孩子气的说法”加以拒绝。
(四)一兵说:“我的构境理论并没有放弃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或者倒过来说,历史唯物主义恰恰是构境论的重要逻辑前提。”[2]然而,忠于马克思主义,是以肯定马克思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不依赖于理解者和能被理解者正确把握为逻辑前提的,而思想构境论恰恰要消解这两个前提。我不知道一兵在消解了对象的客观性和正确理解的可能性后如何去忠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如何能成为他的“构境论的重要逻辑前提”,成为他研究问题的指导思想。
(五)一兵说:“社会存在的本质是什么?按照马克思的理论逻辑,实际上应该是……”[2]按照思想构境论的逻辑,一兵不可能知道马克思的理论逻辑,只知道自己的理论逻辑,他如何能“按照马克思的理论逻辑”来思考问题?除非,“马克思的理论逻辑”只是他的思想创造物,只是一兵的理论逻辑。但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上面所说的困难:他不能说忠于马克思,只能忠于自己的思想。按照思想构境论的逻辑,他也无法忠于自己的思想,因为他原来的思想也已经是一个“他者”,他只能以读者的身份面对他的文本,文本的意义无法为他还原。
(六)一兵说:“劳动塑形”这一概念,“正是马克思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出发点。”[3] 我被弄糊涂了。只有站在客观性的解释学立场上才能讲“正是马克思的”逻辑出发点,而站在思想构境论的立场上,他不可能知道马克思的逻辑出发点,不能把自己创造的“劳动塑形”概念“硬说”成“正是马克思的”。一兵的立场总在摇摆,弄得读者也头晕。
(七)一兵说:“构境理论所强调的方面是什么呢?这是与我前面讲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和现实生活的理解在基本性质上应该来说是接近的。”[2]可是,他的理解和马克思的观点“接近”是什么意思呢?是某种一致,某种还原。而他的思想构境论却说,理解不是还原,理解不能与被理解者一致,怎么能说自己的思想和马克思的观点是“接近”的呢?当然,还可以像有些反对“回到马克思”的命题的人那样在词源意义上使用“接近”一词:靠近,不是达到和进入。在这一意义上,一兵就永远只能接近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而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然而,一兵认为自己是“中国新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可见他不会在词源意义上使用“接近”一词。但若是这样,又等于说思想构境论不能成立。一兵,真是两难啊。
(八)一兵说:“我不能肯定,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话语重构,是否会使在马克思那里并不是很容易说明清楚的问题得到了更精确的表达,抑或是相反?还有另一重要问题:在客观上,我到底是不是真正继承了马克思?”[2]这里表达出一兵的一种复杂的心态。一兵感到骄傲,因为他发展了马克思,把马克思“不是很容易说明清楚的问题”说得“更精确”;他又很谦虚,对自己发展了马克思这一点留有余地;他又有点犹豫、动摇,不知道自己是否真正继承了马克思,不知道自己是否真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既想忠于马克思、发展马克思,也认为“在客观上”有可能忠于马克思、发展马克思,但按照思想构境论,他又既不能忠于马克思,也不能发展马克思,这一理论逻辑矛盾反映在他的心情上,就是既骄傲又谦虚又犹豫的复杂心态。
一个忠于马克思的人,并不一定认为自己对马克思的理解是绝对正确的,在客观上也会有误解的地方,但当他说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时,他必然相信自己所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这也是对一切科学研究者的基本要求:必须相信自己所说为真。上一世纪八九十年代,有那么多的学者提出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观点各不相同,争论十分激烈,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后来,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逐渐冷下去了,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一兵现在也正在赞同的主观主义解释学的影响,根据这种解释学观念,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没有什么正确不正确的问题,争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这是学术精神上的一种倒退。创立了思想构境论的一兵也参与到对争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做法进行嘲讽的行列了,说什么人们“为争取认识和理解的真理霸主地位而争得面红耳赤”云云 。不知一兵过去在参加争论时有没有想过要“争取认识和理解的真理霸主地位”,至少现在不会了,这很好;但不能退却到不为真理而争。为真理而争,哪怕是和老师、学生、朋友争也不要紧,哪怕是“争得面红耳赤”也不要紧。其实,一兵现在也还在争论,还在批评他人对马克思、列宁以及他自己的观点的“误解”、“伪构境”,这是和他的思想构境论的立场相矛盾的。
(九)创立了思想构境论的一兵,不应再用“回到列宁”这样的说法做他的书名。既然理解不是还原,不是回到文本的意义或作者的思想,就不要沿用《回到马克思》书名的表述方式,把他的新著叫《回到列宁》。当然我明白,一兵的“回到列宁”和“回到马克思”只是表述形式上的相同,却有着根本不同的意义。“回到马克思”的命题表现了一种客观性的解释学立场,是说马克思的思想是可以回到的,他的研究也这样那样地回到了马克思的思想。而“回到列宁”命题的真实意义是:我们不可能回到列宁的思想,而只是回到自己阅读列宁时的真实情境,回到作为自己思想创造物的列宁。《回到列宁》所具有的解释学观点,也并不是一兵的“哲学创新”,远的不说,就国内学者来说,他也不过是接过了当年俞吾金批评他“回到马克思”的命题时所说的话:我们不可能回到马克思,只能回到我们理解创造的马克思。但一兵没有俞吾金彻底。俞吾金必然反对“回到列宁”的提法,而一兵还是提“回到列宁”。我要补充的是:一,无论是过去的俞吾金还是现在的张一兵,从他们的解释学立场来说,都不应当再用“回到×××”的表达式。理解只是创造,不是要回到什么。“回到马克思”固然不对,“回到自己理解创造的马克思”同样不对,它还是要“回到”什么。“回到自己理解创造的马克思”这样的说法毫无意义,从语文学的角度来看,是一个病句,叫用词不当。只有把理解的对象看作不是理解的创造物时,我们才能说“回到×××”。我现在的思想正在我的头脑中,不需要“回到”。当恩格斯说“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希腊哲学的伟大创立者的观点”时,他是决不会把“希腊哲学的伟大创立者的观点”看作是自己的思想创造物的。二,过去的俞吾金和现在的张一兵的理论都是不彻底的,都是背离自己的理解实践的,因为他们还在不断地说马克思、列宁等思想家的思想是什么,还在批评别人的错误理解。他们只要言说,就不得不言说“他者”。
(十)一兵认为理解有正确理解和误解的区分(参见下一点的引文),这是和他的思想构境论相矛盾的。既然理解只是创造而不是还原,就谈不上正确理解和误解的问题。只有站在“复原说”的立场上,才能说有正确的理解和误解。
(十一)一兵说,他创立了思想构境论以后,就“不再口口声声宣称列宁哲学的思想逻辑就是什么”。可是,创立了思想构境论的一兵却仍在“口口声声”地“宣称”什么是什么(或不是什么),如:“劳动塑形”这一概念“正是马克思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出发点”、“事实上,列宁之思在一路进行中不断地出现了一些矛盾,甚至屡屡发生逻辑分裂,……”[1][P43]列宁的“‘伯尔尼笔记’肯定不是……专著”[1][P58]“列宁在面对黑格尔哲学伊始所处的这种他者镜像……至少由三个学术记忆集群部分构成:一是未被正确理解的马克思关于黑格尔辩证法‘颠倒说’的抽象能指,……二是由费尔巴哈和狄慈根的观念建立起来的一般唯物主义哲学立场……;三是由普列汉诺夫转述和重构的一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并不高明的理论诠释,从客观上说它是包含着正确理解的误认。……第三个理论构件……也有真正属于普列汉诺夫自己的观点。”[1][P59]这一类的例子要举多少有多少。
(十二)一兵说他抛弃了解释学的视野,但他却提出了自己对马克思的理解是否正确、是否真正继承了马克思的问题,这是一个矛盾。抛弃了一种视野,就不提出只有在这种视野中才能提出的问题:抛弃了数学的视野,就不提出1加1 等于几的问题;抛弃了解释学的视野,就不提出理解是创造还是还原的问题;抛弃了客观性立场,就不提出他的理解和认识是否正确的问题。可是一兵却“做到了”不在解释学的视野中提出了解释学的问题,不在“客观主义”的视野中提出了他的理解是否正确的问题!一兵在前门贴上一个告示:“拒绝解释学”,却从后门把解释学放进来。他在前门发表一个声明:“理解没有正确性的问题”,却又转到后门去发表演讲,讨论他的理解是否正确的问题。这就是具有两面性的一兵,就是他理论上的不彻底,他的退却中的徬徨。
(十三)一兵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4]这并不是他的“哲学创新”,早就有人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了。然而,这是一个可疑的命题。“历史”可以指客观存在的历史,也可以指书写的历史,后者是前者在历史研究者头脑中的反映、建构。书写的历史与客观的历史不是一回事,但具有同一性。客观存在的历史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当代史。就正确地把握了客观历史而言,书写的历史也不是当代史。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兵只能这样来理解“历史”的概念和两种“历史”的关系。
举例来说,当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说“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时,没有阶级斗争的人类原始史仍然在“当代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视野之外存在着,并不是当代史。后来,历史研究者发现了这段历史,恩格斯根据这种历史对上述论断作了修正。历史研究者所书写的原始史与客观存在的原始史有同一性,是客观的人类原始史的某种复原,就复原的内容来说,书写的原始史不是当代史而是原始史。
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看问题,我们只能说:事实不是发现、“构建”的结果,发现、“构建”倒是事实进入人脑的结果。“深透了解了”马克思的一兵当然不会不知道马克思对蒲鲁东的一个批评,当蒲鲁东说“竞争,是……主张减低一般生产费用的理论的必然结果”时,马克思讽刺地说:“在蒲鲁东先生看来,血液循环应当是哈维理论的结果。”[5][P141]我们马上可以看到,创立了构境论的一兵像蒲鲁东那样说:历史事实是历史研究者发现的结果。
就书写的历史是当代人在当代的视野中把握的历史而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有其合理的意义。一兵应当把他的的命题明确地限定在这一意义上。但是他不。当他说“历史学研究中作为研究对象的所谓的‘历史事实’是被建构的”[3]时候,就终于明白地说出了他的命题的真实意义了。原来,在一兵看来,“独立于个人意志的客观历史现实”(这是他的话)不是历史研究的对象,历史研究的目的也不是要去把握历史事实,历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学者创造出来的,历史研究是研究者对自己的思想创造物进行研究,因此,“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然而,这就根本离开了他所要忠于的马克思的立场而向蒲鲁东的立场靠近了。
我不能不对我的朋友说:一兵,您现在的历史观是矛盾的,您的哲学立场也后退了,或动摇了。当您肯定有“独立于个人意志的客观历史现实”、它是历史研究的对象并能够被研究者正确把握时,您是马克思;当您认为有“独立于个人意志的客观历史现实”而又认为它不是认识的对象而只是不能认识的“自在之物”、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主体建构的产物时,您是康德;当您认为没有“独立于个人意志的客观历史现实”、一切历史事实都是由研究者建构起来的、历史学家只是发现了自己的思想创造物时,您是蒲鲁东。您现在是在马克思、康德、蒲鲁东之间游移、摇摆,不能保持思想立场的彻底性。
(十四)一兵说:“我可以直言不讳地说,根本不存在离开了读者的文本。”[1][P53]一兵如果是指没有读者就没有文本,“读者”和“文本”是相互依存的概念,那么,他的说法是正确的。但“传统的”解释学、“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都不会反对这个意见,没有什么好“讳”的。倒是一兵自己一不小心就马上陷入了矛盾,他接着说:“没有任何读者的文本就已经是死亡的东西。” 既然“根本不存在离开了读者的文本”,那么,“没有任何读者的文本就已经是死亡的东西”这一说法就变得荒谬了: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谈不上死和活的问题。
问题是,文本和读者的关系除了存在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外,还有另一层关系:对象性关系、源泉性关系。文本是读者理解的对象,是他理解的源泉,文本不是理解的创造物。就这一层关系来说,就只能说文本是不依赖于读者的。当一兵说“面对马克思思想”的时候,他所“面对”的马克思的文本是在他的思想之外存在的,是他理解的源泉,不是他的思想创造物,不然他就无法“面对”了。不能以前一种关系(相互依存关系)来否定后一种关系(对象性、源泉性关系)。我们既说根本不存在离开了社会意识的社会存在,同时也说社会存在不依赖于社会意识;既说根本不存在离开了读者的文本,也说文本作为理解的对象是不依赖于读者的;在不同的语境中,这两个命题都是正确的。而一兵只说了文本和读者在存在上的相互依存关系,有意或无意地“讳”去了文本对于读者的对象性、根源性关系,文本对于读者的不依赖关系。在构境论的总的语境中,一兵当作一个新发现似地说“根本不存在离开了读者的文本”,是想表达一个思想:文本是读者的构境的存在,是读者的创造物,正像历史研究的对象是研究者的创造物一样。然而一兵又不愿把这一层意思说得清楚明白。他毕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坚持客观性原则,对于自己的主观主义,必须有所“讳”。
(十五)一兵的“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始终为上”的命题[1][P52]也是一个可疑的命题。如果一兵是想说,阅读的过程始终是阅读主体的行为,是读者选择阅读对象,是读者创造性地去把握文本的意义,这是对的。但这也算不上是新发现。一兵在思想构境论的总的语境中当作新发现、新思想说出来的上述命题,必然还包含着特殊的含义。一兵所说的“上”,实际上就是“决定”。“读者始终为上”实际是说读者决定文本(文本是读者“构境”的存在,读者创造文本的意义等),只是他又不敢把这一真实思想说得很清楚,不用“决定”一词而用“上”词。他有所“讳”。实际上,阅读过程不仅始终是读者的行为,同时也始终是对象进入主体理解的过程,文本始终是读者理解的源泉,读者的阅读始终是围绕文本的意义旋转的:他反复地去读文本,重新理解文本,检验自己原来对文本的理解是否正确;在遇到不同理解的争论时,又再回到文本,以文本为根据反驳对方,论证自己的理解,或改变自己的理解。一兵在理解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他对《哲学笔记》的解读始终是围绕《哲学笔记》(包括相关文本)进行的。一兵的思想构境论同时是认识论和历史观,因此,当他在解释学上说“读者为上”(读者决定文本)的时候,他也必然应当在认识论上说“认识者为上”(认识决定对象),在历史观上说“意识者为上”(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但是,他把这一思想“讳”去了,因为他毕竟是“中国新一代马克思主义者”。
(十六)对文本意义的不变性的承认,一兵的态度是游移的。他说:当他把《回到马克思》的书稿交由出版社时,“它开始生成为对象性文本,对我而言,此书的基本构架和主要观点都已经被锁死,我只能在一校样中作些观点的修改,在二校时,就只能改动文字,三校,连文字也被锁死。当我第一次拿到《回到马克思》样书时,它的第1版已经成为历史性文本。”[1][P47]这就是说,文本一经产生,它的意义就确定了,不会再有变化。但是在《答》文中,他又谈文本意义的“复杂性”,说有些意义“只是生成文本以后才可能意外地‘客观存在的’。这就使这种所谓文本的原初语境本身留给后来文本阅读者的不是一个锁定的、封闭的意义空间,……”一会儿说文本的意义是锁定的,一会儿又说不是锁定的,我们究竟该相信哪个说法?一兵不至于像说“拟文本”“既存在又不存在”那样,说文本的意义“既锁定又不锁定”、“既变动又不变动”吧?
(十七)对文本意义的“客观性”、不变性的矛盾态度,也表现了对“文本的意义是由谁赋予的?”这个问题的矛盾态度。当他说“文本本身原初意义域的客观存在的确是不可能被否定掉”和说“此书的基本构架和主要观点已经被锁死”时,他实际上承认是作者赋予文本以意义;而当他说文本的有些意义“只是生成文本以后才可能意外地‘客观存在的’”,“文本的原初语境本身留给后来文本阅读者的不是一个锁定的封闭的意义空间”时,他又承认文本的意义至少部分地是由读者赋予的;而当他说“根本不存在离开读者的文本”、“读者始终为上”时,又似乎意味着是读者赋予文本以意义。
(十八)文本的意义或作者的思想能否被读者正确把握?读者的理解与文本的意义之间有没有同一性?对这个解释学的基本问题,一兵的看法也是矛盾的、游移的。思想构境论的本质的观点,是认为正确理解文本的意义是不可能的,“每一种文本诠释,其实都是读者以文本的名义进行的一种当下性的为我式言说,而非对象性文本语境的真实绽出”。但是,另一方面,一兵却又认为正确理解是可能的。他要求读者“读懂”他的书。什么叫读懂书?不就是正确理解文本自身的意义或作者的思想吗?他说他“深透地了解了后现代文本学的观念”,什么叫“深透了解”?不就是正确把握吗?他说,“在我看来,在前苏东学界传统研究中那种主观强制性的解读话语里,这些文本从来没有被真正打开过。”[2][P3]这也意味着,一兵把这些文本的意义真正打开了。“打开”是什么意思?不就是让文本的意义为读者正确把握吗?不就是作者的思想进入读者的头脑吗?一兵说他“看到”了“20年间列宁哲学思想真实存在的变化、发展甚至是重大认识飞跃的基本逻辑线索和理论构境空间”,这不就是说列宁的真实思想能够进入读者的头脑吗?一兵说,对于自己的著作,“也只有当我认真专注地研读并真正进入之后,这些由文字与句段构成的理论和观点才能真正重新激活,自己当初的思考问题域也才能重建起来,进而约略达及写作时原初的思想情境。”“进入”、“重建”、“达及”,不正是说文本的意义能被正确把握吗?他把前苏东学者对《哲学笔记》的理解叫作“伪构境”,他要求别人不要“误解”他的观点,“伪构境”不正是意味着有“真构境”吗?“误解”不正是意味着有不误解即正确理解吗?这方面的例子太多太多了。在自觉意识中,他认为文本的意义不可还原,而在不自觉意识中,他又认为还原是可能的,正确理解是可能的,误解是存在的。可以说,离开这个不自觉的解释学意识,一兵简直不能说话!
(十九)因创立了思想构境论而变得更加“诚实”了的一兵,不仅仍然把自己的理解“硬说”成是马克思、列宁的思想,而且为了表示自己的“文本解读法”的进步,虚构了一个受绝对主义观念支配的一兵(写作《回到马克思》一书时的一兵)。我根本不相信,作为“中国新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一兵,“深透了解了”黑格尔、马克思、海德格尔、伽达黙尔、“后现代观念”的一兵,在写作《回到马克思》一书时的自觉的解释学观念会是绝对主义的!他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就说:“解蔽同时必是遮蔽,理性澄明同时是暗处。”[4][“序”P3]至于在不自觉的意识中,他可能会有一些绝对主义的观念,正如他现在还有一样。“两个张一兵”的对立是存在的,不过不是像他说的那样,一个是绝对主义的张一兵,一个是放弃了绝对主义的张一兵,而是这样一种对立:在自觉意识上,坚持辩证的客观性原则的张一兵和坚持相对主义、主观主义的张一兵的对立。
(二十)一兵既要向读者传达他的思想构境论,又害怕把他的真实思想说得太明白,时时要把自己的真实思想掩盖起来,以便保护自己免遭攻击。当他说“思想构境论最重要的关节点就在于这样一种认识,即阅读不是为了还原,而是指向创造性的生产”时,他的思想构境论的最本质的观点表达得十分清楚。但是,他的思想构境论又被大量的新名词、新术语掩盖着,这增加了读者把握他的思想构境论的真实思想的难度。更为重要的是,他常常把“还原”和“绝对还原”、“正确”和“绝对正确”当作同义词来使用,有时候说“不可还原”,有时候说“不可绝对还原”。特别在我批评他以后,他在《答》文中不是去论证还原、正确理解的不可能性,而是去说绝对还原、绝对正确理解的不可能性,说明理解的“有限性、主观性”。这样他就掩盖了思想构境论的真实观点,掩盖了我和他之间的真正分歧。如果一兵的思想构境论是说,绝对的还原、完全正确的理解是不可能的,我决不会批评他,因为这也正是我的观点。
(二十一)一兵说:“金福不能理解的地方,是在后现代文本语境中,恰恰是承认认知结果的有限性和主观性,才会反证出一种历史性的客观性和真理性,这种新的客观性与真理性正是当代哲学和科学认识论的积极反思的结果。”[2]这里有不少模糊认识。第一,我确实“不能理解”,为什么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恰恰是承认认知结果的有限性和主观性”?理解和认知结果的主观性和有限性,也是我承认的,而且除了海德格尔等少数人不承认理解是一种主观的精神活动外,不知还有多少人不承认理解的主观性;至于理解和认知的有限性,那是赞成辩证法思想的人们都会承认的,难道我们都成了后现代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解释学观念的本质决不是承认理解的主观性、有限性,而是认为理解只是主观的、相对的,否认主观的理解是对文本意义的还原,否认相对的理解中包含着绝对的成份。第二,我也“不能理解”,“新的客观性与真理性”是什么意思。对“客观性”的理解有新旧之分,真理观有新旧之分,说客观性和真理有新旧之分,就弄不懂是什么意思了。陈先达教授说过:“真理无新旧”,我赞同这个观点。第三,我更“不能理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兵怎么能说“历史的客观性”(客观事实)是“当代哲学和科学认识论积极反思的结果”?这不等于说血液循环是哈维理论的结果吗?
一兵要坚持自己的创新理论,至少应当坚持概念的同一性和逻辑的彻底性、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性,勇敢地为自己的真实观点辩护,而不要自己在那里揺来摆去,让人摸不清他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我对一兵的思想构境论再一次作了批评。我也继续期望一兵和其他读者的反批评。
注:
[1]张一兵:《回到列宁》,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张一兵:《思想构境论想说明什么?》,《学术月刊》2009年第期。
[3]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张一兵:《历史构境:哲学与历史学的对话》,《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作者简介:王金福,1942年11月生,江苏无锡人。1968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共党史专业本科毕业,1982年苏州大学政治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现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退休教师。住宅电话:0512-62525726;手机:13952407691;电子信箱:wangjfsz@yahoo.com.cn

“哲 学 创 新” 还 是 理 论 倒 退?
——再评张一兵的“思想构境论”
【主要观点提要】
一、一兵为什么要否认“思想构境论”的解释学视野
一兵为什么要在我批评他之后否认他有解释学视野呢?我想,这是他的一个聪明的做法,也可以说是无奈的选择。他自己明白,一旦承认他的思想构境论的解释学视野,那只能承认我对他的批评是对的,他是错的, 他自己所说的理论立场的“后退”就成了真正的倒退。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不可能公开承认自己在哪个理论领域持主观主义的立场,不可能公开为主观主义辩护。他也拿不出科学的理论来反驳我的解释学观点。否认他有解释学视野,既可以掩盖、保护他在文本解读理论上的主观主义立场,也可以避开在解释学上的正面交锋。
小结1:用了解释学的概念就是进入了解释学视域;一旦承认他的思想构境论的解释学视野,那只能承认我对他的批评是对的,他是错的。
二、“思想构境论”没有推进解释学
(一)一兵不是去科学地说明解释学而是拒绝回答什么是解释学。
(二)如前已经指出的,一兵混淆了学科和学说的概念,把作为一门学科的解释学和作为某种学派的解释学相混淆,因不同意某种解释学理论而否定解释学这门学科。
(三)一兵说思想构境论是一种文本解读的“新方法”,从表述上说,是解释学上的一个退步。
(四)一兵说:“特殊的对象性,即由于以列宁为主体的整个文本是笔记型和拟文本的,才会导致了我在方法论上的变化。”[2]且不说这和他的思想构境论是作为普遍的文本解读理论相矛盾,从解释学发展史来看,这种说法也是一个退步。
(五)一兵在论证文本意义不能完全复原时搬出“作者”,说连作者都不能完全复原自己文本的意义,更不要说其他读者了。这里隐含着一种错误的解释学观念:作者对文本具有优先的解释权。
(六)一兵把列宁没有说出来的思想活动看作是“拟文本”,看作是理解的对象,这是错误的。
(七)文本的意义不可能是变动的。文本的意义是文本符号所代表的、传达的作者的思想,文本一经产生,文本的意义就“锁死”了,一千年不变,一万年不变。
 (八)一兵把“文本的意义”看作是“客观存在”(“文本本身原初意义域的客观存在的确是不可能被否定掉的。”),至少在表述上是不恰当的。
(九)“理论和观点”“由文字和句段”表达,而不是“由文字和句段”构成。
(十)一兵没有搞清楚文本的意义和作者的意图的关系,实际上还是不懂得“文本的意义”。
(十一)赞赏“童真之眼”,这在解释学上是落后的、错误的。
(十二)一兵没有区别“理解”和“认识”。
(十三)一兵也没有区别“欣赏”和“理解”,把欣赏也看作是理解。
(十四)一兵把理论重点仍然放在反对绝对主义方面,这在解释学上也已经落后了。
 (十五)一兵在解释学上没有很好地贯彻辩证法。解释学上的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都不懂得理解的辩证法。
小结2:思想构境论是解释学上的一个退步。拟文本的说法也是一个退步。这里隐含着一种错误的解释学观念:作者对文本具有优先的解释权。把列宁没有说出来的思想活动看作是“拟文本”,看作是理解的对象,这是错误的。把理论重点仍然放在反对绝对主义方面,这在解释学上也已经落后了。在解释学上没有很好地贯彻辩证法。
三、“思想构境论”退却时的徬徨
(一)总的来说,在研究问题时采取矛盾的理论立场,使得这种理论必然具有折衷、模糊、动摇、妥协的特征。
(二)一兵声明,他是忠于马克思的;但同时,他又坚持“阅读(以及认识)的本质是创造而不是还原”这样一个观点,这两种理论立场是不能相容的。
(三)彻底坚持思想构境论,就不可能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马克思主义,就要抛弃思想构境论。
(四)忠于马克思主义,是以肯定马克思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不依赖于理解者和能被理解者正确把握为逻辑前提的,而思想构境论恰恰要消解这两个前提。
(五)一兵说:“社会存在的本质是什么?按照马克思的理论逻辑,实际上应该是……”[2]按照思想构境论的逻辑,一兵不可能知道马克思的理论逻辑,只知道自己的理论逻辑,他如何能“按照马克思的理论逻辑”来思考问题?……他也无法忠于自己的思想,因为他原来的思想也已经是一个“他者”,……
(六)只有站在客观性的解释学立场上才能讲“正是马克思的”逻辑出发点,
(七)思想构境论却说,理解不是还原,理解不能与被理解者一致,怎么能说自己的思想和马克思的观点是“接近”的呢?
(八)一个忠于马克思的人,并不一定认为自己对马克思的理解是绝对正确的,在客观上也会有误解的地方,但当他说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时,他必然相信自己所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这也是对一切科学研究者的基本要求:必须相信自己所说为真。
(九)理解只是创造,不是要回到什么。“回到马克思”固然不对,“回到自己理解创造的马克思”同样不对,它还是要“回到”什么。…… “回到自己理解创造的马克思”这样的说法毫无意义,从语文学的角度来看,是一个病句,叫用词不当。只有把理解的对象看作不是理解的创造物时,我们才能说“回到×××”。
(十)只有站在“复原说”的立场上,才能说有正确的理解和误解。
(十一)一兵说,他创立了思想构境论以后,就“不再口口声声宣称列宁哲学的思想逻辑就是什么”。可是,创立了思想构境论的一兵却仍在“口口声声”地“宣称”什么是什么(或不是什么)。
(十二)一兵说他抛弃了解释学的视野,但他却提出了自己对马克思的理解是否正确、是否真正继承了马克思的问题,这是一个矛盾。
(十三)一兵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4]这并不是他的“哲学创新”,早就有人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了。然而,这是一个可疑的命题。
(十四)文本和读者的关系除了存在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外,还有另一层关系:对象性关系、源泉性关系。文本是读者理解的对象,是他理解的源泉,文本不是理解的创造物。就这一层关系来说,就只能说文本是不依赖于读者的。
(十五)“读者始终为上”实际是说读者决定文本(文本是读者“构境”的存在,读者创造文本的意义等),只是他又不敢把这一真实思想说得很清楚,不用“决定”一词而用“上”词。
(十六)对文本意义的不变性的承认,一兵的态度是游移的。一会儿说文本的意义是锁定的,一会儿又说不是锁定的,我们究竟该相信哪个说法?
(十七)对文本意义的“客观性”、不变性的矛盾态度,也表现了对“文本的意义是由谁赋予的?”这个问题的矛盾态度。
(十八)文本的意义或作者的思想能否被读者正确把握?读者的理解与文本的意义之间有没有同一性?对这个解释学的基本问题,一兵的看法也是矛盾的、游移的。
(十九)因创立了思想构境论而变得更加“诚实”了的一兵,不仅仍然把自己的理解“硬说”成是马克思、列宁的思想,而且为了表示自己的“文本解读法”的进步,虚构了一个受绝对主义观念支配的一兵。
(二十)一兵既要向读者传达他的思想构境论,又害怕把他的真实思想说得太明白,时时要把自己的真实思想掩盖起来,以便保护自己免遭攻击。
(二十一)第一,我确实“不能理解”,为什么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恰恰是承认认知结果的有限性和主观性”?理解和认知结果的主观性和有限性,也是我承认的,而且除了海德格尔等少数人不承认理解是一种主观的精神活动外,不知还有多少人不承认理解的主观性;至于理解和认知的有限性,那是赞成辩证法思想的人们都会承认的,难道我们都成了后现代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解释学观念的本质决不是承认理解的主观性、有限性,而是认为理解只是主观的、相对的,否认主观的理解是对文本意义的还原,否认相对的理解中包含着绝对的成份。第二,我也“不能理解”,“新的客观性与真理性”是什么意思。对“客观性”的理解有新旧之分,真理观有新旧之分,说客观性和真理有新旧之分,就弄不懂是什么意思了。陈先达教授说过:“真理无新旧”,我赞同这个观点。第三,我更“不能理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兵怎么能说“历史的客观性”(客观事实)是“当代哲学和科学认识论积极反思的结果”?这不等于说血液循环是哈维理论的结果吗?
小结3:在研究问题时采取矛盾的理论立场,使得这种理论必然具有折衷、模糊、动摇、妥协的特征。坚持思想构境论,就不可能忠于马克思主义;不可能知道马克思的理论逻辑,只知道自己的理论逻辑;只有站在“复原说”的立场上,才能说有正确的理解和误解。“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一个可疑的命题。文本是不依赖于读者的。虚构了一个受绝对主义观念支配的一兵。否认相对的理解中包含着绝对的成份。“真理无新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