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斯蒂芬·塞维罗:共产主义的春天到来了吗?

  2009年3月13日至15 日,以“论共产主义观念”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在伦敦大学伯克柏克学院召开。有12 位学者作了主题发言,参加者则近千人。这场由齐泽克( Slavoj Zizek)和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组织召开的研讨会所预期的目标,如齐泽克在开幕式的发言中所提到的,不是致力于讨论实际的政治计划或介入日益严酷的社会和政治斗争现实,而是去思考共产主义的哲学观点或这一理想如何能被重新激活,以及怎样在21 世纪发挥作用。齐泽克称,为20世纪的罪恶而感到不安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今天,我们需要重提“共产主义”,把它从背负的恶名中拯救出来。在我看来,这种理论冲动总体而言是正确的。在整个20世纪,各国共产党或以共产主义为名的组织,毫无疑问是犯下了很多错误。不过,资本主义也一样,它也应该为很多罪恶负责。此外,共产主义已经被彻底妖魔化,资本主义却还在拒绝承认自己的罪恶或表现出任何的忏悔。在当前受金融灾难影响而日渐恶化的形势中,共产主义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观点,而属于它的时代终于来临了。



  当然,这类研讨会的部分吸引力,简单地说就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与会学术明星们的大好机会。从这一角度来看,它没有让人失望。斯拉沃热·齐泽克表现出色,狂热,激动,充满了某种想表达的冲动,因此我并不在意他的霸气。乔万尼·凡蒂莫(Gianni Vattimo)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其作品我也读得很少) ,不过在幽默地自我否定方面,他相当令人着迷。特里·伊格尔顿( Terry Eagleton)与满屋子大陆哲学的辩证法学者不同,他独自沉迷在英国经验主义当中。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热情而且很有活力。雅克·朗西埃( Jacques Ranciere)令人羡慕地一个人沉思冥想。阿兰·巴迪欧则始终作为中心人物,掌控着整个会议进程。



  在我看来,这次大会所提出的主要问题不是“共产主义是什么?”,也不是“理论如何结合实践?”,毋宁说是“探寻受资本主义现状强烈抵制的共产主义观念意味着什么?”。共产主义的观念,在对共产主义社会图景尚不清楚的情况下,很大程度上是否定性的;我们只能说它意味着人们的解放,能确立当今被压迫者和被剥夺发展机会的人的生活方式。伊格尔顿的发言,是唯一努力肯定共产主义的,他试图把它想象成实际的存在状态,而不只是对现状的否定。



  伊格尔顿认为,共产主义意味着丰富和闲暇;它更接近于贵族生活(或者,毋宁说与我们想象中的贵族生活很接近) ,而不同于任何工人阶级所体验的被压迫的现状。他大量引用莎士比亚和其他经典作家,以此来解释这种实际的共产主义的意识。在他看来,这种“来自过去的爆炸”的不能被预料的结果,用一种症候性的方式来说,就是任何想象乌托邦的意图的局限。这种阐释并非真的清楚明了。我欣赏伊格尔顿对《暴风雨》的引用,也欣赏其他发言者求助于柏拉图和黑格尔。不过,说到底,伊格尔顿似乎有些过于含糊,而且方式老套,也太过书卷气。他在谈论电影、电视和互联网这些可怕的事物出现之前的“美好的旧时光”方面,实在是太罗嗦了。



  伊格尔顿的言谈,以及其他发言者对共产主义必然涉及哪些方面完全缺乏推断,这使我相信“共产主义的观念”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甚至还是在马克思所曾经反对和嘲笑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意义上。在阿兰·巴迪欧的发言中,以及被到会的其他人引用的文本中所称的“共产主义的假设”,也都无非如此。至少在当今,共产主义是乌托邦主义唯一可用的名字,它与宗教观念无关,与新时代的完美性观念、救赎观念以及超度观念也都无关,因为它毋宁说是更切实的某种事物。正如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在大会第一天的精彩发言中所论证的,共产主义必须具有“公共性”( the common) ,这既是实用性所需要的,同时也符合它的词源学要求。在哈特看来,公共性在20 世纪既遭到私有权又遭到“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的压制。共有既非公有,也非私人所有,而是遭到双重压制。共有必须要面对这一事实,即个体的创造性本身只有在人类语言、文化、科学和技术遗产的语境中才会变成可能。正如牛顿的名言所明确的,由于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所以才能看得更远。今天,人类越来越多的共有的遗产被私有化,被注册版权,被跨国集团公司拥有专利。政治斗争必须夺回这些人类共有的东西。从这一视角来看,共产主义并不是说要放弃我们内在的生命,而是要创造一种让这些生命繁盛的环境。在这种合乎人道的意义上,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政治性的观念,尽管可以毫无疑问地说,政治是到达这一目标所必需的手段。



  哈特关于共产主义和共同性的讨论,聚焦在政治经济学和所有权问题上。他经常的合作伙伴安东尼奥·奈格里也强调同一个重点。不过这次会议总体上最令我吃惊的现象之一是,在其他的发言者当中,对马克思所倡导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几乎只字未提,也没人用政治经济学方法分析当前的经济危机问题(共产主义观念被重新思考的部分原因正在于受到了它的威胁,或者说它解释了为何这么多人来参加本次会议) 。我认为,政治经济学缺席的部分原因在于,共产主义的观念本身的目的是想象一个新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当前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已不再适用。不过,如果思考一下在会议中大量言谈都是关于如何到达那一目标的政治策略的,这种判断也就不再是个托辞。



  比如说,彼得·豪沃德( Peter Hallward)以他一贯的清晰和哲学的准确性,发展出一个毋宁说是警醒的倡导:雅各宾式的严苛以及以保卫善为名的规训。他详实清楚地阐明了卢梭“大众意志”( generalwill)的原则,并作了扩展。不过,豪沃德无法解释,向18世纪的回归为什么就能提供政治组织问题的答案,这一问题也困扰着马克思主义者,在19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没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此外,豪沃德也没能说明,在当代世界中,如何能出现与18世纪90年代的雅各宾派相似的组织。由于不具备任何的实用性,豪沃德的新观点——意志的政治,在我看来,也就无非是幻想性地回到“党的纪律”(party discip line)的可怕时期,这可是当今任何左翼运动都最好加以避免的。



  从好几位发言者身上,还可看出与豪沃德不同的另一种极端。其中阿兰·巴迪欧和朱迪丝·巴尔索(Judith Balso)格外引人注目,他们长篇大论地分析反国家的斗争的必要性,不过,对于国家机器实际上如何支持和加强资本以及金融力量,又似乎全然不予考虑。新自由主义的肮脏的小秘密在于,如果政府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对市场没有任何干预,那么“自由市场”就无法实现它的功能。因为只通过货币发行之类刚性的国家控制,以及所有权法的刚性实施(这些法律立足于荒唐的虚构,即用遗传学改进了的作物的基因组合,不知为何竟然与个人的传宗接代一样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那过去几十年中那些疯狂的金融投机早就已经发生了。听到左翼人士与新自由主义者居然持同样的论调,虚伪又误导性地主张消除国家,实在是令人心碎。



  我认为存在问题的左派反国家的修辞,在布鲁诺·波斯蒂尔斯(B runo Bosteels)那里被颇具实用性地表达出来。他以玻利维亚的局势为例,指出了这种态度是如何明显地无济于事。在玻利维亚,莫拉莱斯( EvoMorales)作为被大多数选民选举出来的总统,是在具体运用国家权力来为大多数民众提高生活条件,但条件是损害了富人和特权阶层的利益。此外,还可以补充的是,在玻利维亚,以及最近在泰国和其他地方,准确地说正是那些具有特权的中产阶级,在运用反国家的“人的力量”(peop le power)这种战术,借助大众和国内的不顺从者的力量,推翻由大多数民众选举产生、又威胁到他们经济特权的政权。



  回避“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带来的问题,在巴迪欧的言谈当中体现的特别明显。在他关于革命事件将如何挑战资本主义的描述中,不仅对政治经济学避而不谈,而且,就在这么狭隘的讨论范围中,他还用“经济主义”的罪名来指责对政治经济学的任何关注。巴迪欧论证说,经济只是“形势”的组成部分,形势是他推出的新的“真理”,被革命事件所产生。对事件的忠诚,具有扰乱作用。巴迪欧坚持政治乃是最终的统治,显示出毛泽东主义的血统。与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相反,也与把政治视为与经济密切互动而且二者不能被分割相反,巴迪欧以一种近乎诺斯替教的方式,把经济的地位降低到不可挽回地失败的领域。他的纯粹政治的观念(以及纯粹哲学的观念)完全没有被经济弄脏,或者说完全没有被经济污染的政治实质上是当下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一种镜像,这种经济学把自我想象成中立的、不关涉政治的。结果就证明巴迪欧是一个没有任何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毛泽东主义者,这种姿态在我看来毋宁说是可怕的。



  巴迪欧充其量是某种新康德主义者。这个称号无疑会遭到他的拒绝,而且凡是生活在当代的哲学家都会视之为一个否定性的称号,尽管我是在某种赞扬的意义上运用它。我称其为新康德主义者,意思是说他关于转换性事件的观念,以及保持对事件忠诚的伦理学观念,很像是后现代版的绝对的责任。



  事件是单数的,不过又带有绝对的普遍性意味——它命令我们顺从,完全不考虑我们的个性,有“病态的”倾向。巴迪欧甚至还用全然形式主义的术语来定义事件并呼吁我们忠诚于它——命令我们的是事件的形式而不是任何必须要做的具体内容。这完全是康德式的思想方法,此外,我认为与众多黑格尔派的评论者不同,这一康德式的伦理学的空洞的形式主义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它并非是软弱无力的。可是,当巴迪欧进而改变这一康德式的非个人化的普遍主义的性质,转而进入圣保罗式的( Pauline) 、列宁主义或毛泽东主义的形式时,这是我不能接受的,这种形式会被康德称为狂热。再次重申,首先我不是列宁主义者,也不是毛主义者,不过,巴迪欧采取了这种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义的姿态,并将马克思主义清除出去,确实只给我们留下了欺骗性的过度革命论,沉迷于恐怖的清除/屠杀可能性之中,并且将它浪漫化。



  总起来看,本次会议展示了当今欧洲和北美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论方法之间的主要张力。一方面,齐泽克和巴迪欧倡导并掀起了回归革命的热潮,另一方面,哈特和奈格里把“大众”视为反对“帝国”的力量。齐泽克和巴迪欧坚持要以“激进的唯意志论”( radical voluntarism)对抗全球性的资本统治。哈特和奈格里则相反,他们已经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的结果中,看到了共产主义的客观条件。两种视阈之间的差异,有着贯穿20世纪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大争论的回声:前卫者主张夺取权力的策略,另外一些人则相信历史的逻辑将自动使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再接着转向共产主义。在21世纪,这种针锋相对已经彻底失去了活力,我们需要设法超越这两者。不过本次会议并没能够提供这种答案。



  这场研讨会完全由欧洲和北美的关切所主导,很容易就注意到世界其他地区的声音是缺席的。所有的发言者均为欧洲白人,要不就来自北美。此外,12位发言者中男性多达11人。至于听众,在性别方面尽管比发言者更加均衡,不过白人也占压倒性的多数。这种狭隘应该受到指责。齐泽克以批判英美学术界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虔诚而闻名,可是,在这次会议上,他也难辞其咎。不能只声称很担心发言者中白人和男性占绝对多数,不能就这么简单了事,这样说说只是无关痛痒的哀叹,毋宁说,会议的人员构成证明了一种狭隘主义,证明了在西方的“我们”在破除狭隘性方面仍然做得很糟糕。在12位发言者中,只有布鲁诺·波斯蒂尔斯涉及到了拉丁美洲的问题(具体来说是玻利维亚) ,他讨论了拉美的体验和超越资本主义的理论化努力。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亚力山德罗·鲁索(Alessandro Russo)谈论的中心话题,还有几位发言者也都谈到了中国的“文革”。不过,从总体上看,这次会议在原本应该具有的国际性方面还差得远。



  齐泽克在大会的最后一天发言,他总结了关于本次会议所发生的一切,我确信他会很乐意让我们称之为黑格尔式的综合。与大部分的发言者不同,而且或许可被视为同意哈特和奈格里,齐泽克的分析确实包含了政治经济学,他列举了我们在当今疯狂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四种威胁或者说挑战,并且承认,其中有三种都符合哈特和奈格里的“情感化的”观念或“非物质的”生产。它们是: (1)环境灾难的威胁; (2)所谓的知识产权、版权和专利的问题,以及对共有的财富的私有化(如哈特论证过的在最宽泛的意义上的) ; ( 3)生物工程、遗传学和操控我们自身基因的能力所带来的问题,会在生物学和生理学的层面改变“人类的天性”。齐泽克还补充了另一个挑战,并认为它潜藏在其他威胁之中; (4) ,在全球范围内包含和排除所带来的问题,在边境控制、民族主义和移民问题上反映出来(北方国家把南方世界的民众排除在外,只承认他们的半合法和不合法地位,并在此基础上过度盘剥他们) 。最后的这一关切和全球贫民窟的全部问题密不可分,如最近被迈克·大卫(Mike David)所提出的。它还传达出了在被吉尔·德勒兹(GillesDeleuze)所称的控制社会背后的资本的要求。此外,最后一点,它开辟了一条道路,承认后殖民理论所提出的种种问题,而不是落入多元文化主义的圈套。在齐泽克的批判中,多元文化主义也不是完全非正义的。



  齐泽克论证说,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前提是坚持反资本主义的方向,并且必须坚持平等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原则。相关例证是海地革命,齐泽克视之为激进化,或者是对法国革命的黑格尔式的完成。法国人试图压制海地人,也就是说法国人不能实践他们的普遍主义——不能应用在黑人身上。不过,海地民众采纳了法国革命的原则,而且比法国人更加严肃地对待这些原则;他们反对法国的殖民统治,要求并且赢得了独立,海地革命成功的基础就是由法国人首创的原则。这就是齐泽克的独特方式,他分开了自己内在的欧洲中心主义与他摆脱欧洲中心主义所必需的普遍性原则之间的差异。结果就是,立足于由欧洲人发明的普遍性的基础上,他表现出欧洲的优越,同时普遍性又要求他消除这种优越感。我经常高度怀疑的是,这种黑格尔式的策略是齐泽克在需要消除任何难解之结时所屡屡求助的对象。在我看来,这种对问题的解决,最终就显得有些太过容易而且是自我祝贺性的。



  不过无论如何,在齐泽克提出这些问题之后,他继续讨论了我们应对这些问题的一些困难。他强调应该保持共产主义的激进性,以反对那些改革(目前金融的某种溢出已经开始减缓) 。这些改革往往被冠以社会主义之名(正如《新闻周刊》最近所断言的,“我们现在都是社会主义者”) 。此类社会主义的改革(包括把银行等机构民族化,或者实际存在的由美国政府拥有受困的金融公司的大多数股票)将会提供一种改革幻象,从而允许大量的不平等(富有的金融家与其他人之间,甚至西方国家的公民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绝大多数人之间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不受影响。我认为齐泽克在这方面是正确的——当前的危机形势至少在原则上使激进的选择比在网络和房地产泡沫中更加容易想象——尽管在当今,西方国家的政府恢复性的努力几乎完全朝着这一方向:坚持这种意识,不存在其他选择,甚至对体系(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来说也假定不存在已经使得它本身衰退和被破坏的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齐泽克讨论了确立违反性的或反对的姿态的困难,这类姿态几乎立即就被商业化并被修复,因为造成违反的观念和激进的新思想自身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的资源,成了每一所商学院和CEO们的流行用语。让我感到惊讶的是,齐泽克在这方面甚至还援引了布莱恩·玛苏米(BrianMassumi) (因为玛苏米与哈特和奈格里一样,在最近的论战中属于德勒兹阵营,并不是拉康派的成员) 。



  鉴于这种情况,我认为应该把齐泽克与豪沃德和巴迪欧等发言者区分开,后者阐述了一种关于革命者的无根基的幻象。不过,齐泽克本人不得不做出的唯一解决方案,是求诸巴迪欧的政治的先验性公式,笃信激进的裂缝和事件,笃信作为事件和裂缝之名的“共产主义”。在发言中,齐泽克多次呼吁“激进的唯意志论”( radical voluntarism) ——虽然在大会的问答阶段,他就这一公式又做了某些让步(至少修辞上如此) ,他表示,自己使用这个术语的意思是说,与20世纪早期老派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用法不同,我们在今天不能再相信历史的逻辑是在我们这一方的,也不能再相信客观的进程,认为我们能创造出共产主义的充要条件。



  在这个方面,我同意齐泽克的观点。确实,我与哈特和奈格里最大的分歧就在于,他们似乎想肯定模糊的、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或者说“客观条件”这一主题。不过,我又认为“激进的唯意志论”这类概念隐含着一个肯定性的主题——“应该做什么”的意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它又把我们置回目前的条件中:颓丧的左派正一蹶不振。对这一两难境地,我没有解决办法,而且我认为齐泽克、巴迪欧或哈特和奈格里也都解决不了。这些理论家主要的问题在于,他们都太急于在修辞学方面用力。



  令人悲哀的是,所有这些都被象征化了。在讨论会的最后,所有人都准备好退场时,齐泽克请求全体起立共唱《国际歌》,几乎没有人去做———有几个人在某个角落里唱着,不过在总体的一片嘈杂声中根本就听不见。就我个人而言,我愿意去唱《国际歌》,而且相信在场的大多数都和我有同样的想法,可是我唱不了———虽然我大致还熟悉它的旋律,不过歌词我已经忘了。



  (本文译自Criticism , Vol151, No11,Winter 2009,原标题为“Communism at Birkbeck”,经作者授权发表。作者StevenShaviro系美国韦恩州立大学教授,美国著名文化批评家。译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