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生产时代、 符号的造反与激进批判理论——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解读
2007-05-14
作者简介：仰海峰(1970-)，男,安徽潜山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哲学博士。
摘要：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现代资本主义进入到了符号模拟时代，这是工业生产时代的终结，也是以工业生产为基础的革命的终结。在符码统治一切的时代，传统批判理论失去了现实的根基，新的激进批判理论只能以非组织的、无意义的符号反抗符码的统治地位。这是鲍德里亚面对后生产时代所寻求的一种激进反抗。但这种反抗，只是一种话语政治，它并不能真实地面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关键词：后生产; 革命; 影像; 超真实; 符号
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鲍德里亚曾指出，随着电子媒介在消费中引导作用的确立，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必须进展到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只有这样，才能揭示消费社会的存在之谜，为超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新的思考方向［1］。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般理论建构中，鲍德里亚认为索绪尔的符号学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具有理论的同构性，这种同构性不仅在于索绪尔的语言学是按照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建构的，而且在哲学形而上学层面，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使用价值的解放为旨归，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以符号的现实指涉为旨归，两者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此时的鲍德里亚认为自己是在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向发展马克思哲学，并没有将自己与马克思（包括索绪尔）对立起来。经过《生产之镜》的中介，鲍德里亚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直接将自己的理论建构方向与马克思相决裂，同时也是与索绪尔相决裂，这构成了《象征交换与死亡》一书的理论起点。
沿着《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生产之镜》的思路，鲍德里亚一上来抓住的就是使用价值与现实指涉在当代社会的非真实性。在鲍德里亚看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依赖的使用价值，以及索绪尔作为语言结构意义的现实指涉，都是资本古典时代的产物。“革命已经结束了价值的‘古典’经济学，价值本身的革命已使价值超越了它的商品形式，转为激进的形式”，即交换价值独立了，使用价值的意义已经消解，与这种价值的终结相一致，在符号的结构与符号的指涉之间，“指涉价值被消灭了，结构性的价值游戏占了上风。结构的维度成为自治的，它消除了指涉的维度，构成了指涉的死亡”。［2］(p.6)符号已从指涉的实用性中解放出来，符号的结构独立于指涉之外。联系到《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讨论，指涉的死亡也就意味着所指的消亡，那么，在符号结构之内，完成的是能指与能指之间的循环，在经济的意义上就是交换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循环。这是对生产真实性和意指真实性的消灭，也是能指/所指，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辩证法的终结，同时也是对建立在这种真实性基础上的确定性、同一性的消灭。这是从商品的价值规律转向价值的结构规律，这是资本的必然。在这里，生产终结了，我们进入了符码支配一切的时代。当真实随风而逝时，以真实为蓝本的复制也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从符码而来的模拟(simulation)，在模拟的时代，替代性(commutability)构成了基本规定〖ZW(〗对于这种替代性，鲍德里亚进行了描述性的批判：“通过这种方式，这个模拟的时代到处被形式上是矛盾的或辩证的对立术语的替代性表达出来。我们到处都能看到同样的‘影像的起源’：时尚中美与丑的替代性、政治中左与右的替代性、每种媒介中真与假的替代性、在物体层面上有用与无用的替代性、在每个意指层面上自然与文化的替代性。所有伟大的人文主义价值标准、所有的道德文明、审美的和实践的判断都从我们的形象和符号体系擦掉了。一切都变得不可决定，符号支配的明显效果，到处都依赖于中立化的原则、冷漠的原则。”（Jean Baudrillard,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Sage Publication Press,1993,pp.8-9）鲍德里亚认为这是资本的妓院。〖ZW)〗。符码的模拟已不局限于上层建筑领域，而且渗透于下层建筑中，传统意义上的两分法以及经济决定论，在今天都不再具有任何意义。这就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时代，这是一个后生产的时代，是一个需要对符码进行解码的时代。
一、生产的终结
一、生产的终结
按照鲍德里亚的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以生产为基础，而在生产中，劳动力又是其核心概念。正是对劳动力的剥削才能产生剩余价值。以生产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构成了革命理论的基础。因此，“革命”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相一致，革命就是从过时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受到束缚的生产力，使生产得到充分的发展。应该说，这是马克思哲学产生之时，对革命的经济学—哲学解读。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鲍德里亚认为，这个历史时段已经过去了：“如果资本的生命与死亡以商品的价值规律为支柱，如果革命以生产方式为支柱，那么我们既不处于资本中也不处于革命中。”［2］(p.10)但这并不是说鲍德里亚要否定的现代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当他这样说时，已经经过了一个语境上的转换。我们知道，从韦伯、福柯之后，在一般讨论的语境中，资本主义已不仅仅是阶级对立意义上剥削的代名词；在社会机理层面，资本主义还意味着一种社会内部支配的方式，以及由这种支配方式所产生的现存社会的合法性。这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在这个意义上，鲍德里亚认为，如果资本指的是支配方式，才能说我们今天仍然处于资本中，因为价值的结构规律是社会支配的最难以认清的形式。
按照我的理解，价值的结构规律指的是，随着消费社会的兴起和电子媒介先导作用的介入，传统实体意义上的价值规律转变为以符号结构为基础的价值指涉关系，这种指涉关系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经济学领域，更指由符号结构而来的文化领域。结合《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讨论，今天的价值首先体现为由符号差异原则所产生的身份与地位价值，这种身份与地位价值既隐藏了剥削，又构成了社会合法性的基础。在价值的结构规律中，真实的实体层面消失了，人们找不到受奴役的实体根源，奴役无处不在，但又是大众自发或自觉认同的过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价值的结构革命消除了“革命”的基础。
为什么这么说呢？传统意义上的革命，在话语的层面都有其指涉的对象，总是意味着“什么人革什么人的命”。在这个句式中，总是存在着革命所指涉的主体，以及革命所指涉的对象，这种主体与对象都是真实存在的，否则就是阿Q式的精神造反，但即使是阿Q式的精神造反，也都还有意象中的指涉对象，就像景观社会理论从现实意象层面来寻求革命的方案一样。在这种革命话语中，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型总有着实际的意义。当指涉消失时，指涉对象意义上的革命也就不再存在。沿着这条思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无意识革命也失去了意义，因为即使是无意识，都有其指涉的对象，只是这种指涉处于无意识状态罢了。
鲍德里亚关于生产终结的分析，建立在他对于劳动过程分析的基础上。在他看来，今天讨论生产、劳动以及建立在生产、劳动基础上的革命，必须进行必要的历史区分：即今天的劳动与马克思时代的劳动已经有着根本的差别。在马克思时代，劳动的机械化程度不高，劳动的过程主要取决于劳动者的体力，剩余价值是通过剥削劳动力获得的。随着机械化的发展，生产劳动过程已被机械化和劳动的科学组织所替代，福特生产线不仅体现了机械化程度的增强，而且体现了与机械化程度相一致的劳动管理组织的增强，这时，劳动者的体力让位于劳动者的知识与劳动管理。在马克思时代，死劳动剥削活劳动，只是表明原始积累使死劳动达到了这样一点，即能够吸收活劳动以创造剩余价值；而在机械化、集体劳动与劳动的科学组织化中，死劳动的优势是绝对的，具体的社会关系都被具体化到死劳动中，或者说组织化的机械劳动已经变成为新的生产关系了，并从生产的组织化层面延伸到社会生活的科层制管理。只有到这时，规训社会才能真正地进入到理论视域，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才能充分地展示出来。鲍德里亚的这个说明，实际上是想说，在马克思那里，机器是中立的，问题在于机器的运用，只要打破了机器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就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在这个意义上，生产总是永恒的，改变的只是生产的组织形式。而在有着麦克卢汉理论背景的鲍德里亚看来，生产本身就决定了人们的社会关系与心理结构，福特生产线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分不开的，马克思所设想的通过革命对二者加以分离，去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保留生产的结构，这正是生产的幻觉。当死劳动对活劳动取得了霸权地位时，生产的辩证法也就终结了，建立在生产辩证法基础上的革命也就终结了。
其实生产的终结、革命的终结，也就意味着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革命意味着一种总体性的胜利，而这种总体性的胜利，建立在传统主客二分的辩证法基础上，这种二分的辩证法不仅体现为生产力/生产关系、使用价值/交换价值、能指/所指的辩证法，也体现为理性/感性、现象/本质等的辩证法，而辩证的发展过程就是超越这种二分性，以总体性达到一切的和谐。与此相一致，生产的辩证法有其中心空间，那就是组织化的工厂。“现今阶段……同时就是工厂消失的阶段：整个社会变成了工厂。”［2］(p.18)也就是说生产在社会的各个空间存在着。当生产无处不在时，马克思原来区分的生产性消费与非生产性消费就不再有意义了，在今天非生产性的消费也是生产性的，它构成了生产的内在形式。当作为中心的生产消失时，针对生产所引起的革命也就失去了其中心原则的意义。
当生产与革命的真实指涉对象消失的时候，当生产与革命的中心消解的时候，资本的传统存在方式也就终结了。就像符号存在方式中所指与指涉物的死亡导致了能指的自我指涉一样，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使用价值的消解，使一切都变成了交换价值的内在循环，这种内在循环遵循着与符号学相同的编码方式，即在能指链中获得自身的合法性地位，“这个社会的基本法则不再是剥削的法则，而是正常性符码的法则”。［2］(p.29)在符码的作用下，存在的只是符码的影像。
二、影像的三种秩序
影像（simulacra）是鲍德里亚思想建构中的重要概念。为了理解这个概念，我们先要从外围入手。
在古希腊，有个那喀索斯神话。那喀索斯被水中自己的美丽形象所迷惑，最终无法摆脱，抑郁而死。这个神话在精神分析学中成为“自恋”的代名词。从本文的分析语境来看，这个神话实际上揭示了人们面对外界的一种方式，即我们总是在外界（包括自身）呈现给我们的形象中来认识外界，并由此认识自己。但这种形象并不与外部世界相等同，它是对外部世界的模仿与模拟，而被模拟物是如何运转的，这恰恰是一个需要分析的深层问题。鲍德里亚的影像概念，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影像（simulacra）是鲍德里亚思想建构中的重要概念。为了理解这个概念，我们先要从外围入手。
在古希腊，有个那喀索斯神话。那喀索斯被水中自己的美丽形象所迷惑，最终无法摆脱，抑郁而死。这个神话在精神分析学中成为“自恋”的代名词。从本文的分析语境来看，这个神话实际上揭示了人们面对外界的一种方式，即我们总是在外界（包括自身）呈现给我们的形象中来认识外界，并由此认识自己。但这种形象并不与外部世界相等同，它是对外部世界的模仿与模拟，而被模拟物是如何运转的，这恰恰是一个需要分析的深层问题。鲍德里亚的影像概念，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自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时模仿（counterfeit）占支配图式的古典时期，生产占支配图式的工业时代和模拟为主导图式的符码统治时代。在不同的阶段，影像也具有不同的含义。
模仿图式的产生，是与传统等级社会的一次断裂。在传统社会中，一切都是固定的，都有其相应的位置，事物与事物之间存在着较为严格的等级区分，不同等级事物之间都有其严格的符号标记，符号是从属于阶级、军阶和社会地位的。自文艺复兴开始，传统社会的这种认知型发生了变化，等级被消解了，一切都归结为对自然的模仿。福柯在《词与物》中关于相似性认知型的分析，与鲍德里亚关于模仿的分析较为一致。福柯指出，在文艺复兴之后，特别是到16世纪，“相似性在西方文化知识中一直起着创建者的作用”。［3］(p.23)相似性认知型通过“适合”、“仿效”、“类推”和“交感”，使传统等级社会中事物的固定空间打破了，物与物之间形成了无限的相似性链条，物通过自身的符号标记显示出来，使人们在对自然的仿效中形成与自然的应答关系。正如福柯所说的：“从远处看，人的脸与天空相仿，恰如人的理智是上帝智慧的不完美反映一样，同样，人的两只眼，以及它们的有限的明亮，是太阳和月亮散播在天空中的巨大的照明的反映；人的嘴是维纳斯，因为它是接吻和细说恋语的通道；人的鼻子则是朱庇特的权杖和墨丘利的神杖的缩影。”［3］(p.27)这就犹如人的影子与人的真实存在不可分离一样。在这种相似关系中，人只属于自然，不向任何等级秩序屈服，“他的内部天空保持着自主，只依赖自己，但其条件是：凭着自己的智慧（这也是知识），他开始与世界的秩序相似，把它重新拿过来，从而在自己的内在天空中再次动摇其他天空，他在其他天空中看到看得见的星星在闪烁”。［3］(p.28)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的是一种镜子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符号从传统等级意味中解放出来，它构成了真实自然的等价物，它是事物的标记，它的价值就在于它是自然的“影像”。在这个阶段，“影像”有其存在的原件，它是对自然的模仿，所以鲍德里亚认为在这时，自然规律支配一切。从社会层面来看，模仿的图式打破了传统等级制，现代资产阶级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形象和看待世界的方式，并建构出一种控制世界的权力。
在这种模仿图式中，存在着颠覆自身的东西，那就是机器对人的模仿。当机器能够完全模仿人的活动时，自动化使机器变成了人的影像，这就进入到了影像的第二种秩序，即工业生产占主导图式的时代。在第一种影像秩序中，物与物之间具有相似关系，它们都是对原件的模仿，而在工业自动化生产中，物与物之间是一种系列关系，它们不再是对自然的模仿，而是机器生产出来的人造物之间的复制。
关于这一点，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有着较为彻底的分析。随着照相机的产生，才有了机械复制出来的赝品，对照片来说，无所谓原件与赝品的关系问题，任何照片都可以无限地复制，而且都与原件一模一样。“复制技术把所复制的东西从传统领域中解脱了出来。由于它制作了许许多多的复制品，因而它就用众多的复制物取代了独一无二的存在；由于它使复制品能为接受者在其自身的环境中去加以欣赏，因而它就赋予了所复制的对象以现实的活力。”［4］(p.10)当复制出来的艺术品不再需要原作而独立存在时，物在其系列关系中获得了自身的独立性，物的原件与发生过程，都消失了，存在的只是物的影像。这正如鲍德里亚所说的：“影像统治着历史。”［2］(p.56)这种原初指涉物的消失，才能建立一般的等价原则，机器才能变成人的等价物，完成机器对人的奴役过程。如果说第一秩序是受到自然规律支配的话，到第二秩序时，市场的价值规律支配了一切，而且这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
影像的这两种秩序都过去了，今天我们处于影像的第三种秩序中，它以电子计算机技术和基因技术为基础。这是一种赛博控制状态，计算机语言的二进制构成了影像的形而上学原则，基因符码构成了这种秩序的预言。这是符码垄断一切的社会。
与第二种秩序相比，在第三种秩序中，系列的生产让位于模型的决定作用。这体现在两个层面。我们只需看看计算机设计就可看出，在信息化生产时代，一切都必须按照计算机的符码“0”、“1”加以操作之后，才能在计算机屏幕上形成模型，而产品的生产过程变成了模型的现实化过程，因而物质性的生产是预先被决定的。这是从外部存在物的角度来分析的。从人的角度来看，基因的发现已表明人是预先被一种模型决定了的。符码和基因，表明了这个社会是受到一种结构所控制的，这是一种先在的总体性控制，而这个控制的过程，并不像在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那样，容易得到解释，它是在黑箱中完成的、让人无法看到的过程。在现代社会，由于媒介的作用，这种模型的符码已延伸到了身体、性、时尚等各个方面。真实存在的物变成了按照模型模拟出来的物。这种模拟不仅消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实在的”物，而且消解了传统的二分性，使一切都处于替代性之中。正是在这个分析中，鲍德里亚说：我们“从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转向了新资本主义的赛博控制秩序，并在这时瞄准了绝对控制：生物学的符码理论帮助了这个转变”。［2］(p.60)这时，起源与外部世界真实性的神话消失了，与这个神话一起产生的最终目的、辩证法、革命等也消失了，我们处于符码的预定世界中，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只是符码的影像。
鲍德里亚关于影像这三个阶段的历史分析，从生产的技术角度提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变迁问题。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史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资本的原始积累、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阶段，这也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社会阶段。以福特生产线为主导生产模式的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阶段对应于鲍德里亚所谓的影像第二秩序阶段。在马克思那个时代，物化还只是发生于生产关系层面，而在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中，物化已经进入到生产力的结构内部，技术与机器本身不再是中性的存在，它本身构成了物化领域。
第三阶段是以电子计算机技术为主导的现代社会。在前两个阶段，社会完成的是如何从分散生产到集中生产的问题，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再到流水线，这是生产完全集中的过程，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化日益加强的过程，只是到这个时候，科层制与规训体制才能建立起来。而到了第三阶段，生产从过去的集中再次走向分散，从过去凝固化的机器生产，走向了以信息流动性为特征的信息生产，这些都是资本逻辑的必然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当后现代思潮以流动性为自己的理论追求时，正好合乎现代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回到鲍德里亚，他对影像秩序变迁过程的分析，从其批评马克思的视角来看，旨在说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定阶段，或者说只是对影像第一种秩序的批判。当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到影像第二种秩序时，政治经济学批判已经不够了，历史的变迁要求我们面对历史的图式也必须发生改变并且超越马克思的生产范式。这是他对生产的终结这个标题的历史与思想史论证。
第三阶段是以电子计算机技术为主导的现代社会。在前两个阶段，社会完成的是如何从分散生产到集中生产的问题，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再到流水线，这是生产完全集中的过程，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化日益加强的过程，只是到这个时候，科层制与规训体制才能建立起来。而到了第三阶段，生产从过去的集中再次走向分散，从过去凝固化的机器生产，走向了以信息流动性为特征的信息生产，这些都是资本逻辑的必然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当后现代思潮以流动性为自己的理论追求时，正好合乎现代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回到鲍德里亚，他对影像秩序变迁过程的分析，从其批评马克思的视角来看，旨在说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定阶段，或者说只是对影像第一种秩序的批判。当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到影像第二种秩序时，政治经济学批判已经不够了，历史的变迁要求我们面对历史的图式也必须发生改变并且超越马克思的生产范式。这是他对生产的终结这个标题的历史与思想史论证。
三、超真实世界与符号的造反
在影像的第三种秩序中，传统意义上的真实现实已让位于由符码模拟出来的超真实（hyperreality），这是由电子符码 0/1建构出来的赛博空间，这个空间预先建构着一切，符码支配的现实成为人们认同的对象。
从电子空间的建构来看，当我们进入到电子网络时，首先遇到的就是电子符码预先设定好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方式只能为“是”或“否”，就像我们打开计算机时一样，你只能按照事先预定的程序进行选择。这时我们真实的意见就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能否满足电子媒介对我们的检测。当进入到这个空间中，符码就按照自己的方式建构出事物模型，这个模型就成为一切事物的存在样式，真实的事物只是这个模型的产物。事物的这种模拟状态，已进入到当代社会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日常生活的存在方式就是模型如何体现的方式，物体就成了对模型进行模拟并复制的物体，传统意义上的真实死亡了。这就是超真实世界的存在方式。
与传统生产型社会相比，超真实世界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在符码统治时代，一切都是由符码预先决定的，我们只能通过提问/回答的方式来应对符码，它排除了沉思的可能性，我们只能直观地在符码所创造出来的语境内回答问题。第二，在符码时代，现实不再是原初物及其关系结构意义上的现实，而是经过符码中介出现的模拟物，物与物之间的系列关系，使物与其指涉的现实关系消失了。“符码不再回指任何主观的或客观的‘现实’，而是指向自身的逻辑。能指成为它自己的指涉，符号的使用价值消失了，成为它自身的利益换算和交换价值。符号不再标示任何事物，它达到了真正的结构限制，只能回指其他的符号。所有的现实都变成了符号操控的场所，成为结构模拟的场所。”［5］(p.128)这时传统生产时代外表与本质、能指与所指、原因与结果、真实与虚假等辩证关系也消失了，革命赖以成立的辩证法不再存在，意义发生了短路，甚至革命、暴力等变成了以符码为中介的景观，变成了人们的消费物。第三，对这种复制物的反映变成了意见的复制过程，我们都只能按照符码编好的语境来回答问题，我们都只能复制大众意见，这在民意测验与调查中体现得最为充分。但在这种意见的复制过程中，生产时代的外在强制，就成了以符码为中介的诱惑，每个人都被卷入到这种复制过程中。这个分析实际上提出了下列问题：当真实与虚假等辩证关系消解时，当生产时代的矛盾被0/1两极对立所取代时，以生产为直接对象以及以生产的意象（法国的超现实主义以及情境主义）为对象的革命还能否具有现实的意义与可能？如果这种革命过程不再具有现实的意义，那么面对超真实世界，还能否具有“革命”的可能性？我们能否在超真实世界中摆脱符号的编码统治？这也是鲍德里亚在走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后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在《生产之镜》中，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只适用于城市无产阶级，这是生产时代的革命观念。当符码垄断一切时，所有的人都被卷入到符码统治之中，“这种符码的战略由区分、隔离、歧视、对立构成，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被结构化和等级化了”。［5］(p.134)通过消费过程，这种符码的垄断过程转换为现实原则，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合法性的基础。因此现代“革命”不是反对剥削问题，而是要打倒这种现实原则。在这个过程中，他认为“革命”的主体是被符码边缘化的人，如黑人、学生、妇女等。这些人的“革命”反对的主要是符码。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鲍德里亚认为，反对符码的统治，存在于符号自身的造反，即一种无组织、无规划、无意义指向的符号自反性，使符号从符码结构内部摆脱出来。他以城市的非组织性“涂鸦”活动作为“革命”的一种方式，分析了符号的造反。
鲍德里亚分析的这一活动，发生于1972年春天的纽约市。当时在一些人口密集的居住区的墙上，出现了许多乱涂乱写、没有意义与固定结构的符号，如“DUKE SPIRIT SUPERKOOL KOOLKILLER ACE VIPERE SPIDER EDDIE KOLA”、“EDDIE 135 WOODIE 110 SHADOW 137”、“SNAKE I SNAKE Ⅱ SNAKE Ⅲ”等。后来，这个活动超过了小区范围，延伸到公共建筑以及交通工具上，形成了全市性的活动。这次符号的涂写是非组织的、无意义的，与那种总体上加以规划、并赋予符号以一定意义的活动相对立，因为这种组织化的活动正合乎符码的编码原则，具有政治—意识形态的意义，是对人们意识的规划与整合。
从符号学的视角来看，符号有其能指与所指，有其直接意指与含蓄意指，这种对立的关系有其明确的或内在的意义，处于这一符号关系中的物有其特定的存在方式与位置。这是一种符号的编码方式。而在“DUKE SPIRIT SUPERKOOL KOOLKILLER ACE VIPERE SPIDER EDDIE KOLA”等符号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反编码式的造反。这些符号没有明确的所指，也没有含蓄意指与直接意指，它们并没有意指过程，它也不传达任何信息，而只是符号。如果说在统治者对城市墙壁的绘画加以规划时，更加明确地确立了城市空间的话，那么这样一种乱涂乱写，解构着由符码组织起来的现代城市空间，它并不是把城市墙壁当作传送信息的媒介（按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之论述，这正是现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而是把城市看作是现代意识形态的媒介，用一种非媒介意义上的符号侵入到城市墙壁上，从而打破了城市墙壁所具有的符号区隔、歧视、对立的功能。这样一种造反不是停留于符号所指层面的造反，而是指向了符号的能指本身。“这来自于一种革命的直觉，即深层的意识形态不再在政治所指的层面上发生作用，而是在能指的层面，这才是这个体系易受伤害的地方，而这个体系必须被拆除。”［2］(p.80)鲍德里亚认为，只有这种符号造反才可能冲击一切都变成媒介的现代社会，这体现了鲍德里亚对符号社会“革命”范式的思考。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鲍德里亚关于后生产社会的理解，关于“革命”的批评以及关于从符号内部来实施造反的论述，其意图是在资本主义新阶段建构新的激进批判理论。他认为自己超越了马克思，并批判了历史辩证法和传统革命理论，认为这些理论不仅无助于解放，反而会有助于新的压抑，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从其方法上来看，从社会生产结构变化以及技术结构变化所导致的社会变化入手来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结构，这正是对马克思哲学精华的领悟与运用。他从符号而来的批判理论，的确关注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发展以及这种技术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关注到了消费的意识形态功能，关注到了边缘化群体的“革命”作用，打开了批判理论的新空间。但如果把这些东西作为激进批判理论的现实基础，把革命的批判活动转变为一种符号文本意义上的反抗，变成一种反抗的话语政治，这正合乎现代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在我看来，现代资本主义正是以一种话语政治，使政治及其反抗变成了一种消费景观，掩饰的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逻辑。正如德里克在论述后殖民理论时指出的：当后殖民理论“消解历史、身份、主体性等等时的确质疑了一些权力话语，尽管使另外一些合法化。但这些文本操作带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即无权力者再也不可能反抗剥削压迫了，剥削压迫依然是当今世界真实严重、超出文本的问题”。［6］(p.99)在这个意义上，这种话语政治反抗，就很难说不是另一种意识形态，这是鲍德里亚思想深处的问题。
参考文献：
［1］〖ZK(#〗 Jean Baudrillard.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M］MO:Telos Press, 1972.
［2］Jean Baudrillard.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M］London:Sage Publication Press, 1993.
［3］福柯.词与物［M］.上海:三联书店,2001.
［4］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北京:城市出版社,2002.
［5］Jean Baudrillard.The Mirror of Production［M］.MO:Telos Press, 1975.［6］德里克.后革命氛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The Postproduction Era, the Rebellion of Symbols and the Radical Critical Theory
Interpretations of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by Baudrillard
YANG Haifeng
(Philosophy Depart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rings capitalism into the era of symbolic simulations. This marks the end of the era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as well as the termination of the revolution based on industrial production. At a time governed by symbols, only the nonorganized, meaningless signs could be rallied to fight against the rule of symbols. This is a radical revolt sought by Baudrillard when confronted with the postproduction era. However, this revolt is only a kind of discourse politics and cannot do anything to the modern capitalist society.
Key words:postproduction; revolution; image; superreal; symbol
［1］〖ZK(#〗 Jean Baudrillard.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M］MO:Telos Press, 1972.
［2］Jean Baudrillard.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M］London:Sage Publication Press, 1993.
［3］福柯.词与物［M］.上海:三联书店,2001.
［4］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北京:城市出版社,2002.
［5］Jean Baudrillard.The Mirror of Production［M］.MO:Telos Press, 1975.［6］德里克.后革命氛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The Postproduction Era, the Rebellion of Symbols and the Radical Critical Theory
Interpretations of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by Baudrillard
YANG Haifeng
(Philosophy Depart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rings capitalism into the era of symbolic simulations. This marks the end of the era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as well as the termination of the revolution based on industrial production. At a time governed by symbols, only the nonorganized, meaningless signs could be rallied to fight against the rule of symbols. This is a radical revolt sought by Baudrillard when confronted with the postproduction era. However, this revolt is only a kind of discourse politics and cannot do anything to the modern capitalist society.
Key words:postproduction; revolution; image; superreal; symbol
文章来源:《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