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主义的动摇：思想构境论的后马克思主义精神症候
2013-01-14
唯物主义的动摇：思想构境论的后马克思主义精神症候
——评张一兵教授与王金福教授关于“思想构境论”的争论
韩欲立
（复旦大学 社会科学基础部，上海 200433）
——评张一兵教授与王金福教授关于“思想构境论”的争论
韩欲立
（复旦大学 社会科学基础部，上海 200433）
摘要：张一兵教授与王金福教授围绕“思想构境论”展开的争论从微观方面看是围绕文本解释的方法进行的哲学争论，而从宏观上看，“思想构境论”折射出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后马克思主义精神症候。分析思想构境论的后马克思主义哲学渊源，可以看出思想构境论中混合着存在论的、拉康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等复杂的哲学成分。从本质上看，它放弃了文本解释中主观—客观辩证法的客观维度，而抽象地发展了在文本解读辩证关系中的主体的维度，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抽象方法。但是，思想构境论也是重申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维度的理论契机，学界亟待破除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的过度依赖，要积极地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维度来把握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后马克思主义；拉康哲学；唯心主义；思想构境论
关键词：后马克思主义；拉康哲学；唯心主义；思想构境论
近年来张一兵教授连续出版和发表多部著作和文章提出他的经典文本解读的新范式，即“思想构境论”， 并引发了学术界的一些争论。 批评者如王金福教授认为，“思想构境论”实质上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解释学理论，与其说是哲学创新，不如说是理论倒退；而张一兵教授及其拥护者坚持认为思想构境论告别了以还原或者逼近客观性为宗旨的传统文本解读方法，认为任何解读都只是读者的一种“创造性生产”过程。[1]59争论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围绕如何面对文本的方法论问题，但是从当代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宏观思想氛围我们却可以看到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一种危险的思想倾向——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后马克思主义化，或者更准确地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维度正在没落。而我们拯救它的方法就是一方面暴露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后马克思主义精神症候，另一方面重申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立场，以便我们更清楚地分辨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被“后学化”的历史唯物主义。
张一兵教授是国内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他的思想逻辑变迁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某种重要思想趋向。这种趋向就体现为从“回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立场逐渐过渡到“回到列宁”的思想构境论的主观主义解释立场。而这种思想逻辑的转向恰好与国内对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研究几乎是同步的，这似乎提示我们对思想构境论的实质的理解必须结合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对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影响才是有可能的。
一．从“他性镜像空间”到“独创性思考构境”：思想构境论的基本逻辑
1．反现代性的思想动机。
在《回到列宁》中，张先生认为他要超越《回到马克思》时期的现代性文本解释方法，“不再仅仅停留于现代性的文本学讨论域之中，即哲学解释学意义上的那种对文本原初语境的逼近假想中。”[2]10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思想构境论最原初的思想动机毫无疑问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现代性问题的哲学批判，只是将对现代性的反抗推向了走火入魔的境地，以至于“我在一定意义上承认了后现代文本学的合法地位，特别是晚期巴特那种‘文本阅读的本质不是还原，而是创造性生产’的思想。”[3]10而且，张先生也非常担心对思想构境论的现代性解释学的理解方法给予他的误解，他反复强调：“我实际上已经超越了那种具有现代性意义的解释学立场……，我已经从原来的那种假设自己所思所讲的东西都是正确的立场，退却到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不再固守自己的话语判断是绝对正确、绝对客观的立场上。”[4]14换句话说，思想构境论认为在我们对文本的解读中，作者已经死亡，而活着的只有我们对他的文本的意义的生成式赋予，是文本的意义在与我们发生关联，而非文本在与我们发生关联。因此，“每一种文本诠释，其实都是读者以文本的名义进行一种当下性的为我式言说，而非对象性文本语境的真实绽出。”[5]52甚至，在反现代性的哲学宣言之下，张先生直接承认自己的文本解读方法已经受到了后现代思潮的影响，比如拉康等。在文本解释的根本方法论转向所作的辩护中，张先生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已经由工业文明转向了后工业文明，而在文化上层建筑领域的深刻变化必然促使我们放弃现代性的认知方式。
思想构境论的反现代性的思想动机无疑是合法的，而且是符合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基本理路的，但是问题在于反现代性的思想动机所造成的一个激进化的文本解释后果，以至于对历史唯物主义本身也在进行一种主观主义思想构境论的当代阐释，在这种阐释中，历史唯物主义被与唯物史观严格区分开来。[6]16因为唯物史观显然是一个被前苏东哲学界所“伪构境”的他者理论镜像，而对他者理论镜像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默认正是现代性解释学的谬误所在。
在思想构境论反现代性的极限之处，张先生以现代艺术鉴赏为例表达了他的“思想构境论”的理论境界，他说，比如印象派艺术的鉴赏显然是“从外部的东西变成了一种内在深度构境式的欣赏空间，……，创作动机已经不是现实主义的模拟性再现，而是一种主观性地变形抽象，……这些作品的艺术构境显然已经无法还原到客观的自然对象和生活场景了。”[7]21于是，在艺术鉴赏的审美意义构境中，思想构境论似乎与之获得了相互共鸣。 这是一种符码意义的纯主观操控，能指与所指的彻底断裂，而思想构境论显然就是这种断裂中的观念的狂欢。
2.“拟现”与“构境”：思想构境论的解释方法
在某些场合，思想构境论也被张先生称之为构境存在论或者历史构境论，因为人的本质和与世界的关系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是生成和绽出的，按照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构境式解读，人与世界具有四个层面的构境存在关系，即“主体面向物质存在和自身的劳动塑形，主体与被塑形物在一定的功效关系场中的系统化构式，主体在生产和社会活动中通过特定历史条件下对物性实在和社会存在的组织化的生产创序，以及在人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存在结构筑模。”[8]16而思想构境被认为是在这个存在论关系式的“顶层构件”，并且是真正摆脱了文本乃至实践上的他性支配，真正进入到自主性文本实践领域之中的自由创造之境界。如果套用马克思关于自由与必然的概念，“还原文本”乃是属于现代性的文本必然世界，而思想构境则是超越现代性文本解释意识形态的文本自由世界。这种从必然到自由的过程的文本理解逻辑顺序被指认为是一个三段论模式：即思想者从“他性镜像空间”，经过“自主性思想构序”，再到“独创性的思考之境”的过程。其中思想构境论的“拟现”与“构境”是达到文本自由创造的必然手段。事实上，如果熟悉符号学、拉康哲学和鲍德里亚哲学之间关系的研究者可以发现，这两个概念实质上是对鲍德里亚的“拟像—拟真”理论图式的借用。鲍德里亚后期理论走向了超现实的“拟真社会”的资本主义批判，提出了以“象征交换”为颠覆逻辑的政治革命策略，在理论形式上看上去的确是极为激进的，但是如果我们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分析，鲍德里亚实质上是在象征性的能指领域进行理论的恐怖主义活动，在他那里，张一兵先生也认为“反对客观存在的资本主义统治的现实革命终于演变为一场唯心主义的观念造反。”[9]10借用张先生对鲍德里亚的批评，思想构境论如何避免在反对现代性文本解读逻辑的过程中沦为“一场唯心主义的观念造反”，这实在是提出该思想之前必须做的理论说明工作。
理论的彻底性和原创性不在于它是否说服了自己，而在于它是否能够掌握群众。如果不能对这个问题做出客观合理的解释，那么思想构境论的本质其实只能是主观构境论和唯心主义构境论，在这一点上，我认为王金福教授是正确的。事实上，张一兵先生在论述思想构境论的时候似乎也在竭力避免正面说明自己的思想构境论与唯心主义的关系，而这种竭力的回避，一方面说明了在思想构境论这种方法的锻造过程中，他还无法彻底摆脱自己的唯物主义的“理论童年”阴影，另一方面，受到后现代主义和后马克思思潮的深刻影响，他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唯物主义”维度已经产生了动摇，虽然还不是彻底的放弃。因此，在根本的哲学立场上，思想构境论的前途要么是此路不通，重新回到唯物主义的地基去，要么走向主观唯心主义的文本解释宿命。
那么张一兵先生为什么会走向思想构境论呢？我们对他的学术思想发展的历史逻辑的简单梳理可以看出这也代表了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从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一种典型精神症候。
二．拉康哲学：思想构境论历史与逻辑的中介
在张一兵教授和王金福教授的论争中，双方都指认了思想构境论经历了从“回到马克思”到“回到列宁”的文本历史过程，以及从“还原主义”文本诠释逻辑到“独创性的思考之境”文本诠释逻辑的转变。但是显然二者都没有注意到在这个历史与逻辑当中“拉康主义”的中介环节，可以说没有拉康哲学就没有思想构境论， 思想构境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文本解释方法论当中实现了的中国式拉康主义哲学解释学。
1.真实的死亡与他者的迷思
拉康哲学对思想构境论的关键概念和思想基调具有重要影响的是“他者”概念以及拉康哲学中“真实的死亡”的思想倾向。前者在思想构境论中成为一种显性的概念工具，常常以“他者镜像”或者“他性镜像”等概念出现在对列宁等的分析当中，而拉康哲学中对于实在的不可能性的思考——借用思想构境论的术语结构——则是它的一种隐性的他性镜像理论支撑。
在拉康看来，我们的概念世界的本质是符号化的象征性，象征就是用“别的东西”来替代真实存在的过程。[10]287不仅如此，主体本身也经历了一场篡位之过程，真实的主体性和自主性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我们希望自己成为“他人”所希望我们成为的那样。所以，是语词的世界创造出事物的世界。 在对拉康哲学进行消化的时期，张一兵先生一方面评论说拉康的说法显然极端夸张，是一种本体论上的超现实主义。[11]195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承认“原先只是出现在文学艺术作品视域中的作者之死现在成了存在论意义上的个人主体之死，这恐怕是全部后现代思潮个人主体之死的真正本体论基础。”[12]202显然，在本体论基础上，思想构境论在这个发生时期开始对主体内容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或者至少在文本的层面上，还无法反驳拉康。
真实既然已死，那么取代它的正是他者，“他者正是存在之缺失”。[13]123既然主体是被他者所建构的，那么“在它所在的地方主体除了构成一个绝对的他者的主体性之外什么也得不到”。[14]95由此可见，在拉康主义的语境之中，主体是无法逃脱他者之先行僭越的，而对他者的强行占位则意味着对主体死亡的存在论意义上的确证。但是，显然这个时候张一兵教授在显性文本逻辑叙述体系中仍然在批评拉康的理论僭越，他认为，拉康的他者镜像关系即使是可能的，但是也一定“不会是一种孤立出现的东西，离开了主体真实生存的一定的历史性现实行为，单凭纯粹主观的镜像、形象和想象，主体是无法认同自我的。……‘镜像’关系也一定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拉康的逻辑是没有任何历史感的。”[15]127显然，我们看到了张一兵反对了张一兵，这段对于拉康的批判对于思想构境论来说也是适用的，当读者无法纯粹客观地还原作者文本的原意的时候，那么是否意味着，思想构境论能够做出纯粹观念意义上的独创性构境解读呢？事实上，文本的意义乃是作者所处的社会历史现实所生成的，在这个意义上文本具有客观可以还原甚至达及的基本要素，这些要素是我们对文本进行当代阐释的基础，而且是我们可能将这种阐释获得一种彼此的相互理解的客观基础。而思想构境论要获得这种“历史感”就必须在唯物主义地直面作者文本意义所由生成的社会历史关系的基础上努力还原作者的实际意图，然后才有可能进行独创性的思考。
2.能指的狂欢
拉康颠覆了索绪尔的语言能指与所指之关系，对他来说，构成语言的基本单位并非符号，而是能指。在这种颠倒中，显然能指的至上性和对于所指的统治性被凸显出来，另一方面，拉康也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索绪尔式的骨肉相连的关系松动了。拉康的改造被认为是“第一，语言，特别是言语的主要成分是本身没有意义的能指，能指并不依赖于所指，而反倒是后者的真正基础。第二，记号的任意性不再是能指与所指搭配起来的意指关系，而是能指之间的有序关系。第三，这种脱离了能指的漂浮能指的关联则构成了作为语言本质的象征性。”[16]221所以，当能指被从所指中独立出来，单独成为了意义衍生的源头，那么意义的实在基础就荡然无存了。能指只有处在与其他具有差异性关系的能指之链条中，才能衍生出不同的意义域。于是正如在前面所述的他者对于主体的杀戮一样，能指之网构成了我们的世界，事物就是由能指构成的，甚至主体的内在规定性也是由能指所建构的。可以说，拉康的能指决定论对于传统的理解和认识理论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颠覆性，即主体达到存在之真实的不可能性，而我们对于主体，乃至文本意义的研究只有在“能指与能指之间的关联中才提供了对于意义任何研究的标准”[17]432至此，拉康的能指理论彻底割断了我们对于客观和实在寻求的道路，既然我们永远无法回归真实存在，那么正像主体永远不会成为主体自己一样，意义永远不可能由社会存在来去生成，而只能在能指的狂欢中，在他处诞生，所以，“真实即是一种绝对的不可能性。”[18]245
而思想构境论中的文本解释基本逻辑支撑基本上也是源出于上述拉康的能指理论。在《回到列宁》的序言中，思想构境论认为“对阅读本身进行再阅读和再解读，在一种当下的思想构境中呈现再解读者本人的猜想、推论和主观认定，……这种复建性的猜想和认定是一种整体性的重新思想构境，即将已经不在场的读者思考活动重新模拟再现出来，……我不再口口声声宣称列宁哲学的思想逻辑就是什么，而是小心翼翼地指认这种今天由自己生产出来的本质为模拟的思想构境。”[19]12显然，这种对于阅读文本意义的模拟再现就是一种能指之差异性关联，文本意义的客观生成背景，或者在文本中可以支撑起一种共同性理解基础的客观要素被抛弃了，能指终于在思想构境论中也取得了君王的地位。关于这一点国内其他学者也有所关注，认为在分析列宁的文本细节的时候，“除了指认出他性理论镜像对列宁的隐性牵制，我们不应忘记其理论研究的现实之境”，[20]68 “如果坚持思想构境论的现实逻辑射线，对列宁伯尔尼时期研读黑格尔哲学的思想发展动态的拟现就不应该淡化了现实之维，尤其考虑到列宁思想研究与其政治活动的密切相关性，这种由后向前看的视角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资料完善，更是思想构境论的现实之基的填充。……，这样的分析理路传导给读者的隐性信号在一定层面上难免被解码为理论逻辑对现实实践的遮蔽。”[21]68虽然这些评论注意到了思想构境论在建构意义的时候脱离现实考量的倾向，但是显然对于这种倾向原因的拉康主义基础并未觉察，事实是，思想构境论并非忽略了现实考量，而是在文本解读的本体论层面根本怀疑“真实存在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思想构境论毋宁说是拉康式的对他者解读的伪主体反叛和概念狂欢。
当然，张一兵教授在解读拉康的时候一直在反复强调自己对精神分析的非专业化解读[22]序12会有缺失之处，从表面上看的确是对于自己学科跨界研究的知识储备不足的一种谦虚态度。但这正是他走入拉康哲学的原始丛林，却无法走出的原因所在。非专业化的驴友探险有可能在野外环境遭遇到的致命危险近年来在电视新闻中的确并不鲜见。拉康是一个危险分子，没有理论上的充分准备很可能会遭遇到所谓“理论恐怖主义”[23]序3的袭击而成为他的人质。
三．唯物主义的没落：思想构境论的后马克思主义精神症候
思想构境论的理论逻辑倾向不仅仅表现在经典文本解读原则和方法论层面的唯物主义原则的没落，同时从思想构境论所由生成的社会历史背景我们依稀可以发现，它显露出来的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症候。
后马克思主义就其哲学本质而言其实仍然是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分支，从哲学基础来看，后马克思主义采用了后现代主义某些哲学观点和思想方法（比如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读和重释，代表人物有拉克劳和墨菲，鲍德里亚等。后现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决定性影响应当从20世纪末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低潮开始，作为后马克思主义标志性人物的拉克劳和墨菲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因为对世界革命的形势的估计，以及对古典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拒斥获得了极高的学术知名度。可以说，后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传统马克思主义失语之处开始自己的叙事逻辑的。除此之外，法国的后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影响甚为深远，其中值得一提的就是鲍德里亚。他以《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生产之镜》等著作批判马克思的传统的物质生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不应当在社会存在领域，而应当在于社会意识领域，更确切地说，对于晚期资本主义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甚至还提出了他对于传统革命策略的置换性范式——象征交换的革命路径。对于鲍德里亚的研究国内目前形成了一股热潮，其中以张一兵教授的鲍德里亚最为广泛和深入。
但是，在对后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某些方面有些学者出现了立场和方法上的后马克思主义化，而这种偏差距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式越来越远。
1.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的脱节
对社会发展的现实领域的强烈关注和实践介入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核心，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后学化的整个历史和逻辑，体现出后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对于现实领域革命之不可能性的绝望，另一方面在哲学意识形态层面也在努力置换这马克思的现实批判逻辑，即从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逐渐过渡到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乃至“想象的”批判，在政治的基本倾向上，虽然后马克思主义如鲍德里亚显示出极为激进的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姿态，但是从根本的哲学立场上，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的政治自由主义仍然是一个相互论证的关系，它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同谋者，而非革命者。在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症候上，我们看到它至多是一种远离政治斗争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或者“想象的”革命者。
也许正是由于现实政治运动中多元化的新社会运动的崛起造成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的“总体革命”的拒斥，使得大多数后马克思主义者更多的投入到理论工作的建构当中去，而失去了回答“阶级斗争”的现实经济政治问题的兴趣。“左派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什么，……答案是不放弃‘文化’斗争”[24]14但是，既然已经在出发点已经“向资本主义投降了”[25]再版序言5，那么“这些不同选择没有任何一种是以对构成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及其关键的策略目标的系统的重新评价作为支撑的。这些不同观点的典型形式就是一厢情愿式的乌托邦或者是处于绝望中的幻想，或是跟通常一样，都是对于完成变迁的社会的幻想，而没有对于变迁进程的真实期盼。”[26]再版序言15
如果仍以张一兵教授从《回到马克思》到《回到列宁》的整个思想史逻辑为例来看，恰好也正与后马克思主义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时间相吻合。1999年版的《回到马克思》的基本立场和方法仍然是“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历史语境出发，力求真实地呈现出马在思哲学话语深层转换的动态历史原相，指认出马克思在最后的经济学探索中所创立的历史现象学批判话语”，也就是说，回到马克思意味着回到马克思的思想根基处，回到马克思思想历史唯物主义地生成的那个历史情境中。从研究的切入点（经济学语境）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来看，这显然是一种唯物主义的态度。但是在《回到列宁》中，作者对于文本现象的关注超过了对于思想生成之物质条件的关注，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学语境”走向了有主观主义倾向的“文本建构”和“逻辑建构”语境。
所以，如果比较西方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与思想构境论为代表的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某种倾向，可以看出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显著的精神症候就是在基本立场方面唯物主义的没落，即逐渐脱离了对于现实的政治经济学问题的研究，而逐渐走入了纯粹理论之思的象牙之塔，
2.哲学立场的唯心主义倾向
后马克思主义认同后现代主义的或后结构主义的方法，强烈反对本质主义，反对经济决定论，但是却把这种方法形而上学化，从而在理论上分离了经济和政治的关系，或者政治与阶级斗争的关系，甚至有些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剥削的论述只是一种理论虚构，所谓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是应当通过民主话语的建构而实现的。“当拉克劳和墨菲基于反本质主义的立场剥离了意识形态与阶级、经济基础的内在关联，意味着意识形态各个要素失去了阶级的归依和经济根基，成为众多‘漂浮的能指’。”[27]2在拉克劳和墨菲的理论中所谓话语之外并不存在有意义的课题，话语先于社会，这些后结构主义的话语理论造成了后马克思主义对结构性的一般性质的否定，甚至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具有客观实在性的社会存在根本不存在。所谓社会的特征就是话语意义的不确定性、多元和碎片化的特征。社会归根结底是被话语所建构的。
诺曼•吉拉斯(Norman Geras)1987年发表在《新左派评论》上的一篇文章批评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否定社会结构的客观性，否定经济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和解释功能，实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放弃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历史解释范式的唯心主义哲学方法，甚至宣布他们就是当代的贝克莱。而拉克劳和墨菲反驳说，客体的存在都是在一种话语结构中构造起来的，即所谓“每一个客体都是作为话语的客体来构造的，这意味着所有的客体都是作通过或者是它们凭借话语来给出它们自身的存在；这就是说，不存在先于话语的客观性和实在性，客体如果不被言说，不被写作或不被思考，就不存在。”[28]66无论拉克劳和墨菲如何为自己的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心主义立场进行辩护，“拉克劳和墨菲解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基础，用话语理论完全颠覆了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其反本质主义的方法是建立在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之上的。”[29]77
显而易见的是，思想构境论与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论几乎是同构的。按照吉拉斯的批评，我们不能认为文本的意境本身是被读者所建构起来的，就放弃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目标。在思想构境论的认识旨趣上，它也讽刺性落入了它所激烈批判的鲍德里亚的符码操控。 唯物主义地说，文本的意义是在追求作者和文本的原初意义的过程中被创生出来的，而非直接去追求意义的创生，这应当就是文本意义还原与文本意义创造的辩证法。思想构境论实质上是放弃了主观—客观辩证法的客观维度，而抽象地发展了在文本解读辩证关系中的主体的维度，从而本质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抽象方法。
有趣的是，发生在王金福教授和张一兵教授之间的关于“思想构境论”的争论几乎就是20多年前发生在吉拉斯与拉克劳和墨菲之间关于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的争论的翻版。而争论双方所持的论点以及为证明自己论点所持之论据也有惊人相似之处。 可以说，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与思想构境论一样，都必须在哲学上证明自己与哲学相对主义的关系，而关于这类辩护无论是在拉克劳墨菲那里还是在思想构境论那里都是语焉不详的。
四．结语
综合以上所述，可以看到，在思想构境论中混合着存在论的、拉康主义的和部分历史唯物主义的等复杂的哲学成分。事实上，思想构境论正在走向唯心主义而不自知，一方面在理论童年时期所受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无法在思想上和情感上摆脱，这种理论上的乡愁是刻骨铭心的，另一方面却在其意识形态深处潜移默化地接受着来自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唯心主义成分的影响。因此，正如王金福所说，“思想构境论作为一种方法论还不是彻底的坚决的，而是犹豫的，彷徨的，带有折中主义的特征”。[30]5
由此我们再一次发现要深刻认识以思想构境论为代表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后马克思主义精神症候，就必须将它放在与西方近30年来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向后马克思主义转化的历史与逻辑中来加以理解，也必须把它放在中国经济社会近30年来的重大历史变迁当中来理解。而如果从思想构境论所折射的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精神氛围来看，学界所亟待破除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的过度依赖，要积极地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维度来把握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重申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立场直面中国问题。回到马克思不仅仅是回到马克思的文本而已，回到马克思也就是回到中国，回到对中国的社会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认真的理论思考上来。
张一兵教授是国内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他的思想逻辑变迁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某种重要思想趋向。这种趋向就体现为从“回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立场逐渐过渡到“回到列宁”的思想构境论的主观主义解释立场。而这种思想逻辑的转向恰好与国内对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研究几乎是同步的，这似乎提示我们对思想构境论的实质的理解必须结合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对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影响才是有可能的。
一．从“他性镜像空间”到“独创性思考构境”：思想构境论的基本逻辑
1．反现代性的思想动机。
在《回到列宁》中，张先生认为他要超越《回到马克思》时期的现代性文本解释方法，“不再仅仅停留于现代性的文本学讨论域之中，即哲学解释学意义上的那种对文本原初语境的逼近假想中。”[2]10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思想构境论最原初的思想动机毫无疑问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现代性问题的哲学批判，只是将对现代性的反抗推向了走火入魔的境地，以至于“我在一定意义上承认了后现代文本学的合法地位，特别是晚期巴特那种‘文本阅读的本质不是还原，而是创造性生产’的思想。”[3]10而且，张先生也非常担心对思想构境论的现代性解释学的理解方法给予他的误解，他反复强调：“我实际上已经超越了那种具有现代性意义的解释学立场……，我已经从原来的那种假设自己所思所讲的东西都是正确的立场，退却到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不再固守自己的话语判断是绝对正确、绝对客观的立场上。”[4]14换句话说，思想构境论认为在我们对文本的解读中，作者已经死亡，而活着的只有我们对他的文本的意义的生成式赋予，是文本的意义在与我们发生关联，而非文本在与我们发生关联。因此，“每一种文本诠释，其实都是读者以文本的名义进行一种当下性的为我式言说，而非对象性文本语境的真实绽出。”[5]52甚至，在反现代性的哲学宣言之下，张先生直接承认自己的文本解读方法已经受到了后现代思潮的影响，比如拉康等。在文本解释的根本方法论转向所作的辩护中，张先生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已经由工业文明转向了后工业文明，而在文化上层建筑领域的深刻变化必然促使我们放弃现代性的认知方式。
思想构境论的反现代性的思想动机无疑是合法的，而且是符合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基本理路的，但是问题在于反现代性的思想动机所造成的一个激进化的文本解释后果，以至于对历史唯物主义本身也在进行一种主观主义思想构境论的当代阐释，在这种阐释中，历史唯物主义被与唯物史观严格区分开来。[6]16因为唯物史观显然是一个被前苏东哲学界所“伪构境”的他者理论镜像，而对他者理论镜像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默认正是现代性解释学的谬误所在。
在思想构境论反现代性的极限之处，张先生以现代艺术鉴赏为例表达了他的“思想构境论”的理论境界，他说，比如印象派艺术的鉴赏显然是“从外部的东西变成了一种内在深度构境式的欣赏空间，……，创作动机已经不是现实主义的模拟性再现，而是一种主观性地变形抽象，……这些作品的艺术构境显然已经无法还原到客观的自然对象和生活场景了。”[7]21于是，在艺术鉴赏的审美意义构境中，思想构境论似乎与之获得了相互共鸣。 这是一种符码意义的纯主观操控，能指与所指的彻底断裂，而思想构境论显然就是这种断裂中的观念的狂欢。
2.“拟现”与“构境”：思想构境论的解释方法
在某些场合，思想构境论也被张先生称之为构境存在论或者历史构境论，因为人的本质和与世界的关系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是生成和绽出的，按照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构境式解读，人与世界具有四个层面的构境存在关系，即“主体面向物质存在和自身的劳动塑形，主体与被塑形物在一定的功效关系场中的系统化构式，主体在生产和社会活动中通过特定历史条件下对物性实在和社会存在的组织化的生产创序，以及在人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存在结构筑模。”[8]16而思想构境被认为是在这个存在论关系式的“顶层构件”，并且是真正摆脱了文本乃至实践上的他性支配，真正进入到自主性文本实践领域之中的自由创造之境界。如果套用马克思关于自由与必然的概念，“还原文本”乃是属于现代性的文本必然世界，而思想构境则是超越现代性文本解释意识形态的文本自由世界。这种从必然到自由的过程的文本理解逻辑顺序被指认为是一个三段论模式：即思想者从“他性镜像空间”，经过“自主性思想构序”，再到“独创性的思考之境”的过程。其中思想构境论的“拟现”与“构境”是达到文本自由创造的必然手段。事实上，如果熟悉符号学、拉康哲学和鲍德里亚哲学之间关系的研究者可以发现，这两个概念实质上是对鲍德里亚的“拟像—拟真”理论图式的借用。鲍德里亚后期理论走向了超现实的“拟真社会”的资本主义批判，提出了以“象征交换”为颠覆逻辑的政治革命策略，在理论形式上看上去的确是极为激进的，但是如果我们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分析，鲍德里亚实质上是在象征性的能指领域进行理论的恐怖主义活动，在他那里，张一兵先生也认为“反对客观存在的资本主义统治的现实革命终于演变为一场唯心主义的观念造反。”[9]10借用张先生对鲍德里亚的批评，思想构境论如何避免在反对现代性文本解读逻辑的过程中沦为“一场唯心主义的观念造反”，这实在是提出该思想之前必须做的理论说明工作。
理论的彻底性和原创性不在于它是否说服了自己，而在于它是否能够掌握群众。如果不能对这个问题做出客观合理的解释，那么思想构境论的本质其实只能是主观构境论和唯心主义构境论，在这一点上，我认为王金福教授是正确的。事实上，张一兵先生在论述思想构境论的时候似乎也在竭力避免正面说明自己的思想构境论与唯心主义的关系，而这种竭力的回避，一方面说明了在思想构境论这种方法的锻造过程中，他还无法彻底摆脱自己的唯物主义的“理论童年”阴影，另一方面，受到后现代主义和后马克思思潮的深刻影响，他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唯物主义”维度已经产生了动摇，虽然还不是彻底的放弃。因此，在根本的哲学立场上，思想构境论的前途要么是此路不通，重新回到唯物主义的地基去，要么走向主观唯心主义的文本解释宿命。
那么张一兵先生为什么会走向思想构境论呢？我们对他的学术思想发展的历史逻辑的简单梳理可以看出这也代表了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从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一种典型精神症候。
二．拉康哲学：思想构境论历史与逻辑的中介
在张一兵教授和王金福教授的论争中，双方都指认了思想构境论经历了从“回到马克思”到“回到列宁”的文本历史过程，以及从“还原主义”文本诠释逻辑到“独创性的思考之境”文本诠释逻辑的转变。但是显然二者都没有注意到在这个历史与逻辑当中“拉康主义”的中介环节，可以说没有拉康哲学就没有思想构境论， 思想构境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文本解释方法论当中实现了的中国式拉康主义哲学解释学。
1.真实的死亡与他者的迷思
拉康哲学对思想构境论的关键概念和思想基调具有重要影响的是“他者”概念以及拉康哲学中“真实的死亡”的思想倾向。前者在思想构境论中成为一种显性的概念工具，常常以“他者镜像”或者“他性镜像”等概念出现在对列宁等的分析当中，而拉康哲学中对于实在的不可能性的思考——借用思想构境论的术语结构——则是它的一种隐性的他性镜像理论支撑。
在拉康看来，我们的概念世界的本质是符号化的象征性，象征就是用“别的东西”来替代真实存在的过程。[10]287不仅如此，主体本身也经历了一场篡位之过程，真实的主体性和自主性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我们希望自己成为“他人”所希望我们成为的那样。所以，是语词的世界创造出事物的世界。 在对拉康哲学进行消化的时期，张一兵先生一方面评论说拉康的说法显然极端夸张，是一种本体论上的超现实主义。[11]195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承认“原先只是出现在文学艺术作品视域中的作者之死现在成了存在论意义上的个人主体之死，这恐怕是全部后现代思潮个人主体之死的真正本体论基础。”[12]202显然，在本体论基础上，思想构境论在这个发生时期开始对主体内容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或者至少在文本的层面上，还无法反驳拉康。
真实既然已死，那么取代它的正是他者，“他者正是存在之缺失”。[13]123既然主体是被他者所建构的，那么“在它所在的地方主体除了构成一个绝对的他者的主体性之外什么也得不到”。[14]95由此可见，在拉康主义的语境之中，主体是无法逃脱他者之先行僭越的，而对他者的强行占位则意味着对主体死亡的存在论意义上的确证。但是，显然这个时候张一兵教授在显性文本逻辑叙述体系中仍然在批评拉康的理论僭越，他认为，拉康的他者镜像关系即使是可能的，但是也一定“不会是一种孤立出现的东西，离开了主体真实生存的一定的历史性现实行为，单凭纯粹主观的镜像、形象和想象，主体是无法认同自我的。……‘镜像’关系也一定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拉康的逻辑是没有任何历史感的。”[15]127显然，我们看到了张一兵反对了张一兵，这段对于拉康的批判对于思想构境论来说也是适用的，当读者无法纯粹客观地还原作者文本的原意的时候，那么是否意味着，思想构境论能够做出纯粹观念意义上的独创性构境解读呢？事实上，文本的意义乃是作者所处的社会历史现实所生成的，在这个意义上文本具有客观可以还原甚至达及的基本要素，这些要素是我们对文本进行当代阐释的基础，而且是我们可能将这种阐释获得一种彼此的相互理解的客观基础。而思想构境论要获得这种“历史感”就必须在唯物主义地直面作者文本意义所由生成的社会历史关系的基础上努力还原作者的实际意图，然后才有可能进行独创性的思考。
2.能指的狂欢
拉康颠覆了索绪尔的语言能指与所指之关系，对他来说，构成语言的基本单位并非符号，而是能指。在这种颠倒中，显然能指的至上性和对于所指的统治性被凸显出来，另一方面，拉康也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索绪尔式的骨肉相连的关系松动了。拉康的改造被认为是“第一，语言，特别是言语的主要成分是本身没有意义的能指，能指并不依赖于所指，而反倒是后者的真正基础。第二，记号的任意性不再是能指与所指搭配起来的意指关系，而是能指之间的有序关系。第三，这种脱离了能指的漂浮能指的关联则构成了作为语言本质的象征性。”[16]221所以，当能指被从所指中独立出来，单独成为了意义衍生的源头，那么意义的实在基础就荡然无存了。能指只有处在与其他具有差异性关系的能指之链条中，才能衍生出不同的意义域。于是正如在前面所述的他者对于主体的杀戮一样，能指之网构成了我们的世界，事物就是由能指构成的，甚至主体的内在规定性也是由能指所建构的。可以说，拉康的能指决定论对于传统的理解和认识理论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颠覆性，即主体达到存在之真实的不可能性，而我们对于主体，乃至文本意义的研究只有在“能指与能指之间的关联中才提供了对于意义任何研究的标准”[17]432至此，拉康的能指理论彻底割断了我们对于客观和实在寻求的道路，既然我们永远无法回归真实存在，那么正像主体永远不会成为主体自己一样，意义永远不可能由社会存在来去生成，而只能在能指的狂欢中，在他处诞生，所以，“真实即是一种绝对的不可能性。”[18]245
而思想构境论中的文本解释基本逻辑支撑基本上也是源出于上述拉康的能指理论。在《回到列宁》的序言中，思想构境论认为“对阅读本身进行再阅读和再解读，在一种当下的思想构境中呈现再解读者本人的猜想、推论和主观认定，……这种复建性的猜想和认定是一种整体性的重新思想构境，即将已经不在场的读者思考活动重新模拟再现出来，……我不再口口声声宣称列宁哲学的思想逻辑就是什么，而是小心翼翼地指认这种今天由自己生产出来的本质为模拟的思想构境。”[19]12显然，这种对于阅读文本意义的模拟再现就是一种能指之差异性关联，文本意义的客观生成背景，或者在文本中可以支撑起一种共同性理解基础的客观要素被抛弃了，能指终于在思想构境论中也取得了君王的地位。关于这一点国内其他学者也有所关注，认为在分析列宁的文本细节的时候，“除了指认出他性理论镜像对列宁的隐性牵制，我们不应忘记其理论研究的现实之境”，[20]68 “如果坚持思想构境论的现实逻辑射线，对列宁伯尔尼时期研读黑格尔哲学的思想发展动态的拟现就不应该淡化了现实之维，尤其考虑到列宁思想研究与其政治活动的密切相关性，这种由后向前看的视角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资料完善，更是思想构境论的现实之基的填充。……，这样的分析理路传导给读者的隐性信号在一定层面上难免被解码为理论逻辑对现实实践的遮蔽。”[21]68虽然这些评论注意到了思想构境论在建构意义的时候脱离现实考量的倾向，但是显然对于这种倾向原因的拉康主义基础并未觉察，事实是，思想构境论并非忽略了现实考量，而是在文本解读的本体论层面根本怀疑“真实存在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思想构境论毋宁说是拉康式的对他者解读的伪主体反叛和概念狂欢。
当然，张一兵教授在解读拉康的时候一直在反复强调自己对精神分析的非专业化解读[22]序12会有缺失之处，从表面上看的确是对于自己学科跨界研究的知识储备不足的一种谦虚态度。但这正是他走入拉康哲学的原始丛林，却无法走出的原因所在。非专业化的驴友探险有可能在野外环境遭遇到的致命危险近年来在电视新闻中的确并不鲜见。拉康是一个危险分子，没有理论上的充分准备很可能会遭遇到所谓“理论恐怖主义”[23]序3的袭击而成为他的人质。
三．唯物主义的没落：思想构境论的后马克思主义精神症候
思想构境论的理论逻辑倾向不仅仅表现在经典文本解读原则和方法论层面的唯物主义原则的没落，同时从思想构境论所由生成的社会历史背景我们依稀可以发现，它显露出来的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症候。
后马克思主义就其哲学本质而言其实仍然是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分支，从哲学基础来看，后马克思主义采用了后现代主义某些哲学观点和思想方法（比如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读和重释，代表人物有拉克劳和墨菲，鲍德里亚等。后现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决定性影响应当从20世纪末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低潮开始，作为后马克思主义标志性人物的拉克劳和墨菲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因为对世界革命的形势的估计，以及对古典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拒斥获得了极高的学术知名度。可以说，后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传统马克思主义失语之处开始自己的叙事逻辑的。除此之外，法国的后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影响甚为深远，其中值得一提的就是鲍德里亚。他以《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生产之镜》等著作批判马克思的传统的物质生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不应当在社会存在领域，而应当在于社会意识领域，更确切地说，对于晚期资本主义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甚至还提出了他对于传统革命策略的置换性范式——象征交换的革命路径。对于鲍德里亚的研究国内目前形成了一股热潮，其中以张一兵教授的鲍德里亚最为广泛和深入。
但是，在对后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某些方面有些学者出现了立场和方法上的后马克思主义化，而这种偏差距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式越来越远。
1.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的脱节
对社会发展的现实领域的强烈关注和实践介入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核心，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后学化的整个历史和逻辑，体现出后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对于现实领域革命之不可能性的绝望，另一方面在哲学意识形态层面也在努力置换这马克思的现实批判逻辑，即从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逐渐过渡到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乃至“想象的”批判，在政治的基本倾向上，虽然后马克思主义如鲍德里亚显示出极为激进的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姿态，但是从根本的哲学立场上，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的政治自由主义仍然是一个相互论证的关系，它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同谋者，而非革命者。在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症候上，我们看到它至多是一种远离政治斗争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或者“想象的”革命者。
也许正是由于现实政治运动中多元化的新社会运动的崛起造成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的“总体革命”的拒斥，使得大多数后马克思主义者更多的投入到理论工作的建构当中去，而失去了回答“阶级斗争”的现实经济政治问题的兴趣。“左派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什么，……答案是不放弃‘文化’斗争”[24]14但是，既然已经在出发点已经“向资本主义投降了”[25]再版序言5，那么“这些不同选择没有任何一种是以对构成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及其关键的策略目标的系统的重新评价作为支撑的。这些不同观点的典型形式就是一厢情愿式的乌托邦或者是处于绝望中的幻想，或是跟通常一样，都是对于完成变迁的社会的幻想，而没有对于变迁进程的真实期盼。”[26]再版序言15
如果仍以张一兵教授从《回到马克思》到《回到列宁》的整个思想史逻辑为例来看，恰好也正与后马克思主义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时间相吻合。1999年版的《回到马克思》的基本立场和方法仍然是“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历史语境出发，力求真实地呈现出马在思哲学话语深层转换的动态历史原相，指认出马克思在最后的经济学探索中所创立的历史现象学批判话语”，也就是说，回到马克思意味着回到马克思的思想根基处，回到马克思思想历史唯物主义地生成的那个历史情境中。从研究的切入点（经济学语境）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来看，这显然是一种唯物主义的态度。但是在《回到列宁》中，作者对于文本现象的关注超过了对于思想生成之物质条件的关注，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学语境”走向了有主观主义倾向的“文本建构”和“逻辑建构”语境。
所以，如果比较西方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与思想构境论为代表的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某种倾向，可以看出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显著的精神症候就是在基本立场方面唯物主义的没落，即逐渐脱离了对于现实的政治经济学问题的研究，而逐渐走入了纯粹理论之思的象牙之塔，
2.哲学立场的唯心主义倾向
后马克思主义认同后现代主义的或后结构主义的方法，强烈反对本质主义，反对经济决定论，但是却把这种方法形而上学化，从而在理论上分离了经济和政治的关系，或者政治与阶级斗争的关系，甚至有些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剥削的论述只是一种理论虚构，所谓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是应当通过民主话语的建构而实现的。“当拉克劳和墨菲基于反本质主义的立场剥离了意识形态与阶级、经济基础的内在关联，意味着意识形态各个要素失去了阶级的归依和经济根基，成为众多‘漂浮的能指’。”[27]2在拉克劳和墨菲的理论中所谓话语之外并不存在有意义的课题，话语先于社会，这些后结构主义的话语理论造成了后马克思主义对结构性的一般性质的否定，甚至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具有客观实在性的社会存在根本不存在。所谓社会的特征就是话语意义的不确定性、多元和碎片化的特征。社会归根结底是被话语所建构的。
诺曼•吉拉斯(Norman Geras)1987年发表在《新左派评论》上的一篇文章批评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否定社会结构的客观性，否定经济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和解释功能，实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放弃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历史解释范式的唯心主义哲学方法，甚至宣布他们就是当代的贝克莱。而拉克劳和墨菲反驳说，客体的存在都是在一种话语结构中构造起来的，即所谓“每一个客体都是作为话语的客体来构造的，这意味着所有的客体都是作通过或者是它们凭借话语来给出它们自身的存在；这就是说，不存在先于话语的客观性和实在性，客体如果不被言说，不被写作或不被思考，就不存在。”[28]66无论拉克劳和墨菲如何为自己的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心主义立场进行辩护，“拉克劳和墨菲解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基础，用话语理论完全颠覆了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其反本质主义的方法是建立在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之上的。”[29]77
显而易见的是，思想构境论与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论几乎是同构的。按照吉拉斯的批评，我们不能认为文本的意境本身是被读者所建构起来的，就放弃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目标。在思想构境论的认识旨趣上，它也讽刺性落入了它所激烈批判的鲍德里亚的符码操控。 唯物主义地说，文本的意义是在追求作者和文本的原初意义的过程中被创生出来的，而非直接去追求意义的创生，这应当就是文本意义还原与文本意义创造的辩证法。思想构境论实质上是放弃了主观—客观辩证法的客观维度，而抽象地发展了在文本解读辩证关系中的主体的维度，从而本质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抽象方法。
有趣的是，发生在王金福教授和张一兵教授之间的关于“思想构境论”的争论几乎就是20多年前发生在吉拉斯与拉克劳和墨菲之间关于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的争论的翻版。而争论双方所持的论点以及为证明自己论点所持之论据也有惊人相似之处。 可以说，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与思想构境论一样，都必须在哲学上证明自己与哲学相对主义的关系，而关于这类辩护无论是在拉克劳墨菲那里还是在思想构境论那里都是语焉不详的。
四．结语
综合以上所述，可以看到，在思想构境论中混合着存在论的、拉康主义的和部分历史唯物主义的等复杂的哲学成分。事实上，思想构境论正在走向唯心主义而不自知，一方面在理论童年时期所受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无法在思想上和情感上摆脱，这种理论上的乡愁是刻骨铭心的，另一方面却在其意识形态深处潜移默化地接受着来自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唯心主义成分的影响。因此，正如王金福所说，“思想构境论作为一种方法论还不是彻底的坚决的，而是犹豫的，彷徨的，带有折中主义的特征”。[30]5
由此我们再一次发现要深刻认识以思想构境论为代表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后马克思主义精神症候，就必须将它放在与西方近30年来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向后马克思主义转化的历史与逻辑中来加以理解，也必须把它放在中国经济社会近30年来的重大历史变迁当中来理解。而如果从思想构境论所折射的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精神氛围来看，学界所亟待破除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的过度依赖，要积极地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维度来把握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重申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立场直面中国问题。回到马克思不仅仅是回到马克思的文本而已，回到马克思也就是回到中国，回到对中国的社会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认真的理论思考上来。
参考文献：
[1]贾学军. 从“深层历史解读”到“思想构境”——由“拟文本”看文本对象在方法论创新尝试中的作用[J]. 晋阳学刊, 2011(02).
[2][3][5][19]张一兵. 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M].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4][6][7]张一兵.“思想构境论”想说明什么——答王金福[J]. 学术月刊, 2009(07).
[8][9]张一兵. 反鲍德里亚：一个后现代学术深化的祛序[M]. 商务印书馆, 2009.
[10][14][15][17]拉康. 拉康选集[M]. 上海三联书店, 2001.
[11][12][13][16][18][22][23]张一兵. 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像[M]. 商务印书馆, 2006.
[20][21]林密. “思想构境论”的现实逻辑射线及其隐性的逻辑裂隙——兼评张一兵教授的《回到列宁》[J]. 南京社会科学, 2010(02)
[24]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 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M]第二版序言, 黑龙江出版社, 2003.
[25][26]艾伦•伍德. 新社会主义[M]再版导言,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27]沈朝华. 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对恩斯特•拉克劳和查特尔•墨菲意识形态理论的探究[J].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05).
[28]Norman Geras. Post-Marxism?[J]. New Left Review, 1987(163).
[29]付文忠. 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的哲学基础剖析[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1).
[30]王金福. 一种主观主义的解释学理论——评张一兵的“思想构境论”[J]. 学术月刊, 2009(07).
[1]贾学军. 从“深层历史解读”到“思想构境”——由“拟文本”看文本对象在方法论创新尝试中的作用[J]. 晋阳学刊, 2011(02).
[2][3][5][19]张一兵. 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M].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4][6][7]张一兵.“思想构境论”想说明什么——答王金福[J]. 学术月刊, 2009(07).
[8][9]张一兵. 反鲍德里亚：一个后现代学术深化的祛序[M]. 商务印书馆, 2009.
[10][14][15][17]拉康. 拉康选集[M]. 上海三联书店, 2001.
[11][12][13][16][18][22][23]张一兵. 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像[M]. 商务印书馆, 2006.
[20][21]林密. “思想构境论”的现实逻辑射线及其隐性的逻辑裂隙——兼评张一兵教授的《回到列宁》[J]. 南京社会科学, 2010(02)
[24]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 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M]第二版序言, 黑龙江出版社, 2003.
[25][26]艾伦•伍德. 新社会主义[M]再版导言,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27]沈朝华. 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对恩斯特•拉克劳和查特尔•墨菲意识形态理论的探究[J].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05).
[28]Norman Geras. Post-Marxism?[J]. New Left Review, 1987(163).
[29]付文忠. 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的哲学基础剖析[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1).
[30]王金福. 一种主观主义的解释学理论——评张一兵的“思想构境论”[J]. 学术月刊, 2009(07).
The Decline of Materialism: Post-Marxism Intellectual Syndromes of Intellectual Situating Theory
HAN Yu-li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Fundamental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
Abstract:The debate on intellectual situating theory between Zhang Yibing and Wang Jinfu is on one hand about the method of interpretation of texts, on the other hand it reflects the intellectual syndromes of post-Marxism in Chinese Marxism studies. The analysis of the post-Marxist origin of intellectual situating theory shows that it is composed of Existentialism, Lacanism and Marxism and so on. Essentially speaking, it abandons the objectivity in the dialectic relations of subjectivity-objectivity, and develops abstractly the subjectivity which means that it is by nature a metaphysical method. Intellectual situation theory however is also a chance to reclaim the “materialism”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academicians should not depend excessively on western Marxism, and should find out how to develop Marxism based on the “materialism”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Keywords: Post-Marxism; Lacanian philosophy; idealism; intellectual situation theory
（原载《晋阳学刊》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