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苏联历史上的外患

苏联历史上的外患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早期
苏俄内部的反对势力
在这一时期,主权体制对自己是否能够幸存下去并不乐观。克里姆林宫没有高估民众的忠诚,也没有排除暴乱和奇异的可能——后者可能触发来自抱有敌意的波兰以及来自法国和英国的移民帮派和外国军队的干涉。1920-1921年著名的安托诺夫叛乱以及1921年喀琅施塔得的叛变给苏联领导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些叛乱的影响下,列宁和他的同志们根本地改变了他们的内政政策,支持经济活动并减轻了压迫(著名的新经济政策或NEP)。然而,尽管苏联体制有所软化,内部抵抗的威胁依然威胁着克里姆林宫。

集体化只是增进了对反苏联次序的大规模动荡的关注。1931年,西伯利亚发生了流亡的农民引起的地方暴乱。工人也参与了某些抗议行动。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特别是1925年-1929年,几乎在所有工业分支领域都有罢工(值得注意的有矿业,冶金和纺织业)(Radkey, 1976)。


移民的威胁
对苏联体制的另一个威胁是来自身在西方的俄国移民的威胁。这些俄国移民,其中包括许多沙皇军队的将军和军官,密切注意俄国的发展。他们相信在布尔什维克专政将走向终结并准备好回俄国与这个体制作斗争。莫斯科谨慎地留意移民中心的动向以及他们对回俄国斗争的准备程度。克里姆林宫对移民严阵以待并采取了今天众所周知的那一系列的秘密行动绑架并谋杀移民群体中的活跃分子,其中最著名的当数“托拉斯(Trust)”(Brook-shephed, 998, Spence, 2002, and Blackstock, 1969)。


外国的敌意:莫斯科体制的去-合法化
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苏俄发起新干涉的计划我们一无所知。在反苏行动中,只有毕苏斯基的波兰是积极的,但即便是画沙也很难说有干涉的计划。然而,西方国家并不承认苏联体制的合法性并视莫斯科——莫斯科官方依然坚持世界革命的观念——为巨大的动乱的根源。地方与苏俄的相互之间的敌意在1922年的热那亚经济会议上表现得一清二楚,在那次会议上,双方都无法就俄国的债务问题达成协议。只有一个西方国家(战败的德国)维持了良好的对苏关系。不时地,西方国家指责莫斯科干涉其国内的政治生活(如1929年的英国和1930-31年的法国)。西方国家用许多年后看待基地组织,霍梅尼的伊朗和塔利班的阿富汗的眼光来看待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及其支持世界革命的官方政策和作为颠覆活动总部的第三国际。直到1924年伦敦和巴黎才与莫斯科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而华盛顿直到1933年才做到这点。一些欧洲国家,其中包括苏俄的邻国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则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才与苏俄建立外交关系(Prokhorov,1977:169)。列宁的著作反映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早期苏联领导层的观点,他写道:“苏俄被公开仇恨我们的人民,阶级和政府保卫,我们不得不记住这点,即我们面临各种可能的侵略。”在列宁去世之后的几年,中央委员会宣布“反苏的反革命战争的威胁是当前阶段最重要的事务”(KPSS v Rezoliutsiakh i Resheniiah S'ezdov, Konferentsii i Plenumov TsK, 1953 KPSS v Rezoliutsiakh i Resheniiah S'ezdov, Konferentsii i Plenumov TsK, 1953. v. II, 1925–1953, seventh ed., Moscow, p. 239.KPSS v Rezoliutsiakh i Resheniah S'ezdov, Konferentsii i Plenumov TsK, 1953).苏俄与1789-1793年法国的革命体制——后者与外国干涉进行剧烈的斗争——的比较,是列宁的言论和著作中的一个固定的主题(Shlapentokh, 1997)。


斯大林治下外敌的幽灵
考虑到来自国外的入侵和国内的叛乱,莫斯科并没有采取措施缓和西方政府的敌意——后者害怕莫斯科的颠覆活动和他们国家内部的第三国际成员。而且,苏联领导人认为此类颠覆活动是保护苏俄不受外地侵犯的一种方式。
自斯大林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晚期确立自己的权力开始,他依然和列宁一样经常提到可能来自西方的干涉的问题。他坚持对其体制的外部威胁是存在的。在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1952a: 142-143)继续支持这种观点,只有在一些发达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能保障苏联不受欧洲干涉的威胁。同时,对斯大林对苏联现实内忧外患的感知(这些感知的正确程度与真诚度是值得辩论的)与他高估这些与反对派作斗争的危险与强化其体制的意愿(Berkhin, 1987:236)加以区分是很重要的。
然而,无论这两个成分(对现实危险的感知及有意的夸大)的比重如何,斯大林在1941年之前为支持其政策而经常回到“资本主义包围论”的论调。1927年夏天,在斯大林的领头下,苏联领导人组织了一场反对外国军事干涉的斗争。在1931年的讲话中,斯大林断言“降低增长率就意味着落后。落后就要挨(他们敌人的)打。俄国的历史表面它一直在挨打。”斯大林继续列举所有的国家敌人(Stalin, 1952a:361)。在1934年的第十七届党代会上,斯大林再次谈到苏联的外患(Stalin, 1952a:468-469)。1938年,当干涉的“现实成分”上升(因为纳粹体制的崛起)的时候,斯大林(1938)说:“否认甚至在军事干涉取得最小的成功的情况下,入侵者也会尝试在占领区摧毁苏联次序并恢复资产阶级次序是荒谬的。”


1945年后苏联体制的外患完全消失了
1945年后,斯大林不再担心其体制的外患,即便他执着于保护和扩张苏联帝国。正如格罗斯曼(Grossman, 1985)在他不朽的《生活与命运》中指出的那样,斯大林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之后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德国的战败时不可避免的因此对苏联体制的威胁也就消失了。在对纳粹的德国的伟大胜利之后,随着苏联体制在东欧的确立以及“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出现,“资本主义包围论”的说法变得荒谬。在1945年到1991年间的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是,在苏联领导人的语汇中,威胁到苏联生存的外患几乎彻底消失了,尽管它们同时也在继续严责美国和帝国主义试图侵害苏联在东欧和世界其他区域的利益的企图。1956年的匈牙利起义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在苏联的宣传中正是以这样的方式使用的但没有一个苏联的宣传家把这些时间描述为对苏联体制本身的威胁。

在斯大林意识形态色彩浓重的最后一次讲话,即在10月14日第十九次党代会上的讲话中,斯大林甚至没有提到苏联体制面临的危险。相反,在暗示时代已经朝有利于苏联的方向改变的同时,斯大林说,这一次,支持“兄弟党”为把它们的国家从资本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促进国际和平是苏联的义务(Stalin, 1952b)。在战争胜利之后,苏联开始与美国斗争,以实现在许多国家确立有利于自身的体制的目的。出于这个目的,莫斯科把各国共产党用作其外交政策和情报活动方面的工具。考虑到苏联宣传“苏联人民与党的政治和道德的统一”的主题,对克里姆林宫里的柱子来说,甚至谈到这种威胁(这将证明苏联的弱小)也是一种羞辱并且可能带来不利的后果。官方的高度权威的《苏共史》在改革前夜谈论了国际关系,但没有把苏联体制面临的威胁当作苏联外交政策的问题来体(Ponimarev, 1985:537-587)。确实,威胁的观念对尼基塔•赫鲁晓夫来说是极其陌生的。他,实际上,用“埋葬它们”的承诺吓坏了美国人并且也没有提到苏联体制可能面临的危险。勃列日涅夫(1966)也一样,他给党代会的报告总是充满了苏联外交胜利的得意。人们责备西方阴谋反对苏联卫星国家,如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企图,但从没有提到苏联(Taubman et al, 2000,Tompson, 2003,Edmonds, 1983)。甚至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苏联与西方,日本和中国同时发生争执的时候,莫斯科也没有回到包围论的意识形态。显然,随着改革的发生,苏联体制的外患也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随着西方对新任苏联领导人的外交政策的充满激情的欢迎,甚至最仇恨西方的人也不再谈论反对苏联的军事行动。体制之外患的观念对第一任俄国总统鲍里斯•叶利钦来说是极其陌生的。在其统治的第一个时期美国被视为“朋友”和“盟友”,继而在第二个时期被视作“伙伴”:这些态度都不是直接抱有敌意的(Shlapentokh, 1998:119-216)。


(王立秋译自Vladimir Shlapentokh,“Perceptions of foreign threats to the regime: From Lenin to Putin”,in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ume 42, Issue 3, September 2009, Pages 305-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