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克里姆林宫的冷战局内》的书评两篇

《克里姆林宫的冷战局内》的书评两篇
 




佩里:评《克里姆林宫的冷战局内》



[美]詹姆斯•佩里 著
王立秋 试译


弗拉季斯拉夫•祖波克(Vladislav Zubok)与康斯坦丁•普列沙科夫(Constantine Pleshakov):《克里姆林宫的冷战局内》(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82, notes, index. $29.95. ISBN 0-674-45531-2.


祖波克,国家安全档案的研究员,与普利沙科夫,美加莫斯科研究所太平洋研究中心主任,考察了1945年到1962年期间的冷战。他们关注的焦点是关键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因为“领导人是苏联的驱力”。祖波克和普列沙科夫主张,在此时期,苏联的行为是为一种“革命-帝国的范式”所决定的,这种范式,根据他们的定义,既不是纯粹的地缘政治,也不是纯粹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帝国的扩张主义与意识形态的劝诱的共生(现象)”。

这两位作者在一些细节中讨论了斯大林黑暗的本性。他们把他描述为多疑,复仇心盛,仇外的人,但他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之一的创造者”。斯大林在智识上并不接触,但他心智狡猾,算计而任性。他以大师级的技艺搜寻关于他国内外敌人的情报,尽管他不总是善用这些信息。他是“无情的国家权力的虔诚的信仰者”,他想要匹敌——并超越——前任沙皇的权力和显赫。斯大林执着于领土的安全,并特别渴望重获在之前俄国斯帝国手中丧失的领土。祖波克和普列沙科夫观察到,在战争之前,斯大林试图挑起德国与西方国家的争斗以实现避免二者之间形成反苏共谋的可能。

不幸的是他们看起来没有觉察到这点,即这种战略有一种远东的对应(类似),苏联在远东也试图挑起日本与中国的争斗以避免日本与德国反苏的合作。作者认为只是在慕尼黑——斯大林把慕尼黑事件阐释为英法为把希特勒推向东面的合谋——之后,斯大林才决定奉承希特勒。当然,其他作家,则认为斯大林与希特勒的勾结开始得更早。

这两位作者相信,在战争期间以及紧接在战争之后,斯大林认为战后与西方的合作是可能的。麦斯基和李维诺夫看起来也共享这种观点。斯大林愿意合作,只要西方承认苏联1941年的边界,给苏联实质性的援助并确保德国和日本被削弱至无能的程度。斯大林预期战后美英的摩擦将有利于苏联。

祖波克和普列沙科夫坚持三个事件使斯大林远离了战后与西方合作是可能的观念:罗斯福之死,原子弹的试验与使用,以及马歇尔计划的宣布。接受这种观点是没有问题的,即斯大林把罗斯福看作他“理想的伙伴”。然而,考虑到苏联核间谍的视野,要让人相信斯大林震惊于逛到事件是相当困难的,而为什么这就必然摧毁了与西方合作的一切希望仍然是不清楚的。作者总结道,斯大林在战后并不想要对抗,但他对西方的自然的妄想和恐惧变成了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本书断言斯大林相信从1951年开始的朝鲜摩擦战争的延续有利于苏联的利益,因为它使朝鲜和中国最终依赖于苏联。令人遗憾的是,这两位作者并没有在在时间上回溯这个概念以展示,甚至在1950年,斯大林在亚洲的目标也只是确保中美冲突以增进中苏同盟。作者呈现了丰富得证据,这些证据主要来自谢尔盖•科瓦廖夫(Sergei Goncharov)的杰作《不确定的伙伴》(Unvertain Partner),后者与这个论题是一致的,尽管对斯大林在1950年的“误算”喋喋不休。

这部作品如果以编年的顺序来组织的话会更好。相反,本书的章节是围绕着领导人来组织的,这样就是去了叙述的连贯性。比如说,对马歇尔计划的讨论散布在三个章节中,因为它是被放到与斯大林、莫洛托夫和日丹诺夫等角色和人物的关系中来考察的。祖波克和普列沙科夫可以轻易地以编年的顺序来呈现事件同时保持他们对苏联领导人的专注。

本书指出,贝利亚无疑是一个邪恶的造物,但他们也主张,他对苏联核计划的控制把他放到了一个独特的位置上。在苏联领导人中只有他充分地了解热核的发展,而祖波克和普列沙科夫认为这种知识“迫使他在国际舞台上,在面对要强大得多得多得多的对手的时候变得审慎而节制”。本书包括对1953年至1954年间苏联内部派系争论的很好的描述,尽管两位作者忽视了关于马林科夫与赫鲁晓夫在试图用中国的支持来反对彼此的讨论。

祖波克和普列沙科夫对斯大林及其战略目标有着大体深刻的理解,但他们对赫鲁晓夫策略的理解并不是那么地深入。作者断言赫鲁晓夫“冲动而雄辩”,是一个“自发反应的人”,对共产主义和第三世界革命还有这浪漫主义的理想。他们认为赫鲁晓夫责备导致冷战爆发的西方的“黑暗势力”,但他自信他能够智胜这些力量。这种对赫鲁晓夫的个性的描述很大程度上说是准确的,但也不尽然如此。两位作者并没有充分地意识到对苏联政策不能成功地根据计划研发第二代苏联洲际弹道导弹的重要意义,他们也没有看出赫鲁晓夫挑动美国对印度支那的干涉的努力,他们也没有把握到柏林危机与加勒比事件的关联。在没有充分理解赫鲁晓夫的问题和目标的情况下,祖波克和普列沙科夫把他许多在政策的行进归因于他富有激情的天性。

祖波克和普列沙科夫坚持赫鲁晓夫在1957年的领导权危机之舟在内部占据一个强力的位置:“在1957年后他对苏联外交政策的掌控不下于斯大林,他的独断专行也不下于斯大林。”在他们看来,内部的权力斗争从1957年到1964年“不再是苏联外交政策中的一个影响因素”。卡尔•林登(Carl Linden)已经充分地展示了赫鲁晓夫在1957年只是取得了有限的胜利,而从那时起直到1964年他都在为获得完全的胜利而斗争。如果祖波克和普列沙科夫理解到赫鲁晓夫,与斯大林不一样,只享有有限的命令权的话,那么他们就不必用“个人的反应”和“模棱两可的渴望”来解释赫鲁晓夫的政策了。

中苏分裂被解释为苏联追求与西方缓和的“无意的后果”。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收紧对中国控制的毛,“完全不能忍受任何与美国的重新接近,因为与西方的缓和将不可避免地放松他对中国社会的控制”。作者呈现了一些关于1958年台湾海峡危机期间中苏关系的有趣的新信息,后者被苏联正确地阐释为对中苏同盟有效性的试探。不幸的是,祖波克与普列沙科夫没有提到这种图式对苏联对印度支那政策的意义。

本书断言赫鲁晓夫把肯尼迪看作“他的”总统,一个可能成为另一个罗斯福的人,因此,在选举之后的数月间,赫鲁晓夫就推动肯尼迪对苏缓和。作者主张猪猡湾事件使赫鲁晓夫远离了这种缓和的驱力,尽管罗伯特•斯鲁瑟(Robert Slusser)已经指出,苏联政策的强硬化是二月主席团会议的结果。作者显然相信赫鲁晓夫的要求是有真诚信念的动机的。然而,情况更可能是,这是旨在中止或延迟美国对古巴流亡分子的支持以及美国战略力量的战略举措,这两个方面都是肯尼迪选举平台的支架。祖波克和普列沙科夫坚持赫鲁晓夫认为它已经在越南胁迫了肯尼迪,尽管那次会议的记录并不支持这种观点。根据两位作者,在越南之后赫鲁晓夫认为肯尼迪是如此地脆弱以至于他可能没有能力控制美国军工复合体的“黑暗力量”。

在对古巴导弹危机的阐释中,两位作者对策略平和和柏林的影响轻描淡写,并强调对古巴主题的辩护是赫鲁晓夫向古巴运输导弹的首要动机。当然,许多俄国作者,也共享这种相当不令人信服的观点。两位作者重复了在阿纳托利•格里布科夫(Anatoly Gribkov)和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在《阿纳德尔行动》(Operation Anadyr)中的一些可疑的论断,尽管格里布科夫,至少,也不是一个充分可信的资源。在更加细节化的分析看起来呼之欲出的时候,作者却仅以少数几页书的篇幅来论述从导弹危机到赫鲁晓夫没落的两年。

尽管存在一些可质疑的阐释,这仍然是一部有价值的,能够增进知识的著作。与伊利亚•盖杜克(Ilya Gaiduk)不一样,祖波克和普列沙科夫使用了一手的俄语资料,而且也没有旗帜鲜明的亲苏的偏好。他们对苏联领导人心理的理解是及时的,这是第一部从俄国,而不是从西方的视角来切入领导人个性的著作。

詹姆斯•佩里(James Perry)
胡佛研究机构访问学者
斯坦福,CA 94306-6010, USA
© James Perry, trans. Liqiu Wang


尤勒:评《克里姆林宫的冷战局内》





[美]瓦尔特•C.尤勒 著
王立秋 试译


弗拉季斯拉夫•祖波克(Vladislav Zubok)与康斯坦丁•普列沙科夫(Constantine Pleshakov):《克里姆林宫的冷战局内》(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82, notes, index. $29.95. ISBN 0-674-45531-2.


梅尔文•P. 莱夫勒(Melvyn P. Leffler)的决定性的关于杜鲁门政府在冷战中扮演的角色的研究的读者无疑会想起他有详实史料依据的结论“克里姆林宫与西欧不断恶化的外汇危机,希腊与中国不断出现的起义,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的流行,西德与日本的经济瘫痪,以及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埃及和印度的民族主义的兴起并没有多大关系。然而这些现象预示着西方民主国家方面,以及美国(和英国)在压倒性地有利于美国(和英国)利益的欧陆上维持权力均衡的能力上的大损伤。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和关于德国的伦敦协定是导致战时联盟崩溃的决定性的一步”(《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和冷战》[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National Security,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old War], Stanford UP 1992, p. 513)。

莱夫勒对美国外交攻势(在核垄断的掩护下发起的外交攻势)的描述是如此地有力,以至于读者必须迫使自己停下来询问,约瑟夫•斯大林和他的军官们到底做了什么才挑起或对这些攻势作出回应。不幸的是,莱夫勒的著作相对缺乏苏联一方的证据。

对苏联行为的两种标准的西方式的阐释——沃伊切克•马斯特尼(Vojtech Mastny)《俄国通往冷战的道路:外交,战争和共产主义的政治,1941-1945》(Russia’s Road to the Cold War: Diplomacy, Warfare, and the Politics of Communism, 1041-1945; Columbia UP 1979)和威廉•陶布曼(William Taubman)的《斯大林的美国政策》(Stalin’s American Policy; Nowton 1982)——是在苏联档案对西方学者开放之前写作的。考虑到档案的可用性——如果说新的档案明证,其中许多可以在由冷战国际史计划赞助发行的《工作底稿》(“Working Papers”)中找到的话——一种综合性的重新考察是必要的。

弗拉季斯拉夫•祖波克和康斯坦丁•普列沙科夫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重考。他们论述道,新的明证与“革命-帝国的范式”(一种“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动机的混合”,p. 275)是一致的,在俄国的过去可以找到这种范式的先驱,它为评价苏联行为在冷战最初的二十年中的起伏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轴心。

关于苏联关于战后世界(在德国战败变得确定之后)的思考的重要的新证据已得到了发掘,这些证据表明,斯大林愿意使革命的目标次属于使美、英和苏联对世界影响领域的瓜分合法化的地缘政治协议。

在1943年晚期斯大林分别派伊万•麦斯基和马克西姆•李维诺夫主观关于战后赔款和和平条约的委员会。近来西方学者获得了对麦斯基和李维诺夫的建议以及安德烈•葛罗米柯(苏联驻美国大使以及接入关于联合国成立的谈判的团队领袖)的建议的使用权。

所有这三者都建议继续与盟军合作,但预期超过罗斯福总统或丘吉尔首相所能接受的更大的苏联影响范围——(要求)承认通过纳粹苏联条约确立的边界,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在芬兰和罗马尼亚的空军和海军基地,获准进入波斯湾并确保德国的无能。这些地缘政治上的收益将允许“为恢复战争造成的损伤而争取大约在十年左右的”(pp. 28-9)一段可持续的和平,并构成苏联对纳粹胜利的“正义的报酬”。

尽管几乎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他们的论断,祖波克和普列沙科夫声称,斯大林不仅“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世界协定讨论中”依赖于麦斯基和李维诺夫的报告,而且斯大林“后来对法国,土耳其,希腊,伊朗,中国和日本的行动与态度经常与这两位战略家的备忘录是一致的”(p. 32)。尽管如此,正如土耳其和伊朗的例子表明的那样,事实证明,甚至影响领域,也是麻烦的。

李维诺夫建议,对土耳其海峡的控制应该列为苏联和英国关于安全区域的协定的一部分。斯大林在1944年10月以及在1945年2在雅尔塔见到丘吉尔的时候就已经提出修订1936年的蒙特勒公约的问题。然而,在1945年6月7日的时候,外交部长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要求土耳其允许苏联政府在海峡租赁基地并割让卡尔斯和阿达根的领土。苏联的压力致使杜鲁门在1945年12月的时候得出这样的结论“苏联对土耳其的入侵是可能的,并说服他支持在远东遏制苏联的主义”(p. 93)。

然而,正如祖波克和普列沙科夫解释的那样,“斯大林不仅把海峡看作安全问题,更把它看作一个威望的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通过达达尼埃海峡对苏联造成了巨大的损伤,而西方盟国知道这点。任何不及先前1917年英法对临时政府的妥协的行为都会被看作对红军伟大胜利的贬低”(pp. 92-3)。尽管如此,苏联不断的试探以及1946年重新发布的最后通牒,还是“在杜鲁门政府内部造成第一次真实的战争恐慌”(p. 93),这一切引出了对苏联使用原子弹的计划并最终导致杜鲁门主义的公布。

类似地,祖波克和普列沙科夫主张苏联在撤出(在战争期间)已经驻扎在伊朗的军队上的延迟是有意的,为的是对伊朗施加压力,要求伊朗在伊朗北部给苏联和在南部英国享受待遇同样核算的石油折扣。娜塔莉娅•I.叶戈罗娃(Natalia I. Yegorova)一项新近的研究表明,“政党外交”要比祖波克和普列沙科夫承认的更成其为一个因素,但总体上说这项研究依然支持他们的结论,即斯大林最终牺牲了在伊朗的革命活动并撤出驻扎在那里的苏联军队以避免挑起“与英国和美国的时机还不成熟的对抗”(p. 45)。尽管如此,叶戈罗娃在指出“我们必须承认苏联在伊朗的行为——它利用了‘军事威胁’的因素——是在美国战后外交政策中全球主义以及它‘从强力的立场’切入对苏关系的创造背后的诱因之一”(《1945-1946的“伊朗危机”:俄国档案的视角》[The “Iran Crisis” of 1945-1946: A View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工作底稿》(Working Paper)no. 15,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May 1996 p. 19)。

我们可能会质疑,罗斯福是否容忍影响范围的概念及其在土耳其和伊朗的应用。但确定的是,祖波克和普列沙科夫断言,斯大林在1943-1946年期间(在对影响范围的预期上的)相对的节制,在杜鲁门政府(它对这样的领域没有表示出任何同情)在广岛投下原子弹之后为进攻性的单边行动所取代。

冷战的张力不仅为单边的行动,也为斯大林可怜的外交所计划。切题的一个例子是德国。斯大林的代表在那里同时追求的矛盾的政策(而这最近在诺曼•M.奈马克[Norman M. Naimark]的《俄国人在德国:苏联占领区的历史,1945-1949》[The Russians in Germany: The History of the Soviet Zone of Occupation, 1945-49], Harvard UP 1995中得到了考察)疏远了许多德国人,而他后来对柏林的封锁则促使西欧的许多国家加入了北约。

尽管祖波克和普列沙科夫引用了最近的证据来论证柏林封锁是斯大林对马歇尔计划的反应,后者在他看来是“复兴德国军工潜力并像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样使它针对苏联的影响深远的设计”(p. 50)。

随着任何影响区域的可能性的崩溃,斯大林转而巩固他在东欧的所得并寻求意识形态的联盟。在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公布之后,斯大林通过在1947年建立共产国际对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友好条约和法国意大利共产主义者进入反对党的决定做出了回应。

斯大林不仅拥抱了中国共产党(他早先一直与之保持距离)并反转了他维持朝鲜实力均衡的政策。最终他对金日成通过武力重新统一国家的要求作出了温和的回应,但只是在被说服美国不会干涉的情况下才表示赞同。祖波克和普列沙科夫遵循苏-中-朝复杂的三角关系进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斯大林能够利用朝鲜战争来巩固克里姆林宫对其伙伴的霸权,但代价是巨大的。

不仅美国与日本签订了防务条约,它还以大规模的军备生产(订单)来支持日本自己的外交主动。祖波克和普列沙科夫总结道,“斯大林把苏联的冷战立场搞的一塌糊涂”(p. 76)。

1953年的斯大林之死以及八月世界第一次运送氢弹的爆炸使拉夫连季•贝利亚和乔治亚•马林诺夫“远离共产主义的普世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全球对抗的实践”(p. 139)。对贝利亚来说,“氢弹给关于安全和国际政策的所有问题提供了最终的答案”(p. 149)。结果,他愿意——在他被免职和处决之前——放弃斯大林对全球范围内的冷战张力的贡献。

对马林诺夫来说,氢弹要求并提供了一种允许苏联回归麦斯基和李维诺夫建议的政策,同时为苏联经济从军事生产向满足农业和消费允诺的重新定向正名的缓和。在西方看来太过于软弱,并且在政治上被操纵的马林诺夫在1955年1月31日的时候被解除了他总理的职务。(前任美国驻苏联大使,查尔斯•博伦后来评论说在未能与马林诺夫展开严肃的谈判的时候华盛顿错过了一个机会。)

在保障了他作为党的领导人的位置之后,尼基塔•赫鲁晓夫不久之后就看到了马林诺夫的立场的逻辑。但是,1956年匈牙利和波兰的起义(赫鲁晓夫把这些时间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反制政策联想到了一起)使他通过介入自己的边缘政策来模仿杜勒斯——在苏伊士运河期间。而且,他试图以人造卫星创造的创伤为资本来迫使西方承认东德对柏林的控制。

作者声称,对柏林的压力打开了“在华盛顿的一些门和耳朵”(p. 200),并导致1959年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一次成功的峰会。然而,这种新生的缓和,为与1960年5月1日U-2侦察机的坠毁相关的事件所侵蚀。像乔治•凯南那样深思熟虑的观察者怀疑,这一事件将延长冷战。

失败的缓和双倍地令人苦恼——考虑到这一尝造成苏联与中国之间的分裂。然而,勇敢无畏的赫鲁晓夫依然“相信他在失败的危险处境中通过使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浪潮来取得胜利”(p.206)。最明显的是他对古巴革命的接近。

尽管他渴望与肯尼迪总统达成新的缓和,对肯尼迪的软弱、核威慑的效用和第三世界民族国家革命潜力的根本的误读使赫鲁晓夫一头冲进了“他最糟糕的冒险”;在古巴,在导弹危机期间。尽管赫鲁晓夫羞辱性的教化最终使他付出了他苏联领导人地位的代价,他和肯尼迪避免核战的努力还是结束了“冷战的致命的阶段”(pp. 235-7)。

尽管本书大部分内容都有着切实的依据并且大部分是原创性的,祖波克和普列沙科夫的著作的读者,在读完这部著作的时候还是会有这样的印象,即新的证据和原创性的阐释几乎都不支持他们完成的这个全面的考察。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支持以下的重要结论:(1)苏联体制既不是一直是静止、一贯的,也不是一直是扩张主义的;(2)斯大林既没有选择也没有构想冷战;(3)斯大林战后的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说是“防御性的,反应行的和审慎的”(p.277)并且很难说是某种支配世界的称霸计划的一部分以及(4)苏联所有的“与美国缓和的策略都严重地受限于美国的强硬路线并最终被后者粉碎,但也为大多数苏联精英防止苏联在世界上的权力和影响受反制的决定所影响。”(p. 279)。

最后,祖波克和普列沙科夫引证的证据,在很大程度上阐释,增补并支持在莱夫特《权力的优势》中可以找到的那种阐释。它也支持后者最近提出的建议,即“美国人应当重新考察他们对其国家的冷战政策的智慧的自满的信念”(《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1996, p. 134)。




瓦尔特•C.尤勒(Walter C. Uh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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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A
© Walter C. Uhler, trans. Liqiu W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