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齐泽克:从基督到列宁……并返回

齐泽克:从基督到列宁……并返回
2011-06-03 10:14:00
从基督到列宁……并返回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
lightwhite 译


2000年5月的拉里金辩论(Larry King debate)是在(犹太教)拉比,天主教牧师和南方浸信会成员之间展开的。拉比和牧师都表达了对宗教联合之可行性的希望,因为不论他或她的官方信念是什么,一个真正的好人总会考虑到神的恩典与救赎。只有浸信会成员——一个年轻的,晒得黝黑并微微发福的冷漠而圆滑的南方雅皮士——坚持说,依据福音书的文字,只有那些明确认同了其“在基督之中”的位置的人才能得到救赎,这也是为什么他带着一种几乎不易觉察的蔑视的笑容得出结论:“许多善良和忠实的人将要在地狱中被焚烧。”简言之,(施用于普遍的道德法则的)善,如果不是直接地源于福音书,它便是对自己不忠的表现,是对自身的扭曲……本书的基本前提[1]是,不论这一立场听起来多么残酷,如果我们要打破自由主义民主的统治,并恢复一种真正激进的姿态,我们就不得不坚持该立场的唯物主义形式。那么,存在着这样的形式吗?

今天,就连自诩为后马克思主义者的激进派也赞同道德和政治的分离,并采取实用主义的考虑和折衷,把政治交付意见(doxa)的领域,该领域依照定义总是无法满足无条件的道德要求。关于一种政治不应该成为一系列单纯实用主义的干预,而应成为真理政治(politics of Truth)的观念,已被人们摒弃为“集权主义”的。对这一僵局的打破,对真理政治在今天的再度宣扬,应采取回到列宁的形式。为什么是列宁,而不是纯粹的马克思?真正的回归难道不是要回到源头本身吗?今天,“回到马克思”已经是少数人的一种学术时尚了。但在这些回归中,我们得到的到底是哪一个马克思呢?一方面是文化研究学派(伯明翰学派)的马克思,后现代诡辩者和弥撒亚救世主义的马克思;另一方面则是预言了今日全球化动力学并在甚如华尔街这等场所也被人提到的马克思。这两种马克思的共同点是对政治本身的拒绝;而回到列宁将使我们避免这样的错误。

有两个特征可辨别列宁的介入。首先,我们可以毫不过分地强调列宁对于马克思的“外在性”这一事实:他不是马克思受众的“核心集团”之一员,他和马克思或恩格斯素未谋面;而且,他来自“欧洲文明”的东部边界的一块土地。(如是的外在性是标准的西方种族主义分子抵制列宁的一部分理由:他把俄国—亚洲的“专制原则”引入了马克思主义;更何况,连俄国人自己都否认他,指出了其鞑靼血统。)但只有从外在位置出发,恢复理论的原初动力才有可能;同样地,创建了基督教教义的圣保罗也不是基督核心集团的一份子,而拉康的“回到弗洛伊德”也动用了完全截然不同的理论传统。(弗洛伊德很清楚这种必要性,这就是为什么他把打破启蒙共同体的封闭圈的希望寄托在了非犹太的外人——荣格——身上。但是,他的选择不见得高明,因为荣格的理论本身就充当着理性启蒙的工具;恰恰是拉康在荣格失败了的地方取得了成功。)因此,圣保罗和拉康以相同的方式把原始教义注入到了不同的内容当中(圣保罗把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重新解释为基督的喜悦;拉康则借助镜像阶段和索绪尔来解读弗洛伊德),列宁暴力地取代了马克思,将其理论从原始文本中撕裂出来,根植入另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在实际上已经把它普遍化了。

其次,只有通过这样一种暴力的置换,“原初”理论才能够得以运用,实现其政治干预的潜能。列宁独特的声音第一次被人听到是还在《怎么办?》中,这是意味深长的——作为展现列宁干预形势的绝对意志的文本,它的干预并不是在实用主义的意义上“通过必要的折衷把理论运用于现实的宣言”,相反,它在激进主义的意义上祛除了一切机会主义的折衷,采取明确的、唯有如此才能改变僵局的方式去干预形势。今日第三条道路(Third Way)的“机会主义”恰恰与此相对:它强调要抛弃旧的意识形态划分,面对新问题,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和自由思考的能力来考察人们的实际需求和要求。

所以,列宁的政治不仅是第三条道路的实用—机会主义的真正对立面,同样也是(拉康意义上)迷恋缺失的左派边际主义态度的真正对立面。一个真正的列宁主义者和一个政治保守主义者的共同之处是他们将拒绝自由主义左派的“无责任”态度(他们倡导团结、自由等宏伟目标,却不愿在实际上付出“残酷”的政治手段的代价):一个真正的列宁主义者,就如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一样,并不惧怕投入行动,不惧怕承担一切可能令人不快的后果,也不惧怕其政治目标的实现。安德鲁亚·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布莱希特所钦佩的人)曾蔑视英国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提倡自由与正义,却暗地里指望保守派能为他们干脏活;就自由主义左派(或民主社会主义者)对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态度而言,也是如此:自由主义左派拒绝社会主义民主的“折衷”,他们想要一个真正的革命,却逃避要为之付出的实际代价,并采取“美丽灵魂”的态度以不弄脏双手。不同于激进左派的这种虚假姿态(他们想要为人们赢得真正的民主,却不希望秘密警察去镇压反革命,不希望其学术特权受到威胁),一个列宁主义者,就和保守主义者一样,在完全承担其选择之后果的意义上真正地清楚:夺取权力并付诸实践到底意味着什么。

回到列宁的努力就是要恢复一个独特的时刻,一个思想已将自身投入集中化组织却还未固定于机构(被建立起来的教会,IPA,斯大林主义的党—国家)的时刻。我们的目的不是怀旧地再现“昔日美好的革命时光”,也不是实现从旧范式到“新形势”的机会—实用主义调整,而是在当今的世界情境中重复(repeat)列宁主义的姿态,去瓦解全球自由—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之整体;而且要毫不羞愧地坚持这种目标就是真理的表现,是从被压抑的真理立场出发来干预当下的全球化形势。基督教对罗马帝国这个全球“文化多元”的政体所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对今日之帝国所做的事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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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选自Slavoj Zizek, On Belief,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1.P.1-5.

[1] 在一种自我批判的氛围中,这通常会引发延展性的分析,见作者的The Fragile Absolute. Why Is the Christian Legacy Worth Fighting For? (易碎的绝对:基督教遗产为何值得奋斗?)London: Verso Books 2000.

[2]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