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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伟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市民社会”概念内涵再考察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市民社会”概念内涵再考察

孔伟宇(南京大学哲学系)

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核心问题,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中,《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自然基础和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1〕等著名词句被认作马克思此时唯物主义理论立场转变的重要标志,但是被马克思认为作为国家的基础、动力、前提的“市民社会”究竟具有怎样的内涵?或者说被学界认定为马克思1843年唯物主义立场转变的根基,在马克思的手稿中是如何被表述的?这个问题似乎作为一个学界默认的共识性前提鲜有人讨论。那么此时马克思使用的“市民社会”概念的真实内涵究竟是什么呢?

一、理解“市民社会”概念的三重困难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当中,“市民社会”的使用和界划具有一定的混淆性,对于研究者,特别是对中文阅读的研究者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和误读的可能:

其一,马克思对于“市民社会”概念的使用是尚未经过反思和批判的,在表面形式上延用了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对家庭、市民社会概括的基本框架。

其二,手稿的写作在文本形式中具有特殊性,〔2〕尽管反映了较为真实的思想变化,但是在逻辑严密、用词严谨等方面并非十分准确,而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部分间接性描述也给研究者带来困难。

其三,在马克思的德文书写中,出现了两种“社会”,分别是“dieGesellschaft”和“dieSocietät”,两个不同含义的词语在中文中的统一使用也使研究者对“市民社会”真实内涵的把握带来了模糊性的难题。

第一,中文语境中对“市民社会”的研究必然要面对翻译上的同词不同义之困难。在深入分析之前,需要区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die Gesellschaft”和“die Societät”两种社会概念,两者在中文的翻译中皆为“社会”。马克思使用的“die Societät”在2005年的德语新正字法修改拼写为“die Sozietät”,该词是法语外来词,也就是现在英语词汇中的“society”,而在18—19世纪的德国,主要在贵族阶级内部以及对贵族阶级的描述中使用该词,甚至一度将该词等同于贵族的学术团体“die Akademie”,而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这个词的使用不仅仅限于名词,还使用了形容词“social”,甚至出现了令人迷惑的貌似历史唯物主义的词语“socialen Daseins(社会的定在)”〔3〕的表述。那么马克思究竟如何看待这个社会概念“dieSozietät”?结合马克思对这个概念使用的上下文,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在这里一般将这个词与“等级(der Stand)”“分离(trennen)”“区别(unterschieden)”连用,具有一定的结构性,但是却表达了一种上层社会与马克思口中的市民社会的分离,因此“die Societät”具有一定的贬义性质,绝不可将其与此处的市民社会与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社会定在混淆。而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概念的直接使用沿用了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用法,即“di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die Gesellschaft”的社会在德语中一般指意为社会团体,简单来说就是具有直接性的一群人,而“di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在中译的过程中出现了多种译法,如市民社会、有产者社会、资产阶级社会,以马克思的思想内在发展变化为根据,此处应将其翻译为“市民社会”。〔4〕

第二,马克思在对家庭与市民社会本身的定义界划、作用区分、发展描述默认延续了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观点。值得一提的是,黑格尔关于家庭和市民社会的论述在《法哲学原理》的158—256节,但是,在现存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的摘录却是从261节的“国家”章开始摘抄的。针对这个问题,从现存的手稿中不难发现,现存手稿的第一页是从马克思标注的第“Ⅱ”部分开始的,但是根据手稿第“Ⅱ”“Ⅲ”“Ⅳ”部分的篇幅,可以推断遗失的第“Ⅰ”部分篇幅也在5页之内,不可能对《法哲学原理》中巨大篇幅的“市民社会”章有深入的探讨,因此有的学者提出前面关于“市民社会”章讨论的手稿存在遗失的问题,恐怕难以实现。与此观点对应的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对303节的评论中说道:“关于此,我们在之后的‘市民社会’一章中再继续研究。”且不论马克思说的之后对“市民社会”章的研究计划是否实现,明显可以看出的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中马克思并没有对“市民社会”深入分析。

而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家庭和市民社会在历史发展的不同进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马克思笔下,“如果没有作为自然基础的家庭和作为人工基础的市民社会,政治国家就不能存在;他们是国家的必要条件。”〔5〕马克思从何处总结出家庭与市民社会的区别的?手稿中并没有论证其构成的过程,而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却提供了一个较为清晰的参照。在黑格尔那里,家庭、市民社会、国家是一个由普遍性支配的完整体系,家庭与市民社会也有其自身的区分和联系:家庭是“具有自然形式的伦理”,〔6〕由婚姻、财产和教育三部分组成,而随着家庭的扩大和分化,在现代世界中依据普遍性主动或被动形成了人与人相互关联的团体,也就是作为国家前提的市民社会。

可以明显看出,马克思对于家庭和市民社会概念自身的理解与黑格尔相趋同,或者说马克思未经反思地默认了黑格尔关于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内在联系,且马克思也将“财产、契约、婚姻和市民社会”〔7〕放在同一层级进行分析,与黑格尔的不同只是在国家与市民社会、家庭的外部关系上,以国家为前提的市民社会在这里被直接颠倒为作为国家直接性基础的市民社会。

第三,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中,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概念不仅仅限于直接性的使用,还隐藏在对其他概念的混乱使用当中,间接性的表述与马克思的潜意识意图在此处凸显。由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一部手稿,并非整理出版的著作,可以说马克思的书写过程是与其意识流一致的,因此在词语概念的使用和甄别上就并非完全严谨,要发现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概念的间接性使用具有很大难度:“黑格尔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一方面是外在必然性,另一方面是内在目的。国家的普遍最终目的和个人应该存在的特殊利益之间是统一的。也就是说个人对于国家的义务和个人的权利在其自身是相同的。”〔8〕

从表面来看,马克思这里论述了国家(义务)与个人(权利)的关系,但是如果结合上下文与《法哲学原理》来看,马克思笔下批判黑格尔的其实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外在必然性和内在目的关系,此处却将“市民社会”悄然替换成了“个人”,或者说是“个人的权利”。这种概念的不严谨使用虽然为研究者的阅读提出了较大的挑战,但却恰恰凸显了马克思的潜意识知识框架,在他此时的观念中,“市民社会”其实是由个人的权利所构成的,由此才构成马克思认为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律背反。从法学转到哲学研究的马克思,对于哲学的理解和捕捉还残存着挥之不去的法权的影子,而黑格尔的非严格法学领域的《法哲学原理》,也为马克思从法学到哲学的思考提供了一个异轨性的中介,因此形成了这个思想急剧转变的手稿文本,〔9〕对其中包含着继承与创新碰撞的“市民社会”概念内部的严格剖析,对于展现马克思此时的真实思想视域极为重要。

二、在法权视域中辗转的“市民社会”

在过去的研究中,对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市民社会”概念提出的发现导向了对马克思此时唯物主义转变的判断,而对此时马克思使用的“市民社会”的内涵剖析也在国内学界分化为对马克思此时唯物主义不同性质的争论。暂且不论如何对此时的马克思思想进行定义,在对MEGA2和马克思手稿的研究中,发现对马克思此时“市民社会”概念内涵的再发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中包含了马克思的两重复杂逻辑:

第一,从文字描述的表面来看,马克思此时确实说到了“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前提和动力,也描述了关于对黑格尔国家—市民社会体系进行颠倒的想法,基于此,大部分国内学者认定这是马克思成功运用了费尔巴哈的方法对黑格尔进行唯物主义的颠倒。

第二,在显性的表述背后,马克思对于“市民社会”的隐性理解却是隐性唯心主义的,具体来说:一是马克思笔下的“市民社会”缺乏经济关系的维度;二是马克思此时的“市民社会”是非结构性的表象直观。

上文虽然说到马克思对市民社会和家庭的联系默认了黑格尔的设定,然而从方法论来看,马克思此时真的读懂了《法哲学原理》中的“市民社会”了吗?马克思此时基于法权和个人的市民社会真的能在方法论上运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颠倒吗?

首先,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直接使用和表述是基于抽象的法权和个人基础的,是没有经济关系的市民团体。马克思说:“他(黑格尔)说的是从私人权利和私人幸福,也就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的领域到国家的关系出发的。”〔10〕明显可以看出,马克思将家庭和市民社会直接等同于私人权利和私人幸福,且这里的“私人权利”并非指所有人,而是与封建王权通过偶然性获得的物质利益相对峙的市民社会的个体权利,这种仅限于法权的定义既是马克思长时间法律学习的方法论视域结果,也是对社会现实物质利益耳闻目睹的呈现。另外,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在此手稿中因为提到了“市民社会”,也提到了市民社会的“财产”,就将两者简单结合等同于“经济基础”,但是在这种直接性描述的背后,应该看出马克思虽然把私有财产说成是国家的支柱和基础,但这里所说的国家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而是指封建国家,是马克思在分析嫡长子继承制的使用,是对“财产”的占有,而非所有,马克思此时并没有开始阅读政治经济学著作,因此对这里的“财产”概念的理解不能站在政治经济学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对此时的马克思进行倒叙式的美化,马克思此时的“财产”还停留在抽象的法权占有和现实直观的层面上,或者说,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看,马克思此时笔下的“市民社会”没有经济关系的存在。

其次,马克思基于法权的“市民社会”是一种非结构性的市民团体表象直观,虽然借鉴了费尔巴哈关于“颠倒”的用语,但究其根本是无法完成唯物主义的颠倒方法的。

  • 其一,市民社会是由具有私利的市民组成的,或者说是一个市民团体,在这个团体之中,通过婚姻的自然基础、契约的社会规定、财产(法权意义上的,非生产和交换过程当中的)的生活基础形成市民与市民的纽带,市民社会也依据这种直观、抽象的基础建立在马克思的心中,可以看出这种市民社会是一个非结构性的扁平化团体。

  • 其二,我们再来看一看构成市民社会的“市民”有何特征,马克思直接说:“因为‘市民’,即与普遍相对立的拥有私利的人,也是市民社会的成员”,〔11〕这种私利构成马克思之后对政治国家超越的现实性,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分析个人权利与私利的形成过程,也没有论述私利对于市民社会和市民本身的必要性联系,因此与其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市民社会是一个抽象的法权结构,还不如说是由个人私利组成的简单集合,是一个扁平化的市民团体,而黑格尔不仅对市民社会本身的描述是结构性的,而且对国家的组织和政治施行,以及国家与市民社会双向中介的整套体系结构设计的细致入微

马克思试图通过扁平化的市民团体对结构化的国家体系完成直接颠倒,颠倒的主语和谓语不构成对等关系,直接将“国家”替换成“市民”,无法完成对黑格尔结构化的“国家—市民社会—家庭”体系的颠倒,也无法成功运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颠倒方法,仅仅只能在抽象的法权意味上转圈。

因此,马克思此时的“市民社会”概念的内涵与方法,既没有达到“经济基础”的层次,也没有认识到《法哲学原理》市民社会的深刻性。其基础的薄弱性在于:

第一,与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市民社会相比,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这种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12〕1843年的马克思显然还没有接触到政治经济学,也没有对社会唯物主义〔13〕有深刻的认识,他对市民社会概念自身的理解仅仅停留在抽象意味之上,无法从生产的视角透视市民社会中蕴藏的经济学结构与规律。

第二,与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相比,黑格尔口中的市民社会是在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阐述了从需求和劳动的产生,到分工、商业、工厂的扩大,包含了生产、交换全过程分析的必然王国,而且黑格尔通过市民社会中法律、法院、同业公会等机构和权利的实施,层层递进完成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对接,试图以此克服市场过程和市民行为中的盲目性,从而建立符合理念的自由王国。马克思在面对黑格尔分析中的政治经济学内容时是失语的,无法从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联系中意识到背后复杂的经济过程,这可能也是导致马克思后来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动力之一,因此日本学者望月清司在谈到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市民社会时也曾说:“我们甚至不得不说,马克思还没能深入到《法哲学》(特别是‘需要的体系’一节)的内在逻辑,还没有达到黑格尔的水平。”〔14〕

三、“市民社会”的现实革命与自我革命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当中已经站在了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上对普鲁士专制制度进行批判,因此马克思的矛头直接指向的是封建主义制度,而非资产阶级统治;是黑格尔的泛神论和神秘主义,而非黑格尔的唯心主义。〔15〕因此,马克思运用其尚未透彻分析的“市民社会”试图反抗封建统治的神秘主义和现实颠倒,并以此为未来的市民社会运行构建一个完整的体系,但是这种反抗和颠倒不仅始基薄弱,且带有浓厚的黑格尔式的思辨色彩。

第一,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在对现实中“市民社会”对封建制度的对立和未来市民社会的运行的分析,是建立在《克罗伊茨纳赫笔记》的政治历史研究的基础之上的。

其一,关于手稿的写作过程,笔者倾向于拉宾的观点,即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原始手稿中,304节的摘录之前发生了文本的断裂,即留下了几页空白的纸张,并自304节开始书写字迹、笔势和摘录顺序出现变化,〔16〕其具体原因至今仍然是学术界争论未定的谜团。

其二,从两个文本的内容来看,如果将断裂之后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后半段与《克罗伊茨纳赫笔记》大量未翻译成中文的法文摘录笔记相对照,可以发现许多顺序一致的分析,例如家庭生活、占有、自由、动物性等内容,甚至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后半段中直接论述的德国人和罗马人的对比结论也与《克罗伊茨纳赫笔记》中的历史分析和结论如出一辙,因此十分有可能两者是共同进行写作的。

其三,从逻辑推演来看,马克思之所以对市民社会与封建国家的分离、对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以此认为封建主义制度应该被取代,就是因为对以法国大革命为中心的欧洲历史进行了梳理,并聚焦于历史中的政治内容和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因此马克思此时对市民社会历史使命的阐释具有政治性、革命性和理想性。

第二,马克思在对历史的考察中,完成了“市民社会”对封建历史的现实性革命,从而建立起类似黑格尔国家体系的市民社会体系,也是从此开始,“人”方得出场。马克思认为,在现代社会的现实中,市民社会应当取代封建政治国家而存在,因此“封建国家”及其制度是被市民社会所取消和替代的。在经过历史学研究之后,马克思在这里区分了黑格尔在历史中所混淆的概念,“黑格尔在这里论述了作为中世纪的政治等级,以及在市民社会中具有政治等级的身份,这两种政治等级是在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上的。”〔17〕马克思认为在现代德国社会中仍然存在中世纪封建政治的残余成分,即政治国家,黑格尔用封建的政治国家和政治等级是不符合“真正的市民社会”的,因此在当时德国出现了(封建)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双方的对立,黑格尔却将此双方对立说成是政治国家内部的对立,企图将市民社会纳入到国家的大体系之中。而马克思是如何解决这个矛盾的呢?与黑格尔逻辑一致的是:“市民社会是现实的政治社会。”很明显可以看出,马克思试图反抗封建专制的方法是取消政治国家,而取消政治国家的办法就是通过市民社会在现实中对政治国家的成分进行超越性替代,简单来说是将其符合现代社会的因素纳入到市民社会的大体系之中,“用黑格尔式的腔调对超越性和内在性的研究”,〔18〕从对立面完成了黑格尔式的体系,这就是政治社会逻辑的现实完成——市民社会的历史使命。

日本学者植村邦彦也指出,此时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认识没有达到斯密和黑格尔的高度,于是试图消解市民社会和国家的二元论方法。〔19〕

所以,如果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提出了对黑格尔“国家—市民社会”的颠倒,那么唯一称得上是一次颠倒的就是此处运用黑格尔的思辨逻辑对市民社会历史使命的阐释。

第三,在市民社会对(封建)政治国家完成超越和替代后,市民社会才能成为现实的动力和前提,也只有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的人本主义逻辑方能正式登场。正如马克思说:“市民社会的成员在政治意义上摆脱他自己的等级,摆脱了他的现实的私人地位,在这里,他自己才作为人的意义而出场。”〔20〕在摆脱了政治等级的历史因素之后,非结构性的市民社会由具有私利的人组成,换句话说,也就是马克思口中的个人主义在现实中的完成,这种私人权利、私人利益就构成了现实生活的动力和前提,这也与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认识到了“利益以多数票胜过了法(dasInteressehatdasRechtüberstimmt)”〔21〕具有观点一致性。

在完成了“市民社会”的现实革命使命后,马克思转而又认为,在未来的社会中,这种私利的市民社会本身也是可以再次被扬弃的。除了人性的本质规定,市民社会给予人类的必要性规定都是外在于人的,活动和劳动都只是人在市民社会之中的手段,而“个人的生存是最终的目的”。〔22〕

因此,可以总结出马克思对市民社会使命与未来设想的逻辑:市民社会是由现实中具有私利的人组成的,具有私利的市民社会现实必将在历史中超越和替代政治国家,在超越完成之后,市民社会也将扬弃市民社会本身与个人之间的外在纽带,从而取消市民社会本身的整体性与“下流的唯物主义”〔23〕占上风的问题,最终,“人”被彰显。

如果说这种逻辑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阅读和认同的体现,确有其根据,而如果说这种扬弃和思辨性是师承黑格尔的,也不无道理。但是,如果回过头来看这段思想史,方法论究竟来源于谁并非最重要的,也是无法厘清具体来源的,因为不仅马克思本身的浪漫主义主体性思维就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具有一定的同构性,〔24〕且费尔巴哈其人早期也深受黑格尔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黑格尔左派的一员,〔25〕因此马克思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的理论认同发展具有一致性。然而,只有当马克思在现实物质利益难题催促下,深入政治经济学对市民社会进行再剖析时,才能真正在现实中逐步解开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思辨之谜。

总之,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市民社会”概念是马克思在社会批判领域的初涉,虽是未加严格考察的直接性使用,但是也表现了马克思走出象牙书斋、放眼社会生活的理论方向。

从概念内涵上来看,此时的“市民社会”既未经过黑格尔语境中“需要体系”的中介,也未拥有经济学现实的基础,仅仅是法权意谓的抽象概念。

从批判逻辑上来看,马克思虽然声称以费尔巴哈式颠倒的方法来对黑格尔进行批判,但是不仅由于其市民社会的抽象性不攻自破,而且根据马克思的思路:市民社会取代封建国家—市民社会对自身的扬弃和超越,不难发现这种思路与黑格尔的思路是一致的,马克思的隐性黑格尔逻辑仍然是他此时的理论支撑。

从理论趋势来看,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考察和批判是贯穿其一生的,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作为无产阶级政治立场转变的资产阶级社会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市民社会作为上层建筑基础的一般历史性描述、《雇佣劳动与资本》中作为经济学语境中狭义资产阶级社会的分析,都是马克思对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的异质性的深化研究。而马克思在1843年承诺的“对市民社会的继续研究”也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以异化的状态初步呈现。

原文载于《学术界》总第268期,2020.9,详细注释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