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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冰菁|重思青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转变

重思青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转变

刘冰菁(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思想转变,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点。一般认为,马克思是1843年退出《莱茵报》后,“《莱茵报》时期现实斗争经验的反思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导致马克思开始向唯物主义转变”。〔1〕此时的代表性作品便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其中他批判了黑格尔在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上的唯心主义观点,被视为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的思想路标。然而,对此时马克思如何转向、转向何种唯物主义,这一段思想史的深入挖掘和思想阐释工作仍有待丰富。如今,借助MEGA2资料,我们得以结合1843年马克思的《克罗伊茨纳赫笔记》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两部重要作品,更清晰地厘清马克思的第一次思想转变及其具体内容。

一、《克罗伊茨纳赫笔记》中掩藏的“矛盾”

马克思在1843年3月离开《莱茵报》后,于同年5月—9月来到克罗茨纳赫,集中钻研了关于法国、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的政治学、历史学著作,留下了《克罗伊茨纳赫笔记》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由于这两部作品都是马克思在1843年5月—9月内完成,〔2〕而且马克思撰写《克罗伊茨纳赫笔记》的目的是想要通过研究国家在法律、行政等方面的历史变化,揭示国家、特别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形成与本质,为系统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国家理论提供支撑。因此,一般认为《克罗伊茨纳赫笔记》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共同反映了1843年马克思向唯物主义的思想转变过程。

确实,从MEGA2资料来看,在《克罗伊茨纳赫笔记》中,马克思在历史、政治研究中接触到了许多与唯物主义相关的资料,特别是私有财产所有制关系影响国家结构、政治体制、公民政治权利等内容,无疑构成了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国家观的重要基础。因此,在《克罗伊茨纳赫笔记》第一册里,马克思先是按照编年顺序、提要式地记录了从公元前600年至16世纪末的法国历史,内容广泛,涉及到政治方面的国家议会、社会经济方面的海航贸易工业和市民阶层的兴起、宗教方面的十字军东征等。但从第二册开始,马克思摘录的篇幅大大缩减,却集中关注了一个主题:私有财产对政治权利、社会地位、支配关系等的影响。

比如,马克思摘录达鲁的《威尼斯共和国史》、巴约尔的《对斯泰尔夫人遗著(法国大革命纪实)考证》时发现,“财富成了权威的代名词”,〔3〕土地所有权会为所有者带来人身依附关系上的特权:“土地所有权带来两种权利,所有者将会拥有管理一般事务的权利,另外会衍生出他与统治者、土地上的佃农的关系。”〔4〕不仅如此,在法国大革命后取代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社会里,财产还决定了人享有的政治权利、社会地位、道德阶层等。“人通过财产权获得了所有权利……根据个体所拥有的财产,他被判定具备享有某些权利、履行某些政治职能所需的智慧、教育和道德。由此,对只拥有财产的人来说,财产权就是证明。”〔5〕

随后,马克思在摘录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时特别指出“卢梭在此处写了一句值得关注的评论”,〔6〕也是关于私有财产的多少影响了政治领域中的法律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在坏政府的下面,这种平等只是虚有其表;它只能保持穷人处于贫困,保持富人处于占有。事实上,法律总是有利于享有财富的人,而有害于一无所有的人;由此可见,惟有当人人都有一些东西而又没有人能有过多的东西的时候,社会状态才会对人类有益。”〔7〕

这反映出,马克思确实是在历史、政治研究中逐渐体认到,国家统治会被市民社会的财产关系所左右,公民在政治领域中的社会等级和权利会由私有财产的多少所决定。于是,马克思才在《克罗伊茨纳赫笔记》第四册摘录兰克的《历史—政治杂志》时写下了罕见的长评,指出在历史现实中,绝不是黑格尔所说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相反。“因此,当黑格尔把国家观念的因素变成主语,而把国家存在的旧形式变成谓语时——可是,在历史真实中,情况恰恰相反:国家观念总是国家存在的〔旧〕形式的谓语——他实际上只是道出了时代的共同精神,道出了时代的政治神学。”〔8〕这正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颠倒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唯心主义观点的先声。

如果仅仅停留在此,我们可能会判定,马克思已在《克罗伊茨纳赫笔记》中发现,私有财产的所有制关系是推动社会历史的真正基础,最终得以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批判黑格尔的神秘主义国家观,彻底完成向唯物主义的转变。可无法忽略的是,马克思在《克罗伊茨纳赫笔记》中还花费了大量篇幅关注现代国家、政治体制运行的人民民主、理性原则,这与他《莱茵报》时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十分接近。比如,从马克思在第二册笔记本末尾自建的索引〔9〕中来看,除了“所有制及其结果”之外,他关注的还有“立宪议会”“平等”“普遍意志的表达”“公共福利作为目的”等,在这些标题下归类了他感兴趣的人民主权、国家理性等主题,记录着理想状态中的国家按照“公意才能够按照国家创制的目的,即公共幸福,来指导国家的各种力量”〔10〕,主权者代表的“只不过是一个集体的生命”〔11〕、民主的主体是全体公民等。

《克罗伊茨纳赫笔记》文本呈现的“矛盾”状况,促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即在1843年的《克罗伊茨纳赫笔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关注私有财产所有制问题,是否意味着他已彻底转向了唯物主义、认识到私有财产在社会历史中的基础性作用?这种唯物主义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这需要我们进一步审视《克罗伊茨纳赫笔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与此相关的讨论。

二、《克罗伊茨纳赫笔记》里的另一条线索

根据MEGA2文献,在《克罗伊茨纳赫笔记》的历史政治研究中,马克思确实第一次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国家观,特别是他在摘录兰克时发表的评论,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唯物主义论述十分接近。但在《克罗伊茨纳赫笔记》中也存在着其它线索,反映出此时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的复杂变动状况。

在《克罗伊茨纳赫笔记》第二册中,马克思观察到了私有财产影响国家政治的现实,但对此他并没有直接肯定,态度上更倾向于批判与否定。虽然马克思在达鲁、巴约尔的作品里注意到了私有财产影响政治领域,但他认为这是私有财产衍生出不平等特权的恶劣影响,才在此册末尾自建的索引中,主动将达鲁、巴约尔标记为“所有制及其结果”“市民等级”中的“在自治共同体中特权者的地位”、“贵族”中的“关于特权的产生”“特权的融合”。〔12〕同样地,马克思不仅特别标注了卢梭说的法律总是有利于有财富的人,更在同一索引下加入内容表明,全部社会体系的基础并不是财富,而是道德和法律的平等:“基本公约并没有摧毁自然的平等,反而是以道德的与法律的平等来代替自然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身体上的不平等;从而,人们尽可以在力量上和才智上不平等,但是由于约定并且根据权利,他们却是人人平等的。”〔13〕

并且,继达鲁、巴约尔、卢梭后,当马克思研读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时,他对私有财产问题的批判态度愈加明确。这明显体现在马克思摘录《论法的精神》时反常的“中断”。原先,马克思是按作品页码顺序、依次摘录法律是人类理性的体现、不同政体制度(专制、君主制、民主制)的不同施政原则等内容,却在摘录第十一章时突然“中断”,有意识地加入了一个倒叙和总结。

具体来说,马克思在摘录到《论法的精神》第十一章时,他感兴趣的是罗马民主共和国按照个人拥有财产多少建立税收制度,“依据财富的多寡把所有的公民划分为六级,并按每个公民在政府所负责任大小的比例规定税额”。〔14〕但在此之后,马克思特意回头记录前面已浏览过的第五、二、八章的段落指出,如此建立税收制度的初衷是“把生活的差别减少或加以规定,然后用特别法征收富人的税,减轻穷人的负担”〔15〕(马克思依次标记引用的页码是第308、82、19、22、188页),来缩小贫富差距,使人们更为平等。但结果是,这不仅会引起民主选举合法地向富人倾斜,“他是在民主政治精神的指导下,进行等级的划分的……他让每个公民都有选举权……但是只能从前三个等级里选择‘官吏’。这三个等级是富有的公民。”〔16〕还会导致人民的不平等、民主政治原则的堕落:“一个共和国的人民怎样地滥用他们的平等……查米德斯说:‘……当过去我富裕的时候,我不能不阿谀那些告密者,因为我知道被他们陷害的机会多,而陷害他们的机会少。共和国经常向我要求新税,我老也不能走开。我现在已经贫穷,我倒获得了威权;没有人恐吓我,我倒可以恐吓别人。’”〔17〕在此之后,马克思继续记录了有关私有财产、私人利益干扰国家、法律甚至是剥削犹太人财富的宗教政策等内容。

可见,马克思已认识到,私有财产对政治领域的影响并不是应有状态,而是败坏政治领域、催生不平等的恶劣状况,他观察到了,但并不认可私有财产左右国家政治的现实。于是接下来,在《克罗伊茨纳赫笔记》第三、四、五册中研究法国大革命史、英国史等时,马克思不仅继续批评私有财产引起政治恶化,还摘录了不少资产阶级政府并未实现人民主权的资料,透露出他支持消灭私有财产、实现人民主权的真正立场。

比如,马克思从瓦克斯穆特的《革命时代的法国史》中看到,虽然在法国大革命后《人权宣言》宣告公民平等地享有权利,但在资产阶级议会制政府统治下,一切如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吉伦特派领袖韦尼奥所言:“公民的平等只是这些权利的平等,即财富上的平等,而不是人头税、力量、精神、活动、工业和劳动的平等。”〔18〕资产阶级反而窃取了人民的主权:“到底是谁在不断地呼唤人民的主权,但只是为了将其彻底掠夺走?”〔19〕那么,到底要依据何种原则构建国家与社会呢?马克思摘录了罗伯斯庇尔未发表文献的一句话,“内部的危险来自于资产阶级;为了战胜资产阶级,必须重新联合起人民。”〔20〕言下之意,不能令国家沦为私人利益的工具,必须抛弃私有财产带来的不平等,实现真正的人民主权与平等。

由此可见,在《克罗伊茨纳赫笔记》中,马克思确实关注了私有财产问题,但他并未认可私有财产对社会历史的决定性作用,反而是批判性地观察到:在欧洲历史上,私有财产、私人利益导致政治落败、社会不平等与人民被剥削,这更像是《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下流的唯物主义”的痛恶。相对地,马克思期望国家与社会朝向更理性、人民主权的方向发展,而不是被物质利益所左右。这意味着,在《克罗伊茨纳赫笔记》中,马克思接触到了财产关系决定国家与法等现实,但根本上,他尚未肯定物质利益驱动的现实,仍期望恢复人民的主体和理性意识。从这点来看,如果说在这一阶段马克思转向了唯物主义,那这一转向并不够彻底。

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转变

那么,1843年的马克思到底处在何种思想状态呢?这便要结合马克思撰写《克罗伊茨纳赫笔记》旨在完成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来看。如前所说,《克罗伊茨纳赫笔记》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几乎是在1843年5—9月内同时进行,马克思撰写《克罗伊茨纳赫笔记》是为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做准备,内容上有所交叉,可结合两者审视马克思此时的思想变动状况。而且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主要从两个方面揭露了黑格尔国家观的唯心主义性质,这被视为他转向唯物主义的重要依据,当然是探究马克思第一次思想转变状况的重点。

最先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前部,马克思指责黑格尔把国家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反而将“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的关系被理解为观念的内在想象活动”,〔21〕不把作为出发点的事实作为事实来看待,陷入了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和思辨的唯心主义思维。“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活动着的;而在思辨的思维中这一切却是颠倒的。”〔22〕虽然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停留在抽象的哲学逻辑层面,他并不认为市民社会作为经济基础才决定了国家,而是因为“国家是从作为家庭的成员和市民社会的成员而存在的这种群体中产生的”,〔23〕家庭和市民社会才构成了国家的前提,但马克思此时确实初步得出了现实决定观念的唯物主义结论。

随后与《克罗伊茨纳赫笔记》相似,马克思转而借助具体的历史政治研究,历史性地批判黑格尔关于国家和市民社会的论述。他认为,市民社会是根据个人私利组织起来的任意状态,“现代的市民社会是实现了的个人主义原则”,〔24〕而黑格尔把国家视为可以超越市民社会的普遍性领域,在这里人能克服利己主义、追求普遍的善。为此,黑格尔支持国家设立君主立宪制、长子继承制,以便让政治权力介入,使国家独立于私有财产等外在因素,决定市民社会的发展。但历史的发展揭示出:“历史的发展使政治等级变成社会等级……人民的单个成员在他们的政治世界的天国是平等的,而在社会的尘世存在中却不平等。”〔25〕因为“‘无依赖性的私有财产’或‘真正的私有财产’不仅是‘国家制度的支柱’,而且还是‘国家制度本身’”。〔26〕事实上,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尘世的私有财产决定了国家和法。黑格尔是颠倒地认为国家理念决定家庭和市民社会,错误地“把长子继承权描写成政治国家对私有财产的权力。他倒因为果,倒果为因,把规定性因素变为被规定的因素,把被规定的因素变为规定性因素”。〔27〕

准确地说,与《克罗伊茨纳赫笔记》中对私有财产的态度一样,马克思是看到了,但并不全然认可市民社会对国家的决定作用。在此时马克思的眼中,市民社会只是个人私利任意结合的非理性状态,社会历史的发展动力并不来自市民社会现实的利己活动。相反,他指出,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都是人的本质实现的客体化结果,“在阐述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等时把人的这些社会存在方式看作人的本质的实现,看作人的本质的客体化……人始终是这一切实体性东西的本质,但这些实体性东西也表现为人的现实普遍性,因而也就是一切人共有的东西。”〔28〕因而,人理应恢复对市民社会、国家等对象化产物的属人本质,这才是未来社会发展、建立政治体制的动力和标准。如此,市民社会在个人主义原则下的“活动、劳动、内容等等都只是手段”〔29〕,国家也不该为私人利益所左右,而应代表人类的普遍利益,“国家是抽象的东西。只有人民才是具体的东西。”〔30〕

所以,此时马克思提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是在批判黑格尔提出的国家克服市民社会利己主义方案的虚假性,不是在全然肯定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合理性。而且,马克思不仅要抛弃黑格尔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神秘主义观点,也要克服由私人利益组成的市民社会对国家和法的任意干涉,他的根本目的是要超越私欲横流国家落后的现状,实现人的共同本质和普遍利益。那么,固然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国家观时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唯物主义结论,但在他看来,市民社会仅仅是私人利益的任性聚合,并不是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基础,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因素是人的本质的共同实现。

可见,无论是在《克罗伊茨纳赫笔记》还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都已关注到了私有财产、市民社会影响政治国家的问题,并依据社会历史现实驳斥黑格尔的国家理论。但他并未准确把握市民社会的现实意义,也未肯定私有财产所有制关系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而是站在人的本质的立场上,拒斥私有财产导致国家与法的异化,支持依据人的本质的共同实现来决定社会历史的发展。这显示出,1843年马克思虽已在分析国家与法的问题时转向了唯物主义,但这一转向并未彻底完成,他在社会历史观上仍带有唯心主义色彩,在政治立场上坚持的是人民主权思想。

而《克罗伊茨纳赫笔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所以呈现相对繁杂的理论状况,归根到底是由于1843年的马克思正处在思想急剧转变的时刻。马克思既远离了青年黑格尔派主观唯心主义的抽象论调,密切关注社会现实,又遇到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思想,打算“扬长避短”,直面政治问题、代替自然讨论,同时他在独立的历史政治研究中,进一步考察了社会历史现实和现代经济活动。这使1843年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的过程略显复杂,也要求我们更细致地厘清这种唯物主义的边界。

首先,虽然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时自觉使用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批判方法,但他此时转向的“唯物主义”并不等同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因为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本质上是自然唯物主义,他并不关注真实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而是抽象地认为,人区别于动物的地方在于他具有集体、爱与友谊的类本质,上帝不过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因而,彻底的变革只需思维上的主谓颠倒、将神的属性复归给人本身。1843年时,马克思虽然使用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批判方法,但当他打算远离费尔巴哈的自然,醉心于国家时,这便为他超越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奠定了基础。从《克罗伊茨纳赫笔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便可看到,马克思虽然借用了主谓颠倒的批判形式,但在论证内容上,他并未像费尔巴哈那样以集体、爱等定义人的类本质及其复归路径,更多的是依据历史现实、人类活动论述人本主义立场的合理性。可以说,1843年的马克思并没有全盘照搬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而是依据历史政治的现实研究,初步形成了人本主义的哲学观念,极具独创性地批判了黑格尔的国家理论。

其次,在1843年批判黑格尔时,马克思接触了很多历史政治的现实主题,并力图运用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国家与法的问题。但根本上,他并不认可被外在物质利益驱动的现实,也没有充分理解市民社会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作用,仍期望消灭私有财产,实现人的本质。这既不同于自然唯物主义、承认人的感性存在决定观念,也未彻底肯定所有制关系决定社会历史发展,更不等于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的现实存在和生产活动(无论异化与否)在社会历史结构中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说明,1843年马克思已在探索历史政治的各种现实问题时转向唯物主义,但仍在社会历史观上透露出隐性的唯心主义色彩。当然,马克思已从具体的社会现实出发考察市民社会与国家,这为他深化唯物主义,走向政治经济学的独立研究开辟了道路。

原文载于《学术界》总第268期,2020.9,详细注释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