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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福公|重审《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完成第一次思想转变的过程与实质

重审《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完成第一次思想转变的过程与实质

张福公(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

在冲破苏联教科书体系关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传统解读路径(即“一次转变论”)的过程中,以孙伯鍨先生为代表的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创性地提出了“两次转变论”〔1〕,强调马克思在1843年实现的思想革命只是他的第一次转变,即在哲学上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在政治上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这一观点已越来越成为一种共识。不过在一些细节问题上仍值得我们继续思考:

一是演变过程上的“割裂”嫌疑。我们通常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下简称《批判》)和《克罗伊茨纳赫笔记》看作转向唯物主义的标志,而将《德法年鉴》时期看作转向共产主义的标志,这样似乎就将两者分裂开来;

二是质性判断上的宽泛模糊。我们通常用“唯物主义”或“一般唯物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或“哲学共产主义”等术语来宽泛地指认这一转变,而没有明确界定它们的具体性质,于是便有了“自然唯物主义”〔2〕“法权唯物主义”〔3〕或“人本学唯物主义”等不同说法;

三是思想源泉上的狭窄单一。我们通常将费尔巴哈看作马克思实现第一次转变的主要思想来源,而相对忽视了同时期的蒲鲁东、赫斯和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转变产生的重要影响。〔4〕对于上述问题的进一步探究,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把握马克思的第一次思想转变的理论源泉、演变过程与思想实质。

一、马克思第一次思想转变的理论支援背景

过去,我们通常是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理论射线中探讨马克思第一次思想转变的思想源泉问题,而忽视了其他理论资源,譬如蒲鲁东、赫斯和恩格斯。虽然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于蒲鲁东、赫斯、恩格斯同马克思的思想关系已经作了深入探讨,但主要集中于马克思在《巴黎手稿》时期及其之后的思想发展阶段,忽视了他们对马克思第一次思想转变的影响。其实,蒲鲁东、赫斯和恩格斯为马克思的第一次思想转变提供了不同层面的思想灵感。

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被梅林称作“在一定的意义上是西欧社会主义的最前哨”。〔5〕该书中的创见可归结为两点:

一是蕴含着隐性社会唯物主义意蕴的所有权决定论。他指出,“人是过着社会生活的动物,社会意味着各种关系的总和”,〔6〕对社会历史的考察应当“更多地注意社会的经济关系”,因为“一个国家有怎样的所有权,它就有怎样的家庭、婚姻、宗教、民政和军事组织以及立法和司法制度”;〔7〕

二是基于抽象人性论对资产阶级政治法权之虚假性的猛烈批判。他指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能自觉意识到自己的合群能力,〔8〕因此,人类能在共同协作中产生巨大的集体生产力,共创共享社会财富,因此,这种集体生产力中蕴含着自由平等公正的原则和未来社会发展的趋势。〔9〕

只可惜,蒲鲁东没有沿着这一客观逻辑继续前进,而是转而将其作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和经济学范畴的武器。他逐一批判了《人权宣言》中的自由权、平等权、所有权和安全权等资产阶级法权观念。譬如,资产阶级的平等权是一种“抽象的法权设定”,因为它正是以“财产和等级上的不平等为前提”〔10〕,即“人类的一切劳动必然是一个集体生产力的结果,由于同样的理由,一切财产就变成集体的和不可分割的”,但“对于劳动者因团结协作和群策群力而产生的庞大力量,资本家并没有给予任何报酬”。〔11〕这里,蒲鲁东竟无意触及到了相对剩余价值问题。因此,所谓的平等权和所有权就是“盗窃和欺诈”。〔12〕在此基础之上,蒲鲁东提出一种作为“共产制和私有制的综合”的自由社会,〔13〕即平等、无政府及具有无限多样性和相称性的社会。但其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

莫泽斯·赫斯是德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他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将德国哲学与法国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赫斯的哲学构架最初是斯宾诺莎和费希特,1841年下半年开始转向费尔巴哈,并试图将费尔巴哈与蒲鲁东结合起来。〔14〕而这又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首先是在《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以下简称《二十一印张》)时期,赫斯通过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与蒲鲁东的资产阶级法权批判相结合而走向政治异化批判。也就是说,赫斯绕过了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而直接将其人本学唯物主义及其异化批判逻辑推进到政治领域——这恰好为《批判》时期的马克思提供了一种思想先导。

具体而言,赫斯明确批判了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原则,即“社会生活的中世纪式的诸形态”并不是以理性或法律为基础,“而完全是由自发的、利己主义的盲目斗争和利己的个人欲望而产生的”,〔15〕而“个人所有制首先导致奴隶制”。〔16〕由此,赫斯进一步揭露了宗教教会和政治法权的虚假性和利己主义实质。他指出,宗教和政治中的共同利益代表者在本质上只是“靠榨取其臣民的血汗过活”〔17〕的利己主义的骗子,资产阶级所宣扬的自由平等人权“仅仅是奴役的另一种形式”。〔18〕

这里,他引用了蒲鲁东的名言“暴君已经换了,暴政依然存在”,〔19〕并称赞蒲鲁东的“财产就是盗窃”“击中了要害之所在”。〔20〕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一种糅合了斯宾诺莎和康德的伦理学、费希特的行动哲学以及蒲鲁东与傅立叶的社会主义的伦理共产主义

其次是在《德法年鉴》时期,赫斯进一步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异化批判逻辑推进到社会经济领域,走向货币异化批判——这也为同时期的马克思初步建构货币异化思想提供了参照。赫斯以自由自觉的共同交往关系重新定义了人的类本质,并以此批判了资产阶级私有制中的货币异化现象。他指出,在利己主义的现代“小商人世界”中,货币成为世俗之神,但在本质上,“货币是相互异化的人的产物”,〔21〕是“人的外化了的能力,人的被出卖了的生命活动”。〔22〕而“金钱的存在本身就是人类的奴隶制度的标志”。〔23〕赫斯认为,人类要想超越目前的交往异化阶段而向共产主义过渡,就必须在爱和理性中联合起来才能实现。可见,赫斯最终又退回到伦理共产主义的窠臼。

青年恩格斯比马克思更早地受到赫斯的影响,因而较早转向了哲学共产主义。不过,由于恩格斯较早地考察研究了英国资产阶级私有制的现实状况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因此,他比蒲鲁东和赫斯具有更明显的实证研究方法和更强烈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因此,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中,恩格斯的哲学逻辑构架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恩格斯的总体叙事逻辑是从现实社会生活出发的客观逻辑;〔24〕另一方面,恩格斯又通过赫斯积极吸收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批判逻辑,以揭露资产阶级私有制的丑恶。恩格斯在《大纲》中就专门提及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25〕因此,青年恩格斯对此时马克思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恩格斯从客观逻辑出发对资产阶级私有制的残酷现实和无产阶级的悲惨境遇的揭露,既向马克思展现了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也向马克思呈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深刻弊端,从而促进了马克思向无产阶级立场的转变。譬如,资产阶级私有制下相互敌对的竞争状态使人们处于“相互奴役状况”,〔26〕竞争的盲目性导致的周期性的商业危机“必定引起一场社会革命”。〔27〕而机器的发明和应用又“破坏了工人们对工厂主的反抗”。〔28〕

二是恩格斯基于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逻辑对资产阶级私有制和政治经济学范畴之虚伪性和矛盾性的批判,同样成为马克思接受费尔巴哈的重要参照。譬如,斯密的自由贸易体系的“伪善、前后不一贯和不道德目前在一切领域中与自由的人性处于对立的地位”,〔29〕而李斯特的贸易保护主义只是斯密体系的组成部分。〔30〕又如,劳动本应是“人的自由活动”,〔31〕但在资产阶级私有制下,劳动却发生双重分裂:积累劳动即资本与劳动本身的分裂,劳动工资同劳动本身的分裂。基于此,恩格斯强烈主张“消灭私有制、消灭竞争和利益对立”。〔32〕

总之,蒲鲁东、赫斯和恩格斯的共同研究主题和不同解读路径为马克思的第一次思想转变提供了多重理论支撑。就前者而言,他们对资产阶级私有制的现实与理论(法权观念和经济学范畴)的猛烈批判、从私人利益和利己主义角度对市民社会的界定给马克思留下了深刻印象,从而对他既有的哲学与政治立场造成强烈的外部冲击。就后者而言,蒲鲁东的“所有权决定论”和基于抽象人性论的资产阶级政治法权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将使初次遭遇物质利益难题的马克思引发思想上的共鸣,进而为他转向历史政治研究和资产阶级政治法权批判提供思想指引和材料支撑。赫斯把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及其异化批判逻辑拓展到政治和经济领域为马克思转向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并展开政治异化和货币异化批判提供了重要的哲学方法论启示。相对于蒲鲁东和赫斯的抽象伦理共产主义,恩格斯从客观逻辑出发对资产阶级社会残酷现实的揭露和明确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对马克思转向坚定的革命共产主义立场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论犹太人问题》:人本学唯物主义及其异化批判逻辑的正式确立

我们过去通常将《论犹太人问题》的理论地位定格在马克思对政治异化和人的解放思想的初步建构,而忽视了对其背后的哲学方法论与政治立场的剖析。其实,我们从中可以明显看到,马克思在哲学上已经确立了费尔巴哈式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政治异化批判和经济(货币)异化批判,进而在政治上初步形成了基于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哲学共产主义萌芽。这一思想转变的达成既离不开蒲鲁东和赫斯的重要影响,也离不开马克思自身的理论探索。

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首次遭遇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题。他惊愕地看到国家和法沦为林木所有者维护私人利益的工具,亦即“物质利益占了上风”。于是,他从“国家理性与国家伦理”〔33〕角度批评这是一种“拜物教”〔34〕和“下流的唯物主义”〔35〕。与此同时,马克思也首次遭遇到对共产主义发表意见的难题。在《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1842年10月15日)中,马克思虽然还拒斥共产主义思想,但认为“对于像勒鲁、孔西得朗的著作,特别是对于蒲鲁东的机智的著作,决不能根据肤浅的、片刻的想象去批判,只有在长期持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36〕这表明,蒲鲁东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和共鸣,并使他既有的革命民主主义和哲学立场开始发生动摇。在《克罗伊茨纳赫笔记》中,马克思通过自主研究获得了三点重要认识:

一是私有财产构成了国家与法的基础决定性要素,这蕴含了近似社会唯物主义的意蕴;

二是市民社会的核心是私人利益或私有财产,现实的人就是利己主义的原子式个人;

三是国家制度与法权观念都是虚假的,其根本目的是私人利益。

这些认识无疑再度确证了蒲鲁东的“所有权决定论”以及他和赫斯对政治法权和市民社会的批判,进而为马克思的思想变革奠定了基础。

在《批判》中,“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论断表明马克思已经在一般意义上确立了唯物主义的立场,不过由于此时马克思主要是从否定的角度理解市民社会,而没有真正把握古典经济学和黑格尔意义上的基于劳动分工和交换关系的市民社会,因此,这里的唯物主义还不是社会唯物主义。而赫斯在《二十一印张》时期确立的费尔巴哈式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及其政治异化批判恰好契合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强调自然过多而强调政治过少”〔37〕的判断,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此时马克思持有的是受赫斯启发而刚开始确立的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及其政治异化批判逻辑。譬如,马克思认为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都是“人的本质的实现”,是“人的本质的客体化”,〔38〕并在此基础上主张重建一种超越现有一切政治制度、消灭政治国家的“真正的民主制”〔39〕——尽管它还不是共产主义,但已超出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立场。

到了《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在第一部分延续了《批判》中的人本主义政治异化批判逻辑,基于鲜明的人本学唯物主义揭露了政治解放的局限性和虚假性。他指出,“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40〕但政治解放却造成人的分裂:它“一方面把人归结于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于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41〕亦即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裂。而政治解放的局限性进一步暴露出它的虚假性。对此,马克思像蒲鲁东一样逐一批驳了1793年宪法和《人权宣言》对人权、自由、平等、财产和安全的定义。譬如,所谓人权“无非是利己的人的权利”,〔42〕自由权只是“狭隘的、局限于自身的个人的权利”,〔43〕财产权“是自私自利的权利”,〔44〕安全权是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的保障”。〔45〕也就是说,政治解放并没有使国家和法真正成为普遍利益的代表,而是使两者在根本上沦为维护私人利益的工具,同时也使市民社会的利己精神从政治枷锁中解放出来。〔46〕可见,政治解放之局限性的根源就在于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原则。因此,对政治异化的批判必须推进到对市民社会本身的批判。

对此,赫斯在《论货币的本质》中的人本主义货币异化批判再次为马克思提供了方法借鉴。于是,马克思在第二部分中将政治异化推进到经济异化层面,对市民社会中的货币异化现象展开批判。马克思指出,犹太教的世俗基础就是“实际需要,利己主义”,而“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的神就是金钱”。〔47〕也就是说,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原则的极致表现就是对金钱的追求和膜拜。对此,马克思从人本学异化逻辑的角度指出:“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48〕因此,犹太人的解放在根本上“就是人类从犹太精神中得到解放”,〔49〕这亦即人的解放。而要实现人的解放,“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50〕才能完成。这里,马克思的“人的解放”初步表达了一种基于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立场,但还没有明确阐明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主体与实践道路。总之,随着马克思对国家和法的批判从政治异化批判深入到经济(货币)异化层面,马克思在哲学上真正确立起人本学唯物主义,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孕育了一种共产主义萌芽。

三、《导言》:基于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哲学共产主义立场的真正确立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基于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哲学构架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深入阐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实践路径,从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赫斯和恩格斯对马克思的积极影响。

马克思指出,对宗教的批判已经揭示出“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这无疑是对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宗教批判的肯定。但是,“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51〕显然,这是赫斯对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拓展。于是,马克思强调,“哲学的迫切任务”已经由对宗教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和法的批判。由于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已经认识到对政治和法的批判必须深入到对市民社会本身的批判,因此,马克思深刻指出:“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是现代主要问题之一。”〔52〕而这一问题是以“保护关税、贸易限制制度、国民经济学的形式”〔53〕引起德国人的注意的。因此,“在法国和英国,问题是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对财富的统治;在德国,问题却是国民经济学或私有财产对国民的统治”。〔54〕而这意味着“在法国和英国是要消灭已经发展到极致的垄断;在德国却要把垄断发展到极致”。〔55〕显然,马克思拒斥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德国国民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而这些内容正是恩格斯在《大纲》中所批判的内容,由于此时马克思尚未真正开始经济学研究,因此可以推断这一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恩格斯的影响。

在马克思看来,由于德国人“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56〕因此,德国人应该以哲学的方式回应这一现代问题,其中黑格尔的法哲学对它作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终的表述”〔57〕,因此,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既是对现代国家和对同它相联系的现实所作的批判性分析,又是对迄今为止的德国政治意识和法意识的整个形式的坚决否定”。〔58〕而这正是卢格、赫斯等青年黑格尔派成员所从事的工作。但马克思随即一针见血地指出,对思辨法哲学的批判可以反抗德国的一切政治意识形式,却“不会面对自己本身”〔59〕,亦即无法真正触及当代现实本身。这表明,马克思已经开始反思和超越赫斯、卢格等青年黑格尔派成员的抽象批判,而主张一种“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即达到“人的高度的革命”〔60〕的实践。

于是,马克思集中阐述了他的基于人本学唯物主义的革命共产主义立场,即“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61〕这里的“群众”就是无产阶级,马克思正确看到无产阶级是“工业运动”的产物,因而它“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工制造的贫民”,因此它是“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它表明了“人的完全丧失”,“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62〕亦即实现普遍的人的解放。而这里的“理论”就是宗教批判所得出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学说,亦即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哲学。这一理论的根本要求就是“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63〕而这与“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64〕是一致的,也是同恩格斯的“消灭私有制、消灭竞争和利益对立”相一致的。可见,在马克思看来,人本学唯物主义哲学与无产阶级构成了实现人的解放的两个核心要素:“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其中“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65〕而当一切内在条件一旦成熟,“德国的复活日”即人的解放日“就会由高卢雄鸡的高鸣来宣布”。〔66〕

综上所述,基于自身的政治—历史研究和对蒲鲁东、赫斯和恩格斯等人的思想方法的积极借鉴,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和政治立场经历了一次格式塔式的同体变革。具体来说,《莱茵报》时期的“苦恼意识”使马克思的哲学和政治立场开始发生动摇,随后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萌生出人本学唯物主义和超越革命民主主义的“真正的民主制”立场,最终在《德法年鉴》时期真正完成了第一次思想转变:在哲学上转向费尔巴哈式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在政治立场上转向基于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哲学共产主义。这一新的哲学世界观和政治立场的确立恰好为马克思在《巴黎手稿》时期建构交往异化与劳动异化理论和共产主义思想打下坚实的基础。

原文载于《学术界》总第268期,2020.9,详细注释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