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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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兵|马克思哲学思想第一次转变的来源与逻辑

主持人语:这组笔谈集中反映了青年马克思在1843年前后,通过《克罗伊茨纳赫笔记》的欧洲历史研究,初步开始自己思想上的“第一次转变”过程。深入追问了青年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颠倒主谓关系里的市民社会的含义,也梳理了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的复杂思想关系,为进入马克思下一步的经济学研究理清了思想史线索。

马克思哲学思想第一次转变的来源与逻辑

张一兵

恩格斯曾说道:“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1〕根据恩格斯的说法,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界将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即在1843年完成了唯物史观的转变。但是,唯物史观的创立并非一蹴而就的,仅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思想转变就存在着多条逻辑消隐的极为复杂的过程。因此,南京大学孙伯鍨先生提出了“两次转变说”,其中的第一次转变即认为1843—1844年的青年马克思在哲学思想上转向一般唯物主义,政治立场上转向无产阶级立场。

一、青年马克思思想转变的复杂性

无论是孙先生“两次转变说”中的第一次思想转变,还是原苏东学界“一次转变论”的判断,其共同的判断是在1843—1844年之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产生了一次转变,其共同的依据则是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的学说。关于青年马克思第一次转变的“市民社会—国家”学说,有两处马克思的描述被奉为圭臬:

其一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认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相反,马克思说:“黑格尔想使‘自在自为的普遍东西’——政治国家——不由市民社会决定,而是相反,使它决定市民社会。”〔2〕

其二是在《克罗伊茨纳赫笔记》中,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主语和谓语的颠倒来解释黑格尔的国家学说,他说:“因此,当黑格尔把国家观念的因素变成主语,而把国家存在的旧形式变成谓语时——可是,在历史真实中,情况恰恰相反:国家观念总是国家存在的[旧]形式的谓语——他实际上只是道出了时代的共同精神,道出了时代的政治神学。”〔3〕从话语的显性描述来看,马克思完成了对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主谓直接颠倒,总结出了市民社会是作为国家的决定性因素、动力、前提而存在,这也是至今大多数学者对马克思思想转变的确凿证据。

但是,真正的方法论往往隐藏在显性话语之下,当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国家观进行颠倒时,马克思所理解的“市民社会”和“国家”概念是否与黑格尔笔下的含义一致?马克思进行颠倒的理论来源和方法论依据是什么?对理性主义国家观的颠倒是否等同于唯物史观?

如果将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第一次转变结合历史与笔记手稿来研究,可以将此时的马克思划分为五个阶段分别研究:

(一)1842年3月开始,马克思写下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等政论文章,在批判普鲁士专制制度的过程中首次发现了“物质利益难题”,这在过去被认为是马克思唯物主义转变的现实动力;

(二)1843年3—8月,马克思着手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并同时完成了《克罗伊茨纳赫笔记》,其中研究了法哲学和历史学,过去学界认为这是马克思借助费尔巴哈的主谓颠倒方法来对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国家观进行颠倒,也标志着马克思哲学思想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

(三)1843年9月,马克思与卢格开始讨论准备《德法年鉴》出版的事宜,撰写了《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标志着其政治立场从革命民主主义向无产阶级的立场转变;

(四)1844年3—8月,马克思开始系统研究古典政治经济学,写下了《巴黎笔记》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也被大部分学者认为接受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与主谓颠倒方法,形成了用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来研究社会唯物主义;

(五)在1845年马克思完成第二次思想转变,即历史唯物主义创立后,在之后的文本可以不断看到马克思对第一次转变显性和隐性层面的回溯与继承,这包括了恩格斯之后对青年马克思这次思想转变的定性判断,这为我们从整体把握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转变提供了很好的入口和参照。

自原苏东以来,大量的文章和书籍对不同的阶段进行阐释和梳理,但遗憾的是,大多的研究只是基于中文翻译的版本进行简单的质性判断,且仅仅停留在马克思公开发表物的显性词句之中,深入不到马克思真实的逻辑转换话语层面,导致了许多研究落入“西方马克思学”的窠臼。我认为,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第一次转变的研究必须坚持三个原则:

第一是基于马克思写作的德文、法文、英文原文,从原始手稿和MEGA2的文献基础出发,结合马克思公开发表物、手稿、笔记、书信进行全面的梳理和研究,在不同的文本中甄别出马克思的真实理论语境。

第二是追根溯源,马克思思想转变不仅仅是词句使用的转换,更是一个思想形成史的考察,他在什么阶段阅读了谁的理论、对该理论思想持怎样的自觉或非自觉的态度、马克思的直接理论来源和潜在转换,更是一个思想形成史的考察,他在什么阶段阅读了谁的理论、对该理论思想持怎样的自觉或非自觉的态度、马克思的直接理论来源和潜在转变动机是什么、马克思的显性转变是否同时带来了隐性方法论的扬弃?这些问题都要在马克思及其相关人物的理论中加以层层剖析。

第三是构境还原,我们在进行研究之前,已经对马克思一生的著作有过了解,这就会导致带着一种理论前提去重塑马克思的思想构境,如果用“经济基础”来解释1843年马克思提出的“市民社会”,用《资本论》研究的方向来回溯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这显然在方法论上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因此研究者的话语和思想时刻都要保持警惕,方能完成回到马克思思想第一次转变的真实过程。

二、青年马克思第一次思想转变的历史支援背景

1843—1844年的马克思思想包含着多重思想来源,共同交织在马克思的显性和隐性思维之中,这其中包括了黑格尔、甘斯、费尔巴哈、卢格、赫斯、恩格斯和社会唯物主义的思想,有的思想甚至在此时并没有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凸显,但是在之后的现实和理论冲击后,再次对马克思的思想产生新的作用。因此,只有剥离出此时马克思的思想构境来源,才能透视出马克思哲学思想第一次转变的真实场域。

马克思在1843—1844年的主要理论批判对象就是黑格尔及其所代表的德意志国家观。黑格尔对市民社会本身是持批判态度的,他试图通过国家与法来对市民社会进行扬弃,这个国家与法作为黑格尔思想中的自由王国与后来马克思意识到的共产主义具有一定的同构性。但是,马克思在1843—1844年期间思考对黑格尔的国家观进行颠倒的时候遭遇了两个难题:

第一个难题是此时的马克思根本无法理解黑格尔的观念唯心主义方法论背后就是对斯密“看不见的手”的超越,黑格尔所隐藏的理性的狡计是此时的马克思无法透视的,我在《回到马克思》中,将黑格尔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扬弃部分放在第一章的第二节,也是为了说明马克思只有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才理解了黑格尔的狡计,才第一次说“观念抽象成为统治”,在理解了这一点的基础上马克思后来才会去分析“大写的逻辑”等一系列问题,换句话说,直到马克思试图第三次颠倒黑格尔的时候,〔4〕他才意识到黑格尔哲学深刻的地方实际上是对整个现代性和雇佣劳动的商品经济的一个深刻反省。

第二个难题是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国家观实际上比空想社会主义国家观在理论上更加深刻,黑格尔的国家观是对资产阶级盲目的市场过程,或者说是对资产阶级盲目的市场所勾连中介了的人与人非直接关系的直接批判,也是对资产阶级非共同体社会的超越,这一点也是此时马克思和卢格不可能认识到的,因此此时所谓的主谓颠倒也不可能对这种隐藏的方法进行颠倒。所以,不管是在政治断言上还是在哲学立论上,简单地将黑格尔的国家观颠倒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都是没有理解黑格尔的需求体系,如果说此时的马克思已经站在了唯物主义立场上,那么其唯物主义的根基也是十分薄弱的,更无法触碰到唯物史观的基础。

其次无法避开的理论来源是甘斯,因为马克思在施特拉劳村休养时,第一个黑格尔学说的领路人便是甘斯,因此马克思理解的黑格尔难免会经历甘斯的中介过程。总的来说,甘斯对马克思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甘斯是首先对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进行重新阐释的人,他在1833年重新编辑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时,提出即使是黑格尔的整个体系,“它也会在多年之后逐渐成为观念(Vorstellung)与一般意识”〔5〕,因此甘斯在黑格尔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存在着的物(Dinge)和自然法的自身实现性,从而形成哲学的观点与历史的观点的统一,甘斯的这种法哲学倾向必然给马克思阅读的《法哲学原理》塑造一个无形的理论先见,因此马克思所批判的靶子之一也可以说是甘斯的理论。另一方面,甘斯有着对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切身经历,其理论自身有一定的工业内部结构分析和社会主义倾向,其重要著作《人物与情况的回顾》〔6〕就阐释了从中世纪行会到近代工厂的组织形式以及内部矛盾,同时提出了工厂内部的阶级对立和“无产阶级”概念,无论马克思当时是否读过该书,其必然会受到甘斯潜移默化的理论影响。

另外,被学界认定为马克思重要思想来源的费尔巴哈,以及具有中介作用的赫斯,也正是因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成为了以往学界判断马克思此时基本哲学立场的参照。费尔巴哈的理论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其一是自然唯物主义,即自然存在决定整个观念的存在;其二是宗教批判的类本质哲学,这种理论的根基其实是关系本体论的,但是这种关系本体论在费尔巴哈的理论里呈现出一种分离的状态。那么当我们将马克思1843—1844年的文本拿出来与费尔巴哈比较时,明显发现无论是对黑格尔国家观的批判,还是劳动异化理论,此时马克思都更偏向第二部分,也就是以往人们认为的人本主义部分,这也与马克思自己当时在书信中所说,认为费尔巴哈过多强调自然,而非政治相吻合。〔7〕

由此提出两个问题:

其一,如果马克思主要接受的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颠倒的方法论,那么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类本质哲学是否属于唯物主义范畴?人本主义本身是否就蕴含着唯心史观的方法论?那么马克思此时所接受的费尔巴哈也是唯心史观的理论?

其二,费尔巴哈的理论和著作实际上主要是宗教批判,那么马克思是如何从宗教批判方法引申到国家和法的批判上的呢?

我认为,费尔巴哈的人本学的母体是基督教批判,马克思接受的只是其中的类本质哲学,但这里面有一个变形,他不是简单接受费尔巴哈,实际上马克思是通过赫斯的交往理论来使用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或者说他对费尔巴哈的理论其实并非完全赞同。

最后,马克思在1844年初才开始系统研究古典政治经济学,但是马克思却与社会唯物主义的很多部分失之交臂。在社会唯物主义的基本尺度上,可以分为几个层面,一是古典经济学,从麦克布洛赫到斯密开始,前期是基于工场手工业的劳动分工,所以其中很多判断还是比较感性和具象的,只能说有了一定的抽象部分,此时的马克思是无法直接进入的;而马克思面对的就是古典经济学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即李嘉图式的机械化大生产,它已经是从科学的抽象出发了;第三,我们已经可以明确看到,舒尔茨的高级形态的社会唯物主义,或者说是生产话语的社会唯物主义,正是从生产的角度,马克思才成功进入了社会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

在马克思第一次转变的过程中,实际上这些理论来源都已经是事实,已经是在文献里证实过的了,而马克思却没有进入。另外,这也包括了比马克思更早也更容易进入唯物主义视域的恩格斯,他在现实触碰的经济问题,对此时的马克思来说同样是异域。

三、青年马克思第一次思想转变的不同层面

这个时期的马克思思想是一个急剧变化的过程,所有的理论来源并非同质性地共同进入和存在于马克思的思维之中,而是有先后、显隐地存在于马克思的笔触之下,因此此时马克思的每一个文本之间都并非同质性的贯穿,甚至在同一个文本之中都可能存在一定的思想断裂。

基于此,想要严格厘清马克思思想第一次转变的真实过程,必须从“物质利益难题”这一主线入手,因为“物质利益难题”既贯穿了马克思思想第一次转变的始终,从利己主义观念的批判,到私有财产的扬弃,最终到异化劳动的批判的完整过程,回应了马克思向唯物主义转变的基本问题。

第一,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首次在现实中遭遇“物质利益难题”,现实中的利益原则和马克思以往观念的、法的、理性的原则相冲突,因此马克思此时批判的对象是利己主义观念,孙伯鍨先生也将此称为“第一次敲响唯心主义的丧钟”〔8〕,而且这种物质利益与我们所说的抽象的“物质”有所区别。《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将利己主义观念的外化描述为地主为了保护自己的私利,防止农民上山砍柴无偿获取树枝,而去制定保护私利的法律,马克思将这种现象称为“利益所得票数超过了法的票数”,〔9〕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利益占了法的上风”。

仔细思考一下,马克思此时真正批判的对象真的是那群肉眼可见的地主吗?并非那么简单,马克思真正想批判的恰恰是这种物欲横流的社会现象,或者说是一种人人皆有且外化为社会现象的利己主义观念,也就是“下流的唯物主义”,而在黑格尔那里,他对市民社会当中的个人欲望和私利同样是持批评态度的,因为那是一个无政府的盲目状态,黑格尔觉得通过国家与法可以超越这种现象,而且计划经济的原型实际上是在黑格尔的国家观当中出现,自由王国对必然王国的超越也是这样过来的,马克思虽然与黑格尔的思维角度不同,但是态度十分相似。

另外,从《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中也不难发现,马克思所阐述的基本都是历史法学派的宿敌———自然法学派的观点,这一理性主义学派当时的主要代表人物正是甘斯,而文中论述的“存在的事物”与“合乎理性”的关系,与甘斯1828至1829年间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改造以及后来在《法哲学原理》新版序言中所表述的观点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第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与《克罗伊茨纳赫笔记》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第一次转变的重要过程,其批判对象是法权意义上的私有财产问题,这也被以往学界共识为马克思向唯物主义转变的重要表征,但是这两个文本只是处在转变过程中,并非完成的结果。根据MEGA2的编者考究,推测出《克罗伊茨纳赫笔记》有很大可能是在进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写作的中途开始摘录的,根据德文和法文的对照以及手稿书写来看,特别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后半部分与《克罗伊茨纳赫笔记》的摘录内容相似度很高,由此可见,在这一过程中历史学的研究给了马克思很大的理论支持。就文本的内容来看,“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与法”,实际上讲的也是物质利益占上风的问题,而恰恰这个物质利益是马克思坚决摒弃的东西,因此我们需要反思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定义和颠倒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其实,马克思此时对市民社会的定义并不是后来所说的经济基础的意思,而是“私人权利和私人幸福,也就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的领域到国家的关系出发的”,〔10〕也就是原子化个人私利和欲望,这恰恰是马克思内心非常厌恶的东西,马克思描述的是现实的过程,并非哲学唯物主义的立场,不仅如此,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唯物主义的直接态度还是一如既往的鄙弃。

其次,马克思关于黑格尔国家观的颠倒的方法论根基也十分薄弱,一方面,马克思并没有真正理解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的劳动需求体系的真实内涵,也就无法从根基上颠倒黑格尔的国家与法的超越体系;另一方面,马克思内心又对费尔巴哈过多谈论自然的部分并不认同,单独从原子化个人的政治角度去颠倒,最终只能掉到黑格尔的“国家”概念里。总之,这个时期的马克思立场其实是站在他崇高的善的立场之上,运用浪漫主义去反对一切社会的不公正和社会的那种盘剥性。

第三,《德法年鉴》时期,《〈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首次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问题,实际上也是马克思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第一次转变的初步完成。从哲学思想上来看,这两篇文章的主体内容恰恰都与人本主义色彩的方法相较甚远,此时的马克思已经看到了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手上也有了赫斯所写的《论货币的本质》,虽然他还无法真正进入经济学的视域中,但是这些文献为他之后的经济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入口和动力,恰恰也为他试图解决“物质利益难题”提供了新的理论来源,当马克思之后研究过经济学再来重读赫斯的时候,也就是《穆勒笔记》的理论爆发点。从政治立场来看,在法国大革命历史研究之后,这时候的马克思已经接受了英法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观点,在理论和现实问题中决定接受共产主义立场、社会主义立场,也就是无产阶级立场的转变,解决犹太人的解放问题自然也就是运用无产阶级立场解决市民社会本身的“物质利益难题”。

第四,在系统研究了社会唯物主义的著作与问题后,在《巴黎笔记》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思想的第一次转变才真正完成,这一马克思青年时期的高峰水平的文本,不仅仅是第一次转变的完成,同时也包含着向第二次转变的过渡。《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包含着很复杂的逻辑显隐结构,但是如果仅就马克思第一次思想转变的问题来看,“异化劳动”问题是一个研究入口,在黑格尔那里,对象化是等于异化的,而马克思的意思是说,黑格尔搞错了,对象化是褒义的,异化却是贬义的。马克思认为,异化就是下流的唯物主义和物质利益占上风。之后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讲一般社会基础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创造的原初性,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基础,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再次回到这里,批评的又是物质利益占上风。其次,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面,我们可以大量看到马克思讲到感性的自然界问题,讲到人的五官和自然界的关系,这实际上又与费尔巴哈拉近了关系,但是恰恰是这种人本主义包含了一种关系本体论,即隐性唯心史观,这与赫斯的交往理论是相关联的。

第五,“物质利益难题”并非只在马克思思想第一次转变的过程中显现,实际上马克思在之后不断地回到第一次转变的问题中来,这是他一生都试图解决的难题。我们可以看到,在1844年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也就是我后来将其作为“物役性”概念来概括的,即马克思认为,我们创造了物质力量,我们不支配它,它却反过来支配我们,那个时候的马克思是很无力地去反击“下流的唯物主义”的。而到了马克思晚年最后的科学结论是三大经济拜物教,三大经济拜物教指的仍然是下流的、打引号的唯物主义,这一批判态度他一生都没放弃。同时,在第一次转变过程中的理性主义国家观,被批判性继承的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代表性的文本是《共产主义问答》《共产党宣言》《法兰西阶级斗争》,一直到十月革命,实际上都是沿着这条线索继续前行的。

原文载于《学术界》总第268期,2020.9,详细注释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