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象学背后的隐性人本主义异化逻辑
2006-12-17
作为“一种在肯定了马克思思想发展内在连续性之上的非连续性解读” [1]，《回到马克思》一书的重要理论成就，无疑是指认了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创立的“历史现象学”。据说，历史现象学的科学批判逻辑与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的人本主义异化逻辑之间存在根本的异质性。因为历史现象学批判的是“社会历史本身本质结构的自我客观颠倒”[2]，即资本主义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劳动交换关系颠倒地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这一次，“异化和颠倒”不再是相对于人本主义的“应该”式的价值悬设（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劳动），而是相对于“先有”（封建社会及以前的经济关系）与“后有”（共产主义的人类理想化生存之客观可能性），这一前一后都是一种客观存在，后者是一种客观可能性。[3] 换言之，历史现象学的科学批判已经没有哪怕一丁点儿的人本主义残余。
姑且不去讨论“历史现象学”这一名称的合法性，我想问的是：既然如作者所言，马克思“始终关注人类主体的生存和发展状况，人类的解放与全面自由发展是他的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4] 那为什么作为目的的“人类的解放与全面发展”（或者说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5]）就不是一种“应该”存在的价值设定了呢？再者，为什么马克思能够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正常和客观的地方” [6] 看到“异化和颠倒”？我认为，答案只有一个：《回到马克思》忽视了马克思历史现象学科学批判背后的隐性人本主义异化逻辑。
1．“应该”和“是”：历史现象学与人本主义异化逻辑的关联
什么是“隐性人本主义异化逻辑”？为此，先要搞清楚究竟什么是“人本主义异化逻辑”。按照《回到马克思》一书的说法，人本主义异化逻辑是以价值悬设的“人的本质”为“应该”的尺度，去衡量现实的“是”。异化就意味着现实与这个“应该”之间有距离，从而批判现实，并要求扬弃异化，实现“应该”。简言之，人本主义异化逻辑乃是从“应该”和“是”的逻辑矛盾中导出一种强烈的批判张力。[7]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劳动异化理论就是从这一逻辑出发的，“其逻辑思路的内驱力还是价值悬设的超越性”。[8]
表面上看，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批判已经抛弃了上述这种人本主义异化逻辑。马克思发现，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从劳动到价值、从货币到资本，发生了社会关系的客观物化和颠倒。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批判中就不存在“应该”和“是”的逻辑矛盾了。比如，当马克思发现，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工人劳动创造出来的东西（资本）已经成为反对他的东西的时候，马克思指认这是“劳动的异化”。[9] 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当然是一个客观事实。可是，如果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也完全可以像马克斯•韦伯那样宣称这是合理化的结果。耐人寻味的是，尽管韦伯本人对于合理化的“铁笼”也痛心疾首，但标榜“价值中立”的他并未在学术著作中对此进行批判。韦伯会说，这背后并没有发生什么“历史的客观颠倒和异化”，并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的。可马克思偏偏批判说这是“异化”，等于在说“不应该这样”。
这意味着：在成熟时期的马克思那里，工人是“不应该”受资本家剥削的。进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应该”颠倒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人“不应该”受物的奴役和支配……反过来，人“应该”是全面发展的，个人“应该”是有自由个性的。试问：假如除掉了这些“应该” 和“不应该”，假如没有了人本主义异化逻辑，马克思还会批判资本主义吗？历史现象学还能存在吗？我以为，马克思的一生始终存在着人本主义异化逻辑。否则马克思就不会要求消灭私有制，就不会要求从“必然王国”（资本的世界历史，也是马克思眼中的史前史）进入“自由王国”（人类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了。
2． “可能”和“是”：历史现象学的隐性人本主义异化逻辑
如前所述，在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的科学批判中，到处都暗藏着“应该”。但是，历史现象学的“应该”并不简单地等同于青年马克思人本主义的“应该”。
当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把“人的本质”规定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之后，马克思便不再直接用哲学批判现实，而是在经济学研究中寻找科学的“应该”。与人本主义的“应该”不同，科学的“应该”不再是单纯的伦理要求，它不是建立在脱离历史的主观先验悬设的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历史发展的现实可能性的基础之上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经济学研究尚不深入的马克思试图用“分工”作为“现实可能性”的依据。而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入，马克思终于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将历史划分为“人的依赖性”（先有）、“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现有）和“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后有）的三大社会形态。这就是历史现象学批判。
历史现象学的批判张力并不直接来自“应该”和“是”的矛盾。它一方面来自历史客观的颠倒和异化（先有—现有），另一方面来自从现实的“是”中引出的“后有的可能性”。作为第三大社会形态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马克思在分析西欧社会的历史发展基础上提出的一种“人的解放”的可能性。用《回到马克思》一书的说法，可以把后者概括为“能有”：从现实中生成出来的进步之可能性[10]。
我认为，历史现象学中依然存在着的“可能”和“是”的张力，无非是“应该”和“是”的张力的新版本，而这就是隐性人本主义异化逻辑！此时的马克思并未放弃早期的人本主义诉求，但他用经济科学的“可能性”话语代替了显性人本主义的“应该”话语。
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假设这样一种哲学：它赞同历史现象学所指出的三大拜物教批判，承认人类历史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客观的颠倒和异化，即认可马克思所说的前两大社会形态（先有和现有），但是这种哲学不同意马克思所说的第三大社会形态，它认为所谓“人的解放”（后有）是一种不可能的事情。这种“批判归批判，无奈归无奈”的哲学（恐怕黑格尔、海德格尔、阿多诺都属于这种哲学）实际上就是“没有（隐性）人本主义异化逻辑的历史现象学”，显然，它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由此可见，如果没有隐性人本主义异化逻辑在背后支撑，马克思就不会去寻找什么“后有”，寻找什么“进步之可能性”了。
3．进步之可能性：历史现象学的最终视域
这里的理论境况异常复杂。如果把隐性人本主义异化逻辑当作马克思历史现象学批判张力的全部生发点，就会把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混同于青年马克思，从而陷入人本主义的窠臼。人本主义的伦理批判在现实面前必然是软弱无力的。马克思历史现象学批判的是社会关系的历史性颠倒，因此走向自由王国（“应该”）的道路也只能通过物质变革（而不是思想批判）来进行。
也许是为了回应国内学界那种过于偏爱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解释倾向，《回到马克思》一书别出心裁地提出了“历史现象学”，以弘扬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科学性。但是，“解蔽就是遮蔽”，在强调历史现象学的科学性的同时，也相对忽视了它的哲学性，即历史现象学背后的隐性人本主义异化逻辑。这就丧失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性的最深切体认。
显然，更关注“改变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的马克思，不会满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历史发生的颠倒和异化”（先有—现有）的批判，而是积极寻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灭亡的客观可能性（现有—后有）。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只是提出了这种可能性，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积累和崩溃的分析，才是历史现象学批判的最终视域！《回到马克思》把《资本论》中的三大拜物教批判说成是历史现象学的“更加成熟的表述” [11]，就在无意识之中错过了历史现象学批判的精华所在，“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回到马克思》一书的副标题）就此功亏一篑。这也对后来的研究者提出了新的要求。
姑且不去讨论“历史现象学”这一名称的合法性，我想问的是：既然如作者所言，马克思“始终关注人类主体的生存和发展状况，人类的解放与全面自由发展是他的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4] 那为什么作为目的的“人类的解放与全面发展”（或者说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5]）就不是一种“应该”存在的价值设定了呢？再者，为什么马克思能够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正常和客观的地方” [6] 看到“异化和颠倒”？我认为，答案只有一个：《回到马克思》忽视了马克思历史现象学科学批判背后的隐性人本主义异化逻辑。
1．“应该”和“是”：历史现象学与人本主义异化逻辑的关联
什么是“隐性人本主义异化逻辑”？为此，先要搞清楚究竟什么是“人本主义异化逻辑”。按照《回到马克思》一书的说法，人本主义异化逻辑是以价值悬设的“人的本质”为“应该”的尺度，去衡量现实的“是”。异化就意味着现实与这个“应该”之间有距离，从而批判现实，并要求扬弃异化，实现“应该”。简言之，人本主义异化逻辑乃是从“应该”和“是”的逻辑矛盾中导出一种强烈的批判张力。[7]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劳动异化理论就是从这一逻辑出发的，“其逻辑思路的内驱力还是价值悬设的超越性”。[8]
表面上看，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批判已经抛弃了上述这种人本主义异化逻辑。马克思发现，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从劳动到价值、从货币到资本，发生了社会关系的客观物化和颠倒。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批判中就不存在“应该”和“是”的逻辑矛盾了。比如，当马克思发现，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工人劳动创造出来的东西（资本）已经成为反对他的东西的时候，马克思指认这是“劳动的异化”。[9] 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当然是一个客观事实。可是，如果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也完全可以像马克斯•韦伯那样宣称这是合理化的结果。耐人寻味的是，尽管韦伯本人对于合理化的“铁笼”也痛心疾首，但标榜“价值中立”的他并未在学术著作中对此进行批判。韦伯会说，这背后并没有发生什么“历史的客观颠倒和异化”，并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的。可马克思偏偏批判说这是“异化”，等于在说“不应该这样”。
这意味着：在成熟时期的马克思那里，工人是“不应该”受资本家剥削的。进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应该”颠倒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人“不应该”受物的奴役和支配……反过来，人“应该”是全面发展的，个人“应该”是有自由个性的。试问：假如除掉了这些“应该” 和“不应该”，假如没有了人本主义异化逻辑，马克思还会批判资本主义吗？历史现象学还能存在吗？我以为，马克思的一生始终存在着人本主义异化逻辑。否则马克思就不会要求消灭私有制，就不会要求从“必然王国”（资本的世界历史，也是马克思眼中的史前史）进入“自由王国”（人类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了。
2． “可能”和“是”：历史现象学的隐性人本主义异化逻辑
如前所述，在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的科学批判中，到处都暗藏着“应该”。但是，历史现象学的“应该”并不简单地等同于青年马克思人本主义的“应该”。
当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把“人的本质”规定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之后，马克思便不再直接用哲学批判现实，而是在经济学研究中寻找科学的“应该”。与人本主义的“应该”不同，科学的“应该”不再是单纯的伦理要求，它不是建立在脱离历史的主观先验悬设的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历史发展的现实可能性的基础之上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经济学研究尚不深入的马克思试图用“分工”作为“现实可能性”的依据。而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入，马克思终于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将历史划分为“人的依赖性”（先有）、“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现有）和“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后有）的三大社会形态。这就是历史现象学批判。
历史现象学的批判张力并不直接来自“应该”和“是”的矛盾。它一方面来自历史客观的颠倒和异化（先有—现有），另一方面来自从现实的“是”中引出的“后有的可能性”。作为第三大社会形态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马克思在分析西欧社会的历史发展基础上提出的一种“人的解放”的可能性。用《回到马克思》一书的说法，可以把后者概括为“能有”：从现实中生成出来的进步之可能性[10]。
我认为，历史现象学中依然存在着的“可能”和“是”的张力，无非是“应该”和“是”的张力的新版本，而这就是隐性人本主义异化逻辑！此时的马克思并未放弃早期的人本主义诉求，但他用经济科学的“可能性”话语代替了显性人本主义的“应该”话语。
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假设这样一种哲学：它赞同历史现象学所指出的三大拜物教批判，承认人类历史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客观的颠倒和异化，即认可马克思所说的前两大社会形态（先有和现有），但是这种哲学不同意马克思所说的第三大社会形态，它认为所谓“人的解放”（后有）是一种不可能的事情。这种“批判归批判，无奈归无奈”的哲学（恐怕黑格尔、海德格尔、阿多诺都属于这种哲学）实际上就是“没有（隐性）人本主义异化逻辑的历史现象学”，显然，它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由此可见，如果没有隐性人本主义异化逻辑在背后支撑，马克思就不会去寻找什么“后有”，寻找什么“进步之可能性”了。
3．进步之可能性：历史现象学的最终视域
这里的理论境况异常复杂。如果把隐性人本主义异化逻辑当作马克思历史现象学批判张力的全部生发点，就会把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混同于青年马克思，从而陷入人本主义的窠臼。人本主义的伦理批判在现实面前必然是软弱无力的。马克思历史现象学批判的是社会关系的历史性颠倒，因此走向自由王国（“应该”）的道路也只能通过物质变革（而不是思想批判）来进行。
也许是为了回应国内学界那种过于偏爱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解释倾向，《回到马克思》一书别出心裁地提出了“历史现象学”，以弘扬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科学性。但是，“解蔽就是遮蔽”，在强调历史现象学的科学性的同时，也相对忽视了它的哲学性，即历史现象学背后的隐性人本主义异化逻辑。这就丧失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性的最深切体认。
显然，更关注“改变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的马克思，不会满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历史发生的颠倒和异化”（先有—现有）的批判，而是积极寻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灭亡的客观可能性（现有—后有）。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只是提出了这种可能性，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积累和崩溃的分析，才是历史现象学批判的最终视域！《回到马克思》把《资本论》中的三大拜物教批判说成是历史现象学的“更加成熟的表述” [11]，就在无意识之中错过了历史现象学批判的精华所在，“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回到马克思》一书的副标题）就此功亏一篑。这也对后来的研究者提出了新的要求。
注释：
[1]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1页；
[2]《回到马克思》，第573页；
[3]《回到马克思》，第575页；
[4]《回到马克思》，第572页；
[5]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6]《回到马克思》，第572页；
[7] [8]《回到马克思》，第511页；
[9]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519页；
[10]《回到马克思》，第513页；
[11]《回到马克思》，第663页。
[1]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1页；
[2]《回到马克思》，第573页；
[3]《回到马克思》，第575页；
[4]《回到马克思》，第572页；
[5]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6]《回到马克思》，第572页；
[7] [8]《回到马克思》，第511页；
[9]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519页；
[10]《回到马克思》，第513页；
[11]《回到马克思》，第663页。
《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除特别声明外，本站不拥有文章版权。如引用，请注明原始出处。
please quote the original source if you are going to use this pa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