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科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评析
2006-03-06
唯科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评析
郑忆石
一、唯科学性的历史观
人道主义的和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二元对峙，是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常态。其中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形态各异，既包括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分析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又包括通常意义上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然而，以法国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由于其理论中显著的“唯科学性”，而成为这种“二元对峙”中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这样，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各派，虽然在主张回到马克思的“原典”上有其共性，但又各具个性。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张“以科学的精神，认认真真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的原著”[1](P350)，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道德伽利略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关于人的科学”，又是“关于历史的唯物主义科学这个特定意义上的科学”[2](P199)，因而“体现为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的统一”[1](P350)。分析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张“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和“探寻基础”[3](P500，503)的方法去解读马克思的经典文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符合结构的功能解释”。[4](P594)唯科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则在反对20世纪以来西方盛行的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本化、人道化的思潮时，从纯客观性、客体性的极端中思考马克思哲学，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科学性在于它是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和“反历史主义”。[5](P199，135)。
唯科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集中体现在它的社会结构观和社会形态论上。
其社会结构观认为，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结构系统，在这个复杂的结构系统中，诸层次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构成了极其复杂的相互关系。决定社会发展过程的，不是某种因素，而是社会结构中诸层次内部、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相互关系是客观的，它决定人的活动。因此，社会不是主体的构成，而是关系的构成，历史不存在个人的“主体”，而是关系的结构整体，人类社会的历史是“无主体的过程”。对此，马克思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曾明确指出，他的分析方法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在《资本论》中，他更是明确地强调决定和识别社会形态的因素，不是虚无飘渺的人的本质或本性，不是抽象的人，甚至也不是具体的人，而是与经济基础合成一个整体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结构决定生产当事人所占有的地位和所担负的职能。而生产当事人只有在他们是这些职能的‘承担者’的范围内才是这些地位的占有者。因此，真正的‘主体’(即构成过程的主体)并不是这些地位的占有者和职能的执行者。同一切表面现象相反，真正的主体不是天真的人类学的‘既定存在’的‘事实’，不是‘具体的个体’，‘现实的人’，而是这些地位和职能的界定和分配。所以说，真正的‘主体’是这些规定者和分配者：生产关系(以及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关系)。”[6](P209)正是马克思的这一基本观点和基本立场，决定了马克思的科学历史观与一切旧哲学的历史观的根本分野。
其社会形态论认为，同时态高于历时态，“同时性是斯宾诺沙意义上的永恒性或是对某个复杂对象的正确认识”[5](P120)，而“历史性不过是过程或者是马克思所说的形式的发展的错误的名称”[5](P121)，研究社会现象，应该从其横断面寻求其永恒的“模式”而不是从纵向角度考察其历史过程。它认为，既然社会形态的存在状态，是同时性的而非历时性的，社会形态的演变，就不是连续性的发展，而是整体性的结构改变。社会发展的动力，是“整体中要素的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不是由某种单一本原推动的结果。在这种整体中，各部分的相互作用不能还原为某一种单一的本原或本质。例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各个要素，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各有其自身的内在结构和变化发展的规律而不能“还原”为经济的历史。
作为与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反向的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唯科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从科学性的视角切入对历史的观察和思考，将唯物史观推向了唯客观结构、客观关系的极致。其极端方法就其理论来源看，无疑是对近、现代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结构主义等思维方式的承袭。例如，近代唯物唯理论者斯宾诺沙的“实体论”、“实体统一论”中蕴含的重客体轻主体、重整体轻局部、个体的思想[7](P3)，就对唯科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发展是整体性的结构变化之果而非“历时性”的演进，社会结构是矛盾整体的“多元决定”[5](P78)而非“一元决定”的历史还原主义的结论，产生过影响。现代科学哲学家巴歇拉尔关于认识是主客体不断变化着的关系和过程而非以“自我”为核心、在现代科学中“没有什么是不言而喻的有，没有什么是既成的，一切都是被构造的”[8](P429-431)的超理性主义思想，以及库恩关于“理论变革的整体性”[8](P223-225)的思想，则给予唯科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是“无主体的”过程，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分成层次的有机整体的结构”[6](P109)以直接的理论启迪。而结构主义哲学观点、方法中无所不在的科学主义的影响，如它关于“关系决定要素”、“编配就是创造”、“次序就是本质”、“用模式把握结构”，以及主张用“同时性代替历时性”、用“社会性代替个体性”、用“结构性代替主体性”[9](P92-94)等观点，则成为唯科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最直接的理论来源。
不可否认，人本主义、人道主义，是西方从近代至今的社会政治、文化、哲学思潮的主题。而在整个20世纪，饱受两次世界大战创伤的西方民众，其“回归”人性、人道主义的呼声，更是异乎寻常地强烈。与此相应，一些西方学者力求在将马克思哲学人学化中，寻找出解决社会精神、文化、道德、生态以及社会危机的方法。一时，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西方颇为盛行，并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在历史观上，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马克思进行批判和创立理论过程的真正基础”，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中心论题”[10](P327)，马克思的历史观“把对历史的理解建立在人是‘自己历史的创造者和行动者’这个事实的基础之上”，因此，“可以把马克思的历史观叫做人类学的历史观”。[11](P337)这样，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历史观上，主张人既是历史的主体，又是历史的出发点和归宿，历史与社会合理与否的标准，是人及其本质、价值。然而，就在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推向人性、人道主义的极致，使其影响达到辉煌的顶点时，其理论的片面性开始面临着来自相反方向的挑战，即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后者的出现，直接源于其时西方社会发展的一些新的情况。
其一，现实使曾经痴迷于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发现，以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为中心的人本主张，对解决西方社会复杂问题的作用极其有限。其时初现端倪的结构主义，由于它关于个人的生存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体验生活背后的神秘结构的颇具超然性的客观主义主张，以及用对精雕细琢的符号方法论的兴趣取代对社会革命运动的关切的逃避现实的特征，既能满足人们厌倦革命和逃避对现实问题深究的心态，又可能为人们提供缓和复杂人际关系、社会矛盾的方法，就成为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新的视角“解读”马克思哲学的工具。
其二，飞速发展的现代科技革命，为自然科学逐步抛弃原子主义、元素主义的研究方法，采用关系、结构、系统、整体的研究方法提供了视角和方法、手段。随着自然科学的系统观、结构观的成熟，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影响也日渐深入。当代科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影响之一，便是用科学主义的客观性、结构性、整体性的方法，重新解读和阐释马克思哲学，以看清为人道主义的“浓雾”所遮盖的马克思哲学的实质。
但是，如同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哲学人本化，用马克思思想中的人道主义方面，否认、抹煞、代替其科学性、客观性的方面的极端片面性一样，唯科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客观性，否认、抹煞其人道主义内容、人文性思想，其片面性同样显而易见。这集中体现为：
其一，将历史的客观性与人的主体性及其能动活动绝对对立，所以，正如有西方学者指出的：“在被阿尔都塞叫做科学的观点中，解释并不是建立在偶然的行为或在特殊时间地点上的个别人的意图之上。‘个人’不应该被看成是历史的全部表现，而只是承担者的角色”[12](P409)。由片面强调客观性及其人的被决定性、被制约性，而否认人的主体能动性、创造性并进而走向否认主体、否认“现实的人”、“实践的人”的极端。
其二，将社会结构与人的主体活动绝对对立，由片面强调社会结构的客观性，否认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变化与人的主体活动的内在一致性，走向否认“现实的人”是研究社会结构、社会历史的出发点的唯物史观的极端，从而也否认了人们正确认识社会结构、社会历史的可能性。
其三，将历史决定论与历史选择论绝对对立，由片面强调必然性、规律性，走向否认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能动的选择性与历史必然性、规律性的内在一致性，从而导致走向客观唯心主义的宿命论。
总之，唯科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仅仅以客观性、科学性、结构性的观点“解读”马克思哲学，导致的只能是“在最简单的意义上，它寻求现象中起作用的系统规律和模式”，“只关心深层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科学结构怎样决定社会生活的表层结构”[12](P408-409)的片面性。
二、极端结论中的合理性因素及其启示
在分析和指出唯科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片面性的同时，我们有必要认识和承认其极端结论中蕴含的合理性因素。因为这些合理性因素从一个侧面启示我们，如何避免重蹈马克思哲学理解中“两极跳”的覆辙，达到全面理解、发掘马克思哲学内涵的目的。
就唯科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合理因素看，有下述几点：
1.以鲜明的形式表明了历史观上的两种基本立场
从纯粹的人的主体性及其本质出发，还是从客观的结构、关系出发考察社会和历史，是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基本区别之一。唯科学的“无主体”的社会结构观和历史观尽管有其片面，但是，其出发点和内容却无疑具有唯物史观的基本因素。而其理论矛头所指向的，正是从人本主义出发的唯心史观。这就使唯科学的历史观，既包含着反目的论的决定论因素，又包含着反意识论的历史唯物论因素。
关于前者，唯科学的历史观反对只承认人的抽象本质，或人的主体意识和经验，并认为它们决定人对自身、人与人的关系以及整个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它把这种观点称为“主体的经验主义”[5](P197)(即主观唯心的人本主义)，认为这种观点必然导致否认社会存在的客观性、社会无客体的结论。因为马克思的历史观早已清楚地表明，社会、历史有其自身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规律，决定其存在和发展的动力，不是人的意志或人的本性。唯科学的历史观强调它的“无主体”，并不是断言历史活动中，社会生活中不存在着人的活动[6](P250-251)，而是希望借此表明：人本主义的唯人性、唯主体观，与唯物史观在理论立足点上的根本差异。而“无主体”的社会结构论，则抓住了人本主义的要害之一，就是只见人的主体性活动的目的性，却不见这种主体性与目的性，不是抽象之物，而是受客观关系、客体结构的制约；有目的的活动有时得到的却是不符合目的的结果。因此，忽略或否认历史必然性、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客观性，把事与愿违的历史结果归之于命运。可见，这种观点会由主体性导致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
关于后者，唯科学的历史观反对那种把人的主体意识与人分离，并把它转化为不依赖于任何个体的客观意识――世界理性，认为世界不过是理性的展开和实现的观点。它把这种观点称为“本质的唯心主义”[5](P197)(即客观唯心的理性主义)，认为从这种观点出发，必然得出社会无客体，若有客体也只是意识的客体的结论来。因此，需要用“无主体”的历史观表明，社会虽然是人的有意识的活动的领域，但从人们活动的社会结果及其形成的关系、遵循的规律看，却是无意识的；相反，人的意识、行为不能离开客观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而独立存在和发展。
从唯科学的历史观的上述观点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它的确包含着唯物史观关于历史的必然性，关系、规律的客观性，以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等基本的因素。不仅如此，它还用这种极端化的理论，表明了自己反“主体化”的社会客体的基本立场，认为虽然在社会和历史的领域中，任何一种社会关系、社会制度乃至社会结构，都是由人建立的，它们的产生都离不开作为主体的人的实践活动，但是，社会关系不是精神关系，而是以实物为中介的客观关系；社会结构不是意识结构，而是以生产力、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客观物质结构。因此，个人作为主体，在历史上、社会中所扮演的，实质上只是将社会实体化、历史过程具体化的角色，而不是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尽管唯科学的历史观的这一观点相当极端，但它从一个侧面提醒我们：在历史观上混淆主体与主体化的客体，只见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性，不见这种主体性的结果，往往是主体的客体化与客体的主体化的对立统一；只承认人的主体、主体性，否认社会、历史的客体性，将难免陷入历史观上的主观唯心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
2.以敏锐的视角关注世界观视域的主客体问题
世界观视域的主体与客体问题，指贯穿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中的人与世界的本质联系。
就本体论的角度而言，本体论的产生与证明离不开主客体问题。[13](P26-27)经验证明，离开主客体关系去谈论和分析本体论问题，是抽象的和虚无的本体论；反之，离开本体论也就谈不上主体客体的关系。而唯科学的历史观关于“无主体”的社会结构观、社会历史观，在这个问题上的积极因素就在于，当它把社会当作存在的本体加以考察时，看到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离开社会本体谈论主体，实质上已经割裂了主体客体本身与社会存在的联系。而“社会无主体”则希望从本体论的角度警示人们：人是社会的人，社会作为存在的本体，是人这个主体产生存在的前提：没有社会本体，就无所谓人的主体。
就认识论的角度而言，主体客体问题是认识论的核心问题。这是因为无论是认识的产生，发展，还是认识的检验、证明，无论是批判不可知论、直观反映论，还是阐明唯物辩证的反映论，都离不开对主客体关系的阐明。[13](P27-30)唯科学的“无主体”的社会结构观、社会历史观，虽然根本没有涉及到认识上的主客体关系问题，但它关于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客观性的观点，却并没有完全否认人的实践活动本身对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形成的作用。它强调社会关系作为客体并用以突出“无主体”的社会结构的目的，则从认识论的角度提醒人们：社会作为认识的对象，是人这个认识主体必须首先面对和认真加以思考的问题；在分析社会关系、社会结构时，区分认识的主体与客体，并以何者为认识的客观源泉，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人本主义历史观首先面对的问题。
就历史观的角度而言，主体客体问题是历史观的题中之义。这是因为无论是说明历史的出发点，还是阐述社会的内在结构、机制、社会发展的源泉、动力、本质、规律，都无不涉及主客体问题。[13](P30-33)唯科学的“无主体”的社会结构观、社会历史观，虽然以其极端的结论，否定历史主体在历史和社会中的作用，但其极端提法却提醒人们注意到过度夸大历史主体的作用的后果：将误解马克思主义并导致回归唯心史观的危险。同时，这一极端提法还促使人们思考：在社会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作为主体的“人”的作用、地位究竟多大?“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承受者、社会结构的从属者，以及社会关系的创作者、社会结构的支配者，其双重身份究竟怎样具体体现在历史和社会现实中?历史决定论与历史选择论、历史规律论与历史活动论，这一切关系到历史客体与历史主体关系的理论，应当怎样深化以适应人类生活的现实?
3.为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分期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标准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全面掀起的“人是历史的主体”的高潮中，唯科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出于对西方近代以来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在主客体关系问题上或以主体为绝对本位的主体主义或以客体为绝对本位的客体主义的反思，依据20世纪以来科学中的唯科学主义的观点，以其从研究社会总体结构的新角度出发，来“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其代表人物阿尔都塞，通过对马克思思想的认真考察，提出了青年马克思是受理论上的人道主义“总问题”支配的结论。他的这一观点，是相对符合马克思当时的思想实际的。
的确，从马克思早期哲学的内容、性质看，马克思开始自己的思想历程和理论活动，不可能脱离其所处的整个欧洲传统的人文环境和理论环境。考察西方人道主义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从文艺复兴开始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原则，在其发展过程中总是不断地陷入理论与实践相互矛盾的困境。这一困境的初现端倪是启蒙学派时期。一方面，人道主义的原则在政治、伦理观上彻底发挥了其基本价值观念和理论原则，把关于人的本性、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地位和人的权力的理论，系统发展为关于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的完整理论体系，从而空前地高扬了人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它在哲学世界观上又片面强调人是环境的产物，人是环境的奴隶，进而否定、贬低了人的主体地位，甚至把人看作机器而陷入机械决定论。因此，当自然观上以唯物主义面貌出现的人道主义终因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而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时，以唯心主义面貌出现的德国古典哲学不失时机地站了出来，担负起了拯救这一理论的使命。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巨大历史功绩，就是它以极端的唯心主义的形式，强调人的主体地位，使人从18世纪法国唯物论完全被动转为主动，由单纯的客体转向主体。马克思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意识形态环境下，开始自己的理论活动的。正因此，马克思一开始强调的是“自我意识”，他在《博士论文》中之所以推崇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说和偶然性，也是因为他认为自我意识高于神性，自我意识是人的特点，只有人，才不仅可以意识到对象，而且可以意识到自我。马克思强调自我意识的作用，实际上是以唯心主义的形式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在1842年前后，马克思对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和人的本质的看法，仍然未能完全摆脱德国唯心主义的传统，他对主体的抽象认识，从他关于自由的问题上可见一斑。他从精神角度提出自由，认为精神的本质是自由，自由是精神的唯一真理，人是精神的存在物，所以人的最一般本性就是自由，“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物的类本质”[14](P67)，这就是马克思当时的真实思想。当马克思接受费尔巴哈的思想后，他从主体的抽象本质的角度，即从人应当是作为人的一种尺度和标准，对当时的社会制度进行抨击。因此，他当时的思想，还是没有完全进入到客体自身的矛盾中寻找它的自我否定的根据。当马克思退出《莱茵报》后，在结合前一段现实研究理论尤其是结合法国革命的历史中，提出了要把同人相异化的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类自己的观点。在马克思看来，只有无产阶级能够实现这一使命，其原因在于无产阶级作为人，已经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东西，丧失了自己作为人的一切特性。所以，无产阶级只有使所有的人变成人才能使自己得到解放。
很明显，马克思此时的思想，仍然囿于主体自身而没有转向市民社会，即没有从客体自身来揭示它的发展规律，因而从整个历史观来说，马克思的思想还未达到科学水平。阿尔都塞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分析，的确是符合马克思思想实际的。而且，阿尔都塞较之当时所有的研究者深入的地方，在于他不仅指出了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实质，而且进而指出了产生青年马克思思想的整个西方哲学背景：人道主义的总问题，看到近代哲学中不仅有本体论上和历史观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而且有历史观和认识论上的主体与客体的区别和对立，这就为人们认识马克思不同时期的思想，从不同角度提供了参照标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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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文章来源：《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04
人道主义的和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二元对峙，是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常态。其中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形态各异，既包括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分析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又包括通常意义上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然而，以法国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由于其理论中显著的“唯科学性”，而成为这种“二元对峙”中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这样，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各派，虽然在主张回到马克思的“原典”上有其共性，但又各具个性。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张“以科学的精神，认认真真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的原著”[1](P350)，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道德伽利略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关于人的科学”，又是“关于历史的唯物主义科学这个特定意义上的科学”[2](P199)，因而“体现为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的统一”[1](P350)。分析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张“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和“探寻基础”[3](P500，503)的方法去解读马克思的经典文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符合结构的功能解释”。[4](P594)唯科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则在反对20世纪以来西方盛行的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本化、人道化的思潮时，从纯客观性、客体性的极端中思考马克思哲学，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科学性在于它是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和“反历史主义”。[5](P199，135)。
唯科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集中体现在它的社会结构观和社会形态论上。
其社会结构观认为，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结构系统，在这个复杂的结构系统中，诸层次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构成了极其复杂的相互关系。决定社会发展过程的，不是某种因素，而是社会结构中诸层次内部、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相互关系是客观的，它决定人的活动。因此，社会不是主体的构成，而是关系的构成，历史不存在个人的“主体”，而是关系的结构整体，人类社会的历史是“无主体的过程”。对此，马克思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曾明确指出，他的分析方法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在《资本论》中，他更是明确地强调决定和识别社会形态的因素，不是虚无飘渺的人的本质或本性，不是抽象的人，甚至也不是具体的人，而是与经济基础合成一个整体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结构决定生产当事人所占有的地位和所担负的职能。而生产当事人只有在他们是这些职能的‘承担者’的范围内才是这些地位的占有者。因此，真正的‘主体’(即构成过程的主体)并不是这些地位的占有者和职能的执行者。同一切表面现象相反，真正的主体不是天真的人类学的‘既定存在’的‘事实’，不是‘具体的个体’，‘现实的人’，而是这些地位和职能的界定和分配。所以说，真正的‘主体’是这些规定者和分配者：生产关系(以及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关系)。”[6](P209)正是马克思的这一基本观点和基本立场，决定了马克思的科学历史观与一切旧哲学的历史观的根本分野。
其社会形态论认为，同时态高于历时态，“同时性是斯宾诺沙意义上的永恒性或是对某个复杂对象的正确认识”[5](P120)，而“历史性不过是过程或者是马克思所说的形式的发展的错误的名称”[5](P121)，研究社会现象，应该从其横断面寻求其永恒的“模式”而不是从纵向角度考察其历史过程。它认为，既然社会形态的存在状态，是同时性的而非历时性的，社会形态的演变，就不是连续性的发展，而是整体性的结构改变。社会发展的动力，是“整体中要素的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不是由某种单一本原推动的结果。在这种整体中，各部分的相互作用不能还原为某一种单一的本原或本质。例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各个要素，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各有其自身的内在结构和变化发展的规律而不能“还原”为经济的历史。
作为与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反向的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唯科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从科学性的视角切入对历史的观察和思考，将唯物史观推向了唯客观结构、客观关系的极致。其极端方法就其理论来源看，无疑是对近、现代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结构主义等思维方式的承袭。例如，近代唯物唯理论者斯宾诺沙的“实体论”、“实体统一论”中蕴含的重客体轻主体、重整体轻局部、个体的思想[7](P3)，就对唯科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发展是整体性的结构变化之果而非“历时性”的演进，社会结构是矛盾整体的“多元决定”[5](P78)而非“一元决定”的历史还原主义的结论，产生过影响。现代科学哲学家巴歇拉尔关于认识是主客体不断变化着的关系和过程而非以“自我”为核心、在现代科学中“没有什么是不言而喻的有，没有什么是既成的，一切都是被构造的”[8](P429-431)的超理性主义思想，以及库恩关于“理论变革的整体性”[8](P223-225)的思想，则给予唯科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是“无主体的”过程，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分成层次的有机整体的结构”[6](P109)以直接的理论启迪。而结构主义哲学观点、方法中无所不在的科学主义的影响，如它关于“关系决定要素”、“编配就是创造”、“次序就是本质”、“用模式把握结构”，以及主张用“同时性代替历时性”、用“社会性代替个体性”、用“结构性代替主体性”[9](P92-94)等观点，则成为唯科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最直接的理论来源。
不可否认，人本主义、人道主义，是西方从近代至今的社会政治、文化、哲学思潮的主题。而在整个20世纪，饱受两次世界大战创伤的西方民众，其“回归”人性、人道主义的呼声，更是异乎寻常地强烈。与此相应，一些西方学者力求在将马克思哲学人学化中，寻找出解决社会精神、文化、道德、生态以及社会危机的方法。一时，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西方颇为盛行，并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在历史观上，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马克思进行批判和创立理论过程的真正基础”，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中心论题”[10](P327)，马克思的历史观“把对历史的理解建立在人是‘自己历史的创造者和行动者’这个事实的基础之上”，因此，“可以把马克思的历史观叫做人类学的历史观”。[11](P337)这样，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历史观上，主张人既是历史的主体，又是历史的出发点和归宿，历史与社会合理与否的标准，是人及其本质、价值。然而，就在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推向人性、人道主义的极致，使其影响达到辉煌的顶点时，其理论的片面性开始面临着来自相反方向的挑战，即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后者的出现，直接源于其时西方社会发展的一些新的情况。
其一，现实使曾经痴迷于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发现，以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为中心的人本主张，对解决西方社会复杂问题的作用极其有限。其时初现端倪的结构主义，由于它关于个人的生存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体验生活背后的神秘结构的颇具超然性的客观主义主张，以及用对精雕细琢的符号方法论的兴趣取代对社会革命运动的关切的逃避现实的特征，既能满足人们厌倦革命和逃避对现实问题深究的心态，又可能为人们提供缓和复杂人际关系、社会矛盾的方法，就成为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新的视角“解读”马克思哲学的工具。
其二，飞速发展的现代科技革命，为自然科学逐步抛弃原子主义、元素主义的研究方法，采用关系、结构、系统、整体的研究方法提供了视角和方法、手段。随着自然科学的系统观、结构观的成熟，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影响也日渐深入。当代科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影响之一，便是用科学主义的客观性、结构性、整体性的方法，重新解读和阐释马克思哲学，以看清为人道主义的“浓雾”所遮盖的马克思哲学的实质。
但是，如同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哲学人本化，用马克思思想中的人道主义方面，否认、抹煞、代替其科学性、客观性的方面的极端片面性一样，唯科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客观性，否认、抹煞其人道主义内容、人文性思想，其片面性同样显而易见。这集中体现为：
其一，将历史的客观性与人的主体性及其能动活动绝对对立，所以，正如有西方学者指出的：“在被阿尔都塞叫做科学的观点中，解释并不是建立在偶然的行为或在特殊时间地点上的个别人的意图之上。‘个人’不应该被看成是历史的全部表现，而只是承担者的角色”[12](P409)。由片面强调客观性及其人的被决定性、被制约性，而否认人的主体能动性、创造性并进而走向否认主体、否认“现实的人”、“实践的人”的极端。
其二，将社会结构与人的主体活动绝对对立，由片面强调社会结构的客观性，否认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变化与人的主体活动的内在一致性，走向否认“现实的人”是研究社会结构、社会历史的出发点的唯物史观的极端，从而也否认了人们正确认识社会结构、社会历史的可能性。
其三，将历史决定论与历史选择论绝对对立，由片面强调必然性、规律性，走向否认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能动的选择性与历史必然性、规律性的内在一致性，从而导致走向客观唯心主义的宿命论。
总之，唯科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仅仅以客观性、科学性、结构性的观点“解读”马克思哲学，导致的只能是“在最简单的意义上，它寻求现象中起作用的系统规律和模式”，“只关心深层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科学结构怎样决定社会生活的表层结构”[12](P408-409)的片面性。
二、极端结论中的合理性因素及其启示
在分析和指出唯科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片面性的同时，我们有必要认识和承认其极端结论中蕴含的合理性因素。因为这些合理性因素从一个侧面启示我们，如何避免重蹈马克思哲学理解中“两极跳”的覆辙，达到全面理解、发掘马克思哲学内涵的目的。
就唯科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合理因素看，有下述几点：
1.以鲜明的形式表明了历史观上的两种基本立场
从纯粹的人的主体性及其本质出发，还是从客观的结构、关系出发考察社会和历史，是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基本区别之一。唯科学的“无主体”的社会结构观和历史观尽管有其片面，但是，其出发点和内容却无疑具有唯物史观的基本因素。而其理论矛头所指向的，正是从人本主义出发的唯心史观。这就使唯科学的历史观，既包含着反目的论的决定论因素，又包含着反意识论的历史唯物论因素。
关于前者，唯科学的历史观反对只承认人的抽象本质，或人的主体意识和经验，并认为它们决定人对自身、人与人的关系以及整个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它把这种观点称为“主体的经验主义”[5](P197)(即主观唯心的人本主义)，认为这种观点必然导致否认社会存在的客观性、社会无客体的结论。因为马克思的历史观早已清楚地表明，社会、历史有其自身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规律，决定其存在和发展的动力，不是人的意志或人的本性。唯科学的历史观强调它的“无主体”，并不是断言历史活动中，社会生活中不存在着人的活动[6](P250-251)，而是希望借此表明：人本主义的唯人性、唯主体观，与唯物史观在理论立足点上的根本差异。而“无主体”的社会结构论，则抓住了人本主义的要害之一，就是只见人的主体性活动的目的性，却不见这种主体性与目的性，不是抽象之物，而是受客观关系、客体结构的制约；有目的的活动有时得到的却是不符合目的的结果。因此，忽略或否认历史必然性、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客观性，把事与愿违的历史结果归之于命运。可见，这种观点会由主体性导致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
关于后者，唯科学的历史观反对那种把人的主体意识与人分离，并把它转化为不依赖于任何个体的客观意识――世界理性，认为世界不过是理性的展开和实现的观点。它把这种观点称为“本质的唯心主义”[5](P197)(即客观唯心的理性主义)，认为从这种观点出发，必然得出社会无客体，若有客体也只是意识的客体的结论来。因此，需要用“无主体”的历史观表明，社会虽然是人的有意识的活动的领域，但从人们活动的社会结果及其形成的关系、遵循的规律看，却是无意识的；相反，人的意识、行为不能离开客观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而独立存在和发展。
从唯科学的历史观的上述观点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它的确包含着唯物史观关于历史的必然性，关系、规律的客观性，以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等基本的因素。不仅如此，它还用这种极端化的理论，表明了自己反“主体化”的社会客体的基本立场，认为虽然在社会和历史的领域中，任何一种社会关系、社会制度乃至社会结构，都是由人建立的，它们的产生都离不开作为主体的人的实践活动，但是，社会关系不是精神关系，而是以实物为中介的客观关系；社会结构不是意识结构，而是以生产力、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客观物质结构。因此，个人作为主体，在历史上、社会中所扮演的，实质上只是将社会实体化、历史过程具体化的角色，而不是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尽管唯科学的历史观的这一观点相当极端，但它从一个侧面提醒我们：在历史观上混淆主体与主体化的客体，只见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性，不见这种主体性的结果，往往是主体的客体化与客体的主体化的对立统一；只承认人的主体、主体性，否认社会、历史的客体性，将难免陷入历史观上的主观唯心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
2.以敏锐的视角关注世界观视域的主客体问题
世界观视域的主体与客体问题，指贯穿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中的人与世界的本质联系。
就本体论的角度而言，本体论的产生与证明离不开主客体问题。[13](P26-27)经验证明，离开主客体关系去谈论和分析本体论问题，是抽象的和虚无的本体论；反之，离开本体论也就谈不上主体客体的关系。而唯科学的历史观关于“无主体”的社会结构观、社会历史观，在这个问题上的积极因素就在于，当它把社会当作存在的本体加以考察时，看到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离开社会本体谈论主体，实质上已经割裂了主体客体本身与社会存在的联系。而“社会无主体”则希望从本体论的角度警示人们：人是社会的人，社会作为存在的本体，是人这个主体产生存在的前提：没有社会本体，就无所谓人的主体。
就认识论的角度而言，主体客体问题是认识论的核心问题。这是因为无论是认识的产生，发展，还是认识的检验、证明，无论是批判不可知论、直观反映论，还是阐明唯物辩证的反映论，都离不开对主客体关系的阐明。[13](P27-30)唯科学的“无主体”的社会结构观、社会历史观，虽然根本没有涉及到认识上的主客体关系问题，但它关于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客观性的观点，却并没有完全否认人的实践活动本身对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形成的作用。它强调社会关系作为客体并用以突出“无主体”的社会结构的目的，则从认识论的角度提醒人们：社会作为认识的对象，是人这个认识主体必须首先面对和认真加以思考的问题；在分析社会关系、社会结构时，区分认识的主体与客体，并以何者为认识的客观源泉，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人本主义历史观首先面对的问题。
就历史观的角度而言，主体客体问题是历史观的题中之义。这是因为无论是说明历史的出发点，还是阐述社会的内在结构、机制、社会发展的源泉、动力、本质、规律，都无不涉及主客体问题。[13](P30-33)唯科学的“无主体”的社会结构观、社会历史观，虽然以其极端的结论，否定历史主体在历史和社会中的作用，但其极端提法却提醒人们注意到过度夸大历史主体的作用的后果：将误解马克思主义并导致回归唯心史观的危险。同时，这一极端提法还促使人们思考：在社会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作为主体的“人”的作用、地位究竟多大?“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承受者、社会结构的从属者，以及社会关系的创作者、社会结构的支配者，其双重身份究竟怎样具体体现在历史和社会现实中?历史决定论与历史选择论、历史规律论与历史活动论，这一切关系到历史客体与历史主体关系的理论，应当怎样深化以适应人类生活的现实?
3.为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分期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标准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全面掀起的“人是历史的主体”的高潮中，唯科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出于对西方近代以来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在主客体关系问题上或以主体为绝对本位的主体主义或以客体为绝对本位的客体主义的反思，依据20世纪以来科学中的唯科学主义的观点，以其从研究社会总体结构的新角度出发，来“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其代表人物阿尔都塞，通过对马克思思想的认真考察，提出了青年马克思是受理论上的人道主义“总问题”支配的结论。他的这一观点，是相对符合马克思当时的思想实际的。
的确，从马克思早期哲学的内容、性质看，马克思开始自己的思想历程和理论活动，不可能脱离其所处的整个欧洲传统的人文环境和理论环境。考察西方人道主义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从文艺复兴开始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原则，在其发展过程中总是不断地陷入理论与实践相互矛盾的困境。这一困境的初现端倪是启蒙学派时期。一方面，人道主义的原则在政治、伦理观上彻底发挥了其基本价值观念和理论原则，把关于人的本性、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地位和人的权力的理论，系统发展为关于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的完整理论体系，从而空前地高扬了人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它在哲学世界观上又片面强调人是环境的产物，人是环境的奴隶，进而否定、贬低了人的主体地位，甚至把人看作机器而陷入机械决定论。因此，当自然观上以唯物主义面貌出现的人道主义终因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而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时，以唯心主义面貌出现的德国古典哲学不失时机地站了出来，担负起了拯救这一理论的使命。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巨大历史功绩，就是它以极端的唯心主义的形式，强调人的主体地位，使人从18世纪法国唯物论完全被动转为主动，由单纯的客体转向主体。马克思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意识形态环境下，开始自己的理论活动的。正因此，马克思一开始强调的是“自我意识”，他在《博士论文》中之所以推崇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说和偶然性，也是因为他认为自我意识高于神性，自我意识是人的特点，只有人，才不仅可以意识到对象，而且可以意识到自我。马克思强调自我意识的作用，实际上是以唯心主义的形式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在1842年前后，马克思对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和人的本质的看法，仍然未能完全摆脱德国唯心主义的传统，他对主体的抽象认识，从他关于自由的问题上可见一斑。他从精神角度提出自由，认为精神的本质是自由，自由是精神的唯一真理，人是精神的存在物，所以人的最一般本性就是自由，“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物的类本质”[14](P67)，这就是马克思当时的真实思想。当马克思接受费尔巴哈的思想后，他从主体的抽象本质的角度，即从人应当是作为人的一种尺度和标准，对当时的社会制度进行抨击。因此，他当时的思想，还是没有完全进入到客体自身的矛盾中寻找它的自我否定的根据。当马克思退出《莱茵报》后，在结合前一段现实研究理论尤其是结合法国革命的历史中，提出了要把同人相异化的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类自己的观点。在马克思看来，只有无产阶级能够实现这一使命，其原因在于无产阶级作为人，已经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东西，丧失了自己作为人的一切特性。所以，无产阶级只有使所有的人变成人才能使自己得到解放。
很明显，马克思此时的思想，仍然囿于主体自身而没有转向市民社会，即没有从客体自身来揭示它的发展规律，因而从整个历史观来说，马克思的思想还未达到科学水平。阿尔都塞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分析，的确是符合马克思思想实际的。而且，阿尔都塞较之当时所有的研究者深入的地方，在于他不仅指出了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实质，而且进而指出了产生青年马克思思想的整个西方哲学背景：人道主义的总问题，看到近代哲学中不仅有本体论上和历史观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而且有历史观和认识论上的主体与客体的区别和对立，这就为人们认识马克思不同时期的思想，从不同角度提供了参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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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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