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列宁(上)
2007-11-08
前 言
下面的短论从来都没有说，它想对列宁的理论与实践作巨细靡遗的论述。由于有恰恰是列宁的理论与列宁实践之间的关系显然不是十分清楚，甚至在许多共产党人的头脑里也一样的这种想法，所以它只想粗略地表明他的理论与他的实践之间的关系。要彻底地论述所有这些问题，不仅要有比这几页还要大得多的篇幅，而且也还缺乏足够的资料，可以用来这样说明列宁毕生的事业。这对于那些只能通过译文来接触相关的俄国文献的人来说，尤其是如此。列宁的一生经历至少需有最近三十至四十年的历史作为架构。我们希望相称的研究成果很快就可以看到。这些引导性评述的作者本身深知，在个别问题所属的这个整体性问题未获得澄清之前，要讨论这些个别的问题是有多么困难；而在应该加以普及、知识上毫无疑义的确定下来的个别问题普及之前，要使这些个别问题普及起来同样是有多么困难。因此在这里根本不探讨列宁一生所充满着的整个问题，也不探讨这些问题在历史上出现的正确先后顺序、问题的选择、前后顺序和开展。同样，书中所做的引证也是根据这一点而有选择地进行的，并没有遵照精确的年月顺序。
一九二四年二月于维也纳
第1章
革命的现实性
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因为它的本质是关于产生无产阶级的这一社会存在并从根本上规定无产阶级的这一社会存在的一种理性综合：而且因为为解放而斗争的无产阶级在其中找到它明确的自觉。一个无产阶级思想家的境界，一个历史唯物主义代表人的境界，可以根据他对这点和由此产生的问题掌握到的深度和广度，根据他能够精确地探查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种种现象下底沉的那些无产阶级革命倾向(这些倾向本身在无产阶级革命里头产生作用，而且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让自己得以实际存在、具有独特的意识)的程度来衡量。
以这些标准来衡量，列宁是从马克思以来由革命的工人阶级运动所造就的最伟大的思想家。无法否认或忽略列宁重要性的机会主义者们夸夸其谈地说，列宁是俄国伟大的政治人物，但他对俄国和比较先进的国家之间的差别缺乏必要的洞察力，因而不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他们认为，他的历史局限性是他不加监别地就把俄国现实中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一般化，普遍地加以应用。他们忘记今天完完全全被人忘掉的这一事实：在马克思的时代，有人也对马克思提出同样的责备。那时是说，他对英国经济生活和英国工厂制度的观察，不加监别地就把它当作一切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他的观察本身可能是十分正确，但是正因为这些观察被曲解成一般规律，它们就变成不正确了。现在不需要详细批驳这种错误，指明马克思从来都没有把受时间、空间限制的特殊经验「一般化」。恰恰相反，马克思确实是以真正历史和政治天才的方法，从理论和历史两个方面在英国工厂制度的微观世界、它的社会前提、它的条件与后果以及造成它的发展最后因而威胁到它的发展的这些历史趋向当中，确实探察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宏观世界。
这正是在科学或政治上使得天才区别于平庸学者的东西。后者只能理解社会过程中直接既有的、孤立的环节，并加以区分。当他想取得一般结论时，实际上他只不过是用一种确实抽象的方法，把在时间和空间方面受到限制的现象的某些方面解释为「一般规律」，然后加以应用。但是，对于天才来说，真实的本质，即一个时代中有生命的和活动的主要趋向是一清二楚的。即使在他自己认为他只是在讨论日常事务的时候，他也是在他所处时代的每一事件背后看到这些主要趋势在产生着作用，而且不断地写到有关整个时代具有决定意义的那些基本问题。
现在我们知道，这就是马克思的伟大之处。根据英国工厂制度的结构，他指出并说明了现代资本主义所有决定性的倾向。他总是把资本主义的发展描述为一个整体。这就使他既能够在现代资本主义的任何一种现象中看到它的总体，也看到它结构的动力。
然而，今天知道列宁为我们时代做过马克思为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做过的那些事情的人，寥寥无几。在现代俄国发展的诸多问题——从资本主义出现在一个半封建专制主义国家中的这些问题，到在一个落后的农民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这些问题——中，列宁总是看到整个时代的这些问题：关于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攻击以及把现在避免不了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最后斗争转为对无产阶级有利、对人类的拯救有利的可能性。
像马克思那样，列宁从来都没有把受时间、空间限制的狭隘的俄国经验一般化。然而，列宁以天才的直觉在问题首次出现的时空状态中马上看出我们——这一逼近革命的——时代的基本问题。从那时起，列宁就是从这个观点——从革命的现实性的观点——出发，理解和说明俄国的和国际的所有事件。
革命的现实性：这是列宁思想的核心，是他与马克思的决定性联系。因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无产阶级为解放而斗争的概念表述，只有当革命已经作为一种实际的现实出现在历史的议事日程上，只有当(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人们在无产阶级的苦难当中，下仅仅是看到苦难本身而且也看到『将摧毁旧秩序』的革命因素时，才能够在理论上加以思考并且把它提出来。而即使在那时，也必须要有无畏的天才洞见，才能看到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性。一般人只是当工人群众已经在街垒战斗时，才能看到无产阶级革命，而如果他所受过的恰巧是一种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的话，甚至到那时也不会看到。因为，在一个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是固若金汤，因此即使我们看来它是处在风雨飘摇当中，他也只希望并祈求回到『正常状态』，他也只把这一社会的危机看作短暂的插曲，而且即使在这个时候，他还是认为无产阶级的斗争是对不可战胜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无理和不负责任的造反。对于他来说，街垒上的斗士都是疯子，失败了的革命是一种错误，而在革命中获得胜利(在机会主义者眼里这种成功只是暂时的)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乃是彻头彻尾的罪犯。
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是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现实性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整个时代客观基础以及认识这个时代钥匙的无产阶级革命，就构成马克思主义起作用的核心。虽然有在完全拒绝一切没有事实根据的幻想和严厉谴责一切盲动主义当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分界线，可是机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还是紧紧地抓住所谓马克思个人预见的错误不放，以便拐弯抹角地从整个马克思主义内部把革命完完全全地剔除掉。而且，捍卫马克思的『正统』的人跟批评马克思的人妥协：考茨基对伯恩施坦解释说，我们可以很容易悄悄地把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栘到未来——一个非常遥远的未来——来解决。
关于这个问题，列宁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思考得更清楚、更具体。不是说他想用某种方法来提升马克思。他只是把马克思逝世以来历史过程的进一步发展放进理论里头。这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性不再只是设定在工人阶级自我解放上面的世界史眼界，而它也是已经提上工人运动议事日程上的革命。要列宁承受因这种地位带给他的布朗基主义(Blanquism)等的罪名，容易得很，这不仅是因为他完全一致——就他必须分担这些扣在马克思身上的(扣在马克思『某些方面』上的)罪名来说——而且也因为跟这种一致性一道他恰如其份赢得了他的地位。一方面，无论马克思还是列宁都不曾把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性和它的目的，认为是在任何一定时刻都是能够轻易实现的东西。然而，另一方面，正是通过这种现实性，他们两人才取得评估当代一切问题的可靠的试金石。革命的现实性订下了整个时代的基调。个别的行动只有与革命的中心问题联系起来，才能被看作是革命的或反革命的，而这个中心问题只有通过对社会历史整体的精确分析才能找到。因此，革命的现实性就意味着把跟社会历史整体有具体关联的每个个别的日常问题作为无产阶级解放中的契机来研究。因此马克思主义通过列宁所经历的发展，仅仅——仅仅!——存在于它越来越理解到个别行动与一般命运——整个工人阶级的革命命运——之间密切的、可见的和重要的联系这里头。这仅仅意味着每一个日常的问题——正是作为日常的问题——同时也变成是一个革命的基本问题。
资本主义的发展把无产阶级的革命变成一种日常的问题。看到这场迫在眉睫的革命的人不仅限于列宁一人。可是，列宁从那些本身在理论上大声疾呼无产阶级革命迫在眉睫，可是这一革命已经变成现实时却懦怯地打退堂鼓的人里头脱颖而出，不只是因为他勇于自我牺牲、奉献，能够自我牺牲而已。他的理论清晰透澈，也使他从他同时代人中那些最优秀的、最有奉献精神的和最有远见的人里头突显出来。尽管他们只像马克思在他那时代能够做的那样解释革命的现实性——把它解释成整个时代的基本问题。笼统地说，他们的解释也还是正确的。但是，他们不能把它应用来和用来为所有日常议事日程的问题确立稳固的指导路线，无论这些问题是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所涉及的是理论还是策略，是宣传鼓动还是组织。唯独列宁朝着使马克思主义(现在十分注重实践的力量)变成具体的方向往前迈进了这一步。正是因为如此，从世界史的意义来说，他才是已经由无产阶级解放斗争造就出来唯一可以与马克思并驾齐驱的理论家。
第2章
作为领导阶级的无产阶级
作为领导阶级的无产阶级
远在资本主义在俄国实际发展和工业无产阶级产生以前，俄国形势的不稳定性就已经变得十分显著了。农村封建主义的瓦解和官僚专制主义的腐败，不但早巳成为俄国现实中不容否认的事实，而且也已经促成一些不时起来反对沙皇制度的阶层，即使这种反抗仍然是以一种不明确的、混乱的和仅仅是本能的方式表示出来——而且已经导致农民骚动和所谓没有阶级之分的知识阶级的激进化。我们看得出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它实际存在到什么样的程度，意义有多大，就是敏锐的观察者也还是不清楚——急剧地增强了客观的骚乱和它的革命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一八四八年还是欧洲反动势力可靠避难所的俄国，在十九世纪的后半叶越来越明显是在逐渐地朝向革命的方向发展。唯一的问题是：这个革命的性质是什么?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哪个阶级应该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
为什么第一代革命家们对于如何提出这种问题还很不清楚，这是容易理解的。他们在首先起来反对沙皇的集团中看到的是一个同质的因素：人民。知识份子与体力劳动者的分野即使在这个阶段还是很明显的，但这并不具有决定意义，因为在『人民』中阶级的划分并不明确，而在知识份子中只有确实忠诚的革命家投身于运动之中。这些革命家认为，与人民相结合，并且只代表人民的利益，乃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职责。
但即使在革命运动的这个阶段，欧洲的发展也必然要影响事态，从而影响革命家们借以评估事态的这一历史思考角度。在这里问题就自然而然地提出了：欧洲发展的进程，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否也是俄国不可避免的命运?俄国在社会主义里找得到救赎之前，是否也必须通过资本主义的苦境?或者，由于她的情况与众不同，由于她还有农村公社，她能够跳过这个阶段而找到一条从原始的共产主义直接向发达的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
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当时绝不像我们现在这样清楚。恩格斯不是直到一八八二年还在回答说，如果俄国革命同时引起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吗?
关于在这个问题上发生的争论，即使要概略说明这里的篇幅也不够。它只是使我们不得不选择我们的出发点，因为由此产生了这一问题：哪个阶级是未来俄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可以看得出来，承认农村公社是未来俄国革命的出发点和经济基础，就必然使农民变成社会变革的领导阶级。而且与它的经济和社会基础有别于欧洲的这个差异相一致，革命就必须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外寻求其它的理论基础，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只不过是关于社会必然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概念表述。争论俄国是不是处于沿着资本主义路线发展的过程中——俄国资本主义是不是能够发展——进而，在理论方法上争论历史唯物主义是不是一种社会发展普遍妥当的理论，以及最后，把讨论集中在社会中要派定哪一个阶级使它成为俄国革命的真正动力——所有的这些，关键都是在同一个问题上面。它们都是俄国无产阶级的演变的这一意识形态反映，都是它在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策略、组织)上独立于其它社会阶级的这一演变的各阶段的意识形态反映。
这是每次工人运动都必须经历的一个持久而又痛苦的过程。只有包含着本身表现出阶级状况的特殊性和无产阶级阶级利益自主性的这些个别问题，才构成工人运动特殊的俄国组成成份。(德国工人阶级在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倍倍尔August Bebel一施韦泽Johann Baptistvon Schweitzer时期曾有过一个类似的阶段，德国的统一成为它的决定性问题之一①。)但是如果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要取得它行动上的独立性，就必须明确地针对这些局部性的问题本身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法。最好的理论训练，如果只限于作出通则、概括，也是绝对没有价值的：要想在实践中有效，它就必须通过明确地解决这些特殊问题的方式把自己表现出来。(比如，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虽然是一个热情的国际主义者和马克思的嫡传弟子，却也决不比那些在纯粹理论水平上更为混乱的拉萨尔主义者②更能经常、可靠地作出正确的决定。)但这里对于俄国更为特殊的是，这种为无产阶级独立、为承认它在未来革命的领导角色而进行的理论斗争，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确实在俄国那样取得如此清楚而明确的解决。因此，俄国无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不致于有毫无例外地可以在所有先进国家的经验中发现到的那些犹豫和倒退——不是在犹豫和倒退是免不了的那种成功的阶级斗争进程中的犹豫和倒退，而是在理论明晰透彻和策略、组织自信心上面的犹豫和倒退。至少它最有自觉的阶层，能够在理论上和组织上像它的客观阶级状况从俄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直接和明确地发展出来那样发展出来。
列宁并不是第一个从事这种斗争的人。但只有他把每一个问题透彻地思考到底：透彻地把他的理论洞察转变为实践。
列宁是其它的理论代言人当中唯一投入反对『原始的』俄国社会主义，反对民粹派(Narodniks)斗争的人。他从事理论斗争的目的，旨在决定俄国的命运当中建立起无产阶级的独立和领导角色，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由于这种论证的进程和实质只在于证明，像马克思所概括的那样，资本主义发展所走过的典型道路(即原始积累)跟俄国也有关系的——即一种有活力的资本主义在那里也能够存在而且必须存在——因此这种争论就必定把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代言人和新兴的俄国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家们暂时纳入一个阵营。把无产阶级与混沌一片的『人民』在理论上区分开来，决不会跟着自动产生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和领导角色的知识与认知。相反地，证明俄国经济的发展趋势是朝向资本主义的这一简单、机械和非辩证的结论，显然是无条件接受这种现实并甚至促使它尽快到来。确实不只对于进步的资产阶级来说是如此。在资产阶级记住马克思主义是唯一说明资本主义必然从资本主义以前世界的解体中出现的经济理论时，它的——暂时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不难理解的。对于所有机械地而不是辩证地解释马克思，对所有不理解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学得并体现在他自己摆脱一切神话和唯心主义的理论里的东西的那些『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它必定看来更是必然如此：承认一个事实或趋向确实是存在的，绝不意味着说一定要把它当做是构成我们自己行动准则的一种现实接受下来。光明正大不存幻想地面对事实，或许是每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神圣职责，但是对于每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总是有一种此孤立的事实和趋向更为真实因而也更为重要的现实——这就是整个过程的现实，即社会发展的总体。因此，列宁写道：『资产阶级的事情就是发展托拉斯(trusts)，把儿童和妇女赶进工厂，在那里折磨他们，腐蚀他们，使他们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我们不『要求』这种发展，我们不『支持』这种发展，我们反对这种发展。但是怎样反对呢?我们知道，托拉斯和妇女在工厂中劳动是进步的。我们不愿意倒退到手工业，倒退到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和妇女从事家庭劳动的时代。要通过托拉斯等等前进，并且要超过它们走向社会主义!
这就为列宁主义解决这整个一系列问题提供了立足点。可见，承认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承认在这种发展中包含着历史的进步，决非迫使无产阶级支持它。无产阶级一定会欢迎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只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才奠定无产阶级自己出现作为决定性力量的这一基础，但是无产阶级一定会欢迎资本主义的发展，把它当作是它自己对资本主义真正的主人翁——对资产阶级——进行艰苦斗争的条件和前提。
只有这种历史趋向必然因素的辩证理解，才为无产阶级在阶级战争中自动出现创造了理论的空间。如果按照俄国资产阶级和随后的孟什维克的意识形态先驱者的方式，不分青红皂白地就把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接受下来，那么俄国就一定首先要完成它的资本主义发展。这种发展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按照这种公式，只有在资产阶级前进了一段很长的路程之后，在资产阶级已经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扫除了封建主义的障碍，在它的位置上建立起现代的、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之后，无产阶级独立的阶级斗争才能开始。带有独立的阶级目的的无产阶级过早出现不但是无用(因为它在这一资产阶级与沙皇制度之间的战争中几乎不值得被看作是一支自主的力量），而且对无产阶级本身也是有害。因为这会吓坏资产阶级，削弱资产阶级对沙皇制度的打击力量，并把它迳自赶入沙皇的怀抱。按照这种解释，只能暂时把无产阶级看成是为现代俄国斗争的进步资产阶级的一种附属力量。
今天可以看得很清楚(即使在当时看不清楚)，这整个辩论是扎根在革命的现实性这一问题之中。对于那些没有多少自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来说，道路是这样划分的：按照是把革命看作工人运动议事日程中的当前问题，还是把它看成为一个当前的决定似乎还不适合发挥任何明确影响力的遥远『终极目标』。确实更有问题的是，就算我们能够认为孟什维克的历史观点是正确的，是不是无产阶级决会接受孟什维克的立场：是不是这种资产阶级的忠实奴仆不愿完全搞混阶级意识，以致使无产阶级在甚至就是孟什维克的理论也认为合适的历史时刻，从意识形态上还是无法像一次独立行动那样脱离资产阶级，或者至少要比较困难得多(这里我们只需要想想英国的工人阶级)。实际上，这是众所公认的空虚的思辨。机会主义者企图从马克思主义中消除掉的历史辩证法，仍然注定要在他们身上起到跟他们的意志相反的作用，把他们赶入资产阶级阵营，而且在他们看来，还会把无产阶级的独立出现推迟到无人可知遥远、遥远、实际上也不存在的未来。
历史证明列宁和少数公开宣布革命现实性的人是正确的。与进步资产阶级联盟(在为德国统一而斗争的时期就已经证明是一种妄想)只有当无产阶级可能作为一个阶级而跟随资产阶级与沙皇结成联盟时，才得以幸存。因为，革命的现实性意味着资产阶级不再是一个革命的阶级。毫无疑问，与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相比较，以资产阶级为领导者和受益者的经济制度代表着进步。但资产阶级的这种进步特性又是辩证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前提和它所要求的政治民主或法治之间的必然联系，已变得比较松散(这种政治民主或法治原是——尽管只是部分地——在法国大革命中在封建专制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一方面，无产阶级革命日益迅速地迫近，使得资产阶级与封建专制主义之间有可能建立使资产阶级的经济生存和成长条件获得旧统治力量的政治覇权保证的联盟。另一方面，由于这种联盟而思想堕落的资产阶级把实现它自己以前革命要求的事委之于无产阶级革命。
资产阶级与旧统治力量之间的联盟不管或许有多大的问题，因为它当然是出于互相害怕更大的邪恶而产生的一种妥协，而不是一个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阶级联盟，所以它还是一个新的重要事实。跟这一事实比较起来，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之间『必然联系』的这一公式化的和机械的『证据』，必定呈现出来，说明它是一种彻底的幻想。列宁说：『一般说，政治民主仅仅是一种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可能形式。(虽然在理论上对『纯粹』资本主义来说是一种正常形式)。正如事实所表明的，不论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都是在各种政治形式下发展的，并且使所有这些形式服从于自己。』特别是在俄国，资产阶级从一种——表面——激烈反对沙皇制度的立场极为迅速地转变为支持沙皇制度，其根本原因在于嫁接于俄国的资本主义『非有机的』发展。这一资本主义非有机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垄断特征(大规模工业的支配地位，金融资本的角色)。由此可见，与那些经历过一种更为有机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家相比，俄国资产阶级是一个数量上较小、社会力量较弱的阶层。然而同时，革命无产阶级发展的物质基础在大规模的工厂中奠定下来，速度比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步伐在纯粹统计上的估计所讲的更快。
但是，如果跟进步资产阶级的结盟证明是一种幻想，如果无产阶级在它朝向独立的发展过程中已经与浑沌的『人民』概念断然决裂，难道它不会(正是因为这种得来不易的独立)完全孤立并陷入一场肯定是毫无希望的斗争里头吗?假如对于民粹派农业理论的否定，对于农业共产主义残余必然消亡的认识同样都不是辩证的，那么对列宁的历史观点的这种常有而十分明显的反对意见倒是站得住脚。这种消亡过程的辩证——因为辩证的理解永远都只是一种真正辩证事实的概念形式——是在这些旧形式的消亡不可避免性上面，而就这些旧形式的消亡是一个消亡的过程，换句话说，仅仅是否定的这个范围来说，它是只有一种明确的、一定的方向。它实际的方向绝不是自身所固有的，这一方向端视社会环境的演变，端视对整个历史环境背景的评估而定。更具体地说：旧的农业形式在经济上不可避免的消亡——包括大的和小的庄园——是按着两条不同的道路进行的。列宁说：『这两种解决办法都按不同方式加速向更高的技术的过渡，都朝着耕作技术进步前进。』一条道路是从农民生活中扫清中世纪的和更早时期的全部习惯作风的残余。另一条道路——列宁称之为普鲁士的道路——『它的特点是，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关系不是一下子被消灭掉，而是慢慢地适应资本主义。』两条道路都是可能的。与原先的情况相比较，二者在经济上都是进步的。但是，如果二者都同样可能而且从某种意义上都是同样进步的，那么，由什么来决定二者之中的哪一种注定会变为现实呢?列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像对其它问题的回答一样，是明确而毫不含糊的：阶段斗争。
这样，有关要求无产阶级独立地起领导作用的这一基本形势的概括，就变得日益尖锐而具体了。因为，在为俄国指出从中世纪向现代转变这一方向的这场阶级斗争中，决定性的力量只能是无产阶级。农民，不但由于他们文化上的极端落后，而且首先由于他们客观的阶级地位，只可能对他们越来越不堪忍受的状况作出本能的反抗。由于他们客观的阶级地位，他们注定要在政治上成为摇摆不定的阶层——这个阶级的命运最终要由都市的阶级斗争、城镇的命运、大工业以及国家机器来决定。
这样，有关要求无产阶级独立地起领导作用的这一基本形势的概括，就变得日益尖锐而具体了。因为，在为俄国指出从中世纪向现代转变这一方向的这场阶级斗争中，决定性的力量只能是无产阶级。农民，不但由于他们文化上的极端落后，而且首先由于他们客观的阶级地位，只可能对他们越来越不堪忍受的状况作出本能的反抗。由于他们客观的阶级地位，他们注定要在政治上成为摇摆不定的阶层——这个阶级的命运最终要由都市的阶级斗争、城镇的命运、大工业以及国家机器来决定。
只有这种背景才把决定权交到无产阶级手中。假如资产阶级自身能够成功地消灭农业的封建制度，那么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在一定的历史时刻就不能有什么指望了。沙皇制度使资产阶级难以做到这一点，是资产阶级暂时采取革命姿态，或至少是对立姿态的主要原因。但是只要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农村中千百万受奴役的和极端穷困人口的自发暴动就随时有可能发生：这是一种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为它指出方向的自发暴动。只有无产阶级能领导这种群众运动达到使农民获得实际利益的目标，从而创造出无产阶级可望胜利地向沙皇制度展开斗争的这些条件。
因此，俄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为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奠定了客观基础。它们的阶级目的是不同的。正因为如此，它们的力量，在诸如『人民』之类含混的民粹派概念名义下实现的天然结合，终将注定崩溃。然而，只有通过联合的斗争，才能实现它们不同的目的。于是，旧民粹派的思想在列宁关于俄国革命的描述中经过辩证的改造又再提出来了。但仅仅只要革命的、有差别的『人民』概念——一切被压迫者的革命联盟——能够从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条件的具体理解里发展出来，就必须否定含混的、抽象的『人民』概念。正是因为如此，列宁的党才可以正正当当地把自己看作是真正民粹主义革命传统的继承人。但是由于领导这场斗争的意识和能力——用客观的阶级术语说——只存在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中，因此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才必须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成为社会变革的领导阶级。
①(第三三页)拉萨尔、倍倍尔和施韦泽是德国一八七一年统一前时期德国重要的社会主义者。
②(第三三页)拉萨尔主义者是拉萨尔的追随者，形成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派别。他们相信可以通过国家援助的合作社和其它改良主义的手段来达到社会主义，而他们的对手爱森纳赫派(Eisenacher)，主张一个更富于战斗性的纲领。威廉•李卜克内西，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之父，是爱森纳赫派的一个领导者。一八七五年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联合组成社会民主党。
第3章
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
第3章
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
我们已经看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是既要从它与其它阶级的全部意识形态的联系中解放出来，也要在它独有的阶级立场和由此而来的阶级利益独立性的基础上确立它自身的阶级意识。只有这样，它才能够在反对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压迫者的共同斗争中领导资产阶级社会中所有的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无产阶级领导角色的客观基础，是它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内部的立场。但是，如果归结说，正确——能够跟无产阶级领导角色相称——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没有摩擦和挫折就能够独立地逐步发展出来，好像无产阶级能够在意识形态上逐步地形成跟它的阶级相称的革命志业，那么这就是机械地应用马克思主义，因而也是一种完全不符合历史的幻想。伯恩施坦的论战，已经清楚证明，资本主义的经济是不可能长入社会主义的。但是，它的意识形态的对应物却没遭到反驳，继续存留在许多诚实的欧洲革命家的思想中，而且甚至没有人认为它是一个问题或一种危险。这并不是说，他们当中最优秀的人完全忽视它的存在和它的重要性，不是说他们不懂得无产阶级取得最终胜利的道路是漫长的，而且要经历许多失败。在这条道路上，实际的挫折和意识形态上的倒退也都是不可避免的。他们知道——用罗莎•卢森堡的话说——由于社会的前提，不再会『过早』地爆发的无产阶级革命，就维系政权(意识形态政权)而言，不管怎样一定会『过早』地爆发。但是假如说(尽管有关于无产阶级解放道路的这一历史观点)还有人认为，由理论健全的党鼓动和宣传所补充的群众自生的革命自我教育(通过群众行动和其它经历)足以保证必要的发展的话，那么确实就不能说已经克服了关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逐步发展出它的革命志业这一观念了。
列宁是第一位也是长时期来从理论的根本因而也是在决定性的、实践的方面(即组织的方面)，着手处理这个问题的唯一重要领袖和理论家。
一九O三年在布鲁塞尔(Brussels)—伦敦(London)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党章第一条的争论，现在已是大家熟悉的了。它针对着是否只因为支持党并且在党的监督下工作(如孟什维克所想的)就有可能成为党员呢，还是是否党员必须参加非法的活动，全心全意为党工作，并遵守最严格的党纪这一问题。关于组织的其它问题——比如说，集中制问题——只是这上述第二种列宁主义的观点必然的技术性结论。
我们也只有提到关于革命的可能性、大致进程和特点的两种基本不同态度之间的冲突，才能够理解这场争论，虽然在当时只有列宁看到所有的这些关联。
布尔什维克关于党组织的概念，内容包含从整个阶级多少有些混乱的群众中选择一群准备作出任何牺牲的专业革命家。但是，这样一来，岂不是存在着这些『职业革命家』脱离其现实的阶级环境，从而发生分化、堕落为宗派的危险?这种党的概念，不正是那些『聪明的』修正主义者宣称他们甚至在马克思身上都已发现过的这一布朗基主义的实际结果吗?即使在谈到布朗基(Auguste Blanqui)本人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篇幅可以用来讨论这一评论离题有多远。它并没有触及列宁党组织的概念核心，完全是因为如列宁所说，职业革命家团体就是一刻也没有这样的任务：或者是『创造』单命或者——靠他们独立的、大胆的行动——驱赶迟钝的群众，使他们面对革命的既成事实。列宁党组织的概念是以革命的事实即现实性为前提的。假如孟什维克的历史预言是正确的，假如接着会有一个繁荣和民主迟缓进展的相对平静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至少是在落后国家——『人民』的封建残余已被『进步的』阶级扫除干净，那些职业革命家就必然会陷入宗派主义的困境，或者变成单纯的宣传俱乐部。党，作为无产阶级最有意识的份子的集中化组织——而只有以这样的身份出现——是被看成革命时期的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列宁说：『政治问题不能与组织问题机械地分开』，『任何人如果不考虑我们是否生活在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就接受或拒绝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那他就完全误解了它。』
但是，从正好相反的观点也能够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见：正是革命的现实性才使这种组织变成多余。在革命运动处于停顿时期，把职业革命家组织并结合起来也许有用。但是在革命本身的年代里，如果深入地发动群众，如果在几周——甚至在几天——之内群众经历了较多的革命经验，变得比以前的数十年更为成熟，如果甚至连这个阶级迄今仍在与他们自身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上拒绝跟该运动联系的那些部分的人也变得革命起来，那这种党组织就是多余，就没有意义。它浪费必要的精力，而且如果它发挥影响力的话，也限制了群众自发的革命创造性。
但是，从正好相反的观点也能够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见：正是革命的现实性才使这种组织变成多余。在革命运动处于停顿时期，把职业革命家组织并结合起来也许有用。但是在革命本身的年代里，如果深入地发动群众，如果在几周——甚至在几天——之内群众经历了较多的革命经验，变得比以前的数十年更为成熟，如果甚至连这个阶级迄今仍在与他们自身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上拒绝跟该运动联系的那些部分的人也变得革命起来，那这种党组织就是多余，就没有意义。它浪费必要的精力，而且如果它发挥影响力的话，也限制了群众自发的革命创造性。
这种反对意见很明显地又转回到意识形态的发展逐步发展成社会主义的那个问题。《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与整个阶级之间的关系规定得很清楚。『共产党人同其它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特别重视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所以，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世界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鼓舞大家前进的一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更善于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换句话说，他们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明确体现。他们的组织问题是由他们关于这一方式的看法来决定，即按照这种方式无产阶级将确实取得自己的阶级意识，并且自己能够掌握和充分占自己的阶级意识。任何不是无条件地否认党的革命作用的人都会承认，不管是经由资本主义经济力量的机械演变，或者是经由群众自发性纯粹有机成长，党的革命作用都不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列宁的党的概念跟其它人的概念不同的地方，一方面主要是在他对无产阶级内部不同的经济上的细微差别(工人贵族的成长，等等)了解得比较深刻、比较透彻，另一方面主要是在我们已经概述过的新历史观点上，他有无产阶级跟其它阶级进行革命合作的远见。无产阶级在革命的准备和领导方面当然越来越重要，从而党领导工人阶级也当然越来越重要。
按照这种观点来看，工人贵族的出现和越来越重要，是意味着特殊的工人阶级团体直接的日常利益和整个工人阶级的那些真实利益之间始终存在的——相对的——分歧是扩大了，并终于固定化了。通过强制拉平差别并把事实上被地域、行会等分割开来的工人阶级统一起来才开始有的资本主义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一种新的划分形式。这不仅意味着无产阶级不再以团结一致的敌对态度面对资产阶级，同时也产生了这样的危险：这些团体能够对达到小资产阶级生活水准的整个阶级产生反动的影响力，而且盘据党内或工会官僚机构，而且有时是地方行政机关等等里头的职务，就使他们——尽管，或者说得明确一点，是因为他们越来越抱有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缺乏成熟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正规教育和管理无产阶级的其它部分人的经验上占有一种优势；换句话说，他们在无产阶级组织中的影响，因此是有模糊所有工人的阶级意识，并且引导工人走向跟资产阶级实行心照不宣的联盟的这种倾向。
理论的理解、有意识的革命团体所做的相对映的鼓动与宣传，本身不足以对付这种危险。因为这些利益冲突本身是以长时间内工人都还无所知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就是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于即使是工人自己的意识形态代言人有时也没想到他们本身已经抛弃了整个阶级的利益。因此，这些差别能够很容易在『理论上的意见差别』和仅仅是『策略上的差别』的红字标题下隐藏起来，使工人看不出来，而不时地在群众伟大而自发的行动中爆发出来的那种工人的革命本能，这时就不能保持这种活跃的阶级意识的自然高度，作为整个阶级持久占有的东西。
这就使具有充分意识的份子的组织独立性成为无产阶级不可少的东西。正是这一点才证明了列宁主义的组织形式是跟预见即将来临的革命的能力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因为仅仅就此而论，每一种正确道路的偏向对无产阶级才是致命的、有灾难性的：仅仅就此而论，对于看来是日常琐细问题所做的决定，对无产阶级才具有深刻的意义：而且仅仅就此而论，无产阶级具有确实跟自己面前明摆着的阶级形势相符合的思想和行动，才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然而，革命的现实性也意味着社会的骚动——旧结构的瓦解——远不限于无产阶级，而是包括所有的阶级。毕竟列宁不是说过吗?『只有当『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的时候』，才真正表明出现了革命形势。『没有全国性的(既触动被剥削者又触动剥削者的)危机，革命是不可能的。』危机越深，革命就越有希望。但是，危机越深，它所涉及的社会阶层也越多，盘根错节的本能运动也越是多种多样，以斗争最终决定整个结局的两个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也会越加混乱和可变。假如无产阶级想要赢得这种斗争，就必须鼓动和支持有益于打碎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倾向，并尽最大努力将各种高潮——不论它们是多么本能的或混乱的——争取到整个革命过程之中。一个革命时期的迫近，也可以通过所有想联合或至少跟无产阶级接触的不满旧社会的份子得到预示。但正是这种情形会随之带来隐藏的危险。如果无产阶级政党不组织起来使正确和适当的阶级政策得到保证，那么这些同盟者——在革命形势中总是加倍增多——就会产生混乱，而不是支持。因为社会上其它被压迫的那些阶层(农民、小资产阶级和知识份子)自然不会为跟无产阶级相同的那些目的努力。工人阶级倘若知道它所要的东西是什么，它的阶级利益所支配的是什么，那么它就能够将自己和这些别的团体从社会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但是，如果党这个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党员代表，不确定这个阶级应当采取的方向，如果它的无产阶级性质甚至不能在制度上得到保护，那么这些别的团体就会涌入它的内部，并使它偏离自己的道路。假如无产阶级政党对自己的阶级组织有充分的把握，那么有益于革命的无产阶级联盟反倒会是党最大的危险。
因此，列宁的党组织思想包含可说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因素：根据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尽量严格地挑选党员，以及全面联合并支持资本主义社会内一切被压迫和被剥削者。这样，他辩证地把目的的单一性与普遍性(即严格地按照无产阶级的角度来说的革命领导和无产阶级一般的民族及国际特性)统一起来。孟什维克的党组织概念把这些因素削弱了，把它们混淆在一起，使它们变成折衷物，因此在党自身的内部把它们统一起来。孟什维克使自己与被剥削群众(比如，与农民)的主要阶层隔离开来，而把利益极不一致的团体联合在党内，因此使思想和行动无法协调一致。在阶级斗争混战时——因为一切革命时期都以深入激荡人心的、整个社会的混乱状态为特征的——不协助建立对于胜利是至关重要的这种反对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统一体，并且把其它摇摆不定的被压迫团体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这样组织起来的党就变成是一种不同利益团体的纠结。只有通过内部的妥协，党才能确实设法采取任何一种行动，而且即使在那时候，党也或者要尾随在它内部更聪明或更具本能的团体的后面走，或者不能不竚足观望悲惨的重大事件发生。
因此，列宁的组织概念意味着，跟机械的宿命论进行双重决裂：既跟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看作是其阶级形势的机械产物的观念决裂，又跟这种看法决裂，即认为革命本身只是注定要爆发——假如客观的革命条件完全『成熟』——在各方面『自动地』促成无产阶级胜利的经济力量的机械作用。如果各种重大事件一定都得等无产阶级统一起来并且清楚地参加这一决定性的斗争，那就永远不会有革命的形势。一方面，总会有消极旁观并观望他们本阶级的解放斗争，甚至投诚到另一边的无产阶级阶层——越是这样，资本主义越是发展。在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本身的态度、它的果敢和阶级意识的程度，绝不是注定不可避免地要从它的经济形势中产生出来的。
当然，即使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大、最好的党，也不能『创造』一种革命。但是，无产阶级对于一定形势的反应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有能力针对它的阶级目的提出这项理解，并付出心力。当革命是一种现实性时，那么革命是不是能够加以『创造』的问题，就取得了一种全新的意义。这种已经变化了的意义就会使党与阶级之间的关系产生变化，使党和整个无产阶级的组织问题的意义产生变化。关于『创造』革命这一问题，老旧的提法是以历史必然性与相关的党的活动之间固定的、非辩证的划分为基础的。从『创造』革命就意味着是无中生有，把革命用魔法变出来这角度来说，就必须完全拒绝这一提法。但是，党在革命时期的活动是指根本不同的东西。如果时代的基本特点是革命的，那么尖锐的革命形势任何时刻都会爆出来。确实的时间和环境总是难以精确规定的。不过，导致革命的趋势和在革命开始时采取正确行动进程的基本路线，因此越发可以加以确定。党的活动是以这种历史的理解为基础的。党必须准备革命。换言之，它一方面必须试图以行动加紧促使这些革命趋势成熟(通过它对无产阶级和其它被压迫团体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必须使无产阶级对在尖锐的革命形势中必然产生的思想、策略、物质和组织任务作好准备。
这也把党组织这一固有的问题摆在一个新的思考角度上了。考茨基等人主张的老旧的观念以为：组织是革命行动的前提。罗莎•卢森堡所主张的认为，组织是革命群众运动的产物。这两种看法显然都是片面的，非辩证的。因为正是党准备革命的作用，才使组织同时而且同样既是生产者又是产物，既是革命群众运动的前提又是结果。因为党的自觉活动是以清楚地认识经济过程的客观必然性为基础的：它严格的组织独特性是在于与群众本能的斗争和苦难始终维持有成效的互动关系。罗莎•卢森堡有时近乎激赏这种相互作用的成份，但她忽视了其中的自觉和能动的成份。正因为如此，她不能理解列宁主义党概念极其重要的要点——党的准备角色——而且正是因为如此，总的来说她就不能不误解随之而来的全部组织原则了。
革命形势本身自然不是党活动的产物。党的角色是预见客观经济力量采取什么方向，预示工人阶级合适的行动方式是在那里经得起这样产生出来的形势的考验。与这种高瞻远瞩相一致的是，它也必须尽可能地使无产阶级群众在知识上、物质上和组织上对摆在他们眼前的东西和跟党相关的他们的利益做好准备。然而，实际的事件本身和随之出现的形势，是本身盲目地并按照自己自然规律产生作用的资本主义生产这些经济力量的产物——但即使如此也不是按照机械主义宿命论产生作用。例如俄国农业封建制度的经济衰败已经向我们表明，这个衰败的过程本身如何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是，从阶级的角度来说，它的作用——从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新的阶级联盟——决不是完全取决于这种孤立的发展或者因而只是从这种孤立的发展就可以加以决定。它们是受到它们的环境制约的；归根到底，是受到整个社会(它的各部分构成了这种发展)的命运制约的。但在这种总体里头，自发地爆发出来和从意识上领导的阶级行动起着决定作用。而且，社会越是动荡不安，它的『正常』结构越是完全不能发挥作用，它的社会经济稳定性越是受到动摇——换言之，形势越是革命——他们的角色就越是具有决定性。这就是说，资本主义时代社会的整个发展决不是沿着简单的、直线的路线走的。形势往往是由整个社会各种力量的结合所造成的，其中特殊倾向本身就能够成为一种形势——如果形势得到正确的认识并相应地得到了正确评价的话。但如果错失了这种机会，没有引出正确的结论，看来要往特定方向前进的各种经济力量的发展，就决不会以不可改变的姿态往前继续前进，而总是以跟它截然相反的方面变化。(假如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没取得政权，完成土地革命，想想看俄国的形势。在一个反革命但比革命前的沙皇制度较为现代化的资本主义政权下，以『普鲁士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便不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了。)
只有具有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行动的这一历史背景的知识，才能真正理解到党组织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取决于资本主义衰落时期，放在无产阶级面前的巨大的、世界史的任务，取决于这些任务放在无产阶级自觉的领袖肩上的巨大的、世界史的职责。因为党根据社会总体的知识呈现着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并由此呈现着所有被压迫者的利益、呈现着人类的未来)，所以它就必须在它内部把所有矛盾(其中从这社会总体性深处产生出来的任务表现出来了)都统一起来。我们已经强调过，必须把按照对阶级意识的了解、对革命事业无条件的奉献来严格地挑选党员这件事，跟党员本身同样能够完全投入正在进行斗争和遭受苦难的群众生活中的这项能力配合在一起。没有取得其必然成果就想满足这些要求的前一项的一切努力，必定会因为宗派主义而化为泡影。(这是列宁领导进行反对从召回派Otzovism①到共产主义工人党②等[左派]以及除此之外的一些人的这一斗争的基础)。因为对党员的要求严格，只是让整个无产阶级(以及所有被资本主义剥削的阶层)清楚地看到他们真正利益之所在，让他们意识到他们迄今未意识到的行动、模糊思想和混乱感觉的这种真实基础的一种方式。
但是群众只有通过行动才能学到：他们只有通过斗争——一种社会经济基础经常改变，因而条件和武器也经常改变的斗争——才能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只有在它总是比斗争中的群众先走一步，为群众指明道路时，才能在这种冲突中完成自己的使命。但这是为了始终能够保持不变，成为群众斗争的领导者，才能先走一步。因此，它的理论理解只有当它不停留在一般的水平，不停留在单纯从理论上看来理论是正确的这上面，而是在具体形势的具体分析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换言之，在理论的正确性只是表达对于具体形势的见识时，才是有价值的。因此，为了防止群众有任何的动摇，即使冒着暂时孤立的危险，党一方面也必须对理论足够理解、足够坚定，以便坚持正确的方向，另一方面，党也必须有弹性而且能够向群众学习，才能从群众的每一种表现(不管是多么混乱)中指出群众自己还没有意识到的革命可能性。
对群众生活的这种调适，如果没有极其严格的党的纪律是不可能的。如果党不能立即调整它对不断变化的形势的认识，它就会落后，就不是领导而是随波逐流，就会失去与群众的联系并陷于分裂。因此，党组织就必须极为严格和精确地运转，以便在必要时立即把这种调整付诸实施。但是同时，这意味着弹性的要求也必须不断地运用于党组织本身。在一定形势中对一定目的有用的组织形式，当斗争条件发生变化时，会变成是一种障碍。
因为历史的本质就在于不断地创造新事物。这种新事物是不能借助任何一贯正确的理论预见到的。它必须通过斗争，从它最初出现的萌芽清楚地辨别出来，并且清楚地加以认识。党的责任决不是在把任何一种抽象的、挖空心思设计出来的策略强加在群众身上。相反地，党必须不断地向群众的斗争和群众斗争的方法学习。但在它学习的时候必须保持主动，为下一次的革命行动作好准备。党必须把群众从其正确的阶级本能产生出来的自发的发现，跟革命斗争的总体统一起来，并让他们意识到。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为要不仅维系无产阶级革命经验的连续性，而且也要自觉、主动地促进这些经验进一步的发展，党就必须向群众解释他们自身的行动。党组织必须使自己既适合作为这种认识的总体的工具，也适合作为为从这种总体产生出来的行动的工具。如果它不能做到这一点，它就会破坏它尚未理解因而也无法控制的发展。所以，一切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和组织上的僵化对党都是有害的。因为正如列宁所说：『任何一种新的斗争形式，都会遇到新的危险，遭到新的牺牲，因而不免会使对这种新的斗争形式准备不足的组织受到『破坏』。党的任务就是公开地和自觉地——首先是对自身而言——寻求它的必然途径，以便可以在破坏的危险变成现实以前改造自身，并通过这种改造促进群众的改造和前进。』
策略和组织只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的两个方面。只有两方面一起才能取得实际的结果。为此，党在顽强坚持它的原则时必须既始终如一又有弹性，同时看清楚每一个新的日常发展。无论就策略上或组织上而言，本身都没有所谓的好坏。只有它跟整体的关系，跟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关系，才使一种思想、一种政策决定等等，有正确或错误之分。正是因为如此，比如在一九O五年第一次俄国革命后，列宁才会无情地反对那些想放弃所谓无用和宗派主义的非法活动的人，也才会无情地反对那些无条件地为非法活动献身、否认有进行合法活动可能性的人；正是因为如此，他对那些向议会主义投降和在原则上反对议会主义的人才同样愤慨，打从心眼里就瞧不起。
列宁不但从来都没有变成政治上的乌托邦主义者，而且对他周围的人物也从来都没有抱过任何幻想。在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第一个冒险时期，他说，『我们要与那些人一起建设社会主义，他们虽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培植起来的，受过扭曲和腐蚀，但也通过资本主义社会经受了战斗铸炼。』列宁党组织的概念对职业革命家异常的要求，本身并不是乌托邦，自然跟普通生活、当下的事实、单纯经验的表面现象也都没有任何关联。列宁的组织概念本身是辩证的：就它同时也是自身的产物和生产者这个范围而言，它既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历史发展有意识的促进者。人本身创造了一个党，想要而且能够在一个党组织内工作，就要有高度的阶级意识和献身精神。然而，只有经过这样组织起来，通过党而工作，人才能变成真正的职业革命家。参加革命阶级的个别雅克宾(Jacobin)派成员，通过他的决心、战斗性、知识和热情，赋予了阶级形式的行动与理解。但是，这个阶级的社会存在和它由此产生的阶级意识，必定总是决定着他行动的内容和方向。这些行动不是他代表该阶级的行动，而是阶级活动本身的极致。
接受请求来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党，因此不是现成的就可以面对着它的领导志业的：它现在也不是可以面对，而是以后才变成可以面对。而且党与阶级之间富有成果的互动过程，在党和它的成员之间的关系中也是在——尽管是不同地——不断地重演着。因为正如马克思在他关于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的提纲中所说：『有一种唯物主义的学说涉及环境和教育的改变，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列宁主义党的概念是跟马克思主义机械论的和宿命论的庸俗化所做的最彻底的决裂。它是马克思主义真正本质和最深含义的实际表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①（第五O页）召回派（Otzovists），也被称为“抵制主义者”（Boycotters），属于布尔什维克，在一九O五年革命之后的一段时期，他们反对在合法组织——如工会、合作社等——内工作，要求从议会召回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在反动时期党只应该从事非法工作。
②（第五O页）KAP（共产主义劳动党——[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在策略上与德国共产党（KPD）发生分裂后，在一九二O年四月成立。KAP主张[直接]行动，指责KPD的议会主义和被动的领导。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第五章评论了这一分化。
第4章
帝国主义：世界战争与国内战争
帝国主义：世界战争与国内战争
但是我们是否已进入决定性的革命斗争时期了呢？无产阶级因为害怕自己遭到毁灭，被迫接受它改变世界的任务这一时刻是否已经到来了呢？因为可以看得出来，即使最成熟的无产阶级思想或组织，也不能造成这样一种危机，除非这种成熟性和战斗力是自身要求解决的这一客观世界社会经济形势的结果。任何一个简单孤立的事件，不论它是胜利还是失败，也都不可能决定这一点。 我们甚至于不可能说这样一个事件是胜利还是失败的；只有涉及到社会历史的总体，才能以一种世界历史的意识把一个重大事件说成是胜利还是失败。
正是因为如此，在俄国社会民主党派（当时包括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内关于要跟一八四七年（决定性的革命之前）相互比较或跟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之后）相互比较这一问题的争论——这场争论在第一次革命时爆发出来，在革命失败后达到高潮——范围必然会超出狭隘意义上的这一俄国的问题。这一点只有当我们时代基本性质的问题得到确定，才能加以确定。有关一九O五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以及由工人们所探取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是正确还是“错误”的这个狭隘的、特殊的俄国问题，只有在这种背景下才能够得到解答。自然，这么有力的把问题提出来，就说明我们要在什么方向寻找答案。因为在俄国以外的地方，工人运动中左翼与右翼之间的分野，也日益开始采取有关我们时代的一般性质是什么的一种讨论的形式。这场讨论是有关：特殊的、日益明显的经济现象(资本的集中、大银行越来越重要、殖民地化)是否仅仅标志着『正常的』资本主义发展内部的量的变化，或者，是否能够从这些现象中推论出一个新的资本主义时期——帝国主义时期——正在迫近?越来越频繁地在一段相对和平时期之后发生的战争(布尔战争Boer War、西美战争、俄日战争)，是否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偶然事件』或『插曲』?或者是否我们在这些战争里头看到了规模越来越大的战争时期的初步迹象?最后——如果这都表明，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级——在新的条件中是否无产阶级斗争的旧形式能够充分地表达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因此，那些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之前或革命当中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形式(群众罢工、武装起义)，是否只是具有地方性特殊意义——甚至是『错误』或『脱离正轨』——的现象?或者，我们是否应当把它们看作是群众凭着正确的阶级本能来调整自己的行动，以适合世界形势的初步自发的尝试?
列宁对这些相互关联的一系列问题所做的实事求是的回答，是人们所熟悉的。他的回答正是在第一次革命遭到失败之后，正当孟什维克对俄国工人们『走得太远了』的错误发出哀号之声尚未消失之时，得到了最清楚的表述。列宁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Stuttgart Congress)上开始展开斗争，使第二国际采取明确而强有力的立场，以对抗帝国主义世界战争直接威胁的危险，并且提出这个问题：要采取什么行动来制止这种战争?
列宁¬—罗莎•卢森堡修正案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获得接受，随后又在哥本哈根(Copenhagen)、巴塞尔(Basle)代表会议上获得批准。世界战争临近的危险和无产阶级要进行革命斗争来制止它的这一必要性，于是得到第二国际正式的承认。这样，在这个问题上，列宁的主张就显然不再是孤立的了。也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才在经济上把帝国主义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第二国际中的整个左派，甚至中间派和右派的许多成员，都认识到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希法亭试图提出有关这些新现象的新经济理论，罗莎•卢森堡走得甚至更远，她成功地把帝国主义的整个经济体系表述为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一种必然的结果——即有机地把帝国主义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因而赋予『资本主义崩溃理论』一个具体的经济基础。但是，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和随后的一段长时间内，对战争有自己看法的列宁十分孤立，这种孤立绝不是偶然。认为说，原先对帝国主义作过同样『正确』评价的其它许多人现在或许因为『胆怯』而变得踌躇起来，这是难从心理上或道德上得到解释的。不是这样，一九一四年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不同态度，是他们到那时为止的理论、策略和其它立场直接的、实际的结果。
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概念一方面是一种重大的理论成就，同时另一方面作为经济理论却包含很少真正新鲜的东西，看来是很奇怪。它部份是以希法亭的思想为基础，但纯粹作为经济理论，在深度和出色的程度上是不能跟罗莎•卢森堡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再生产理论所做的漂亮引申相比。列宁的过人之处——而且这是无与伦比的理论成就——在于他把帝国主义的经济理论与目前时代的各种政治问题具体地结合起来，从而使这个新阶段的经济学成为这种关键场合中的一切具体行动的准则。正是因为如此，比如说，在战争期间他才驳斥某些波兰共产主义者的极左观点，把它说成是『帝国主义的经济主义』①；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反对考茨基的『极端的帝国主义』②概念(这是一种理论，希望建立一种和平的国际信任，对这种理论来说，世界战争是一种『意外的』，甚至不是『正确的』道路)，最后升高到指责考茨基把帝国主义的经济学跟它的政治学割裂开来。确实，罗莎•卢森堡(以及潘湼库克Anton Pannekoek③和其它左派)的帝国主义理论，以狭隘的、原来的意义来说，未受到经济主义的损害。他们所有人——特别是罗莎•卢森堡——刚好都强调帝国主义的经济学里头必定向政治学(殖民地化、军火工业等)转化的这一契机。但是这种联系并不具体。也就是说，罗莎•卢森堡卓越地证明，由于积累的过程，帝国主义的过渡时期，即为殖民地的通商口岸、原料和资本输出的可能性等斗争的时期，已经不可避免的到临：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必定是一个世界战争的时期。然而，在这样考察当中她只建立有关这整个时期的理论——尤其是现代帝国主义的理论。她也无法看出从这种理论到当代具体要求的这一转化：要把《资本的积累》(TheAccumulatioi of Capital)与《雅努斯手册》(Juniusbroschure)④的具体章节联系起来的必然连续建立起来是不可能的。她对整个时代从理论上所做的正确评估，没有具体阐明为对那些具体变化的动力所做的清楚认识，而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加以评估并且以革命的方式加以利用的实际任务。
但是，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过人之处，无论如何无法用『政治上的天才或『实践上的机智』一类的陈词滥调来解释清楚。这其实是在整个过程评估当中的纯粹理论上的过人之处。因为列宁在他的整个一生中作出的实际决定，无一不是他的理论观点的合理的和合乎逻辑的成果。这种观点的基本原理是要求对具体形势做具体分析，这一点只有在那些不辩证思考的人的眼里才变成是一个现实政治——实际——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者说来，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并不是『纯理论的对立物；相反地，这是道道地地的理论最精彩的部份，是理论在现实中实现的所在，因而也是理论在实践中产生转变的所在。
这种理论的优越性是在这里：在马克思所有的追随者中，列宁的眼光是最少受到其资本主义环境的拜物教范畴所蒙蔽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超出其所有先驱和后继者的重要优越性，是在于它处在显然必须以最纯粹的经济(因此，也是最纯粹的拜物教)范畴来处理的这些最复杂的问题当中，却能够从方法上对这一问题取得这种理解，因而在这些纯粹经济范畴的后面那些发展过程中的阶级——这些经济范畴所表现的社会存在——就变得明显可见了。(试思考一下跟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之间古典的划分相反的那种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间的划分。通过这种划分，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结构就显露出来了。马克思主义对剩余价值的解释已经揭露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层化。不变资本的附加概念表明整个社会发展过程能动联系的这些关系，同时，也揭露了不同的资本家利益集团为瓜分剩余价值而展开的斗争。)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不像罗莎•卢森堡的理论，他的这一理论比较上不是关于帝国主义必然的经济生殖和限制的理论，而是关于具体的阶级力量的理论，即关于通过帝国主义策动在帝国主义内部产生作用的这些阶级力量的理论：也就是关于通过帝国主义而产生出来的具体世界形势的理论。列宁在研究垄断资本土义的本质时，首先使他感兴趣的，就是这种具体世界形势以及它所产生出来的阶级层化：世界事实上是怎么通过殖民势力来瓜分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内在的阶级层化是怎么通过资本的集中产生变化的(纯粹寄生食利者、工人贵族等等)。而最首要的是，因为每个国家的速度不一致，垄断资本主义内在的运动又怎么使得『不同利益范围』的暂时和平分配和其它妥协失去效力，而驱使它走向只有通过武力——换言之，通过战争——才能解决的冲突中。
因为帝国主义的本质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它的战争是朝着更大规模的集中和绝对垄断的这种倾向的必然发展和表现，在社会层化跟战争的关系里头，社会的这一层化就很清楚了。按照考茨基的方式来看，以为能够动员对帝国主义『并没有直接感到兴趣』，甚至受到帝国主义『欺骗』的资产阶级各部分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本身表明这种观念是一种幼稚的幻想。垄断的发展完全控制住整个资产阶级，甚至不仅在本来身已经总是摇摆不定的小资产阶级中而且也还在(但是暂时地)无产阶级的各部分中得到帮助。但是，假如半信半疑的人以为，由于革命的无产阶级毫不容情地反对帝国主义，它就会在社会上陷于孤立地位，这就错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总是充满矛盾，总是处在运动着的对立当中。垄断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第一次以本来的意义创立了一种世界经济。可见，它的战争，帝国主义战争，是世界战争这个词语最精确意义来说的第一次世界战争。首先，这意味着被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的各民族在历史上第一次不再是孤立地与压迫他们的人作战，而是整个被卷进世界战争的大漩涡中。先进的资本主义的殖民政策，不像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那样以干脆掠夺的方式来剥削殖民地人民，而是同时既改变他们的社会结构，又使他们资本主义化。自然，为了更大剥削(资本输出，等等)而发生的这些事情也会有这一后果——自然对帝国主义来说，是在完全没料想到的方式下——这一后果就是：独特的资产阶级的发展在殖民地的开拓工作被打断了，例如，像开始进行民族独立斗争的这样一种必然的意识形态后果。这整个过程还在进一步加强，因为帝国主义战争一面动员帝国主义国家内一切可用的人类资源，一面同时把殖民地的人民积极地拉入战斗，并加速他们的工业发展：它是既从经济上也从意识形态上加速了这一过程。
但是，殖民地人民的地位仅只是垄断资本主义跟对他们进行的剥削这之间关系的一种极端形式。从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历史转变从来不是机械的：不是机械的，这是说，不是被一个生产方式取代了它特有的生产方式的前一个生产方式已经到处完成了历史变革的任务后，接下来的那一个生产方式才能登场，才能起着历史的作用。互相交替的生产方式跟与之相应的社会形态和阶级层化，在历史上往往是以交互的方式和以使对方不利的方式登场。正是这样，从抽象的角度观之，看来彼此都一样的发展(例如，从封建制度到资本主义的转变)，因为是在整个已经完全改变的历史环境下发生的，因此才取得了跟社会历史整体完全不同的关系，而且因而也才在它们本身拥有全新的作用和意义。
窜升起来的资本主义是以缔造国家的因素这一姿态登场的。在深刻的革命斗争之后，它在一些大的国家里把中世纪小规模的封建政体混乱的状态，转变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部分。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运动客观上是这些革命斗争中的最后部分。但是如果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里继续发展为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主义，如果它甚至在某些较为落后的国家(俄国，日本)也开始采取这种形式，那并不意味着它对于整个世界其余地区不具有缔造国家的意义。相反，不断往前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欧洲所有迄今『受有历史的』民族中创造了建国的运动。只不过他们进行的『为民族解放的斗争』本身现在不只是以反对内部的封建制度或者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这一方式进行(那是说，是隐约的往前推进)，它们本身必然也是回应世界强国帝国主义竞争的这一历史环境。它们的历史意义，它们的价值，因此取决于它们在这个具体整体中起着什么具体作用。
这一问题的意义马克思已经认识得非常清楚。在他那个时代无疑主要是英国的问题：英格兰(England)与爱尔兰(Ireland)的关系这一问题。马克思大力强调，『撇开国际正义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改变目前的强制联合，——换言之，对爱尔兰的奴役——是英国工人阶级解放的一个先决条件。如果可能的话，就形成平等的自由的联盟，或者，如果必要，就完全分离。』因为他已经清楚地看到，一方面，对爱尔兰的剥削是已经具有垄断特征的(当时还是唯一的)英国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堡垒，另一方面，英国工人阶级在这个问题上的含糊态度，分裂了被压迫者，激起了被剥削者之间的斗争而不是他们联台起来反对共同剥削者的斗争。因此，只有爱尔兰的民族解放斗争才能在英国无产阶级反对英国自身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创造一个真正产生作用的战线。
马克思的这个看法不但在当代英国工人运动内部一直未能产生作用，就是在第二国际的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也始终未能有生命的活力。在这个问题上，使理论恢复新的生命活力——一种甚至比马克思本人所具有的更生气勃勃的、更具体的生命活力的任务——也就留给列宁来处理。因为它已经从一个单纯的世界史的现实转变成了一个日常生活的问题，而且与此相适应的，列宁不再持着理论的态度，而是持着纯粹实践的态度。因为，就此而论，每一个人一定都知道，在这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整个重大的问题——全世界范围内所有被压迫者而不仅是工人的造反——是这同一个问题，即列宁始终坚持宣称是俄国土地问题(反对民粹派、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和经济主义者)核心的这一个问题。在全部这些情况中牵涉到的，就是罗莎•卢森堡称之为资本主义『外部』市场的东西，对于这点是要理解非资本主义的市场，是否它是位于政治疆界的内部还是外部这都一样。一方面，扩张开来的资本主义没有它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对于这一市场资本主义的社会作用是在于打破其原始的社会结构，使它成为资本主义的，把它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内部』市场，从而又取得它自己的独立趋向。所以这里的关系也是辩证的。只是罗莎•卢森堡没有从这个正确的、广阔的历史思考角度找到具体解决由世界战争所引起的这些具体问题的途径。她坚持了一种历史的思考角度、一种正确的而且出色的关于整个时代的描绘。只不过这一时代是以整体的姿态出现的。而只有列宁才有能力踏出从理论到实践的这一步：这一步同时也是——这一点永远不应当忘记——一种理论上的前进。因为它是从抽象到具体的一步。
从关于实际历史现实抽象的正确评估，从被证实的整个帝国主义时代的一般革命特征到具体的这一转变，最后越来越把问题集中在革命的特殊性质上面。马克思最伟大的理论成就之一，就是清楚地区别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这种区别，由他同时代人不成熟的自欺这一角度来看，是具有极大的实践和策略上的重要性。因为它为在那个时代一般的革命运动内部认识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分子提供了唯一的方法论工具。然而，在庸俗的马克思主义那里，这种区别就沦为一种机械的区别。对于机会主义者来说，这种区别的实际效果就是概括性地综合了经验上正确的这一观察：实际上近代的每次革命都是以资产阶级革命的方式开始的，然而许多无产阶级的行动和要求可以从里头产生出来。机会主义者由此得出结论，革命只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支持这种革命。由于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单命的这种区别，使得无产阶级放弃了它自己革命的阶级目的。
可是轻而易举地看穿了这种理论的机械论谬误，并意识到是时的无产阶级革命性质的这一激进的左派分析，却反过来也接受同样危险的机械论解释。鉴于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普遍的革命作用既已终结，于是就认为——也是从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机械论的区别出发——我们现在最终进入了纯粹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种态度实际危险后果是，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必然发生的所有那些导致瓦解、发酵的趋向(农民的、殖民地的和民族的问题等等)，虽然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背景中客观上是革命的，可是也被忽视，甚至看轻和断然否定了。这些纯粹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家们，自愿拒绝他们最有力、最重要的同盟者：他们正好忽视使得无产阶级革命从具体上来说是有机会、有希望的那种革命环境，而凭空认为，他们正在准备一次『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列宁说：『谁要是等待『纯粹的』社会革命，谁就永远要落空，谁就是不懂得真正革命的口头革命家。』
因为，现实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向无产阶级革命辩证的转变。过去伟大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阶级或受益者，客观上变成了反革命，这个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并不意味着，革命涉及到的那些客观问题已经找到它们的社会解决方法——即与通过革命解决这些问题利害攸关的那些社会阶层已经得到了满足。相反地，资产阶级仰赖反革命，下仅表明它敌视无产阶级，同时也表明它背弃自身的革命传统。它把自己过去的革命遗产丢给了无产阶级。从现在起无产阶级是唯一有能力把资产阶级革命推向其逻辑结论的阶级。换言之，资产阶级革命遗留下来的重大要求，只能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架构内部实现，而这些要求连贯地得到实现，就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于是，无产阶级革命现在意味着同时实现和扬弃资产阶级革命。
对这种形势的正确评估，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与可能性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但是同时，它对革命无产阶级和领导它的党也提出了重大的要求。因为要达到这种辩证的转变，无产阶级不但必须正确地洞察适当的历史环境，而且也必须实际克服它自身所有迄今阻碍这种洞察的小资产阶级倾向和思想习惯(譬如，民族偏见)。无产阶级必须克服它自身的局限，上升为一切被压迫者的领导者。被压迫民族为民族独立的斗争，对于压迫别人的那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和被人压迫的那个民族的无产阶级来说都是一种最伟大的革命自我教育的事业，前者通过为别的民族的充分民族独立进行斗争，克服它自身的民族主义：后者通过提出相应的联邦制——国际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口号——超越它自身的民族主义。因为正如列宁所说，『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并反对自身的弱点。』为革命而进行斗争，利用世界形势中的客观机会，和无产阶级为它自身革命阶级意识的成熟而进行国内斗争，都是同一个辩证过程的不可分离的因素。
因此，如果说无产阶级展开反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话，那么帝国主义战争是处处在为无产阶级创造盟友。但是，如果无产阶级一直意识不到自己的地位和面临的任务，那么战争就会迫使无产阶级步着资产阶级的后尘灾情惨重自取灭亡。帝国主义战争创造了一种世界形势，使无产阶级能够成为被压迫、被剥削者的真正领导，使它的解放斗争能够成为所有那些被资本主义统治的人们解放的信号和路标。但是同时，它也创造了一种世界形势，使千百万的无产者必须以最刻毒的残酷手法来互相残杀，以便加强和扩大剥削他们的人的垄断权。这两种命运，无产阶级究竟要接受那一种，取决于它对自身历史状况的洞察——取决于它的阶级意识。因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虽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所以可供选择的，不是是否无产阶级愿意或者不愿意斗争，而是它应当为着谁的利益斗争：是为自身的还是为资产阶级的。历史摆在无产阶级面前的问题，不是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在帝国主义战争与用战争——国内战争——反对这种战争之间做出选择。
在无产阶级反对帚国主义的战争中，像无产阶级所有的斗争形式一样，是由于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强加于无产阶级身上的这些斗争条件，才使国内战争有其必要性。党的活动和正确的理论预见，只是赋予无产阶级一种抵抗或攻击的力量，由于存在着阶级联盟，无产阶级已经客观地具有这种力量，但由于理论上或组织上的不成熟性，所以它才不能提升到摆在它面前的这些可能性的水平。因此，还在帝国主义战争之前，群众性的罢工就作为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的这一自发反应出现了，而第二国际的右派和中派竭力加以掩盖的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就逐渐变成为激进派共同的理论财富了。
但是在这里也一样，只有列宁早在一九O五年才认识到，群众罢工对于决定性的门争是一种不充足的武器。通过把莫斯科起义(Moscow Uprising)——尽管它失败了——评价为斗争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通过试图确立它的具体成份，列宁跟普列汉诺夫认为『本来不应该采用武力』的观点相反，他已经从理论上奠定了无产阶级在世界战争中的必要策略。因为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特别因为它在世界战争中达到顶点，表明资本主义进入了决定其存在命运的关键阶段。它凭借着统治阶级惯有的正确本能意识到，随着它的统治程度的提高和权力机器的加强，它的权威的真正社会基础正在缩小，于是便尽最大努力既扩展这种基础(在它背后有中产阶级的结盟、工人贵族的腐化，等等)，又在它的主要敌人组织起来实行真正的反抗以前，果决地击垮它们。因此，基于暂时性的考虑(即使整个修正主义的理论也是建立在这一非常有问题的作用上)，到处消灭进行阶级斗争的『和平』手段的，宁愿选择『更有力的』武器(只需考虑一下美国的情况⑤)的，正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日益成功地控制国家机器，自己日益成功地跟国家机器完美地合为一体，因而即使表面上看来只是经济的那些工人阶级的要求，也日益被这种国家机器所封锁。因此，只要是要防止工人经济条件的恶化和失掉既得的有力地位，工人们就不能不进行反对国家权力的斗争(换言之，采取虽是无意识地却是夺取国家权力的斗争)。这就迫使无产阶级运用群众罢工的策略，而在这样的过程中，由于害怕革命，机会主义者总是宁愿放弃已经获得的地位，而不愿根据形势引出革命的结论。但是群众罢工就其真正性质来说，是一种客观的革命武器。每一次群众罢工都创造一种革命的形势，在这种革命形势中得到国家机器支持的资产阶级只要有可能就会采取必要的步骤来对付罢工。无产阶级没有能力反对这种措施。如果无产阶级面对资产阶级的武装不也武装起来的话，群众罢工的武器在这些措施面前也注定要失败，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必须试图把自己装备起来，瓦解资产阶级的军队——这种军队当然主要是由工人和农民组成的——把资产阶级的武器转过头来对付资产阶级(在这方面，一九O五年的革命提供了许多恰当的阶级本能的例子，但也只是本能的例子而已。)
帝国主义战争意味着这种形势尖锐化到极点。资产阶级使无产阶级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或者为了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残杀其它国家的阶级兄弟，并为这种利益奉献生命；或者通过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除此之外，所有反对这种大规模屠杀的斗争方法都是无济于事：都会毫无例外地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机器面前碰得粉身碎骨。如果无产阶级想避免这场最后的屠杀，就必须把自己武装起来，反对这个机器，从内部削弱它的基础，把资产阶级不得不发给人民的武器调过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身，并且利用这些武器来摧毁帝国主义。
所以这里也一样，在理论上讲也是毫无先例的。相反地，形势的核心就在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关系。战争，正如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所定义的，只是政治的延续；但在一切方面都是这样。换言之，不仅仅就国际事务而论，战争只不过是一个国家到目前为止『和平』地奉行着的一种政策的最终和最积极的顶点。一个国家的内部阶级关系(乃至整个世界的)也是这样，它只是表明在『和平时期』社会内部已经在起作用的那些倾向增强和达到最高点。因此无论对于一个国家，还是对于一个国家内的阶级来说，战争都绝不是在创造一种完全新的形势。所谓新，只是说所有问题空前的量的增长包含着质的变化，而且就这一缘故——也只是这一缘故——才创造了一种新形势。
所以，从社会—经济的意义上看，战争只是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它因此也只是无产阶级对抗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的一个必要阶段。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是重要的，因为只有列宁以理论上的一贯性，建立了世界战争与整体历史发展之间的这种关系，并以战争产生的具体问题为基础作了清楚的证明。但是，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理论，假如帝国主义的理论没有同时成为帝国主义时代的工人运动内部不同流派所共有的一种理论，这种关系的确立就会仍然是不完全的。这不仅是一个在由战争造成的新的世界形势中清楚地看到什么样的行动符合于无产阶级利益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在理论上证明其它『无产阶级』对待帝国主义及其战争的态度有没有根据的问题——无产阶级内什么样的社会变更，会使这些理论获得足够的追随者而成为政治流派。
首先，必须指出，这些不同的流派本身确实是存在着的；必须指出，社会民主党人对待战争的态度不是一时脱轨或胆怯的结果，而是他们不久前的一个必然结果，必须指出，这是在工人运动史的前后关系中取得理解的，并把它与社会民主党(修正主义，等等)内原先的『意见分歧』相联系起来。然而，尽管这种思想本应自然地取得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见《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同时代各种流派的论述)，它也还只是艰难地深入到了这场运动中革命的一派。因为连罗莎•卢森堡—梅林(Frainz Mehring)的国际团体⑥也未能彻底思索和坚持一贯地应用它。但是显然，机会主义的任何谴责以及未能把它解释为工人运动中一种可以得到历史承认的流派，未能把它目前的存在看成为它过去有机发展的成果的这一对待战争的态度，是既没有达到一种真正有原则的马克思主义讨论的水平，也没有从谴责中得出实践—具体的和策略—组织的结论，而这却是行动时机到来时必要取得的。
列宁，而且还是只有列宁，才从世界战争一爆发时就看清楚谢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普列汉诺夫或者王德威尔德（EmileVandervelde)对待世界战争的态度只不过是新形势下修正主义原则的一贯应用。
简言之，是什么构成了修正主义的本质?首先，就是它试图克服历史唯物主义的『片面性』——那就是单单从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来解释所有社会—历史现象。修正主义以『整个社会』利益作为它的立场。但因为这种集体利益——具体地看来——是不存在的，因为看来这样一种利益只是相互斗争中的不同阶级力量相互作用的暂时结果，因此修正主义者就拿历史过程不断变化的结果来当作固定的理论出发点。这样，他在理论上也同样是把事情颠倒过来了。其实在本质上他始终是一个妥协的人：必然如此，因为有这种理论的出发点。修正主义总是折衷的。即使在理论上它也试图模糊和钝化阶级差别，促成一种各阶级的统一体——一种只是存在于自己头脑中的乱七八槽的统一体——来作为判断事件的标准。
因此，修正主义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谴责辩证法。因为辩证法不过是对如下事实的概念表述：社会的发展本身事实上是矛盾的，这些矛盾(阶级矛盾、它们经济存在的对抗性等等)是一切事件的基础与核心：因为就社会是以阶级分化为基础这点来说，有关它的『统一体』的观念都只能是抽象的——这些矛盾相互作用的一种永远暂时的结果。但由于辩证法作为一种方法只是如下事实的理论提法：即社会是通过矛盾过程得到发展的，是处在从一种矛盾向另一种矛盾转化的状态中，易言之，是以一种革命的方式发展的，因而理论上反对辩证法就必然意味着从本质上跟整个革命观点断绝关系。
第三，因为修正主义者们这样拒绝承认辩证法的现实存在，这样拒绝承认它的矛盾的因而是永恒创造性的运动，他们的思想就总是缺少历史的、具体的和创造性的面向。他们的现实是受——按照不同属性——不断地产生同一现象的公式化和机械化的『永恒、固定规律』所支配，人类事实上也注定受到自然规律的支配。在修正主义者看来，为了认识什么是无产阶级将来的命运，只要一劳永逸地认识这些规律就足够了。他们认为设想可能存在这些规律所下包括的新形势，或者可能存在其结果依赖于无产阶级意志的形势，都是不科学的。(过分强调伟人或伦理思想，只是这种态度必然有的正面现象。)
然而，第四，把这些规律看成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而且修正主义者强调这些规律超历史、无时间性的这一妥当性，就意味着他们是像资产阶级一样把社会看成是本质上不能改变的现实。他们不再把资产阶级社会看成是从历史上创造出来的因而注定是要走向历史末路。他们也不把知识看成是认识这个末路时期和为促进这种末路而努力的手段，而——充其量——是看成为改进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内的条件的手段。对于修正主义来说，任何以实际的方式力图超出资产阶级社会眼界的思想都是虚幻的和乌托邦的。
因此，第五，修正主义是受现实政治约束。它总是牺牲整个阶级的真正利益，始终一贯地为它称之为乌托邦的东西辩护，以便维护特殊集团的直接利益。
这几点就足以表明，修正主义只能够变成工人运动内部的一个现实的流派，因为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使得工人阶级中的有些集团暂时可能从中获得经济利益，并且因为工人阶级党的组织结构保证了这些集团和他们的知识份子代表此无产阶级内部的那些本能而混乱的广大革命群众有着更大的影响。
所有机会主义流派的共同特征，就是他们从来不从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来看待各种事件，因而就成为非历史、非辩证的和折衷主义的现实政治的牺牲品。正是这一特征把他们对战争的不同解释统一起来，同时毫无例外地作为到现今为止的机会主义的必然结果显露出来。右翼给它『本』国的帝国主义势力提供的无条件支持，是从一种观点有机地发展出来的，不管这种观点从一开始是多么有条件，它都是把资产阶级看作未来历史发展的领导阶级，而给无产阶级分派支持资产阶级的『进步作用』这一任务。如果考茨基把国际称为和平的工具因而不适合于战争，那么他跟孟什维克彻拉瓦宁(Menshevik Cheravan)有什么分别呢?彻拉瓦宁在俄国第一次革命后痛惜地说：『当革命的目的如此接近于完成的时候，要在革命的行动中间为孟什维克的明智策略找到一个位置，的确是困难的。』
机会主义依照它想求得支持并试图借以让无产阶级取得某种东西的资产阶级各个阶层而有所不同。对于右翼来说，这可能是重工业与金融资本。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是无条件地被视为必然而得到承认。无产阶级应该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在宏伟声势中，在它『自己』民族的胜利中实现它自身的利益。或者，也可以想办法跟那些虽然被迫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但又觉得自己是被挤到次要地位，因此虽然给(而且必然给)帝国主义提供支持，却又对来自帝国主义的压力叫苦不迭，『企望』事件会发生下同的转变，因而渴望和平、自由贸易，尽可能回到『正常』状态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但是这些份子自然绝对不会采取跟帝国主义积极对立的立场：的确，他们只不过在展开一场不成功的战役以保证他们在分赃中的份额(轻工业和小资产阶级的某些部分属于这个范畴)。对于他们，帝国主义只是一种『意外的事』。他们试图寻求一种和平的解决办法，并且钝化这种解决办法的矛盾性。无产阶级(社会民主党的中间派想使它依附于这个阶层)也不应该积极进行反对战争的斗争(虽然不这样就意味着实际上参加战争)，而应该只是鼓吹一种『应有的』和平的必要性，等等。
国际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利益在组织上的表现。此刻大家在理论上承认工人们能跟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工人们作战，那么国际实际上就下再存在了。而且此刻我们必须体认到，这种为了帝国主义大国竞争的利益而进行的工人反对工人的流血斗争是国际内部决策部门过去所态度的一种必然结果，否则也就用不着再谈重建国际，把它引回正确的道路，或者恢复它。把机会主义看成是国际内的一种流派，意味着机会主义是无产阶级自己阵营内的阶级敌人。因此，从工人运动中清除机会主义，是成功地开始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先决条件。所以，它对于准备无产阶级革命，以便使工人们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摆脱这种毁灭性的影响，是极为重要的事。同时因为这种斗争恰恰是整个阶级反对世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以，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必然会导致建立一个新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国际。
旧的国际陷入机会主义的泥沼，是一段时期无法从表面上看出其革命特征的结果。它的瓦解以及建立一个新国际的必要性，是现在无法避免的国内战争时期开始的标志。这并不意味着从现在起每天都要在街垒上战斗。但它意味着要这样做的必然性每天都会直接出现：历史已经把国内战争提上议事日程。因此，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更不用说一个国际，只有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必然性，并且决心使无产阶级从思想上和物质上、从理论上和组织上作好准备，它才能生存下来。
这种准备必须从了解时代的特征开始。只有当工人阶级承认世界战争是帝国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当它清楚地看到国内战争是它自己在替帝国主义服务当中免于毁灭的唯一可能的抵抗行动时，才能开始为这种反抗进行物质和组织的准备。只有当这种反抗成为卓有成效时，一切被压迫者被压抑着的激动才会与无产阶级为自身解放的斗争联系起来。因此，首先和最重要的是，无产阶级必须在此之前有它自己确实正确的阶级意识，这样它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解放斗争——现实的世界革命——的领导者。因此，从这种斗争中并因为这种斗争成长起来，而且理论清晰并具有战斗力量的国际，是工人阶级真正革命组成份子的联盟。它同时也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为解放而斗争的机关和焦点。按照列宁的党的概念，它就是世界范围的布尔什维克党。正像世界战争显露了没落的资本主义势力以及有可能在整个巨大的世界性毁灭的领域来反对它们一样，列宁也在初生的俄国资本主义小世界中清楚地看到了俄国革命的可能性。
①(第五八页)列宁把这个术语与有关帝国主义的学说——特别是由罗莎•卢森堡加以闸述的——与包含在罗莎•卢森堡的观点中的(另一种)理论联系起来。前者把帝国主义的崩溃归因于纯经济的、客观的因素，并集中谈它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情况：后者认为处于帝国主义奴役之下的国家，会在帝国主义中心地带的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自然而然地得到解放。参看列宁的论文：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帝国主义经济经济主义』(A Caricature of Maxism—ImDerialist Economism’，1916)。
②(第五八页）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预言，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以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的相互斗争，…。』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王义的最高阶段》(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第九章中摘录了这段话，并且对考茨基的立场进行了批判。
③(第五八页)潘库克是荷兰人，战前活动于荷兰和德国社会民主党。随后他参加了KAP(见第三章注②)。后来成了荷兰共产党的一名领导者。
④(第五八页)《资本的积累》（一九一三年)是罗莎•卢森堡主要的理论著作，《雅努斯手册》(一九一六年)是她最重要的争论文章之一。
（5）(第六七页)一九一九年匠和一九二O年在美国有大规模的警察镇压被用来反封新创立的共产党。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公谊会教友司法部长帕默(Alexander Mitchell Palmer)组织武装搜捕行动，结果使六千名党员和党的全部领导人被捕。在波上顿，被捕者像古代罗马(Rome)时那样带着镣铐在街上走过。
⑥(第六九页)《国际》(Die Internationale)是罗莎•卢森堡于一九一五年四月主办的一份理论刊物。『国际团体』(Gruppe Internalionale)包括李卜克内西和批评家、历史学家、马克思传记的作者侮林。这个组织后来变成为『斯巴达卡斯联盟』(Spartacus League)，即德国共产党的初期组织。
文章来源：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