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十分郑重地致信给俄国自由派作家巴•瓦，安年柯夫，作为他11月1日来信论及普鲁东经济与哲学研究问题的答复①。我们知道，这一时刻，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刚刚实现哲学变革，并在共同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第二卷和第一卷的大部分内容后，马克思十分艰难地写作和修改那至关重要的第一章的时刻。而与此同时，马克思已经开始全身心地投人到经济学的革命性探索中去了。准确地描述，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初步实现第一个伟大发现，同时开始第二个伟大的科学革命的过渡时期。依我之见，实际上马克思在修改《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手稿的最后时期，已经直接意识到一个问题:新的哲学视域固然可以观望到科学社会主义批判与建构真正的桅杆，可是，现实的科学批判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实现途径，却只能由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实证研究才能达到。我将确证，马克思这封书信是他在1845年超越赫斯的抽象实践唯物主义之后另一个极关键的理论飞跃:通过对普鲁东哲学中那种双重唯心史观的批判，特别是对他经济观念论的超越，即那种表面上承认社会生活中经济力量起决定作用，而实质为抽象观念先导的理论批判—方法论隐性唯心史观的最终颠覆。如果说，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德意志意识形态)解决了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在这里，马克思则更关心如何科学地引出新的现实批判张力，这一文本的关键理论定位是“解放的物质条件引出的批判性认识”。这也是马克思最终从哲学批判向批判性经济学和历史学研究转变的真实理论进展。
众所周知，普鲁东是与马克思恩格斯1840年以后关系十分密切的极少数思想家之一。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对普鲁东立足于小资产阶级立场的许多基本理论错误提出了批评，但普鲁东承袭古典经济学和圣西门那种肯定经济力量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特别是从经济学上批判私有制的观点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充分肯定。这一点一直到1844年10月发表的(神圣家族)中仍然明显地表现出来。但是，在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已经通过批判费尔巴哈和赫斯的方法论上的隐性唯心主义，进而创立了科学方法论的唯物史观后，普鲁东在他们正在进人的经济学领域中，抛出了一个用黑格尔哲学构架建构出来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为了给力求阐明社会生产的真实历史发展的、批判的、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扫清道路，必须断然同唯心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决裂，这个唯心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体现者，就是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普鲁东”③。恰巧是以马克思下决心对普鲁东的经济学进行批判之前，他收到了安年柯夫的信。于是，就有了今天放在我们面前的这封著名的书信。
我们发现，马克思的这封信的确十分重要。言其重要，一是它出现在马克思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手稿的最后时刻，它可以准确地表现马克思在这一未完成手稿创作中的真实思想和新的想法;其二是从中能发现他的理论建构之后最后界划对象，即普鲁东的经济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这是对赫斯那种抽象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唯心主义批判后，再一次对经济学研究的隐性唯心史观的逻辑剥离。这使得马克思的哲学新视域再一次也是最终确立起来了。最后，与不久后正式发表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不同，由于是个人书信，因而这一文本没有任何外在牵制因素，所以也会最真实地再现马克思的原初思想语境。
以我的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体是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重要的原则，虽然马克思也在此基础上重新建构了异质于人本主义异化逻辑的新批判思路，但如何再在科学的基点上引出现实批判的接合点上，并没有完成理论缺环上的最终连结。正是在这一书信中，马克思通过对普鲁东的哲学经济学的批判，才确定了科学批判理论的全新基础。也是在这里，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才真正统一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域的最终完成，也由于获得了这种对哲学的科学定位，马克思才有可能走向他第二个伟大的发现，即经济科学中剩余价值理论，这也是实证研究之上的科学批判话语的创立。
说它是一种话语，是表明马克思在1847年以后不再直接以哲学逻辑的方法批判现实，哪怕是一种科学的哲学世界观!马克思的哲学新视域仅仅是一种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它的合法存在仅仅作为历史研究、经济学和政治研究的方法论引导，并以一种隐性的方法发生在实证研究中的功能运转。所以，这只是一种方法论话语，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多次谈到“哲学的终结”都是意在这一语义。它的最大针对性就是赫斯和普鲁东式的隐性唯心史观。但在普鲁东这里，不同于赫斯的地方是他的双重唯心主义历史观，即显性的观念决定论与隐性的方法论的唯心主义。因在赫斯那里，在基本理论逻辑的分析中，面对社会历史生活时他已经站在一般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但赫斯的这种唯物主义却仍然是一种抽象的原则，生产及其人们之间的物质交往和经济活动的运行都是一种理论的逻辑设定，并且是某种贯穿全部历史的不变公式。而马克思发现，这种看起来像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东西，究其实质却仍然是方法论上的隐性唯心主义。因为，这还是在用观念逻辑来重构历史现实!固然这种观念的内容可能是正确的。而普鲁东与赫斯相比则更糟糕得多。因为他在一般理论层面仍然是观念决定论的，在他看来，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所谓“无人身的理性”之实现。这是他用来装扮自己经济学“高论”的思辩气势哲学外壳。他甚至没有意识到黑格尔观念唯心主主义的非法性。马克思后来的《哲学的贫困》主要是批判普鲁东的经济学，而在这封书信中，马克思则重点批判他的双重唯心主义历史观。我发现，马克思主要不是批判普鲁东那种明显的黑格尔观念决定论，而重点是在分析他经济学的方法论中隐含的深层唯心主义，这是一种抽象的逻辑先一导性。我认为，也是在对普鲁东那种抽象唯物主义的反省中，马克思最后抛弃了以哲学直接面对历史面对经济现实的做法。这是对哲学新视域的最后一个重要界定:即哲学的合法地位问题。包罗万象式的，指认一切存在领域的概念体系(“形而上学”)，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所谓“一般规律”已经不是马克思关注的问题。哲学就是一种方法，它只是一种思考的前提，而不能直接替代现实，如经济哲学、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马克思不会再做一次黑格尔。他必须再一次与普鲁东划一条很深的理论界限。这就是他写给安年柯夫信中所要阐明的主要问题了。下面，我们就来解读马克思这一重要的理论文本。
依上所析，我们首先需要认真关注的就是，在此时的马克思眼里，普鲁东的经济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是如何表现的?当我们去阅读作为马克思这一文本论说对象的普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时，可以非常轻易地发现两个表面的基本理论质点:一是普鲁东始终在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掠夺本质，二是从来都在着眼于社会历史的经济生活与经济发展的法则性。这是原来马克思恩格斯都基本肯定的东西。同时，我们也能明显地看到普鲁东那已经显得十分陈旧的黑格尔式的外在观念决定论。说它十分陈旧，是因为在当时的德国进步思想界，由于费尔巴哈的作用，几乎整个原来从青年黑格尔派分化出来的思想群体，都已经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向一般唯物主义的转变。人们不会再可笑地搬出黑格尔的神学观念逻辑，直接为自己的理论建构服务。可是在普鲁东的这本讨论经济学的书中，“普遍理性”、“上帝的假设”和“永恒不变的本质”之类的东西随处可见，并且常常以黑格尔的外在思辨形式直接表述出来。实际上，这种显性的唯心主义是当时德国的一般进步思想家都能识别的。面对普鲁东的这种东西，马克思真是有些哭笑不得，因为在他看来，普鲁东并没有真正理解黑格尔的辩证法，但却将黑格尔的辩证法漫画式地到处搬用。马克思说:“普鲁东是天生地倾向辩证法的，•但是他从来也不懂得真正科学的辩证法。”③这里的“科学辩证法”，是1845年以后马克思再一次重新回到黑格尔所获得的哲学新视域，也就是作为方法论唯物史观核心的真正彻底的历史辩证法。
我发现，普鲁东那种明显的黑格尔式的外在唯心主义错误，并不是马克思这一文本关注的理论焦点。马克思更深地抓住了他双重唯心主义的另一面。正是由于普鲁东没有理解从黑格尔辩证法中重生出来的科学辩证法的本质，所以他还犯了更深一层方法论上的唯心主义错误。这就是当普鲁东面对经济学研究时，一方面在满怀激愤地批判资本主义，可另一方面却又在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历史地出现的社会关系之反映的经济范畴永恒化。这使得普鲁东嘴上说要抛弃的东西，却正更紧地拥在怀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异的现象呢?还是让我们到马克思的文本中去寻找答案。
在这封书信的开始，马克思首先指出，普鲁东这本书之所以是一本“坏书”，并非由于普鲁东的经济学研究中依据了一种可笑的哲学，而“因为他没有从现代社会制度的联结中去了解现代社会制度④。我认为，马克思这里使用的这个“联结”是独具匠心的，这不是指随便什么社会的关系或结构，而是特指一种一定历史条件下真实存在的社会特定情境构成(黑格尔的“定在”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建，后来海德格尔的“亲在”也是在这里获得了深刻的启示)。这可能是马克思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最后时刻悟出的东西。为什么?我们接下去看马克思的解析。
马克思从一个所有谈论社会历史的思想家使用最频繁的一般概念入手，这就是“社会”。依他所见，社会不是什么普鲁东所说的“人类无人身的理性”。“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⑤马克思的这个“交互作用的产物”，是在否定普鲁东将社会看成一种先验主体的看法，马克思认为，社会不过是在特定时期、由特定的人们以特定的方式进行的特定性质的活动相互作用总体。这样，人类社会的存在必然总是一种由一定的现实人类主体活动历史地建构成的。这个理论规定可让我们立即想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中对人的本质的说明，即人的本质只能是一种在其现实性上人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有一种很深的一致性。如果说在(提纲》中，马克思的说明还是原则的，这里却是一种详尽的确证:马克思说，“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正式代表的一定政治国家”⑥。先说明一点，很显然马克思不是在描述一般的历史规律，而是面对现代历史中的一个理论说明，因为等级、阶级、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都不是贯穿历史的东西。我们看到，马克思在这里很突出地集中使用了八个‘一定的”定语(在整个文本中，马克思使用了近巧处“一定的”、“既定的”词语)。我发现，这个“一定的”规定实际成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表述中一个最重要的界定，它的话语内涵就是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分析原则和本质规定。毫无疑问，马克思这里当然是强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性原则和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决定论的方面。可是相对于我们指认过的普鲁东的双重唯心主义历史观，他并不是在一般地批评普鲁东那种黑格尔式的显性观念决定论(这一点在《神圣家族》中已经基本完成了)。而是在着重说明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的从一定社会现实进行具体研究的方法论话语。以批判普鲁东更深一层方法论上的隐性唯心主义历史观，即抽象地面对社会历史特别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这个“一定的”方法论规定，正是前面马克思讲的那种具体的“联结”的语境背景。现在我们知道，马克思这时已经在面对任何事物与现象时，不仅仅看到物质第一性，而且是在历史的一定联结中把握这种基始性。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不仅仅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恰恰是一定的社会存在决定一定的社会意识!这才是马克思最终超出一切历史观中旧唯物主义的地方，这也是马克思这一文本的论说重心和基本语境真谛。
‘为什么要求从这个“一定的”出发?马克思在文本的第二个逻辑层面上，接着又做了具体的分析:这是由于人们决不能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为什么?说到底是由于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也是一个更为基础性的观点，马克思分析过，物质生产力是全部人类社会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⑦。马克思在此连续地使用了三个“决定于”，来加强逻辑语境的递进和深一层的基始性作用。马克思表示，历史的确是人类主体的实践能力创造的，作为历史基础的生产力是人类主体实践能力的结果。可是，人类主体的这种实践能力又是决定于人们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条件。这个“条件”又是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特定的生产力，并且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的特定的社会形式。这三个“决定于”的核心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特定历史性。人类主体通过实践创造历史，而这种创造本身又是历史发展状况制约的。马克思认为，只是在一定的历史断面上，人利用已有的生产力为新的生产服务，这就形成一个历史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一定的现实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正是马克思面对人类历史生活和观念唯一的出发点，再比之于这里的普鲁东，马克思的这种深层分析也不是针对他的显性唯心主义的历史观，而又是在穿过他的显性唯心主义假思辨，达及一种对更深一层方法论隐性唯心主义的颠覆，即普鲁东在面对社会历史的经济问题时那种抽象的方法论。普鲁东没有意识到，抽象地面对经济现实这种逻辑是他无意识地从古典经济学那里非批判地承袭来的，而这种非历史地对待社会生活的方法论，正是资产阶级市民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其要害恰恰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永恒性的假想，这种方法论上的隐性制约，比起他在表面上那无数激动的批判性论道要关键得多。所以显然他看起来在批判资本主义，而实际上却是在一个更深的理论层面上论证资本主义的永恒性。这恰恰是普鲁东无法理解的辩证法。
文本的第三个理论层面，也是最重要的理论质点，就是马克思从社会历史动态发展的角度，进一步说明了历史进步的必然性和导引出科学批判理论的真实出发点。在文本的最后一部分中，马克思主要批评普鲁东总是在谈论所谓“永恒的规律”，这就使他在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错误地将其中许多历史的经济范畴假想成永恒的天然的东西。固然“普鲁东先生不是直接肯定资产阶级生活对他来说是永恒的真理。他间接地说出了这一点，因为他以观念形式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既然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被他想象为范畴形式、观念形式，他就把有些产物视为自行产生的、具有自己生命的、永恒的东西。可见，他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视野”⑧。这也就是说，普鲁东实际上没有意识到，他虽然在批判资本主义，但隐性逻辑前提却在论证它的超历史性，“仿佛这个一定的生产方式的产物一直会存在到世界末日似的”⑨。“他不是将经济范畴看作是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做历来存在的、永恒的概念，这就表明他对科学辩证法的秘密了解得多么肤浅，另一方面又是多么赞同思辨哲学的幻想，而且，他是如何拐弯抹角地又回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上去。”。
而依马克思的深刻见解，“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⑧。应该看到，马克思在此也批评普鲁东在经济研究中“混淆了思想和事物”的错误，因为普鲁东的历史“进化”和经济范畴还是“在他头脑中的排列秩序”，这里有黑格尔式永恒理性(“为了发展自身而使用的工具”)的影响。但马克思着重批评的是普鲁东将分工、机器和所有制等不同问题视为抽象的经济范畴的观点，指出这种错误的实质是“没有理解把资产阶级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结合起来的联系，不懂得一定时代中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历史的进步(包括社会主义)不是人们观念(伦理学的价值论)中的好与坏决定的，而是“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的”。。马克思甚至以奴隶制的好与坏为例，说明了一定的生产关系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这实际上也是说，即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不合理的(“坏”)，但这正是由特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必然造成的!这种历史的必然性同时也是历史的暂时的，只有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造成社会主义的客观前提)才能真正消灭它，资本主义决不可能在观念中加以改变。所以，就是“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所以，范畴也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这是历史的和暂时的产物，，”。
我注意到，马克思在文本后半部分的关键性阐释中，五处使用了“历史的、暂时的”词语。我以为，在这一重要的语境中，他是想界划出一种新的现实科学批判逻辑。这就出现了一个需要进行历史界说的理论质点。在以往的社会批判中，特别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大多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人本主义的逻辑范式:即“应该”与“是”的矛盾中引出的批判张力。“应该”往往被规定为人类生活理想化的本真存在状态，这是一种本质性的价值悬设和超越性的引导范式。而“是”则是现实生活与人的世俗存在，相对于人的理想状态，这种“现有”往往是败坏的与蜕化的。这就象神学中的此岸性现世苦海，或启蒙精神所批判的中世纪专制下的非人现状。基督教通过引人指认现世的物与罪恶，使人出世而达到彼岸的上帝之城。与此相反，所有的启蒙思想家则都让人从天赋人权中看到现世生活在神学强制下的自否性，而主张更加人世地舒展人的天然本性，这个地上天堂就是资本主义的实现。费尔巴哈了不起的地方，是进一步证明了神学的上帝之城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那个基督教的“应该”只能在回落人间大地上才能真正实现。可以看到，正是这种“应该”与“是”的逻辑差距才导出一种强烈的批判张力•。1844年时青年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固然已经开始批判资本主义，但深层逻辑上也是依循了这种旧式的人本主义思路。马克思提出劳动才是人应有的本质，而资产阶级作为地上天堂的资本主义现实的私有制仍然导致了人与自己本质的异化，所以资本主义是应该被打倒的，共产主义是真正人道主义的实现。马克思在那里提出的作为“历史之谜”的六大矛盾，其本质还是“应该”与“是”的矛盾，其逻辑思路的内驱力还是价值悬设的超越性。从根本上说，这种从先验本质出发的方法还是隐性唯心主义历史观!
当然，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本质不同的是，马克思那时已经站在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上言说，也转到了一般基始性的唯物主义观点，但他的哲学逻辑方法却仍然是非科学的。1845年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为突现点的哲学变革，其实质正是对这种方法论唯心主义的最后超越，即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确立。可是马克思面前仍然存在着一个棘手的问题:确认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从现实出发，否定了任何抽象的价值悬设，再从何处生发出对现实资本主义批判的张力?由于马克思当时主要是确立历史观中的方法论唯物主义原则，而对如何从现实中再引导出科学的批判张力这一问题，并没有重点展开说明。虽然他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第一手稿第一页上就谈到了“‘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并且，在第三手稿中他引入了一个替代“非异化本真生存”的“自主活动”，试图建构一种异质于人本学逻辑的现实的批判思路，现在看来，这还是不成熟的。而在.这里，马克思已经获得了一种新的看法:彻底的唯物主义必然是革命的历史辩证法，从一定的具体现实出发，必然会通过发现所有人类社会具体存在的历史和暂时性，进而达到对客观现实的科学批判认识。这无需再经过任何哲学理论逻辑的预设。革命的历史辩证法也必然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从客观历史辩证法运动中必然引出最深刻最彻底的批判性，这也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第一手稿中“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在的事物”一段话的真实内涵。马克思此时离开理想化的“应该”回到现实的“是”，不是要简单地唯物主义地反映现实，而是要真实地改变这个“是”。并且，这种改变不是从哲学或伦理的“应该”引出，而是要从现实的“是”中引出科学的“应该”。马克思理论思路中这种新批判张力的基点可以概括为一种新的理论质点:“能有”。这个“能有”实际上也就是现实中生成出来的现实进步可能性(“能有”的观点，直接受益于我的师兄姚顺良教授1995年10月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讨论会上的发言)。
以我已经作出的研究结果，马克思在1845年哲学变革中最重要的质变内核，并不是停留在抽象的实践规定上，而恰恰是通过深刻理解了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进而批判费尔巴哈的基始性唯物主义和赫斯的抽象实践唯物主义才达及的科学唯物史观。马克思那时意识到，“和黑格尔比起来，费尔巴哈是极其贫乏的。”。这种态度与(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明显是不一样的，因为他已经发现，旧唯物主义中基始性唯物论的原则在方法论上仍然可能是隐性唯心主义的，当他们将“自然”、“物质”抽象化，并将“实践”与“生产”非历史化地作为历史永恒不变的基础时，并从此引出对现实的批判时，这仍然是无意识观念优先的。这在社会历史层面上，还是没有超出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立场。而马克思这时通过理解黑格尔哲学逻辑的革命本质，已经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重新获得了历史辩证法。马克思看到，黑格尔哲学中那种历史辩证法的本质，就是指认了所有观念都只是历史必然性(绝对理念)的一定表现，在历史性的运动过程面前，没有任何固定和永恒不变的东西，当马克思将黑格尔的观念历史辩证法重新颠倒过来，并奠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上时，他才真正发现，唯物主义必须由历史辩证法从内部来建构!历史唯物主义也不是抽象地指认历史中某种不变的物质基始，而是运用历史辩证法去真实地面对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每一具体的客观情境，以发现一定的、历史的和暂时的人类物质生活及其一定的、历史的和暂时的观念映现。在这一点上，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是完全同一的。它不是两个东西!马克思后来说历史辩证法的本质是革命的，也就是说由于唯物主义地承认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性，因此辩证法将批判一切试图将一定的历史结构(生产方式)永恒化的做法。历史辩证法永远是批判的。更重要的是，历史辩证法不再立足于观念性的价值超越，而立足于“解放的物质条件”，原来人本主义的“应有”与现有的矛盾在一种历史的现实可能性—“能有”中统一起来了。批判不再外在于现实，而只能从现实的解放可能中引导出来。具体到马克思此时的思想，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不能从任何良好的愿望引出，而只能从大工业生产的新的解放的物质条件中引导出来。这就是马克思与赫斯、普鲁东等人更深一层的差别。正如马克思后来所说的那样，普鲁东“同空想主义者一起追求一种所谓‘科学’，以为由此可以先验地构想出了一个能‘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式，而不从历史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即不从本身就产生了解放的物质条件的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引导出科学”。。
依我之见，这个“解放的物质条件的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引导出科学”是极为关键的，因为马克思最终建立了一种“应该”与“是”缝合的桥梁，即只是从实证的现实科学研究中才能引发出来的新的现实批判张力!我认为，这是马克思科学批判话语的真正创立，这也就是马克思致安年柯夫这一书信的最重要的理论真谛。
注释:
①马克思(致安年柯夫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76-48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48页。
③⑩0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6,31-32, 29, 32页。
④⑤⑥⑦⑧⑨00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76, 477, 477, 477-478, 485, 480, 478, 482, 484页。
江汉论坛2/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