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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学习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执政党文化建设思想


【原文出处】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原刊期号】200303



【内容提要】共产党的文化建设问题首先由列宁根据俄共(布)执政后所面临的文化制约提出,并作出一系列重要阐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自身文化建设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与迫切。江泽民同志关于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忠实代表的思想,科学解决了社会主义执政党文化建设中的矛盾与问题,为21世纪党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道路。

【关 键 词】社会主义执政党/文化建设/列宁/江泽民

   
   
    

    一、列宁晚年警示后人:由历史根源与现实任务所决定,社会主义执政党面临严重的文化制约,必须重视进行党的文化建设,否则有可能从军事上的“征服者”变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
    对于社会主义执政党自身的文化缺陷及其危害,列宁有一个认识过程。在革命时期及革命后的最初阶段,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文化上的落后已经充分表现出来而且被取得完全成功的革命气势、革命热情所掩盖,但是,“战时共产主义”的失败,特别是在转入新经济政策后党的领导所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使列宁很快意识到:文化建设上的不足是布尔什维克党执政所面临的最大“敌人”[1](P590)。在1922年的俄共(布)十一大政治报告中,列宁分析道:就领导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言,“政治权力”和“主要经济力量”都有了,问题的关键是“做管理工作的那些共产党员缺少文化”。报告特别引用历史上民族之间征服与被征服的例子告诫全党:共产党虽然已经成为军事的胜利者,但作为执政党如不注意加强自身的文化改造、文化建设,就有可能成为旧文化的“被征服者”[1](P679-680)。
    列宁对俄共(布)文化上的忧虑,首先是针对文盲问题。1922年,布尔什维克党内受过中等教育的只占6.3%,大学毕业的仅有0.6%。而“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谎话偏见,而没有政治。”[1](P590)另外,文盲也缺乏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管理和建设的本领。在一定意义上,文盲现象“同打碎国家机器的需要是可以相容的”,然而“是同建设的任务不相容的,根本是不相容的”[2]。因此,列宁晚年严肃指出:只要是共产党员,“不论他的职务是什么”,都必须把文盲当作主要“敌人”[1](P590)。
    但值得研究和注意的是,列宁逝世前更重视从旧的传统习俗和狭隘民族心理对党的消极影响方面,思考社会主义执政党的文化建设问题。
    作为“文化”重要内涵的传统习俗、民族心理等,本质上属于历史的精神积淀。1917年前的俄国虽然工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基本还是“一个农民国家”[3];与以往旧的经济、政治形态和社会生活相适应的传统、习俗等一旦形成,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列宁在批评托尔斯泰主义所内含的“东方制度、亚洲制度的思想体系”时指出:“群众是在这个旧制度下教育出来的,他们在吃母亲的奶的时候就吸取了这个制度的原则、习惯、传统和信仰”[4];后来也以同样的语言方式,论述旧的价值体系必然会对社会主义时期人们的“心理和情绪”产生根深蒂固的影响[1](P291)。1922年,集中发生在苏共中央高层领导和最高国家机关内部的几件事,使得列宁在俄共十一大后,进一步将旧的传统习惯、民族心理影响等与执政党的建设联系起来。一是国家机关尤其是斯大林领导下的工农检察院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现象;二是司法人民委员部提出让地方检察长接受“双重领导”草案,并获得多数票通过;三是在筹建苏维埃联盟过程中,俄共中央上层表现出浓厚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四是在外贸垄断制争论及其他事件中,斯大林态度粗暴、独断专权。这些表面上是发生于党的少数高层领导或某些领导机关内部的具体事务,但根源却与旧文化的制约有关。
    列宁认为,下述旧文化的影响及其后果值得全党高度警惕:
    (一)缺乏法治精神,过分迷恋个人意志和行政权力的力量。1922年5月,列宁在给斯大林并转政治局的信中义愤填膺地写道:“我们是生活在无法纪的海洋里……”;“法制只能有一种,而我们的全部生活中和我们的一切不文明现象中的主要弊端就是纵容古老的俄罗斯观点和半野蛮人的习惯”[1](P702)。与缺乏法制相伴随的,必然是对个人能力和权力的极端推崇。列宁最后在对斯大林等苏共最高领导人指名道姓的批评中,几乎都包含有过分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的内容。
    (二)严重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传统。俄罗斯境内民族不平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一直在俄共(布)党内有所反映。1922年初,列宁就曾发誓要同党内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决一死战”[5](P216)。针对建立苏维埃联盟时中央高层领导严重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态度,列宁愤怒地指责道:“会有很少一部分人沉没在这个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垃圾的大海里,就像苍蝇沉没在牛奶里一样。”[1](P756)
    (三)普遍的奥勃洛摩夫习气。“奥勃洛摩夫习气”(注:奥勃洛摩夫本是俄国作家冈察洛夫同名小说中的一个典型人物,代表着小农经济下形成的那种因循守旧、懒散怠惰、整日沉湎于幻想的人生态度。)本属于小农业条件下形成的、落后的民族文化心理。列宁认为,在执政党内,只要看一下人们是如何开会、如何工作,“就可以说老奥勃洛摩夫仍然存在”[5](P12-13);正是“俄国人的奥勃洛摩夫习气和其他许多习气[5](P3)”,妨碍着共产党人成为现代经济生活的建设者和组织者。
    列宁逝世前,上述“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即官僚或农奴制等等的文化”[1](P784)在党内的表现已十分突出。《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在历数党的机关和国家机关内部严重的官僚主义等弊端后严正指出:“这些缺点根源于过去,过去的东西虽已被打翻,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退到早已成为陈迹的旧文化的阶段去。”[1](P784)正因为如此,对共产党以及国家机关文化问题的分析,成为被称为列宁“遗嘱”的最后文稿的重要主题。“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要“使我们学到的东西真正深入血肉”[1](P786),即成为“文化”的一部分,因为“只有那些已经深入文化、深入日常生活和成为习惯的东西,才能算作已达到的成就”[1](P785)。这是“一个以发展成社会主义国家为宗旨的国家应该提出的恰如其分的要求”[1](P786)。
    二、事实证明,长期没能解决好自身文化建设问题,是党的政治形象受损、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遭受重大失误与挫折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党依然面临艰巨而又十分迫切的文化建设任务
    虽然列宁生前已经较为全面地阐述了社会主义执政党的文化建设问题,但多方面原因使之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尤其是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历程中,有关清除和改造旧的思想习惯、落后的民族习气等文化建设中最为艰难而意义又非常重大的部分,更是遭到了不应有的忽视。
    按照马克思的设想,社会主义是在继承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理应是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所创造文化的最高体现。但是,包括苏联和中国在内的现实社会主义执政党,其主要“生存环境”是东方落后国家,在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穷乡僻壤,现代文明的曙光还非常微弱。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就曾经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6]这种状况造成政党在文化建设上的独特困难:一方面有代表人类文化最高成就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作为行动指南,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各种极端落后的文化因子的深重困扰。后者往往以一种意识不到或不能清醒地意识到的方式,对共产党人的思想和行为发生作用。列宁晚年强调,新经济政策在经济和政治上取得成就之后,俄国要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5](P63)。然而,社会主义执政党在文化建设中长时间的片面性和超越阶段错误,使旧文化的影响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根除,甚至在一定情况下,封建主义及种种极端落后的传统、民族心理等还会公然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出现,由此所导致的教训是深刻的。苏共垮台于1991年,然而导致悲剧的重要根源之一,是旧的文化“种子”不断在新的气候条件下发芽成长。与经济、政治方面比较,精神文化的作用较为间接且不易被人们所觉察或重视,但不能就因此说执政党文化方面的因素就不重要或不是原因。在某种意义上,执政党的文化甚至是影响执政党前途命运的更为根本的原因。认真分析我国在社会主义时期先后发生的“共产风”和“文化大革命”两次重大失误,同样难以否认其中与党自身文化缺陷的内在联系。
    “殷鉴不远”。进入21世纪,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问题非但没有随着党的发展壮大而失去意义,反而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
    首先,社会主义执政党面临更为复杂的国内、国际条件。20世纪的经验教训充分表明,落后国家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离不开市场经济与对外开放。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和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战略决策。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一方面会加速社会的文化现代化进程,同时也会因社会监控方式的改变、物质利益诱惑的增强等因素,致使旧文化沉渣泛起,外来各种腐朽文化乘机而入。江泽民指出:“在实行改革开放的新的社会环境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影响,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对我们干部队伍的潜移默化的侵蚀不可低估。”[7](P220)最近十余年,江泽民多次认为中国党内目前严重存在的腐败、官僚主义等现象,与腐朽的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影响关系密切;《论党的作风》一文特别指出了中国封建文化中的“官本位”传统对当代共产党人的腐蚀作用。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处于低潮,西方敌对势力不愿意看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大,对我实行“西化”、“分化”和“遏制”政策。
    其次,经济全球化时代思想文化冲突激烈、发展中人文因素增强。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正成为人类发展的大趋势。经济全球化在减弱爆发世界规模战争可能性的同时,又在加剧着不同国家特别是东西方之间文化的较量。西方国家公然提出:在信息时代,以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为内涵的“软权力”,正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影响力。围绕“软权力”之争,各种文化性质的分歧和冲突,可能会在新世纪愈演愈烈;在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另外,世界性可持续发展要求与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负面效应的增大,也正在对国家未来进程的价值导向提出严峻挑战。
    再次,最近半个世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实现民族振兴的关键时期。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独特文化的民族,但在近代世界现代化浪潮中却落伍了。为了民族振兴和人民富裕,中国共产党奋起拼搏、顽强探索,终于在20世纪后期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根据邓小平的现代化“三步走”战略,21世纪将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实现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世纪。“中国特色”的重要内涵之一,在于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文化有其不适应现代化、不符合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的一面,但是正如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所指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中国共产党如果能够通过自身有效的文化建设,使其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具积极意义的东方文化色彩,这不但有助于推动实现民族复兴,而且是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
    三、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忠实代表重要论断,科学解决了执政党文化建设中的矛盾与问题,为迈向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社会基础
    由社会性质、发展阶段及其面对的历史主题、国际政治文化背景所决定,社会主义执政党在自身文化建设上存在诸多难题。例如,如何正确对待资本主义创造的文化成就?怎样在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同时,在建设中保持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在实现文化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做好与传统、未来之间的衔接、沟通和融合?面对新的时代、新的任务与目标,执政党的文化建设需要新的理论指导。在坚持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基础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命题。所谓“先进文化”,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够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推动历史前进。作为一个以带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为己任的政党,其文化建设必须是在更高程度上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执政党的文化建设必须贯彻和充分体现下列原则:
    (一)批判继承民族优秀文化精神与勇敢迎接时代挑战的统一。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文明史中,以具有民族特点的方式改造自然与社会,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其中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讲正气与“和为贵”的处世方式等,依然能够成为执政党文化建设的丰富资源。所以,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然而,作为社会主义执政党的文化建设,还始终存在着如何更好地适应社会变迁、迎接时代挑战的问题。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经济、政治基础是小农业、封建主义,如今的历史任务是工业化、现代化,同时全球化、信息化又扑面而来,这使执政党的文化建设和列宁时期相比,具有新的内涵与特点。例如在科学技术掌握、接受知识教育程度方面,就不能再满足于扫除文盲和达到西欧国家的一般水平。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新的形势给我们提出了新的学习任务”,执政党的文化更应该是全方位的。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既要坚持“老祖宗不能丢”,更要切实掌握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价值体系、传统习惯、民族心理等隐型文化层面,文化建设的时代性一方面要求通过对民族文化资源的认真清理,推动其更新和转化,赋予新的生命力;另一方面,针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薄弱部分,在当前特别需要补充或创建新的内容,提倡科学精神、法治精神、创新精神、改革精神、进取精神等。作为一个的大党,我们党的文化建设的时代性还体现为拥有与人类经济全球化进程相适应的开放心态,具备“争做世纪公民”的精神与气概。
    (二)广泛吸收资本主义进步的文化成就与牢固确立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向的统一。“中国先进文化”决不等于就是完全由中国本土产生,它理应是立足于中国大地,同时又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围绕社会主义执政党文化建设问题,以往所犯重大错误之一,就是把资本主义的文化“婴儿”连同资本主义“脏水”一起倒掉。列宁说过这样的话:“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1](P510)资本主义文化中适应现代化建设发展要求的许多内容,毫无疑问是为现实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同时更是共产党人特别是处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人所应该具备的。但是,我们在文化建设的对外开放过程中,又要注意防止把腐朽当神奇、把痈疽当宝贝的不良错误倾向。1997年5月,江泽民在列举了当代资本主义文化中精神颓废、享乐主义泛滥等现象后严正指出:“我们是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包括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在内的西方社会病,更应有鲜明的批判态度,更应自觉地加以抵制和防范。”[7](P244)社会主义执政党的文化建设,究其性质无疑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了实现我们的理想,在学习别人好的东西的同时,必须坚持发扬自己的优势。”[7](P245)共产党的最大文化“优势”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属于人类最先进文化范畴。我们的文化建设必须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努力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这样才能在全社会的文化建设中,充分反映共产党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地位与作用。
    (三)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文化代表性质与全面推进大众文化建设的统一。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文化的先进性主要通过精神境界、思想道德水准获得体现。江泽民多次强调:“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肩负的历史使命,决定了我们党必须坚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树立和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和革命气节。”[7](P533-534)邓小平曾经把共产党的文化先进性概括为“五种精神”,认为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没有这些精神,就决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因此,要真正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执政党的文化建设首先必须注意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精神风貌建设,高度重视抓好对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教育。然而,执政党的先进文化建设与创造又不能脱离广大人民群众,搞孤芳自赏。所谓“代表”,既是集中体现,同时又含带领之意。由于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和不同受教育程度人们的总体文化水平、文化要求很不一样,这要求我们一方面坚持执政党文化建设高标准,另一方面注意与大众文化建设的协调和统一,以更好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繁荣昌盛、兴旺发达。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社会文化建设愈来愈趋于市场化、普遍化、世俗化,这既促使大众文化活力增长,同时也会导致各种腐朽文化、庸俗文化以及反文化现象的出现。所以,有必要通过与大众文化建设的紧密联系,增强执政党先进文化建设的凝聚力与融合能力。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克•蔡特金.列宁印象记(中译本)[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13.
    [3]列宁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90.
    [4]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23.
    [5]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2.
    [7]江泽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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