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第二次英国之行

第二次英国之行


爱•伯恩施坦



忆恩格斯



我的第二次英国之行是在1884年。我以瑞士社会民主党行动委员会的名义,作为瑞士工人运动的代表,参加了在里昂举行的一次会议。然后,又应巴黎的德国社会主义读者俱乐部的邀请,在那里作了一个报告。恩格斯听说我在巴黎,就邀请我到伦敦去玩几天,住到他家里。这次旅行从其他角度来看是很有意义的,只是对我扩大英国风土人情方面的知识帮助甚少。1883年3月,马克思与世长辞了,他的全部遗著都转到恩格斯手里。为了使朋友的著作尽可能多地公之于世,恩格斯全力以赴,清理、编纂这些遗稿。当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接连好几个晚上,他选择一部分手稿和一本书(这本书是以马克思从美国人路易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中作的摘录为基础的)的草稿念给我听,一直念到深夜。这样一来,起床就更晚了。吃过早饭,看点报纸,处理来往信件,干些工作。接着就吃午饭,饭后一起散步,翻越樱草丘,穿过瑞琴特公园。然后又回到家里干些工作,7点钟享用晚上这顿正餐,接着恩格斯先是小睡一会儿,醒来之后,坐在壁炉旁给我讲述马克思的著作,或者念手稿。我们整天就是这样生活的。在恩格斯的工作时间内,只有两次我打乱了这种生活方式,那是为了去拜访流亡伦敦的德国党内的朋友。爱琳娜•马克思和艾伦•罗舍也偶尔到这里坐上半个来小时。罗舍是恩格斯亡妻的侄女,从小在恩格斯家长人,就像他们家的孩子一样。不过,当时我和英国人的接触,比第一次来时还要少。这时,我倒认识了忠实的琳蘅•德穆特。从马克思夫妇成家的第一天到马克思去世,她一直为这个家庭服务。恩格斯把这个优秀的人物留在身边料理家务,对待她就像自己家里的人一样,给予感人肺腑的热爱和尊重。尼米(马克思的孩子们喜欢这样称呼海伦•德穆特)或尼姆希(恩格斯喜欢这样叫她),对家里所有的事都了如指掌,对同马克思来往的人也有自己的评价,有时直言不讳地说出她的看法。


……


伊斯特本位于距布莱顿不远的南部海岸。这地方风景秀丽,是英国的一个较高级的浴场……


伊斯特本西面的比契角,白垩岩的礁石沿着海岸逐渐向上倾斜,高达500多英尺。它气势雄伟,顶部已有植被,上面坡度不大,但接着就形成陡峭的悬崖,直插入海。悬崖底部是千姿百态的海湾和岩洞。在陆地这一面,有一条极好的小路,通往岩顶。在退潮的时候,那些胆大的游客总喜欢从海滩这一边登上比契角,这往往有生命危险。如果他们爬不上岩顶,海潮又及时卷到,那他们就在魔鬼和深海之间进退两难了。岩顶的最高处设有一个海岸瞭望哨,但从哨所望不见悬崖正面发生的事,呼救声也传不到缭望哨所。爬山的人只有从大海这一面被发现,才有获救的可能。


1895年秋天的一个孕育着风暴的日子,艾威林夫妇、共产主义者同盟[9]的老盟员弗里德里希•列斯纳,还有我自己,就在离比契角五六浬的地方,把我们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骨灰瓮投入海中。恩格斯是1895年8月5日逝世的,他在一封附有遗嘱的信中吩咐将他的遗体火化,骨灰沉入大海。我们知道他生前特别喜欢迷人的伊斯特本,就把比契角外的海面作为实现恩格斯遗愿的最合适的地方。
……


恩格斯很好客,他常邀请政治上的朋友和私人朋友。星朋日晚上,他们只要有空就到他家来作客。这时,不同国籍的可尊敬人士几乎总是济济一堂。因为这都是些有趣的人物,我要专门为他们写一段。这些晚上,大家无拘无束,畅所欲言。虽然也涉及严肃的话题,但这不是惟一的内容。也经常开玩笑,当在场的某个人演唱严肃或快乐的歌曲时,其他人就洗耳恭听。恩格斯所喜欢的红葡萄酒(波尔多酒),活跃了晚会的气氛。气氛越是生动活泼,我们的东道主越是喜形于色。有时,他甚至让人拿上香槟酒,亲自唱起一支青年时代唱过的古老的大学生歌曲。英国歌曲中,他尤其欣赏那首关于布雷牧师的古老政治民歌[123]。


这首歌产生于18世纪的最初30年间。它通过一个牧师的口,叙述了他为保持自己的职务,在1685年至1715年期间每当政府更迭时,是怎样改变自已的教会政策观念和政治观念的。通过这首歌,可以回想起一大段英国宪法史。歌曲开始于“善良的国王”查理二世时代,结束于韦耳夫王朝的乔治一世即位的时候。押的总是重叠韵:



  “有条准则我恪守,
  坚将到死不变样;
  不管谁来做国王,
  布雷的牧师由我当。”



查理二世统治时期,这个好人鼓吹君主的绝对神权,极力宣扬英国高教会的教义。詹姆斯二世统治时期,他热情拥护对天主教徒实行宽容,讨取罗马教会的欢心,“如果不会闹革命(1688年),我要加入耶稣会”。威廉一世[132]统治时期,他教人在王位面前要保持大丈夫气节:



  “昔日恭顺奴才相
  如今迅即一扫光。”



随着安女王的统治,他成了托利党,谴责为国教教义所作的任何阐述。当乔治一世 in pudding time [适时地]回到英国,辉格党[133]获得全权时,他摇身一变,成了“温和进步党人”的辩护士,天天发誓反对教皇和王位追求者。于是,他将毫不动摇地效忠于汉诺威家族的君主——“ as long they hold possession ”[“只要它的王座不倒”]。


恩格斯为社会民主党出版的歌曲集《前进》(1886年苏黎世版)把这首歌译成了德文诗。其中有些段落译得很成功,而其他部分,由于恩格斯仍保留着韵律,再加上德语的烦琐,未能把英文歌词的粗犷精神全部再现出来。像弗莱里格拉特这样一位赫赫有名的翻译家,在把苏格兰民歌手罗伯特•白恩士的歌曲译成德文时,虽然总的说来是很出色的,但在某些地方,他也难免碰到同样的情况。


《布雷的牧师》[123]的重叠韵,在恩格斯笔下音律优美:



  “有条准则我恪守,
  坚将到死不变样;
  不管谁来做国王,
  布雷的牧师由我当。”



最后一段诗文的音调也恰如其分:



  ”伟大的汉诺威皇朝,
  已把教皇党羽除掉,
  我誓为它尽忠效劳,
  只要它的王座不倒。
  我的忠诚不再动摇,
  除非又得换代改朝,
  乔治永远是我明主,
  直到有谁把他赶跑。”



我们就此和这首堪称见风使舵者楷模的歌曲分手,在这篇文章结尾的时候,我们还想回忆一首英国古老的饮酒歌。赛姆•穆尔(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朋友、马克思《资本论》英译本的译者之一),出色地给我们演唱过几次这首歌。歌中说的是“三个快活的邮差”,坐在“天龙酒馆”,打碎了“几个瓶子”。歌词完全反映了 Merry England [美好的英国]的精神面貌:



  “好酒在手,
  枉自空杯,
  秋风枯叶,
  落地无为。”



歌词的重叠韵可以这样再现:



  “酒馆老板快拿酒,
  斟满杯子任它流。
  今朝有酒今朝醉(三遍),
  明日无酒水为友。”



恩格斯的家和他的宾客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不仅思想非常民主,待人接物也格外民主。从他生活方式的某些细节就可看出。他出身于讲究资产阶级礼仪的家庭,但是他却和一位出身于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下层社会的姑娘结为伴侣。同样,他在结交朋友时也是不分阶级的,但社交毕竟还是慎重的。凡是想要参加他的社交晚会的人,必须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做出过良好成绩,或者是有些才华。而这个人作为社会主义者,并非必须是马克思主义者。从这一点看来,我们这位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奠基人学究气很少。甚至非社会民主党人也会受到接待。例如《柏林评论》的前社会保守派编辑,卡尔•洛贝尔图斯的朋友鲁道夫•迈耶尔博士,在伦敦逗留期间,就经常是恩格斯家的座上客。他之所以享有这种权利,是由于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具有专门知识以及受俾斯麦迫害流亡国外。这个典型的易北河东岸人并非戒酒主义者。一天晚上,他在恩格斯那里喝了个痛快。他知道自己的地位,一遍又一遍地用有些发硬的舌头喊道:“不,人家会对我说,我这个普鲁士保守派,有一天在伦敦这个地方,在革命的共产党人身边喝醉了。”他当时那副样子滑稽极了。这是一个圣诞节的夜晚,当然这种时候,在恩格斯家里谁都会遇到这种事情的。


恩格斯家是以英国方式庆祝圣诞节的,和查理•狄更斯在《匹克威克外传》一书中所作的精彩描述很相似。房间里装饰着各种各样的绿色树枝,在树枝中间合适的地方露出背信弃义的槲寄生树枝。每个男子有权同在树枝下面站着或经过时被抓住的任何女子接吻。至于酒席,主菜是一只很大很大的雄吐绶鸡,如有可能,还有一只煮熟的大火腿作补充。几道副菜都是加了上等烧酒烹调的,其中的甜食叫 tipsy-cake (直译是醉蛋糕),名称本身就说明了这点。当天的荣誉菜是葡萄干布丁,它是在灯光熄灭以后,放在燃烧着的甜酒里端上来分给大家的。每个人都必须拿一份受过好烧酒洗礼的带着火的布丁。这样就可能使那些一上菜就不断喝酒而不能适可而止的人酩酊大醉。


这里我不得不回忆一下恩格斯家圣诞节前之节。这是为圣诞节布丁准备面团或者说备料的日子。这里做的布丁,数量很大,因为凡是这家的朋友,谁都从瑞琴特公园路122号收到一份圣诞节布丁。曼彻斯特的卡尔•肖莱马教授和恩格斯的医务顾问龚佩尔特博士,约克郡的赛姆•穆尔朋友,老宪章主义者泽稷岛的朱利安•哈尼,尊敬的俄国社会主义者领袖彼得•拉甫罗夫,以及马克思的女婿巴黎的保尔•拉法格和沙尔•龙格,伦敦的各位知交,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还有几位德国朋友——所有这些人通常都是馈赠的对象。因而在圣诞节前的某一天,大约是前两个星期,家里的女友们上午很早就要到这里来,一直干到傍晚:把大量的苹果、核桃、杏仁、牛油等等切成小块,把许多磅的葡萄干去核、切碎(我估计大家是知道的:英文的 plum-pudding 就是德文的葡萄干布丁)。可以想象,当时的场面是非常活跃的。弄好的东西,放进一个大桶。黄昏时分,家里的男朋友们陆续来了。每人的任务是,用一把插在桶里的大勺子把配备好的料搅动三次,这可不是件轻而易举的活儿,是要花大力气的。但这活儿更多地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凡是力不从心者,可以免做。恩格斯亲自收场:他走进酒窖,取出香槟酒,大家为预祝圣诞节快乐和诸事顺利干杯。这一切当然都是在下面厨房里进行的,这使整个过程更加迷人,因为呆在大厨房里,总归有一些乡土风味。有钱人不是早就把厨房也用作饭厅了嘛。其实,在恩格斯家要是这样做的话也是不错的,因为厨房很大,炉灶按照英国方式砌在壁炉里,不占地方。就像英国其他许多东西一样,这也是新旧结合的。炉灶的结构在当时算是新式的;但并不缺少老式的铁叉旋转器(英文叫做 Jack ),上面可以吊着烤牛肉,下边放个盆接滴下来的油。在小住宅里,不得不把厨房当成一间住房,这在我国也是常见的,但或许还不如英国那样普遍。在英国,住宅广告上把小住宅的厨房干脆叫做 living room [起居室],以区别于客厅(这里叫 sitting room )。当然,就是在这些住宅中,洗涤室也总是和厨房分开的。


恩格斯家的厨房从未作过饭厅,但由于离酒窖近,有时也当饮酒间用。恩格斯本人就给我讲过,至少有过这样的事。有一回,他和一位好友在厨房里坐了一个通宵,边议论边喝酒直到清晨,他夫人走下楼来给他们煮咖啡时才罢手。






回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康•施米特



我没有很多话要说,因为我和他只有几个月的交往.但是我要说的这些对我却是难忘的,也是对这个伟人的品格和影响的佐证。


我在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的时候,一开始就遇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我兴致勃勃地阅读了这部著作,尽管还不能读懂。首先我这个深受康德哲学影响的人还不太熟悉《资本论》中“唯物史观”的本质,对于用唯物史观来论证社会主义,也还感到陌生。给我讲课的经济学教授们,对这方面的问题更是毫无所知。因此,在我头脑中还是那些至今仍然存在于官方著作中的看法,以为马克思在某种程度上是用哲学方法从价值理论推论出社会主义的,以为用这种价值理论就可以证明剩余价值的榨取,证明资本对工人阶级的剥削,证明现存经济制度不合理,必须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那些论述社会问题的博士论文总喜欢突出“客观性”,所谓的客观性,仔细看来,多半只是卖弄聪明。我自己的论文就是如此,我研究了各种工资理论,提出了一种社会主义的工资理论,然后又好心地反驳了它。我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我有一种哲学偏见,以为马克思是从价值理论推论出社会主义的,于是,我试图指出,这种推论是很勉强的。简而言之,这是同自己制作的风车作斗争!


考试以后,我有机会到伦敦住几个月。我希望在那里能和恩格斯面谈;干是,作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我把那篇我自己当然认为是很了不起的博士论文寄给他。当时已经67岁的恩格斯,的确很耐心而又亲切,在一封详细的回信中,他分析了我的“反驳”,给我指出了错误(当然不是立见成效),并且友好地邀请我访问他,再继续谈一谈这些问题。


我在伦敦的收获有益于我日后的深造,这应当归功于恩格斯。我第一次登门拜访他时,就被他吸引住了。在他身上看不出一点取得伟大成果后的矜持。他毫不自诩渊博,毫不装腔作势,毫不居功自傲。这个67岁的老人兴高采烈地欢迎我。我一边吸烟,一边饮酒,似乎使他很兴奋。他没有再谈我的论文,没有再同我争论,让我安静地思考。他邀请我再去,从此我这个年轻人便无所顾虑地常去了。每隔一个星期或每隔半个月,我晚上总要到西北区他的住宅去朝圣一次。他的视力不好,医生禁止他在灯光下看书,因而我可以认为我的拜访至少不会妨碍他的工作。


我常听他坐在壁炉旁侃侃而谈。这样的时刻我永远也不会忘怀。他知识渊博,使我惊叹不已。凡是愿意听他讲的人,他都乐于施教。他妙语联珠,谈话内容涉及政治、历史、军事、语言研究、立法、党史、文学、自然科学、哲学。将近午夜,我才满载无数新的启示,满怀感激和幸福的心情,踏上长达三个小时的归途。次日,我记下谈话的要点,在以后的年代,还经常阅读这些笔记。今天每当我读到记述这些美好的时刻的回忆,还感到十分新鲜和幸福!


我已说过,恩格斯没有再谈我的论文。也没有必要再谈了。在他的影响下,我不知不觉地、不由自主地对自己进行着社会主义的脱胎换骨。和他的几次谈话,总算使我弄清了唯物史观的本质;我重新研究了《资本论》,但是首先影响我的还是恩格斯有一次从一堆小册子里抽出来的让我带着上路的那本小书。这就是恩格斯的名著《反杜林论》。这本书是德国反社会党人法[94]时期的禁书,所以我一直没有弄到手。恩格斯对我论文的错误观点可能要说的话,我在这部经典著作中全找到了。


我算得上什么人物,他竟这样慷慨地给我介绍各个方面的知识?我只不过是个素不相识的关心社会主义的人。但是他不吝惜自己的精神财富,像莱辛一样,只要有机会就随手播下他的种子。不管像我一样写信向他求教的陌生青年有多少,只要他感兴趣,他就深入浅出地给予详尽的答复。他的始终清醒的理智,能随时调遣他的知识大军。拉法格说过,马克思的头脑就像停在军港里升火待发的一艘庞大军舰,准备进行任何远航。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恩格斯。


我离开伦敦时,他要求我继续给他写信,这使我十分高兴。他的通信联系本来已经非常广泛,但是只要能从中受益,他还准备扩大这种联系。因此他不仅要我向他报告我今后的情况,而且热情地注意我提出的一切问题,希望对我有所促进和启发。他写信就像他谈话一样,非常生动,引人入胜,措词往往风趣诙谐,不拘一格。只要他认为对方真正在作出某种努力,他总是给予明显的鼓舞和勉励。在这种毫不利已的劳动中,他究竟付出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在我们所期望的他的书信集出版后,将会表明。不久前《莱比锡人民报》刊登的一封信[134]已经使人对此有了大致的概念。这封信几乎占了报纸的三栏的篇幅,极其精辟地阐释了唯物史观的本质。人们感到惊奇:一个习惯于对公众讲话的人,为了开导某一个人竟不惜花费如此多的精力。


但是,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沽名钓誉。他非常谦虚,兢兢业业地为事业而活动,毫无个人奢望。凡是需要他给予帮助和促进的人和事,他都尽力而为;只要他认为他的力量能够加强别人的力量,他总感到高兴。他只顾工作,不图虚名。


关于恩格斯的为人,桑巴特在《未来》杂志上的那篇纪念恩格斯文章的最后一段话说得好:“他历经沧桑,依然仁慈可亲,他也得到了报酬。觉悟的无产阶级崇拜拉萨尔,深受他的影响;觉悟的无产阶级也十分崇敬马克思,把他看作一颗灿烂的明星;至于恩格斯,无产阶级对他也十分热爱和尊敬,在他生前就把他看作朋友和父亲。这就说明他是个一好人。”


同他有私交、以感谢心情缅怀他的人,即使相继离开人世,但是恩格斯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他将永垂不朽。






回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沙•拉波波特



普鲁士政府为了恭候俄国王储,即后来的尼古拉二世的莅临,逮捕了10多个俄国革命者,包括我和我的妻子范妮•拉特讷(还有当时的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帕尔乌斯)。我们务必在24小时内离开首都,因为未来的沙皇不允许我们在此逗留。


请注意,就在我们被捕和被驱逐前,几乎每个人都收到了一份“铅印”的东西,聘请我们当友好普鲁士国家的“情报员”,月薪400马克。我们如果受聘,那就表明我们有资格在这个因王子殿下光临而感到幸福的首都住下去。当局对我们这些不愿当普鲁士间谍的人,正在敞开着亚历山大广场监狱的大门,以及普鲁士本国监狱的大门。


我决定从那里出发,途经伯尔尼,前往伦敦,到英国博物馆去工作。彼•拉•拉甫罗夫为我写了一封短信,信中不乏溢美之词,他介绍我去见各国社会主义组织两年前庆祝了七十寿辰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生于1820年)。


到了伦敦,我当然赶紧利用彼•拉•拉甫罗夫为我写的那封短信。当时,恩格斯住在瑞琴特公园路122号一所独家居住的楼房里。恩格斯非常和蔼可亲地接待了我,谈话时显得十分轻松而友好,好像我们早就认识了。当时我27岁,只有少数朝夕相处的年轻的民粹派才知道我。当时我毫无名气,他这样盛情地,可以说亲密无间地款待我,当然使我受宠若惊。在首次拜访时,恩格斯告诉我:“我们坐在这里,说不定格尔曼•洛帕廷就会破门而入。”


这一番话暗指著名的革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洛帕廷曾多次企图从沙皇的监狱和流放地逃跑。当时他正在什吕谢尔堡。


后来,恩格斯邀请我就在那几天晚上再去看他一次。第二次到他家时,他要我和他一起到他楼上的工作室和书房里去,在那里,我见到了(到底是这一次还是另一次,我记不清了)爱德华•伯恩施坦、爱琳娜•马克思和她的丈夫艾威林,还有奥地利的一位女同志路易莎•考茨基。


恩格斯性情活泼,精力充沛,谈笑风生,真使我万分惊讶。他身材修长,看上去很健康,简直像一个爱开玩笑的、手里端着葡萄酒或啤酒讨论问题的老大学生,而不像一个已经72岁高龄的世界无产阶级领袖和理论家。他说话生动,甚至滔滔不绝,对事件、书本和人物的评论,既有批判力又富有幽默感。


我还记得他有这样一些谈话和评论。在哲学问题上,我当时还持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我和海姆•希尔托夫斯基一起参加了青年社会革命者小组),我想听听恩格斯如何解答“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


这时,恩格斯走到他那宽敞的书架前,把基尔霍夫的《物理学》递给我,叫我看其中关于“静止”是运动的“一种状态”的那一节。


有一次我偶尔谈起马克思哲学“论据不充分”,至于我说了些什么,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那天恩格斯勃然大怒,并挖苦地说:“这种思想只有在俄国大学生的头脑里才会有。"但恩格斯很快就心平气和地说:“您还要什么?您已经有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已经有了摩西 [135]和那些先知!不妨研究一下嘛!”他还建议我在下次会面时可以向他提出关于“意识形态”形成方面的问题,并答应给我证明现有意识形态的经济根源和唯物主义根源。


我再一次去拜访恩格斯,请他给我解释英国清教徒运动的“唯物主义基础”。他不假思索地给我讲解欧洲当时的经济情况,讲了一个多小时。无论是他所谈的细节,还是他的全部思路,我现在一概记不清了;我只清楚地记得,他认为,清教徒的复活崇拜是同英国公民的节衣缩食有联系的。


恩格斯不停地阐述了大量的事实和观点,讲了生动有趣的“一课”,然后他问我:“现在您该相信了吧?”我自信是康德、黑格尔和德国其他泰斗们原著的年轻读者,于是大胆地回答:“所有这一切联系都是可能的,但是还应该证明它是否是必然的。”这一次,恩格斯并没有生气,也许他认为我这个青年康德分子是一个可鄙的不可救药的唯心主义者。


当天晚上,或者是另一个晚上,我们转到了其他话题。我这个狂热的社会革命者想要知道恩格斯对老李卜克内西在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上发表的声明(见记录,大概是在第206页上)有什么看法,该声明称“革命不在于手段,而在于目的。暴力几千年来一直是一种反动的因素”(这是我凭记忆引证的))恩格斯明确声明不赞同他的观点,并且说:“马克思和我始终是革命家。”他愤然地补充说:“李卜克内西什么都说得出来。”(这句话是很有趣的,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同老李卜克内西的关系并非一贯融洽。)听了这句话,我大为震惊,总也不能忘怀。


还有一次,我们谈到了巴枯宁。恩格斯有点同情地说:“他懂黑格尔,”但接着又说:“在斗争中,他是不择手段的。”(这时他宣布不同意巴枯宁的斗争方式)


关于拉甫罗夫,恩格斯说:“他是我们的朋友,但他是一个可爱的折中主义者。他甚至想要我们同巴枯宁和解。”


恩格斯对普列汉诺夫的评价是不错的,认为他敢于斗争,思维明确,不像拉甫罗夫那样折衷调和。


恩格斯认为奥古斯特•孔德是“一头蠢驴!”(我大吃一惊。)


对洛策和当时的德国哲学以及对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浅薄之见,恩格斯的评语几乎是一样的。“黑格尔以后,谁也没有在‘逻辑学’方面提供一些积极的(或者是意思相同的另一种说法——沙•拉波波特注)东西。”


在谈到马克思时,他说:“所有独到见解,我们的全部学说都来源于马克思。我并没有什么特殊发现。”(这是大意,不是原话。)


当我提到《资本论》第三卷的出版问题时,恩格斯指着一大摞手稿,建议我读一读,哪怕读一行也好。但我一个字也看不出来,字迹根本无法辨认。恩格斯说:“现在您该明白了吧,仅仅整理原文这项工作就多么不易啊!”


至于其他话题,我已想不起来。我再也见不到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杰出的人物了。我还记得,他当时正在研究俄国的经济文献,如果我没记错,他正在研究关于俄国公社的文献。


当我再去伦敦时,马克思的这位伟大的朋友已经不在人世了。


    1927年10月23日于巴黎



再说几句:我保证我的这些片断回忆都是事实,因为它们经常在我的脑际萦回,最后,我还想起以下这些情况。


恩格斯说:“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想把自己称作社会民主党人,因为我们更喜欢共产党人这一称号。这只是为了迎合德国的警察制度而已。”“伦敦的晚报已经出卖给美国资本家了。”——恩格斯对彼得•克鲁泡特金“王子”以及同他厮混的那一帮人非常反感。他很重视俄国革命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上面我已经提到了普列汉诺夫。恩格斯哀叹自己的记性越来越差,他说“现在我的记忆力只能靠理解力来弥补了”,还说,认识了新东西,旧东西就忘了。当时,我们略微提了一下俄国运动。我得到的印象是,当时他对格•瓦•普列汉诺夫这样一批人寄托了全部希望。






我认识了恩格斯[136]


尼•谢•鲁萨诺夫



谢尔盖也夫斯基这个名字时常引起我的一些个人的回忆,这些往事也许是大家所感到兴趣的。1890—1891年我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前进报》[92]撰写俄国经济生活评论时选用了这个笔名,当时杜甫罗夫撰写纯粹有关政治问题的论文,用的是谢明•彼得罗夫这个名字。我们都被老李卜克内西邀请为这份当时激烈反对政府的社会主义报纸撰稿。他直接邀请了拉甫罗夫,而我是通过拉甫罗夫被邀请的。《前进报》大约每隔两星期就交替地刊登拉甫罗夫的或我的文章。据我们从远方所做的判断,我们的文章都受到德国社会主义读者的重视


由于某些原因,我的一篇文章甚至获得特别的成功。我在《前进报》上已经发表了好几篇文章,论述了俄国经济实况,包括饥荒的状况,我加以概括,得出一个总的结论:使饥民忍无可忍的专制制度将不得不禁止(虽非出自本意)从俄国输出粮食,因为千百万居民已经濒临绝境了。但是,沙皇政府却竭力辟谣,说不可能采取这种措施,惟恐这些谣言会影响它的财政政策,因为它当时正在同外国特别是同法国商借贷款。


在同一期《前进报》上(我记得大概是在1891年8月)刊载了一篇我写的并且有我署名的社论[137],同时也转载了了不久前俄国半官方的辟谣,以及彼得堡发出的关于突然颁布“暂时停止输出谷物、面粉及其他食物”的命令的电讯。在政治动态栏中,编辑部对这个电讯作了评论,并且满意地指出:俄国官方人士以及他们的德国官场的好友正在继续掩饰饥荒情况,欺骗欧洲公众,说禁止输出粮食的消息全是沙皇政府的敌人的恶意造谣:“我们的撰稿人谢尔盖也夫斯基对”事态独具慧眼,早就揭破了这一掩耳盗铃的欺骗政策……


从此以后,俄国谢尔盖也夫斯基同志就被《前进报》的读者誉为严肃诚实的记者。这一点我是在几个月后,即1892年春天在下述情况下受同志们委托到伦敦会见恩格斯的时候,亲自体会到的。


在大批人民死于饥荒的黑暗的俄国,只有一线光芒在扩大、在燃烧,这就是人们都关心公众的利益,反政府思想日益增长……即使有人主动地想稍微帮助一下灾民,沙皇政府也要反对,这只能使反抗情绪越来越强。在社会主义组织和革命组织中正在产生一个希望:努力帮助人民,同时在这基础上团结国内一切积极力量,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我们认为,这种政治革命对于当前饥荒以及防止它将来复发,都是一剂对症良药……


民粹派和马克思主义者,都在热烈地谈论必须一致行动,甚至谈到暂时联盟的问题……而深切关怀俄国饥荒和反抗情绪增长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也想促使双方接近。


倍倍尔特别支持这个计划,于是社会民主党执行局就建议劳动解放社[138]和我们的小组[139]各自选派全权代表,交换意见;倍倍尔还表示,如果俄国同志乐意他出席代表会议,他准备参加。起初,问题似乎已经谈妥,会谈定在伦敦恩格斯的住宅中举行,马克思主义者派普列汉诺夫,我们的小组派我参加会谈。[140]


* * *


至于为什么这个计划落空了,我不很清楚。但普列汉诺夫和倍倍尔都没有来开会,在约定的时间到恩格斯那里去的只有我一个人。


老实说,我并没有因此感到太不痛快。这次远行使我认识了像恩格斯这样的伟大人物。


这次见面的某些详情细节使我永远牢记不忘。


我被引入一所靠近某个公园①的宽敞的住宅,走进了一个光线很好的大房间。两三个男人坐在那里喝淡色啤酒,稍远些,靠近窗子,有一个年轻的妇女,有人告诉我,这是考茨基夫人。
①瑞琴特公园。——编者注


男人们一会儿用德语一会儿用英语交谈,其中有一个身材高大的年长的人,在他那张刚毅的脸庞的下巴上留着灰白的胡子,他一听到我的姓名,就走过来同我紧紧握手。


“我是恩格斯”,他用英语说,“关于你我已略有所闻。我的朋友拉甫罗夫有信给我说你要来了。”然后他问我喜欢用哪种语言和他谈话。


我说我喜欢用法语,这时在我心中突然涌起一种不可抑制的愿望:要向恩格斯倾述我对他由衷的尊敬。当时我已经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那好斗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激情也完全消失了。因此我能正确估计这个站在桌旁面对着我的历史人物的作用。


“恩格斯公民,请允许我这个俄国社会主义者向你表示衷心的颂扬,你不愧是伟大的马克思的朋友,现在你仍然是社会主义国际的精神领袖……我个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读过你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著作。这本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那时起,我就和全世界所有的社会主义者一样,非常重视你的意见,你的每一部新作品刚刚问世我就阅读……看见你就好像觉得马克思依然活着,你是马克思的化身……”


高大的人笑了,作了个手势打断了我的话:


“噢……噢……噢……年轻的同志!……够了,在我们社会主义者中间,干吗要这么互相恭维呀?我们就不能更坦率些吗?你这段演讲辞大概也使你喉干舌燥了……请坐下来,喝杯啤酒润润嗓子。”恩格斯让我坐在他旁边。


这时客人都走了,只剩下我和恩格斯两个人,当然还有一个年轻的妇女坐在窗边一心一意地整理散在她面前小圆桌上的信件、小册子和书籍。


恩格斯非常关切地向我打听我们这些俄国社会主义者所得到的关于俄国饥荒的消息,询问“拉甫罗夫小组”——他这样称呼我们——的计划。他总的来说还是很亲切的,但他强调“普列汉诺夫及其朋友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活动”,并把这种活动同他们的反对者的“政治浪漫主义”相对比……


他说:“除了少数人,你们俄国人还根本不理解你们本国的社会发展。政治经济学对于你们还是抽象的东西,因为你们至今还没有完全卷入工业发展的漩涡,而工业发展却会赶走你们头脑中关于经济生活进程的各种抽象观点……现在这种情况正在改变……资本主义的齿轮已经深深嵌入俄国的经济……可是你们在很多场合还没有放弃那些陈旧的观点……然而,我再重复一遍,这不是你们的过失,意识总是落后于存在的……”


恩格斯突然很快地站起来高声说:


“来吧,我从马克思以前的俄文藏书中找一段读给你听……我把他的大部分俄文书籍都分给了能够更充分利用它们的机构和个人……但是我自己也留下了一些……”


恩格斯亲热地请我同他到邻室去,这一间房也是同样明亮宽敞,从那些固定在墙上的长书架上,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藏书室。恩格斯像刚才那样很快地走近了一个书架,看了一眼,就毫不犹豫地取出一本封面很旧的书给我看,那是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最早的版本之一。


在我那当时记忆力还很不错的头脑中,就像有人掀了一下按钮,我忽然想让恩格斯知道:我们这些“政治浪漫主义”的牺牲品多少也读过一些东西,多少也知道一些东西:


“亲爱的公民,看来你是想从这本书中找一段念给我听,是吗?你打算向我介绍的那一段,还是让我自己来念吧。”


恩格斯用种友爱的、稍带嘲笑的眼光打量我一下:


“那就请念吧!”他把书递给我。


我把书合上,开始背诵:


  ……读过亚当•斯密的作品,
  他成了博学多才的经济学家,
  也会有条有理地向你说明:
  国家怎样才能繁荣昌盛,
  它靠什么才能继续生存,
  为什么当它拥有天然的①产品,
  竟会不需要珍贵的黄金。
  对他父亲怎么也想不清②,
  还依然以抵押田地为生。


①普希金原文是“普通的”。——编者注
②普希金原文是“父亲对他怎么也想不清”。——编者注


“Donnerwetter![见鬼!]……Potztausend![奇怪!]……”恩格斯用德语叫了几声。“真见鬼,让你猜对了……对的,对的,这正是我想念给你听的那一段。你怎么会知道就是这一段呢?”


“联想。”


“怎么联想的?”


“很明显,你是想引一些材料给我看,说明俄国生括落后是必然的。我看到你拿出《叶甫盖尼•奥涅金》,就立刻想起,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正是引用了这一段,而且引的是俄文:


  对他父亲怎么也想不清,
  还依然以抵押田地为生。


他用这两句来表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不适用于以农奴劳动为基础的社会……”


恩格斯眼中嘲笑的神情完全消失了,流露出深厚的友爱。


“噢,你真是个很细心的读者,鲁萨诺夫公民,你是什么时候读《批判》的?”


我们的话题转到了马克思思想在俄国传播的问题,我告诉恩格斯,我个人由于各种有利的条件,很早就有机会读到他的卓越的朋友的主要著作……


恩格斯满怀兴趣地听我叙述,他只打断过我一次:


“你为什么没有和普列汉诺夫在一起呢?”


这个问题使我感到有些受不了。我知道,劳动解放社[138]的人在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同志们谈起“老民意党人”时总是十分反感,使他们对我们很不信任,似乎我们都是浸透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空想家和旧式阴谋家。我向恩格斯简单地回答了几句,并且尽量表明了我们观点的分歧所在。


话题又回到俄国和它的现状。我和恩格斯评论俄国经济生活的某一事实,这时又发生了意见分歧。看来,恩格斯在勉强地抑制着愤怒,他叫道:


“你最好去读一读《前进报》上那位谢尔盖也夫斯基的论文。他经常为这份报纸写文章……他显然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说的完全就像我说的一样。你没有看过谢尔盖也夫斯基的文章吗?”


我感到相当困惑,但又有些高兴。犹豫了一会儿后,我就说(应该承认不是很有勇气地说):


“看过的……甚至就是我写的……《前进报》上的谢尔盖也夫斯基就是我,这是拉甫罗夫劝我在发表某些作品时所用的笔名。”


恩格斯突然一阵大笑:


“我实在不懂你们这些俄国人,想必你们的脑子隔成许多小间,同一个人在一些问题上十分聪明,而……”


恩格斯停了一停。


“不必客气,公民,——在另一些问题上十分愚蠢。对吗?”我微笑着点明了这一句。


“而在同样性质的其他一些问题上却几乎什么也不懂。”恩格斯结束了他的话。


我必须保卫鲁萨诺夫,不能让他被谢尔盖也夫斯基的声望所压倒,我应该向恩格斯说明,为什么谢尔盖也夫斯基的论文和我那时对问题的评论似乎是矛盾的……


恩格斯同我亲热的分手时,很惋惜我这次没有剪刀普列汉诺夫和倍倍尔,他希望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和民意党人在反饥饿、反政府的斗争的基础上最终能结成联盟。他要我把他用法文写的一封关于这个问题的短信转交给拉甫罗夫,在这位罕见的语言天才的信的末尾竟然是用俄文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