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和恩格斯的谈话

和恩格斯的谈话


阿•沃登



1


我早就想到伦敦去住一段时期,直到1893年3月中,由于在洛桑教数学赚到足够的钱,这个愿望才实现了。我曾有一个明确的目的——研究英国哲学史,而英国博物馆是最适合做这一工作的地方。


我请求格•瓦•普列汉诺夫给我写几封介绍信(不仅是给伦敦的俄国人的),他答应为我写信给斯捷普尼亚克和伯恩施坦,而且还要写封信给恩格斯本人。


我感谢他的这种盛情,并请他告诉我,同恩格斯谈话最好要做些什么准备工作。但是格•瓦•普列汉诺夫立刻严格地考我,问我是否熟悉马克思的历史哲学、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要我完善扼要地说明主观主义-民粹派,又考问我是否熟悉《资本论》第二卷(那时他的**人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也大声说应该让我休息一会儿)和蒲鲁东(不能利用《哲学的贫困》),最后又问我是否知道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杜宾根学派、施特劳斯,最后还外加考问关于黑格尔的全部学说……维拉•伊万诺夫娜也加人了这场“彻夜祈祷式”……第二天,格•瓦•普列汉诺夫交给我一封给恩格斯的信①并祝我一路平安……


①格•瓦•普列汉诺夫没有告诉我他写给恩格斯的信的内容,直到《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要发表这封信的前几天,我才读到这封信。——作者注


格•瓦•普列汉诺夫要我在英国博物馆里替他尽量多做些《神圣家族》的摘要。至于我到伦敦后应去哪些地方,他也给了我找许多非常宝贵的指示。


我刚到伦敦就弄得身无分文;在我离开维多利亚车站到海德公园休息的时候,我的钱包被人偷了。我只好立刻去找《自由俄国》的办事处,我在那里遇到了瓦•切尔克佐夫,他热心地代我找到一个便宜的房间,甚至还替我借到一些钱。很快我就收到从巴黎,后来又从俄国汇来的借款。


当天我就把格•瓦•普列汉诺夫托我转给恩格斯的那封封口的信寄出去了,我还请恩格斯告诉我,如果他认为可以的话,什么时候去看他才不会打扰他的工作。我是用英文写的。恩格斯的回信和此后给我的信也都是用英文写的②。


②可惜,1893年秋天我在巴黎时把恩格斯给我的这些信都烧掉了,因为当时有人告诉我警察局的暗探几分钟后就要来搜查。这次搜查大概是由于我收到《自由俄国》从伦敦寄来的一个大包裹,这个大包裹不仅引起海关,而且也引起法国当局的注意,尽管我认为寄来的这些出版物(主要是70年代的)只能当作鼓动,并没有现实的意义,搜查的暗探威胁我,由于在我这里查出了一本关于18世纪法国革命史的专题著作而要把我驱逐出境,并认为我戴蓝色眼睛应收到审判,因为这副眼睛使我的面貌带有“虚无主义的神情”。我要求他们拿出禁止在法国研究法国历史上的重要事实的法律依据,至于眼睛的颜色,我请暗探先生们同我一起到眼科医院去弄清楚我当时到底应该遵从谁的指示。——作者注


我在等候恩格斯的回信期间,曾去看过斯捷普尼亚克;他给了我一封去英国博物馆的介绍信。后来,我所以能够在伦敦住了4年(l896年至1900年),也是由于得到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的介绍……


我在伦敦的三个月(从1893年4月到7月初)中,至少到恩格斯家里去过十次,他每次都要特意邀请,不是口头邀请就是写信邀请。



2


必须指出,我同恩格斯在一起——从第一次拜访直到分别——始终感到十分随便和自然,和别人在一起却很少这样。


路上我把要说的话都想好,寻思最恰当的句法结构;但这都是多余的。恩格斯谈锋甚健,在他面前我感到毫无拘束……


显然,我想最好还是听听恩格斯的讲话。但我有时也不得不说一些,不是说一两个词而是一些完整的句子;我必须扼要地叙述马克思主义和民粹派对于理论纲领的许多观点,但是,恩格斯不是像普列汉诺夫那样对我“考试”,而是通过随便的说话,相信我对德国思想史的详情细节有兴趣,这才让我看马克思的手稿。


此外,恩格斯关心俄国问题,不仅对它的经济问题,而且对各种意识形态的问题很感兴趣,例如俄国人读马克思的哪些著作,《资本论》读者的一般修养如何,他们读哪些空想主义者的作品。恩格斯对俄国各地以及首都的自由主义流派,对托尔斯泰主义的具体形式,对民粹主义的美文学,对俄国的文艺批评(他很重视这方面的卓越的代表人物),都很感兴趣。


恩格斯认为通过《资本论》来研究政治经济学是并不合适的,因为马克思的这本书是写给有一定修养的读者看的。恩格斯批评了《资本论》的通俗本。


恩格斯在给我的第一封非常亲切的信里说,他希望我最近随便哪天晚上到他那儿去。


我第一次到他那儿去的时候,他先让我看看他的一只大雄猫,然后向我问起普列汉诺夫、维拉•伊万诺夫娜、拉甫罗夫。他善意地讽刺了拉甫罗夫。他很重视普列汉诺夫的天才(“不亚于拉法格,甚至也不亚于拉萨尔”)并且询问他的著作计划,认为他的关于法国唯物主义历史的著作和关于俄国民粹主义美文学的论文都写得很中肯。


然后恩格斯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最必要的工作就是认真研究俄国的士地问题;如果有大量的材料加以阐明,这方面的研究一定会取得崭新的成果,这些成果不论就土地占有形式和土地使用形式的历史来说,或者就运用和检验经济理论,特别是级差地租学说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他谈到每天都在期待他所尊敬的俄国记者丹尼尔逊的著作,但是尽管如此,他也认为他的书不一定能彻底解决问题。恩格斯认为俄国的这个根本问题最好由普列汉诺夫自己来研究,并且认为他应该认真地研究,而不是写一些论战性的文章。


当我正要转达普列汉诺夫的愿望时,伯恩施坦来了,他邀请我立刻到他那儿去。我准备告辞,但被留下吃晚饭,这时恩格斯讲了3月前的那段时期和1848年革命时期的几件事情。


分别的时候,恩格斯建议我们在最近再谈一谈俄国的土地问题,他答应他完成了最紧急的任务——写完几封信,就请我到他家里去。


我们谈话主要是用德语。恩格斯思考问题是非常认真的,以下这件事就是一个证明:每次谈话后他总要仔细核对他所引用的话,要是发现有不确切的地方,他常常很快就在给我的短信中加以更正。例如,恩格斯有一次说,特卡乔夫的思想实际上就是巴枯宁派的思想,后采他急忙写信给我说,他在门德尔森那儿弄到了原著,相信他是把这个糊涂虫同那个糊涂虫搞混了;找记得他在用英文写的那封信里用了个德文字Konfusionsrat[糊涂虫]……


第二次谈话时恩格斯直接问我,普列汉诺夫有没有让我带口信给他。我转告了普列汉诺夫的愿望,我还说,普列汉诺夫不得不自卫,他要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由这些原理所得出的实践结论不受民粹派的歪曲。对于普列汉诺夫的抱怨,恩格斯微笑着引用了一句拉丁谚语:“Quis tulerit Gracchos de seditione querentes?”[“谁会去听格拉古弟兄对叛乱的抱怨呢?”]甚至还用俄语说:“谁得罪普列汉诺夫,得罪别人的不正是普列汉诺夫自己吗?”……


我急忙说,民意党人[142]实际上是仇视普列汉诺夫的,因为他在巴黎国际代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143],因为他看透了吉霍米罗夫。恩格斯说,他和许多同志都很喜欢巴黎代表大会上的这篇演说,但是他认为把吉霍米罗夫和民意党人,即使是和格•洛帕廷混为一谈,也是不应该的……


然后恩格斯说,他在等待我“照例”对马克思给《祖国记事》的那封信[144]的意思提出问题,他说他不明白,这封信到底什么地方不清楚,因为马克思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了他自己和恩格斯的主张,即西方社会民主党获得政权,同时俄国也进行政治革命和土地革命,这是很重要的。此外恩格斯希望俄国人——不仅仅是俄国人——不要生搬硬套马克思和他(恩格斯)的话,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才有raison d'être[存在的理由]……



3


有一次,恩格斯要我扼要地说一下普列汉诺夫和民粹派在哲学上的意见分歧。在谈到“社会科学中的主观方法”时,他皱起眉头,并且要我不要再谈拉甫罗夫了……但是当我重复普列汉诺夫关于尼•伊•卡列也夫的著作的评论时,恩格斯引我到书橱前,把马克思从作者那里得到的那篇关于法国农民问题的学位论文拿给我看,并说马克思和他都认为这篇著作写得非常实事求是,建议我(也建议普列汉诺夫)注意这篇文章,尽管这位可敬的历史学家对一些原则问题,甚至方法论问题还不太清楚。我当时不得不承认恩格斯是正确的,我也得出了相应的结论。恩格斯说他很想sachliche[客观
地]读一读《新时代》[145]上对主观主义者-民粹派的反驳意见……


还有一次我们谈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作品。当我表示对这些早期作品很感兴趣的时候,恩格斯起初很不好意思。他还提到马克思在大学生时代也写过诗,不过这些诗不见得能使人感到兴趣①。然后他问,马克思的哪些方面和他的哪些早期作品引起了格•瓦•普列汉诺夫和他的同志们的兴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大的兴趣。难道有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摘录[146](在他看来这是“旧货”中内容最丰富的)还不够吗?


①我把恩格斯和我的谈话详细地告诉格•瓦•普列汉诺夫,他向我说明了我所不理解的恩格斯不好意思的原因。普列汉诺夫说,恩格斯大概以为我指的是他的那些诗篇,因为某个德国人曾扬言一定要找出那些诗篇。——作者注


我把格•瓦•普列汉诺夫关于尽快出版马克思全部哲学遗著和他俩合作的著作的理由,全都说了。恩格斯说,这一点他早已听某些德国人说过不止一次,他也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们的确对这堆“旧货”感到兴趣,但是他请我真诚地回答一个问题:对他(恩格斯)来说,究竟哪一件事更重要——是要他在一生的余年出版那些40年代的旧的政论文章的手稿,还是让他在《资本论》第三卷出版后着手准备出版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的手稿?


我无言以对,恩格斯简单地向我讲了马克思这些手稿(《资本论》第四卷)的内容。


然后,恩格斯很感兴趣地问道:俄国人除了读叔本华这样的“时髦”哲学家的著作,还读哪些哲学家的著作?我一提到新康德主义者,他就问我读过黎尔的著作没有,对科亨和纳托尔普有什么意见。当我谈到黎尔嘲笑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时,他立即活跃起来,给我读了一篇关于自然哲学的十分精彩的讲稿,他说在黑格尔的笨拙晦涩和矫揉造作的表述中隐藏着丰富的内容。


我利用这个最好的机会提醒恩格斯,应该拯救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至少是最主要的一些著作,使它们不致湮没,因为一本《费尔巴哈论》究竟是太少了。恩格斯说为了真正探究过去的这一段情况,就需要对黑格尔本人发生兴趣,但是今天任何人,说得更确切些,“不论考茨基,或是伯恩施坦”都对他不感兴趣。


然后恩格斯谈到自己和鲍威尔兄弟的关系,认为《对黑格尔的末日的宣告》[147]一书根本不值得一提。


在后来的几天里,恩格斯请我一早到他家里去,他给我一个放大镜,要我一篇又一篇地读马克思的手稿:《圣麦克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详细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有关布鲁诺•鲍威尔的几页,恩格斯不时地抽出来放在一边,他自己要用,因为他想再读一遍,打算在鲍威尔之后亲自写一篇对早期基督教历史根源的较详细的评论[148]。他认为《神圣家族》里关于鲍威尔的材料对我来说已经是足够的了。


后来恩格斯坦白地说,他本来以为他让我独自用放大镜读这些手稿,在他再走进来的时候,一定会发现我在手稿旁边睡着了,如果我假装很感兴趣,那我一定会非常无聊而忍不住要溜之大吉。然而他发现我正在专心阅读那些经过仔细誊写的手稿,正在辨认马克思的笔迹(他的特里尔的拉丁语教员很欣赏这种笔迹);于是他就帮助我做这项对我来说确是很困难的工作。起初我还因为占用这位热心的人的时间而感到抱歉,后来我却发现恩格斯常因回忆往事而十分兴奋……关于《神圣家族》他做了些口头上的说明,允许我将这些说明转告格•瓦•普列汉诺夫。他还准许我扼要地叙述《圣麦克斯》,但不要凭记忆直接引用原文。他给我几本《德国年鉴》[149]和《德法年鉴》[2]让我带回家去看……


我指出“自由人”和“批判的批判”的某些观点同俄国的主观主义者的思想有明显的相同之处,这时恩格斯说,这并不是由于俄国的知识分子无意识地重复了德国三月以前时期的思想,而主要是由于拉甫罗夫,甚至巴枯宁,直接承受了这些思想。




当我准备离开伦敦的时候,我写了封信向恩格斯告别,他在回信中亲切地邀请我再去看他一次。


那一次的谈话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恩格斯问我是否对希腊哲学史感兴趣,然后就答应给我讲讲马克思的第一篇哲学著作。他不看手稿,但非常详细地叙述了马克思的博士论文[150]。不仅随口引证卢克莱修和西塞罗的著作,而且还引证许多希腊人(第欧根尼•拉尔修、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克雷门等)的文章。然后他要我注意,伊壁鸠鲁的关于因果联系的观点,通常被解释为他实际上不主张他的信徒们去“认识事物的原因”,其卖在伊壁鸠鲁的观点里,虽然原始的表述是很幼稚和笨拙的,但仍可看出他号召从各个方面来研究因果联系,只要它们不同基本原理相抵触。恩格斯也弄不懂为什么人们还满足于朗格的唯物主义史,此人连康德观点中最主要的东西也讲不出来。


我问,马克思是否一度是一个真正为黑格尔主义者。恩格斯回答说,根据这篇关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之间的差别的学位论文,我们就可以说,马克思在他创作的初期就已经精通黑格尔的辩证法了,不过他在研究过程中还没有迫切感到要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来代种黑格尔的辩证法,但就在那时,他在运用黑格尔辩证法方面,而且就在黑格尔学说中最强有力的方面,即思维的历史方面,已经脱离黑格尔而完全独立自主了①。黑格尔并没有改造伊壁鸠鲁体系的内在辫证法,而是轻蔑地批评了这个体系。马克思改造了伊壁鸠鲁体系的内在辩证法,但也没有把它理想化,他认为,和亚里士多德体系相比,它的内容是空洞贫乏的。


①格•瓦•普列汉诺夫认为当恩格斯谈到唯物主义者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时候,我应该把话题引向“更有意义的”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我表示我不能放弃享受听恩格斯叙述马克思第一篇哲学著作的乐趣……恩格斯还说,他希望我能了解一下,并告诉他,是否某些著作中有与马克思的见解多少相近的观点。——作者注


恩格斯详细地给我解释为什么马克思和拉萨尔在这方面迥然不同,因为前者立刻显示出脱离黑格尔而独立自主的精神,后者则尚未摆脱与黑格尔的师徒关系。


恩格斯给哲学下的定义是:哲学是关于思维的学说。他说其余的一切说法都只有历史上的意义,早就成为陈词滥调了。恩格斯认为企图用黎尔的批判主义的术语采表述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他还提到马克思打算继续研究希腊哲学史,甚至后来还常同他谈论这件事,这并不表明马克思对唯物主义体系有什么偏爱,他主要是研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研究近代哲学家莱布尼茨和康德的辩证法。


告别时恩格斯给了我一本尼-逊的《概论》[151],说他自己还没有时间好好地读这篇论文……


最后,恩格斯说他希望在俄国很快出现一批坚毅的领袖……


恩格斯托我向普列汉诺夫转达他的友善的劝告:普列汉诺夫应该主要从事科学著述,特别是关干土地问题的著述,这是值得他去做的,但不是写论战性的文章,而是研究一些实际问题……


临别时,恩格斯希望我在科学研究和创作方面不要急于发表作品,始终要拥有更多的论据,而不限于引用别人的……


在恩格斯那里,特别是在吃晚饭的时候,我时常遇见他的老朋友和到伦敦来看他的人。1893年5月1日的夜晚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和门德尔森从恩格斯家里出来时已经是黎明了。5月的这次饮宴特别令人愉快。大家唱着庄严的法国歌曲《马赛曲》。在伦敦,从国际社会主义领袖们嘴里唱出来的这首国歌与当时在法国唱出来别有异音。当我无意中用德语唱起《马赛曲》时,恩格斯向我耳语:


“为什么你要唠叨拉萨尔的伪造品呢?”





回忆录片断


巴•波•阿克雪里罗得



我和普列汉诺夫在代表大会[155]期间收到斯捷普尼亚克从伦敦寄来的信,他以和恩格斯见面的名义邀请我们去他家做客。


我们决定在代表大会结束后去他家。


我们来到伦敦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斯捷普尼亚克对我们说:“我得带你们去见恩格斯。我这里他平白无故是不会来的。”


不用说,我们是怀着无比景仰的心情去恩格斯家的,在这一点上,我和普列汉诺夫丝毫不比对方差。


恩格斯家每逢星期天都会聚满朋友和党内同志。我们在这里正好碰上在巴黎代表大会后已回到其老住处伦敦的爱德华•伯恩施坦、艾威林及其妻子(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马克思)和英国一所大学的化学教授、1848年革命的参与者并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从德国移居海外的肖莱马。


肖莱马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密友,他经常与他们一起度假,与他们倾心交谈。夏天他通常与恩格斯一起去怀特岛。顺便说一句,恩格斯是准备批判杜林体系开始学化学的,肖莱马给了不少帮助。


恩格斯从考茨基、伯恩施坦和斯捷普尼亚克的谈话里知道了“劳动解放社”[138]和我与普列汉诺夫。他能用俄语阅读,读过普列汉诺夫的《我们的意见分歧》。他+分热情、亲切地接待了我们。


他已经70多岁了。他名满天下,却仍然保持他常有的真诚、平易近人。第一次与恩格斯见面我们很少与他谈政治问题。大家讲的多半是开玩笑的话。


像过去在马克思家里样而今又在恩格斯家里操持家务的琳蘅•德穆特热情地款待了我们。我已记不得拿什么款待的,但好像有大饼、甜酒和啤酒。


德穆特过去有一段时间在马克思妻子的父母家里当仆人,从那时起再也没有与马克思家分离,与他们同甘共苦。李卜克内西说,当马克思迷上象棋,与同志们玩到很晚时,琳蘅•德穆特不容分辩地说;


“嗨,玩得够晚的了,该睡觉了。”


马克思也就听从了,并不表示抗议。


我们离开恩格斯家时已经很晚了。下着大雨。恩格斯来到前厅送我们。


“嗨,戴高筒帽,不带伞”,他看着我说。


于是普列汉诺夫就在这前厅里向他讲起了有关我的高筒帽的所有故事[……]


恩格斯请我们常来他家,就从那天起,直到我们离开伦敦以前,我们几乎每天都到他家。


我们的交谈围绕理论和政治问题并涉及一些大事和革命活动家,包括巴枯宁和拉萨尔。


恩格斯从我们这里听到沙皇政府采取反对向人民普及教育的措施后大声说道:


“战争就要来啦,到时候他们就没地方去找训练有素的军官啦!”


我还记得,恩格斯十分关注法国发生的布朗热事件。[156]他认为这位精明强干的将军打算在法国进行类似于波拿巴主义改革的冒险行为对民主国家很危险,他很高兴这一打算落空了[……]





我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会见[157]


卡•施坦哈德



1893年9月上半月,维也纳的无产阶级沉浸在欢乐的激情之中,因为他们有幸见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并且听了他的演讲!


在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112]以后,恩格斯同奥古斯特•倍倍尔从苏黎世返回的时候,在维也纳逗留了几天。维也纳的工人们为自己的敬爱领袖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欢迎[158]。1893年9月14日,维也纳社会民主党的组织为了欢迎他,在佐菲茵大厅召集了一次会议。然而这个当时在维也纳最大的大厅也不能容纳所有的人前来欢迎恩格斯,欢迎在维也纳的无产阶级中也颇有声誉的倍倍尔。人群从维也纳的四面八方拥向这座建筑。整个大厅、所有的甬道和邻近的房屋都挤满了人,还有几千人站在街上,凝神谛听从敞开的窗户传出的每一句话。


我有幸参加了这次同恩格斯的难忘的会见。我从1891年就参加了工人社会主义运动。由于社会民主党不接纳青年和妇女作为党员,我们加入了维也纳各区的工人教育协会。在这些协会(其中也包括妇女会员)里,可以说也有党的生活和工会的活动。我加入了吉梅林(这是我居住的一个地区)的工人教育协会,并作为协会的副主席从事青年的组织工作。


当维也纳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通知工人同思格斯会见的时候,群众万分鼓舞。工人们都想参加这次会见。为了保证集会时有条不紊,在各区专门安排了一批人“维持秩序”。我负责我们区的秩序,自豪地截上了红色的臂章。协会的同志们委托我代表吉梅林的青年亲自向恩格斯热烈致敬。我能有这份荣誉也是不容易的,因为眼馋的人很多,人人都在想我的这个位子!


幸亏有红臂章,我才顺利地挤过水泄不通的大厅,几乎到了讲台前。会议在《劳动之歌》的歌声中开始。这时台上走出三个人。其中一人个子不高,眼镜片后面有一双聪慧的眼睛,他的浓密的黑胡子高高撅起,衣着不甚讲究,这就是维克多•阿德勒。另外一个长脸型的、留着尖胡须的人,是奥古斯特•倍倍尔。我先谈谈在党内生活的那几年我同阿德勒和倍倍尔多次亲密的接触。在维也纳,我住在阿德勒的选区,作为党的工作人员,我有机会在各种会议上同他相识。此外,当时我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工人报》的技术编辑,阿德勒是该报编辑之一,我有许多事需要同他经常联系,我同他争吵往往是因为他发稿太迟或字迹不清(当时在编辑部里还没有打字机)。我同倍倍尔相识是因为我在汉堡住在他的选区,我作为党的工作人员经常同他见面。


我只是在报刊上看到过恩格斯的照片,现在第一次亲眼看到他了!他的仪表容貌,立刻吸引了我的注意。他的身材中等偏高,肩膀宽阔,身躯结实,头发很多,胡须几乎遮住了嘴。他的络腮胡子当时大家已经看惯了。他的眼神很和蔼,略带幽默;他像一个长年居住英国的人,衣着整沽但毫不讲究。


这时人们向恩格斯热烈地欢呼,与会者也热情欢迎了倍倍尔和阿德勒。会议主席向大家介绍了他们三人。阿德勒最先讲话,随后是倍倍尔讲话。他们讲的不外是在这种场合下通常说的那些话,我也就记不清了。


但是恩格斯的演说——他自己要求最后发表演说——完全不是这样!因此给我留下了鲜明的印象。


恩格斯一下子就抓住了与会者的心。首先他极其谦虚地衷心感谢大家对他的接待,他说他受之有愧;然后他说,现在只好由他来享受他的亡友马克思的荣誉了——正因为如此,他才接受大家对他的热烈欢迎。恩格斯豪迈地、满意地指出,现在,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大国,社会民主党已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这就是对他恩格斯在参加社会主义运动近50年所做的一切的最好褒奖。恩格斯指出,我们的同志遍天下,在西伯利亚的监狱里,在加利福尼亚的金矿里,在世界各地,包括在澳大利亚,都有我们的同志。


我记得,恩格斯曾代表国际[17]向维也纳的无产阶级致敬。他说,整个社会主义世界对维也纳工人的坚定性和战斗精神非常钦佩。


恩格斯指出,普选权是无产阶级的最重要的武器之一,他高度评价维也纳无产阶级在1893年7月9日举行的要求普选权的示威游行。那次示威表明奥地利工人运动是有力量的,是有斗争准备的。恩格斯说,无产阶级在那天占领了维也纳和富丽堂皇的市政厅大厦。恩格斯又说他参观了维也纳,走过各条街道,非常欣赏它的美妙的建筑物,他说这都是资产阶级殷勤地为无产阶级的未来建造的,这时,大家都笑了。如果我没记错,在恩格斯提到的维也纳的那些著名的建筑物中,除了市政厅,还提到了大学、议会、司法厅、博物馆和绘画陈列馆、歌剧院、城堡剧院、贝尔韦德宫、雪恩布龙宫。


恩格斯的整篇演说表明他坚信无产阶级的力量,坚信未来是属于社会卞义的。[159]


当恩格斯演说结束时,雷鸣般的掌声震荡着大厅。会议闭幕时,人们热烈欢呼和祝贺,高喊“恩格斯,乌拉!”再一次唱起了《劳动之歌》。


当时,恩格斯、倍倍尔和阿德勒已经同维也纳社会民主党的主席路德维希•布列特施奈德尔一起站在讲台的侧幕后面。我很久下不了决心是否走到恩格斯的身边去完成同志们对我的委托。那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兴奋,甚至动了感情。但是我还是决定快步登上讲台向他们走去。我激动得有点颤抖,我握住恩格斯的手说,我代表吉梅林区青年工人向他致敬,我还说他们保证为达到社会主义的伟大目的而不惜牺牲一切。


恩格斯的眼睛露出了喜悦的光芒。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请转告吉梅林的青年工人,我衷心感谢他们对我的祝愿,感谢他们所做的保证,这使我非常高兴。我不仅向吉梅林人和维也纳的青年工人表示问候和谢意,而且也向奥地利的全体无产阶级青年表示问候和谢意。”


从那个值得记忆的日子到现在,已经过了差不多快70年了,然而,恩格斯生动的形象依然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我的手仿佛还感到他紧握时的温暖。还有一次握手也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这就是1921年同列宁的最后一次握手。同伟大的国际无产阶级领袖的会见,决定了我的政治活动的方向和内容,使我在为工人阶级事业的斗争中增添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