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社会认识论与历史现象学
2006-05-14
内容提要：文本从经济哲学的视角，重新诠释了马克思的重要经济学文本──《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的内在哲学逻辑。作者认为，马克思在这部实验性的文稿中，已经从研究一般社会存在基础和发展规律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转向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的经济社会形态的特殊规律，由此形成了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特别是科学地面对复杂社会形态的社会认识论和批判性的历史现象学。对此，本文都形成了一些初步的探索性的观点。
在过去我们对马克思《１８５７－１８５７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５７－５８手稿》）的研究中，这部论著主要是作为经济学文本被解读的。自１９３９年它第一次发表以来，这一论著就基本上被视为马克思经济学变革初创时期的重要经济学手稿（《资本论》草稿）。在研读的精深层面上，我们主要看到经济学家的身影，固然也有一些哲学家不断地从这一文本中找到“三大社会形态”和“异化”概念，但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们都没有想到，这一手稿实际上在总体上就直接具有哲学和经济学二重性质（准确地说，这一手稿应称《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并且，这种双重性不是二元分立的，而恰恰是一体化的，马克思这里的经济学发现同时也是他历史唯物主义建构最重要也是最终的理论逻辑完成。这主要表现为马克思对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认识论－历史现象学的建构。文本仅对这一哲学逻辑定位做一些基本的理论说明。
一、政治经济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化
一、政治经济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化
正如我已经讨论的那样，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主要不是面对自然存在，而是面对社会历史存在。这种社会历史存在的“本体”主要不是一般物质实体，而是人类社会活动过程，即物质实践。我们应该特别注意，马克思作为新世界观基石的实践本身是历史地建构的。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每一个时期的实践是不同质的。这也有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关于实践形式，我们想起传统教科书的定义，即实践中的生产、政治斗争、科学实验。实际上，这个定义本身是历史的，因为政治斗争只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社会实践。准确地说，实践是人类改造和建构外部世界和社会生活的物质活动。一方面，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的创造活动，这有一个从人力、自然力到工业力、然后是科学实验（即实物活动的特殊操作）的发展（今天的信息时代中，最重要的创造已经是模拟现实中的建构了）。这是一种新的客观实践。这一方面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说实践的主体。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社会实践被进一步具体复归于物质生产活动，生产被界定为人与社会的历史性生存规定。进而，这一活动的形式，即怎样生产的方式被确定为一定社会存在的本质。马克思在那里已经揭示，社会存在的基始关系，人对自然的关系──一定的生产力是一种基础，而在此之上形成的社会的本质即是人与人的社会交往关系。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社会生活现实主要不是物体，而是被确定为一种客观社会活动。社会存在只是处于活动中，有一天人们不生产，不交往，人的社会历史存在就不复存在。它是在人的客观物质实践中历史地被建构与解构的。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所指认的社会生活中的物是极难理解的。这种社会存在“物”，主要是由人的活动，人在活动中形成的功能性的社会关系与结构构成，这些关系、结构以及社会过程中的规律也同样是每时每刻由人的活动建构与解构的。所以社会生活中的每一种社会现象都不是实体性，而是功能性的。它们可以物化，但这种物的替代物也必须处于活动的特殊功能之中，否则即失去其特定的社会系统质（后来，卡尔•波兰尼的经济人类学中的实在（substance），就是指认一种在社会生活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互动过程。比如他将经济规定为人与对象和社会环境之间的非实体变换。波兰尼：《人的经济》，纽约，１９７７年。）。
所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秘密，是一定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的科学抽象。这是一种本质反映，而不是直接反映物质对象。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透视，不是由一定的直观直接面对物质实体。如我们已经指认的那样，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生产力都是一种科学抽象，根本不是对象物，而是一种本质的客观的社会关系。上层建筑中的东西也是如此。这样，马克思所确认的社会历史存在为基始的历史唯物主义正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根本不能由感性直观来达及，恰恰要由科学的具体抽象来实现。它的“物”，是在自然物之上的社会关系存在。对此，日本学者栗本慎一郎说：“生产关系并不是表层上可见的物理性的简单组合”无疑是正确的。所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就是要从“那些看似虚幻的社会关系中把握真实的存在”（栗本慎一郎：《经济人类学》，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４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说，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存在本体论有一定道理。但这并不是仅仅关注社会存在，“自然唯物主义”仍然是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内在前提。马克思新世界观中已经没有旧的本体论，这里“本体论”只是在承认自然物质的基始性的前提下，人们面对世界的历史性视角。它绝无将社会存在视为世界的本原之意。这一点十分重要。这也算是一种马克思社会历史认识论的一种入门。我们下面会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中遇到大量经济现象，马克思反复讲这是一种社会关系、一种社会属性，以区别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不然，我们将趋同于拜物教误入歧途。
应该指出，在１８４５－１８４７年的经济学研究和哲学建构中，马克思基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主要是古典经济学）已有的抽象，直接提升出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等一系列抽象的哲学规定性。这也就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构架。我们也看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的哲学建构与经济发展的历史批判并没有有机地接合起来。特别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历史本质的哲学抽象，还没有真正复归于现实历史，即与社会生活的复杂的具象相统一。直接说，当马克思还没有通过经济学深入到现代社会生活的复杂层面中，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运作中社会本质的颠倒性物化时，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抽象并不是完全得到历史确证的。这一步，就是马克思在他第三次经济学研究，即《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中必然要走完的。
因为，当马克思本人真实地进入经济学具体研究之后，他开始越来越多的遭遇到复杂的现代社会经济活动，如资本主义生产之上的流通、分配和消费体系。这种特定的经济活动和复杂结构，并不仅仅是人与自然的简单关系，更主要的是特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建构出来的新的不断复杂起来社会现实的经济基础（“市民社会”）。马克思这个时候发现，这种狭义的经济活动和结构本身是历史的和暂时的（这是他《致安年柯夫信》和《哲学的贫困》的理论成果）。一般物质生产是任何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这是永恒的自然必然性。而物质生产发展到资本主义经济方式之后，很大一部分经济活动是由市场竞争的交换系统建构出来的流通与分配的中介性过程。这是一个巨大的中介结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在这个中介中，发生了物化和颠倒，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个本来是生产之上形成的东西却成为主导性的东西，决定性的东西。简单说，在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表象中，似乎主要不是生产，而是价值实现。一切都必须实现为货币。于是人们创造出来的一种经济活动中的中介性工具现在成为神。它的神奇性在它能带来更多的货币时，资本就作为上帝出现了。在资本主义这种复杂的社会存在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都不是以一种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社会的本质都是由歪曲的假象和颠倒的经济具象所遮蔽。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无法简单用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去直接面对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
我们知道，正因为古典经济学将资本主义特定社会历史的存在视为永恒的自然物质存在的属性，马克思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就是为了要批判和否定这种东西。马克思是要说明其社会存在的历史性和暂时性的方面，因为这是一种历史地变化着的现实。正是这一历史的现实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中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多重颠倒的复杂结构。在这里，本质被假象遮蔽起来：真的成为假的，假的成为真的；虚的变成实的，实的变成虚的；主体物化为客体，客体翻转为主体。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是在这种物化的经济现象中形成他们特有的拜物教意识形态，即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社会历史存在直接设定成经济运行本身的自然的客观属性，所以，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相对于人类生存的本质颠倒，就直接被指认为人的天然本性（“自然”）和生产运作天经地义的正常形式，这样，三大拜物教是必然结果（参见拙著：《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第三章。）。因此，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建构和实现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变革的同时，他不得不寻求一种出路，即超越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物化意识，在科学批判的起点上形成更接近社会历史本质的科学认识论。实际上，这也就表现为不断深化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逻辑，即以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认识论为前提的批判的历史现象学。
二、社会认识论与科学的抽象
我们已经说过，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这主要体现在物质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是社会历史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一定的生产方式决定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的原则。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马克思在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即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研究过程中，关注经济社会形态生存与发展的特殊规律的理论，这主要体现为经济关系成为社会生活主导性的方面，人物役于自己创造出来的物质力量。前者，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确定的重要理论观点，而后者则是他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中进一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逐步形成的新见解。我还发现，与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发生的还有十分独特的科学的社会认识论。这个所谓社会认识论的核心构件就是面对社会生活的科学抽象问题。
如上所述，马克思刚刚转到一般唯物主义立场时，他在１８４４年开始接触政治经济学的初始阶段上，直接反对和批评过斯密和李嘉图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经济学抽象，后来在１８４５－１８４７年才意识到古典经济学的科学抽象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我们也已经说明，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一种对社会存在与社会关系的抽象。它与直观的自然唯物主义是极不相同的。当然，历史唯物主义的抽象不是简单的主观抽象，而是一种社会生活本身的客观抽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提出实践的时候，就是科学的客观抽象。因为实践活动总是当下在场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确认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也总是在社会活动中功能性存在的。这都是无法静止直观的，特别不是由个人直观所能达及的。
这里就有一个社会认识论的问题了。首先是认识对象的异质性。在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中，当人们面对自然对象时，自然对象固然是在历史的实践中，自然对象是以实践的方式和程度历史地向人折射，人们对自然对象的本质与规律的认识都与实践的历史性相关。人不是简单地直观和旁观，人通过实践介入其中。物是前提，但不是决定认识的东西。旧唯物主义那种自然物质决定意识的观点是错误的，自然物质是第一性的，但只有实践才直接决定认识自然对象的性质和方式，方向和程度。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自然对象认识也属于广义社会认识论。当然，如果从狭义上看，直接面对社会存在的认识当然也不同于自然对象的认识，社会认识本身是对实践结构自身的认识，即人对自己活动和生活的认识。人自己正构成自己社会认识论的认知对象，即马克思所说，在历史活动中，人既是演员又是观众之意。正如神喻所说，“认识你自己”。可人认识自己是最难的，人自己不是外在的对象。反思一种身处其中的活动过程，比认识静止的物要难。这种抽象是难的，因为这不是建立在一般的对象物的静止映象上，而是一些功能性行为经验的抽象，特别是非个体行为的社会整体活动的抽象。以现代科学认识论的观点，这种抽象本身自然受到概念构架的制约，而认识社会历史，意识形态的影响更大一些。这还不算上实践功能度本身的制约。在社会认识中，认识结构与实践结构是同体同构的。社会实践的复杂，社会生活的复杂导致社会认识的复杂。这与自然对象的认识有很大区别。
其次是社会认识的非个体性。在后面的讨论中我们将会看到，马克思直接批评斯密等古典经济学的鲁滨逊式的个人认知的观点。这种观点为什么不对？因为这种观点是从洛克那里来的，即经验的个人直观。而在真实的社会生活中，实际上每个人在教化成人之后，他并不总是直接面对客观外部世界的。相对于面对世界的个人来说，间接经验和间接知识往往是决定性的。人从幼年到成人，大部分是在接受千百万人认同的感性经验。一是直观中人们的习惯、共识、情感、心理、文化传统的“都这样”；其二，概念本身是千百万人的千百万代实践与经验的结果，我们常常是用概念在“看”（波普的“观念先于观察”）。个人如不处于科学、生产和变革社会的前沿，并不会直接处诖丛煨允导械摹Ｕ庖簿褪撬担鋈说拿恳桓霰鸶行跃椋沧苁峭獠坑跋焱ü鋈苏莆盏纳缁嵋馐缎问阶罡丛拥睦饩嫡凵涠伞８行圆牧系睦砺奂庸げ⒉欢际歉鋈饲籽劭吹降亩鳎侵父行跃榈淖芎停缁岬赝瓿闪说闹惫郏锤鋈舜悠渌磺腥四抢镂埔欢ǘ韵笏赖囊磺小＜又辛擞镅裕鋈擞肫渌凳乔籽酃劭词澜纾共蝗缢凳歉鋈擞们О偻蛑谎劬劭词澜纭Ｔ谡庖坏闵希娑陨缁嵯窒笫庇绕渫怀觥Ｂ砜怂季＝驳纳缁嵘罹龆ü勰睿皇侵噶粼诟鋈思且渲械奈锏母行杂诚螅巧缁嵯窒笤谖颐峭纺灾械姆从场?amp;ldquo;我对我环境的关系是我的意识”。社会存在中的本质与现象不同于自然物质客体的现象（内与外），即相对主体的显相性、意向性。社会存在中是主体建构活动的现象与关系（规律）的本质。更何况社会现象虽然是客观的，但并不是本质，并且还有可能是掩盖本质的假象。
其三，就是社会认识论中的科学抽象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中，马克思要与一些经验直观的哲学家谈个人的眼睛不能直接看到的社会存在的东西。我们已经界说过，马克思的社会存在不仅是指物体，而主要是感性活动，活动中的关系与功能性属性。用今天复杂性科学的话来说，就是活动过程中的系统质与系统结构。面对这些对象，是不能用放大镜和显微镜来观察的，只有通过科学的抽象。这一理论成果，马克思在创立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时已经充分意识到了。
关于抽象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理论难题。从古至今，抽象已经有过相当多的不同层面。如观念抽象（经验抽象）与主观抽象（内省抽象）；客观现实的抽象（工业与交换）与经济学的科学抽象。这就是抽象的不同类型。如柏拉图的抽象理念就不是以工业为基础，而是以感性经验直观之上的理性抽象。还有就是东方式的易经一类的抽象。实际上，我已经暗示过多次，离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比较近的抽象认识，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从配第到李嘉图对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科学抽象。这种抽象（含社会唯物主义）实际上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重要基础。
但如果从更深一层来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就会看到，在这里还有一个“多”和“一”的关系，即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问题。一般来说，抽象总是从现象中抽选出共相（本质）来。我们可以说，抽象观念的发展则是从“多”（经验现象）到“一”（理性概念）。概念是事物的类、共相和规律的主观指认。从“多”到“一”,也是哲学本身的发端，如古希腊的爱利亚学派所指认的万物背后的第一存在，万变中的不变。这也就是柏拉图理念（相）论、中世纪一神论和黑格尔绝对本质所步步深化的逻辑。可是，当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经济过程时，过去观念的抽象开始直接发生在客观社会生活现实中，即现实的客观“抽象”。马克思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中才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商品经济在市场的竞争与交换中，似乎不断实现着某种客观的从“多”向“一”的转化：首先是以工业为基础的生产一般（标准化和齐一划的初始发生），无差别的劳动一般（抽象劳动的基础），然后是市场交换中必然出现的价值一般。价值（等价物）交换（同一性）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真正的“类”（劳动）关系。价值（通过交换价值表现）的出现是人类社会走向整体性的真正开始。劳动－价值－货币－资本是一个完整的客观历史逻辑。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成为当代社会存在中“普照的光”。这是过去在神幻中出现的“上帝之城”的“一”，现在由工业历史地创造出来，这一次不是绝对观念的世界历史，而是资本开辟的真实的现实世界历史（在今天，也就是征服世界的美元、欧元这样的硬通货）。正是由它，才建立起来的真正人类社会实现的同一性（后来阿多尔诺反对的正是这个东西，而海德格尔等人是没有充分注意的）。这种在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现实发生的客观抽象，才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科学抽象的基础。这也是马克思１８４５－１８４７年哲学抽象的基础。
在直接进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研究时，马克思意识到了一个新的问题，即他还必须界划自己的理论抽象与李嘉图的理论抽象的根本异质性。马克思已经开始理解，李嘉图之所以能站在全部经济学的最高点上，主要因之于他的经济学理论实际上是基于资本主义大工业在现实中达到的人类社会历史存在的最高形式。区别于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的“形式的抽象”或“任意的抽象”，马克思之所以确认李嘉图的抽象已经是一种科学的抽象，是由于李嘉图在继配第、斯密之后，已经能够在大工业已经充分显露出来的经济活动的众多复杂的现象中直接寻到本质。在《伦敦笔记》第八册中，马克思写到，“在李嘉图那里重要的是，虽然甚至亚•斯密和萨伊也还把劳动的某种一定产品看作[价值的]调节者，但他却到处把劳动、活动即生产本身，也就是说，不是把产品，而是把生产即创造的行为[当作调节者]。由此而来的是资产阶级生产的整个时代。要亚•斯密那里，活动还没有解放，还不是自由的，还没有摆脱自然的束缚，还没摆脱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４卷，第１１５页。）。“在李嘉图那里，人处处要和自己的生产率打交道，在亚•斯密那里，人还在崇拜自己的创造物，所谈的还是某种一定的物，在他活动之外的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４卷，同上。）。以马克思的理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李嘉图那里的进步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结果，从手工业生产还无法脱离的对象化劳动到机器大生产中的社会化劳动活动的飞跃，是李嘉图的科学抽象与过去经济学家这种理论差别的基础。可是，李嘉图由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限制，他又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物化社会结构直认为一种永恒不变的天然状态。李嘉图的抽象是从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经验中的“多”中之“一”，这是虚假的自然永恒性；而马克思的重新建构的科学抽象是批判性地透视社会经济现象后对生产关系本质的透视，这是现实的历史性。马克思在这时除去承认李嘉图的经济学抽象，更重要的是使这种抽象成为一种科学的历史抽象，使它贯穿着彻底的历史辩证法。
正是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开始的经济学研究中，立足于资本主义大工业提供的这个“人体”，马克思在李嘉图停下脚步的地方继续向前走了。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知道物质规定性，只知道可以捉摸之物，他们无法理解社会关系不是实体存在，但却具有物的特性。这一点，是旧唯物主义直观性所无法看到的，而古典经济学的社会唯物主义的进步之处也在于他们看到了劳动－价值这一科学抽象本质，但是他们仍然无法真正科学地形成历史的科学抽象。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发现，旧哲学指认的那种线性的、单质的东西实际上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是不存在的，特别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出来的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一切过去的简单社会存在的规定性在这里都具有了复杂的关系和表现形式。不再有简单存在的人，只有各种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中介了的人，自然对象、劳动活动也是如此，民主、自由、自然均是如此。马克思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王国中的社会关系本身并不是实证对象，是客观的“形而上”之物（资产阶级经济学除去古典学派，后来多进入实证科学，即形下之物）。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的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发现抽象劳动的历史形成，只能是人类劳动在资本主义发达商品生产中获得的那种形式的客观特征，即现代社会生产过程中每天都在进行的事情。显然，物质对象本身并没有抽象，只能是人类历史的实践才会有客观的抽象。这又是一种历史的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又比如价值是一个“形而上”的概念，是一种抽象，它不是价值悬设，存在但不直接显示，不是现成的，价值只是一种简单关系，而现实中却是以各种最深刻的对立为媒介的，如自由竞争是其存在的具体形式。从价值──价值形式－－货币（价格）存在着一个历史形成过程。这个价值的实体化，物化，成为一种特殊的支配物的物，这才是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所讲的最深刻的一种社会存在物，这恰恰也是最容易误解的哲学层面。价值实体（商品、资本）是真的物，但却是历史唯物主义中最难理解的物。因为这个物具有二重性：一是使用价值的效用存在，但这不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社会本质，它的本质是人类的一般抽象社会劳动，即价值。但是，价值本身在市场竞争和交换中并不以自身的直接形态表现出来，而必然以交换等价物的物化形式即货币价格实现出来。这是一种物化关系，不是一种东西物，而是颠倒的关系物。因此在这里经验描述是不行的，描述只能达到现象，而透视不出现象背后的东西，即物相后被颠倒的的人之本质（“类”）关系。这只能通过科学的抽象才能把握。再如资本一般与现实的资本。资本一般是抽象的一，现实的资本是具体的多。前者是不变的本质，后者是竞争中的变化和表现。前者是“本真”，后者是颠倒（后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扬弃了这一具有局限性的概念）等等。
所以，在一定的意义上，马克思又是反对一切非历史的抽象性的。因此，马克思这里的抽象就不是黑格尔（柏拉图以来）的观念的“一”，费尔巴哈的人类本质的“一”，也不是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的“一”，而是这些“一”真实的历史形成，历史的发展，历史的权力，和它真正的被历史地打倒。马克思通过自己政治经济学中的剩余价值理论，轻易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目前西方社会中的后现代思潮也是在批“一”，但他们架空了这种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主导性，因为世界同一性的现实基础是资本的国际化。在这一点上，杰姆逊的分析是正确的）。实际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世界历史”，只有弄清了剩余价值－资本的世界性（以太的“一”），才可能懂得“一”的哲学本质。但马克思当时并没有注意到，这个以太对世界而言却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殖民性。后来的历史进程证明马克思是对的，资本不可阻挡地向全球进步（这也是今天所谓“全球化”的真正意义）。这是我们以后要讨论的问题了。
三、科学的批判的历史现象学
我认为，马克思在１９世纪５０年代以后特别是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中所实现的经济学变革恰恰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为内在驱动构架的。没有历史辩证法和无产阶级解放的内在话语，马克思是根本无法达到这一科学批判的。我已经说明，实现了科学世界观变革的马克思，始终关注人类主体的生存与发展状况。人类的解放与全面自由的发展是他的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关系本身并不是目的，也不是一种简单的旁观式的客观反映，马克思的科学理论首先是为了说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永无止尽的客观进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比过去所有的生产方式进步，但正是在这个生产方式的客观运转中，马克思又要确认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必然性。这一点是不能忘记的。这是马克思哲学与经济学批判性之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包括古典经济学家）的社会唯物主义，实际上根本无法祛除资产阶级特有的拜物教意识形态。因此他们无法自觉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的现象与本质是矛盾的，由于社会关系颠倒为物的关系，经济过程主要以颠倒的表象呈现出来，社会结构也以与真实的历史发展秩序相反的逻辑表现出来。这不是人本主义那种主体价值悬设“应该”式的颠倒与异化，而直接是社会历史本身本质结构的自我客观颠倒。在政治经济学中，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正常的地方、客观的地方，马克思认为是非常的、异化的和颠倒的。这种认识的形成当然也有着一个复杂的过程。它不是一种直接的经验之上的理念构成，用法因等人的话说，马克思已经注意到，“处于表象后面的现象（或这种现象的观念），并不是那么简单地在那里等待着被发现”（法因、哈里斯：《重读＜资本论＞》，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６页。）。在这一点上，马克思重新意识到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批判逻辑的深刻性。
我们前面谈到，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真实出现的资本主义价值硬通货是真正的非观念的“一”，是那原来柏拉图的理念和虚幻上帝的实现。而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之基底正是这个资本（价值实体）的“一”。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中，人类社会第一次创造出一个全面、丰富的劳动关系体系，人的“类本质”在价值交换打破地域局限的普遍性中，才出现真正的全面性。但是，这种人类主体的本质关系并不以自身的形式直接表现出现，却是以物化的形式出来的，它也必然要以主体（个体）间隔了的物化形式才能实现。黑格尔实际上看到了这里本质“沉沦”于物相的必然性，所以异化才是对象化。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是人之类（本质）的抽象，绝对观念历史形成中必然出现的颠倒世界恰恰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全面颠倒的隐喻甚至是真实的描述。黑格尔解读了出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只是在资本主义运动中，自然界才成为对象，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高点（马克思的“人体”）。物化的魔鬼成了上帝本身，人恰恰通过物化才痛苦地发展了自身。这是一种颠倒的历史。实际上这首先不是观念之颠倒，而是现实历史本身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客观颠倒。这一点，不仅费尔巴哈没有看到，１８４５年以前的青年马克思同样无法理解。如前所述，１８４５－１８４７年的哲学变革中，马克思一方面完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建构，另一方面在一般经济发展的角度，从分工入手，批判性地展现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各种客观矛盾。但是，在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客体向度中，马克思放弃了现象学批判。这样，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特有的物化颠倒，社会现象与本质的不一致性则在实证性的批判中被有意无意地弱化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哲学的贫困》（那里还是哲学与经济学的分立）。
当马克思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中开始他具体的经济学理论逻辑建构时，他才更深刻地理解了李嘉图和黑格尔的关系。我们都记得，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同时批判黑格尔与斯密李嘉图，那时他操作着人本主义社会现象学，从主体向度出发，用人本主义一层层剥离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肯定的现象，以复归人的劳动类本质。１８４５年以后，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他在放弃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同时，也放弃了现象学批判。他的焦点意识主要集中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中内在的客观矛盾，而不是这种社会历史规律的表现形式与现实具象。因此，物化（“异化”）与颠倒的经济现象并不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客体向度的主题。１８４７年以后特别是５０年代马克思的第三次经济学研究中进程中，马克思在大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表象的研究中，再一次从主体（劳动）出发，也再一次开始关注经济关系的物化与颠倒问题。他再一次从经济学研究中发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劳动－价值─货币─资本，这是劳动和劳动成果本身物化与颠倒的二次方，是“异化的异化”。而这里从主体出发指认的颠倒与物化的发生，不再是相对于人本主义类本质的“应该”，而是相对于“先有”（封建社会及以前的经济关系）与“后有”（共产主义的人类理想化生存之客观可能性），这一前一后都是一种客观存在，后者是一种客观可能性。对于前资本主义的“先有”，这种物化是一种客观的进步，也是人的进步；而对于“后有”，则是奴役、对抗的历史形式。这是马克思此时的历史逻辑与过去人本主义异化史观一个很重要的异质性区别。
具体地说，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从经济学中弄清楚了这样一些具有哲学意义的重要问题。一是人们眼中容易注意到的商品的使用价值－自然特性－物的规定性，这是一种物质前提。在资本主义经济运作中，这种客观存在倒成了次要的东西，它不是不存在，而是成了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附属物。这是社会生活中可以捉摸可以看见的东西，相当于黑格尔所说的无关紧要的物相。二是马克思注意到商品与货币所遮蔽的社会关系－经济形式，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产物，人与人的劳动交换颠倒地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这种物化关系其实成为遮蔽真实社会关系的假象。在黑格尔那里，这个物化关系相当于观念（本质和规律）在自然物质中的沉沦和后来劳动对象化中的异化。三是马克思第一次通过发现劳动二重性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颠倒的原因。在资本主义充分分工的基础上，劳动（私人）不再具有直接的社会性，只有通过交换才确定为一般生产要素，这种市场中的共同的劳动（抽象劳动）才构成价值实体，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它使一切劳动产品具有相同的质（商品质不是可以直接比较的），价值实体不是特殊劳动，而必然是社会一般劳动。使用价值（自然差别）与价值（经济等价）的矛盾必然产生商品与货币的直接分立。价值关系取得一个独立的存在与商品的自然存在并存的纯经济的存在──货币（一般等价物）。这个东西实际上形成着商品生产者相互全面的依赖性──物的依赖性的根本。第四，现实的经济结构直接颠倒了历史发生学意义上的社会历史结构，社会关系的历史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第４５页。）。于是，在经济运作过程中，物化了的社会关系成为决定性的主要制约力量，并在人类自身的物质实践－经济活动中创造出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一种新的外部力量。人开始成为自己经济创造物和工具的物之关系的奴隶，开始作为中介的东西现在成为主体。事物的本质表现为非本质，而事物的现象却颠倒为本质。这在货币产生利息，资本获得利润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假象就成了新的神话。拜物教就出现了，并不知不觉地成为人们无法批判性透视的常识！整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就建立在这个神话之上（后来的维伯尔的价值中立和颠覆与马克思这里的理论建构是有直接联结的。维伯尔恰恰是从生产出发，从技术结构出发，即从物化的第一个层面出发，而有意去除了马克思更深一层关注的物化和颠倒了的社会关系。从社会关系中超拔出来再重新回到物相，这正是一种新型意识形态的形成。维伯尔是技术现象经验论，这后来必然导致工艺──工具理性──科技意识形态）。
这就使马克思进一步发现，直接面对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中的资本、货币、价值、商品等，个人和一般人的常识眼睛是看不清它们的本质的，因为这是一种颠倒的歪曲的社会现象。资本主义社会中事物的联系“总是表现为颠倒的、头足倒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６卷，第２册，第２４１页。）。也就是说，即使能够抽象出“劳动一般”，可它的现实存在形式却是物化和多重颠倒的；即使能够把握“资本一般”，可通过市场和竞争，“一切规定同它们在资本一般中的情形相比，都显得是颠倒过来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第１６６－１６７页。）。可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包括它的社会唯物主义）却正是以这种假象作为全部理论的肯定性前提的。马克思这时关心的问题不再是一般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而是以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透视这种颠倒的假象，即如何去掉一层层现象和假象，达到那个真实存在的本质和规律。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自然性（自在性）中客观发生的多重颠倒性和复杂性，这才需要非直观和非现成的批判性现象学，即去掉意识形态，发现经济现实的本真性。这是马克思历史现象学的基本内容。它不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面对的主观现象，也不是费尔巴哈和青年马克思自己原来那种否定现实经济现象的人本主义社会现象学，因为马克思这时的历史现象学的前提是社会关系的客观颠倒。这种颠倒的消除不可能在观念中实现，而只能由物质变革来完成。科学的社会历史的现象学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中的这种颠倒是如何历史形成的，它要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客观颠倒的社会关系，以最终揭露资本主义经济剥削的秘密。在这一点上，戈德利尔的描述是准确的：“马克思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对商品、货币、资本等的分析，‘真实再现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或观念上的各种事实，阐明了社会关系所带有的那种虚幻性”（戈德利尔：《境界，人类学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历程》，巴黎，１９７２年。转引自栗本慎一郎：《经济人类学》，第２３页。）。
具体地说，马克思必须面对复杂的物、物相、外在关系、颠倒了的关系、物化关系，非主导性的关系（如过去了的封建关系），在科学的历史抽象中找到原有的关系（简单关系），再一步步再现今天真实的复杂关系和颠倒了的社会结构。这不是直观或抽象反映，而是一种重构式的反映。这里既要一步步破除社会关系中由于颠倒产生的迷碍，获得史前的简单的社会关系，又要从这种抽象的关系一步步复归于颠倒的各种复杂的经济具象。更重要的是要深刻揭示这种关系颠倒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客观意义，即客体向度与主体向度中两种不同的价值指认。如人类劳动─交换关系─价值实体化─价值形式─货币─资本－信用。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是对颠倒的人类本质的科学描述与批判。所以资本不是物，而是人的被颠倒的关系。一方面，恰恰是由于商品经济才有了人自己创造的世界，有交换价值才会达到人类社会生存的高级阶段。资本的逻辑是在时空展开的人的世界历史，但这是一个颠倒的人类历史。因为人的发展采取了物的发展形式：金的世界历史（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今天中国才真正开始了人的现实发展的世界历史，具有世界性的人类生存：流通性。这恰恰是人的历史发展和实现了的“类”）。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正是他政治经济学革命的内在逻辑前提。这是过去我们传统研究没有认真注意的方面。（我注意到在这一主题上赫尔米希的著作《“颠倒的世界”是马克思著作的基本思想》，法兰克福，１９８０年。缪勒指认了在社会历史的“自然次序”与现实次序颠倒的“假象之迷”。缪勒：《通向＜资本论＞的道路》，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２０页。还有科西克在《具体的辩证法》中所批判的“操持的”假象世界。可是，他执着地坚持一种早期海德格尔式的人本主义逻辑。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我以为，《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现象学。马克思在这里一层一层去掉现象，使本质表现出来；《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经济学－哲学研究的真正思想实验室，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是在这里得以解决的。６０年代的经济学手稿已经在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研究。而《资本论》，则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逻辑学”了。话语没有变，但形式变了。但是，也由于马克思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认识论基础上建构的历史现象学，始终是与他的经济学科学的创造性思想实验同体发生发展的，他并没有在经济学之外以纯哲学的话语直接表述历史现象学，这是造成后来我们无法从经济学研究过程中剥离出这一深层理论话语的原因。特别是当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学科边界不恰当的硬化时，尤其会导致理论解读上的迷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