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社会民主党的伟人[160]

社会民主党的伟人[160]


赫•冯•格尔拉赫



我所接触的第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正好也是最著名的人物。那是1894年,我想到英国去进行我的首次考察旅行。我在我们社会保守党俱乐部里,正在把我的计划告诉《十字报》的翁格恩-施特恩堡男爵、《德意志贵族报》的鲁道夫•冯•莫施、鲁道夫•施特拉茨、让•埃•格罗特胡斯男爵以及和我们共进晚餐的另外几位先生。这时,总参谋部的瓦克斯少校——当时整个法律新闻界的军事著作的权威——说道:“您要去伦敦,务必去看看我的朋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我听了很吃惊,他——一个保守党人,总参谋部的一名少校——竞然称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惟一健在的英雄为自己的朋友!而瓦克斯越发兴奋地解释说,他对恩格斯的党派政治观点丝毫不感兴趣,但作为军事著作家,他不得不说恩格斯知识渊博、公正客观、判断精辟,他说他还没有给一个同行以这么高的评价。他和他保持着友好的通信关系。还说我带着他的介绍信去,一定会受到恩格斯的盛情接待。


事实果然如此。恩格斯说到瓦克斯的时候,没有像瓦克斯评价他时那样兴致勃勃。尽管我一开始就向他解释,我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而是基督教社会党人,但他还是非常友好地接待了我这个年轻人,并一再邀请我到他家里去。我原来想象,他或许是个心胸狭窄的狂热党徒,但是,他能如此精辟地、实事求是地阐述自己的观点,是我想象不到的。他说:


“生活在国外,也就不再迷信德国那种神圣的名望了。您看,英国的所谓社会民主党,只是一个小小的宗派,永远成不了大事。他们恨我,回避我,因为我相信英国的工人运动,而不相信所谓的社会民主联盟[110]有什么前途。英国虽然还没有社会民主党,却很可能是第一个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这儿的人不讲究理论,只讲究实际。您看,比如,我们自由派财政大臣威廉•哈尔科特先生,昨天为一项激进派的遗产税提案辩护时刚刚说过,有产者可以为自己能给后代留下点东西而高兴,但任何人都不是生来就有权利要求别人挣下的财产。您想,大陆上有哪个资产阶级国家活动家敢于表达这种纯社会主义的见解呢?在许多事情上,英国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


恩格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个确实具有国际性的人,满怀热情地谈论着德国,当然,他对普鲁士推行三级选举制[161]是极其反感的。这个令人难以捉摸的学者,喜欢在自己的书房里接待客人,在言谈中流露出地道莱茵省人的乐观情绪。这一点,在他请我参加的一个啤酒晚会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个晚会是为庆祝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一次补选中获胜而举行的。每次举行这种晚会恩格斯总要把他在伦敦的最亲密的各国的朋友请来开怀畅饮。当我走进他家的时候,他面带微笑地说:“我真有些招架不住了,社会民主党在补选中获胜的次数也太频繁了。”参加晚会的人陆续来到,有德国人、捷克人、匈牙利人、俄国人,总共十几个人。这是一个非常愉快的晚会,我这个外来人,一个非社会民主党人,丝毫没有不自在的感觉。这位社会民主党人东道主是那么自然朴实,和蔼可亲,使人人都有宾至如归之感。





“请您告诉比利时同志们……”[162]


艾•王德威尔德



没有人[比恩格斯]更了解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了。他能轻松自如地用大多数欧洲国家的语言讲话,他满怀激情地注视着他的学说在两个世界工人中间的发展;他对所有细节都了如指掌,在伦敦拜访他的各国战士们对此都惊讶不已。


往事历历在目:在我们十月大选[163]后,有一天,恩格斯在他的工作室里,从身旁的报纸堆中站起来,快步迎面走来,兴高采烈地握住我的手,他兴奋得声音有些颤抖,满怀信心地对我说,我们获胜的消息使他感到莫大欣慰。他说:“请您告诉比利时同志们,他们和德国人那是国际社会主义的优秀人物;在下次伦敦代表大会上见到比利时工人党的代表,我将非常高兴。”





最后一个除夕[166]


维•伊•查苏利奇



祝您新年快乐!真糟糕,我刚则才醒过来。昨天,那些和弗里德里希•卡尔洛维奇[167]在一起的人都不得不徒步走了两个小时,因为冰鞋无法再用了。天气这样寒冷,又刮这么大的风,这在日内瓦只有在可怕的暴风雪的日子才会遇到。今天我浑身有病,牙痛,头痛,腰痛,再加上咳嗽,我的脑袋和胸膛几乎都快要炸开了。是啊,这样也好,也不用过什么节了,整整两个星期我哪儿也不用去了。昨天,德国人尽量开心,闲聊趣闻轶事。特别是有一个德国人,就是上次在社会党人午餐会上坐在您身旁的那个德国人,他说他有点害羞,又说了一些其他的话。他们说的我全听懂了,他们还是要给我翻译;但我还是不能领会引人发笑的奥秘。大概就像犹太人说笑话一样,只有他们自己听了才笑得起来。我来晚了,弗里德里希•卡尔洛维奇身边的座位坐满了,因此我坐得很远。刚吃完饭他就以平常那种亲切的感情拉过一张椅子坐在我旁边。我决定谈谈公猫[168]的事,为了引起话题,就从这里的社会主义没有指望和毫不适用谈起。他就这个题目发挥起来:就是普选权在这里也不会有任何意义——工人不会去利用这项权利;为了独立参加选举,就要像德国那样花费金钱和精力,而英国工人既然不能指望从中得到直接的金钱利益,他们就不会出一点力,出一文钱。在德国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来得如此之晚,以致落到了觉醒的工人阶级的份上,这是德国的幸运。这使德国工人阶级不像英国工人阶级那样埋头于纯职业的斗争,而是使他们保持着对社会政治的关心。俄国也面临这种幸运:用我们的话说,在俄国,工人阶级在读书,在觉醒,因而将自觉参加政治解放运动。这恰好把我引到我想对他谈的话题上。他说,而没有我们,德国会怎么样呢?他本人的,即恩格斯的注释和补充是否提出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正在减少,——从1867年起危机就没有了而且再不会是老样子了呢?——Schwindel[生产和商业投机,欺诈]是资本家对他们为之进行生产的那个世界市场无知的结果。现在,电讯、交通的速度等等使他们了解市场并且不再幻想:不管生产多少总有地方有人会购买。马克思说,生产集中到很大的资本家手里以后,就该打吨(einschlummern),不再追逐Extraprofit[超额利润],因而不再加强劳动生产率,“扩充”生产等等。这也就是卡特尔所做(而且是有意识做)的。卡特尔把整个生产部门集中到自己手里并划分了市场以后,没有任何理由陷入Schwindel,也很少理由加强劳动生产率。当然,卡特尔只是使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便于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可是英国的无产阶级却没有这种取得政权和进行组织的任何心理上的可能性,英国生活本身也完全不是趋向发展这种心理上的可能性的。但这是我对你们的叙述,而当我鼓足勇气刚刚要对他讲的时候,就宣布还有五分钟就到新年,应该准备祝酒了。所以我也就没有承认阅读公猫的事。没有香槟酒,只有一种酸涩的葡萄酒。今天清晨我收到一张39先令的汇款单,不知是谁寄来的。我想巴维尔是不会寄来的,如果是您寄来的,那又太多了,您连买“五斗柜”还没有钱呢。(哎哟,我又头疼了;我刚才写公猫的时候,忘了头痛。您知道,他的那些思想感动了我。我向来不喜欢那种所谓的“自行瓦解”的资本主义,但是,他的这番话使我对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有所认识。)请来信告诉我,这笔钱是不是您寄来的,否则我还是搞不清楚——而且我也不敢去取钱。汇款单上已经注明,必须有人签名才能支付。昨天爱琳娜向我要您的地址,想给您寄去15先令,她说,您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文已经发表在《泰晤士周报》上,本星期内就可以拿到钱。——我对她说,这笔钱是您为我准备的;她也就没说什么了。这样,我就阔起来了。我就可以还给您部分借款;如果您不急用,我想去买一床鸭绒被,夜里太冷了,全部衣服都已经压在我身上,甚至星期天穿的衣裳也不例外。请您把《星期周报》立刻寄来,这对一个切齿痛恨敌人的人是很有用处的。我一定完整无损地还给您,连公猫一起给您,到时候您会发现,公猫身上一根戗毛也没有。我只要一发现,就会把它捋平。



  您的维拉
  1895年1月1日于伦敦


[167]指恩格斯,这是作者按照俄国习俗给恩格斯加了一个父名。
[168]指《资本论》第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