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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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社会”与“人”:一个共时性与历时性向度中的逻辑悖结——读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市民社会”与“人”:一个共时性与历时性向度中的逻辑悖结——读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张一兵
    1842年以后,马克思已经开始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可是,起初马克思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费尔巴哈,而后来,他越来越感到自己那种强调黑格尔式的精神理性和平等自由的“崇高”口号,在现实面前是那样的软弱无力,竟没有办法去扬弃那些“精神异化物”时,他才真正在火热的社会生活和斗争中意识到,只有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才可能是走向真理的唯一通道。于是,原来在马克思头脑中居统摄地位的那种青年黑格尔式的唯物主义,就开始被敲响了丧钟。可是我发现,也由此使马克思的哲学思想陷入一种深刻的理论逻辑矛盾之中。这就是他思想中关于社会历史的基础因素与主导因声的分立。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共时性视角中,马克思坚持了从‘市民社会”出发的唯物主义的现实逻辑;而在他站在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色彩的历时性视角里、我们却看到了从‘人”出发的异化史观。这是一个很深的逻辑悖结。
    首先,是马克思在一个新的立场上对社会历史基础的唯物主义确定。1843年夏天到1844年初,马克思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并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论犹太人间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至此,池在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中,才完全地转到了费尔匕哈的唯物主义立场上夹(马克思从来没专成为一个费尔巴哈主义者)。这是青年马克.u哲学思想进程中的第一次重要的逻辑框架转变。}也已经在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中,回归到了社会存在的真实客观基础。
    我们看到,从1843年的“克罗茨纳赫笔记”开始,马克思就已经抛弃了1843年以前那种从 “理性规律”出发的基点了。马克思以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为武器,批判被黑格尔颠倒了的精神与物质的“主谓关系”(即法、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并揭露了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神秘主义本质。马克思指出,在黑格尔的哲学中,“黑格尔把谓语、客体变成某种独立的东西,但是这样一来,他就把它们同真正的独立准l ,同它们的主体割裂开来。随后真正的主体即作为结果而出现,实则正应当从现实的主体出发,并把它的客体化作自己的研究对象。因此,神秘的实体成了现实的主体,而实在的主体则成了某种其他的东西,成了神秘的实体的一个环节①,这就是黑格尔哲学唯心主义的秘、密。马克思要打倒准心主义,同时也是要自我清算在他头脑中存在着的这种颠倒的世界观。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开始以、种圣斯的准初主义哲学逻辑来观察社会历史的发展。
    马克思发现,黑格尔白:,哲学历史观也是一种十足的颠倒。因为在黑格尔那里,由于社会历史现实是理念产生的,那么国家就“不是它们自己的生存过程的结果;相反地,是理念在自己的生存过程中从自身中把它分离出来’,这样,黑格尔就“把理念当做主体,而把真正的现实的主体,例如政治情绪就当戈了谓语”③。马克思认为,“他倒因为果,倒果为因,把决定性的因素变为被决定的因素,把被决定的因素变为决定性的因素”④。“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r理念所具有想象的内部活动。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愁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⑤。
    在这里,我们的确看到了在马克思对社会历史观察中的一条新的理论逻辑线索,这就是从社    会历史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客观描述视角!这决不是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或传统的一般哲学唯物主义,马克思拥有了哲学唯物主义基本内核,并以此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第一次找到了基于社会物质条件的唯物主义立足点。特别请大家注意的,这倒是马克思不久前还不赞成的“下流的唯物主义”的存在逻辑⑥.先前,马克思是不自觉地发现它在现实生活中总是“占上风”,而扣在,马克思已经是在哲学立场上肯定这一点了.这当然是一种重要的逻辑反转!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是远远超越于费尔巴哈之上的。显然,我们可以说马克思这里的思路与法国十八世纪唯物主义哲学家和圣西门的历史哲学是接近的,但他进而把社会历史的基础放到了经济的“市民社会”和家庭上了。我以为,这恰恰是未来新的历史观革命在旧框架中的以一种总体否定性的形式在萌生出来。但此时这一合理的观察点并没有上升到总体历史观的高度,而只是停留在说明社会历史的一般基础的理论层面上。马克思现在认为,不是理念决定社会现实,不是法和国家的政治观念产生社会,而是现实的“市民社会”和家庭产生观念。并且,“对现代国家制度的真正哲学的批判,.不仅要揭露这种制度中实际存在的矛盾,而且要解释这些矛盾,真正哲学的批判要理解这些矛盾的根源和必然性,从它们的特殊意义上来把握它们”⑦.这当然是一个新的理论逻辑基点,这可以被看作是马克思后来实现的历史观变革的最初逻辑生长点。
    还要请读者注意的是,在马克思此时的理论逻辑中,上述对社会历史进行客观描述的观点主要是出现在对社会存在的共时性(结构性)分析中。即我们前面所说的,马克思在探索社会历史存在的现实基础视角上形成的思路。记住这一点,对于我们下面的研讨是十分重要的。并且我以为,这不是马克思此时哲学思路中起支配作用的框架。
    其次,‘是马克思在寻求社会历史主导因素中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即马克思这时所肯定的 “人是世界之本”的口号。我已经提出过,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哲学主要受到了费尔巴哈的启发。费尔巴哈那种把整个世界复归于人类主体的观点自然是深深触动了马克思,因为费尔巴哈的那种要求人的本真存在状态(应该具有的类本质)人本主义逻辑,与青年马克思原来对人类主体地位的关注在理论深层恰恰是可以整合的。所以,在马克思这时的社会历史认识中,特别是他对社会历史过程做历时性(过程性)动态观察,确定社会历史的主导方面的时候,我们又能实现一种从人出发的理论逻辑线索(我们后面将看到,这一逻辑框架在实质上还是唯心史观的!)并且我认为,这是马克思这一时期哲学的起支配作用的逻辑框架。这也就是说,虽然此时马克思已经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转变到了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体辩证法,不过是从自我意识的观念主体辩证法转到了以人的抽象本质为核心的人本主义主体辩证法。现在,观念的主体变成了“类人”的主体,以往的观念统制和超越现实的目的论逻辑变成了“人”要求批判非人的现实的目的论逻辑。新的主体“应该”仍然是与异化了的“是”对立的。在此,与前一个共时性视角相比,我发现一种人学的价值论被强烈地凸现出来了。
还是在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中,马克思写道:在黑格尔的哲学起点上,“真实的相互关系弄颠倒了。在这里,最简单的东西被描绘成最复杂的东西,而最复杂的东西又被描绘成最简单的东西。应当成为出发点的东西变成了神秘的结果,而应当成为合理结果的东西却成了神秘的出发点’,⑧。那么,什么是马克思此时确认的出发点呢?这就是“人"!我们发现,马克思在这里总是在从“人”出发。当然,更重要的方面是马克思在此已经大大超出了费尔巴哈,他从来也没有“淹死”在费尔巴哈哲学逻辑中。在此时马克思眼中的人,已不仅仅是费尔巴哈那种在自然意义上的人,马克思已经在结合了家庭、财产和“市民社会”等具体的社会关系来考察人的本质了。他形象而风趣地写道:“‘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区别点。
                                                                                                                       我们看到,在这里马克思总是尽可能地将黑格尔的神学语言“译成人的话’币。我们发现,马克思从来没有放弃他的那种不懈的努力,即他还是在强调主体性。但这不再是黑格尔那种抽象的  理性,而是“人”的应该一了。费尔巴哈要消除黑格尔的主客体颠倒,消除宗教的自我异化(坏的是”),把神还原和复归于本来应该具有的人;而马克思则认为,要打倒唯心主义,要纠正宗教的颠倒,关键是真正认清现实中人的颠倒(一个新的意义上的坏的“是”!)。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理论逻辑深层存在着内在的冲突!
    在马克思对黑格尔所肯定的专制国家和社会异化的批判中,他这样写道:“人就是人的关系、  就是国家、社会,国家、社会产生了等级即颠倒的世界观,因为它的本身就是颠倒的世界。这里最重要的是人“自己在本质上的二重化’,。。在现实中就是表现为人在政治生活中和现实生活中  的某种深刻的不一致。即“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历史的发展使政治等级变成了社会等  级,在他们的政治世界的天国是平等的,而人世的存在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却不平等”……“在政治国家真正发达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生活—天国的生活与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  看做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别人看  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低为工具,成为外力随意摆布的玩物”。这是一种新的异化。
      我发现,马克思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从专制制度中摆脱出来的“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还不是一般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范围内,它是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不言而喻,我们这里指的是实在的、实际的解放’,。。可是,政治解放还没有使  人“真正摆脱某种限制”,政治解放并不是没有矛盾的人类解放的方法。因为它仍然维系着一种新。的社会异化。这种异化“使人脱离自己的普遍本质,把人变成直接受本身的规定性所摆布的动物’P8。在专制制度里,人不能成为人本身,人是动物,“中世纪是人类史上的动物时期,是人类动  物学。”……这是因为“在这种体系中,自然界就象生出眼睛和鼻子一样直接生出王孙贵族”气“怪不得贵族要这样夸耀自己的血统官己的家世,一句话,夸耀自己肉体的来源。……贵族的秘密就是  动物学” ……而在今天这个社会中,“我们的时代即文明时代,却犯了一个相反的错误。它使人的实物本质,即某种仅仅是外在的,物质的东西脱离了人,它不认为人的内容是人的真正现实” ……“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别人看作工具,成为外力随意摆布的玩物。”⑩。这种人是“被我们整个社会组织败坏了的人,失掉自身的人,自我排斥的人,被非人的关系和势力控制了的人,一句话,还不是真正的类存在物’,。。如果说在中世纪,是来自自然的限定,人被自然(以及自身自然的规定)剥夺了主体地位,在这时人的非主体化则是一种人造的非人力量支配的!注意这一点十分重  要,马克思首次发现了这种人被人自己创造出来的物的支配和奴役!
      我们不难看出,在这时支配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内在逻辑构架仍然是一种主体与客体的异化关系为主要支点的人学主体辩证法。这也就是说,黑格尔的那种异化理论还在起着一种重要的理论逻辑内趋力的作用。但与前面相比,这当然已经不是精神主体的异化,而是人的本质之异化了。这是唯物主义的费尔巴哈式的人本学异化史观。马克思清楚地看到,费尔巴哈要打倒上帝,从神(人的本质之异化)复归于人,从神圣的天国回到世俗的人间。.在费尔巴哈那里,确立“人”和他的生活世界就已经是异化的扬弃了。而马克思在这里又大大地向前走了一大步:他发现,人在自己的现实世界中仍然是被异化的,这是一种来自于现存政治制度的一个更深刻更隐蔽的人性异化。将此置于人本主义的哲学逻辑中去确定,则是说,费尔巴哈异化理论所要求的人的人类本质复归的“应该”,一旦回落到现实土地上来立刻就再一次成为一个坏的“是”。因为,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虽然人不再受到神灵的奴役,却受到自己生活的奴役!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把资产阶级自己的人学理论批判的予头反过来直接指向了资产阶级!很显然,马克思又布了更高一个理论逻辑层面的内趋力,或者说一种新的价值论上的“应该”!我要指出,此时马克思的政治立场变了。在探寻社会历史主导因素这一尺度上,从青年马克思的主体辩证法中突现出一种指向资本主义的具体否定性和批判力量。
    我们看到,在后来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站在人本主义的总体逻辑上说:
“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而资产阶级所完成的“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这是在更深层的一面,造成了人与人自身的分裂和异化。马克思要求人类主体解放的彻底性,即“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的理想王国仍然“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马克思想象着,“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
    因此,资本主义社会这种人被异化的状态是必定要消除的,人的解放将由资产阶级的否定面—无产阶级去最终实现。马克思最后指出,’人的解放“它是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并同时解放其他一切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是这样一个领域,它本身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这个社会解体的结果,作为一个特殊等级来说,就是无产阶级”.。现在我们看清马克思此时的政治立场走向了:即从民主主义转到了无产阶级立场上,从批判封建专制转到了对资本主义的直接批判。这也就是说,马克思这时人学理论的“应该",是无产阶级应该成为人,资本主义应该被打倒I马克思主体辩证法逻辑中的人不再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般“人”,而是特指无产阶级.这实际上也意味着,马克思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虽然这还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这也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第一次总体转变的另一个政治理论层面上的相应变化。
    最后我还要特别提出一点的是,固然马克思在这里已经在认真地思考无产阶级革命,在关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的命运,但是马克思这时在这一尺度上所运用的主要哲学批判武器,即那种费尔巴哈式的人学异化逻辑在实质上仍然是唯心主义的!并且这种人学的主体辩证法和价值论实际上也是马克思此时哲学思想中的主导理论框架。相反,在这里马克思恰恰没有从他在确定社会历史存在基础的那种唯物主义的思路出发。为什么?原因很简单,马克思在这里还不能从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的实际状况中得出他所需要的革命依据,即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和否定性的结论。从而,他也不可能从社会的经济现实去观察人的发展,而是在以抽象的“人”(实际上是“市民社会中的个人,”)为引起批判的逻辑起点。说到底,历史的真谛是某种先验的人性和“应该”实现的理想本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只是因为它违反了人性,而不是社会历史运动的客观必然性。这一思路当然不可能是科学的历史观。同时我们也能够直接体会到,马克思这里的人学主体辩证法框架与他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的人类主体能动性思路是潜在地历史吻合的。固然这种人学理论此时尚不是完整的和系统的。
    我以为,在青年马克思这里的哲学理论逻辑中存在着两条思路,两个不同层面的二元分立。在确定社会历史一般结构性基础的层面上,他在否定黑格尔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特定意义上几乎走近了历史观的唯物主义原则;而在寻求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主导因素的层面上,他却为了无产阶级革命坚持了人本主义异化史观和价值批判。应该说,这两种不同的理论层面所依据的内在理论原则是相互矛盾的,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这也是由于,前一个理论层面只是一种理论原则,而后者却是此时马克思全身心贯注的实践冲动,所以后者必然是他这时的主要理论框架。并且,这一框架不久在新的经济异化理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和系统化,获得了空前的统摄地位。
    ①一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3, 251一252, 255, 369, 250-251, 180, 359, 294, 270, 261, 451, 340,
344, 428, 429, 346, 346, 377, 377, 346, 428, 434; 460, 443, 443, 461, 466, 443, 466页。
    ⑩参见拙文《青年马克思劳动异化逻辑框架的建构与解构》,《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