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与它的黑格尔基础 ――莱文《辩证法内部对话》批判 张 亮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莱文《辩证法内部对话》一书对马克思的辩证方法的解读是有其可取之处的，但莱文的实证主义哲学基础最终妨碍了他去正确理解马克思辩证方法的本质及其与黑格尔的继承与批判关系。 关键词：马克思；辩证方法；黑格尔；《辩证法内部对话》 诺曼•莱文是美国知名的西方马克思学学者，1970年代，他以一篇题为《可悲的遮蔽：马克思“反对”恩格斯》的论文而一炮打响。在1980年代中期出版的《辩证法内部对话》一书中，莱文把“全部力量”都放在了对马克思辩证法的探究上，力图通过描绘它与黑格尔哲学的真实关系，再次论证自己虽然提示了真相但又言过其实的一个论断：“马克思反对恩格斯”。可不管怎样，当莱文把马克思的辩证法界定为“作为社会分析的方法和作为人类行动指南”、认为它是“马克思整个体系中最重要的方面”时， 我们以为，较之他的批判对象，其立论更具合理性。因为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确不象斯大林主义――传统教科书体系所阐释的那样，是包含真理的体系哲学，而是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 我们同时认为莱文的主要解读思路也是可取的：以卷轶浩繁的前人研究为基础，他力图在“马克思黑格尔化”这样一个由列宁所开启的正确方向上，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解释。不过，莱文最终还是没能达到科学的目的地。因为，未被他缺乏充分自觉到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即实证主义方法论，从根本上限制住了他的视阈，使之完全忽视了客观存在于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方法论、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内在统一；在高举马克思辩证方法旗帜的同时，割裂了它与社会存在本体的内在关联，使之失去了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相联系的、建立在对一定的社会存在的科学再现基础上的、革命的批判功能，沦为现象性的一般自然科学方法。 莱文认为，黑格尔全部著作讲的就是一个关于绝对精神如何达到自我认识的认识论问题。基于这种定论，他略过西方学界50-70年代对青年黑格尔的颠覆性的、极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重点论述了《精神现象学》（以下简称《现象学》）和《逻辑学》在认识论上的一致性。对于青年黑格尔的思想发展，莱文只是别有用心地点明了其中的宗教方面 。可实际上，宗教只是青年黑格尔所关注的三个理论问题之一；它原来是和政治相联系、作为黑格尔当时的政治观点的世界观基础而发挥作用的；在以后的发展中，它最终和政治一样被吸收到了哲学本体论问题中，失去了独立存在的资格和价值。作为黑格尔早期思想发展的积极成果，《现象学》以解决时代的文化危机、重建形而上学本体论为己任，在自己所经历的“世俗之路”上向人们展示出了从日常意识开始达到“上帝之城”即本体世界的必然性。 作为“科学体系的第一部”，《现象学》是面向本体论的社会认识论，是黑格尔哲学体系的预备阶段；作为体系的第一部分，《逻辑学》所展现的是一个本体论世界，在它的认识论外观下，黑格尔阐述的是本体的逻辑形成、外化（异化）和外化（异化）的扬弃。因此，当莱文满足于论述《现象学》之“力和知性”章与《逻辑学》“本质论”部分在认识论上的类似性时，他根本没能看到：“本质论”阐述的是绝对精神在非时间性的本体世界中的逻辑发展；“力与知性”因为在时间性的意识领域盲目地经历、重复了这一过程而将主体意识从日常意识中超拔出来，并把它最终引向“上帝之城”即本体世界的入口处；类似的过程将会在《精神哲学》中以认识主体反思的有意识形式再一次出现，这将导致绝对精神的绝对统治的完满化。这也就是说，作为形而上学的最后一个体系，黑格尔哲学（包括前体系的《现象学》）的基础和核心是本体论。 和认为黑格尔哲学是以一个整体的形式作用于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的传统观点相比，莱文的另一个看法也是合理的。他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读解与批判在不同的时期重点也不相同：在所谓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兴趣占优势的时候，他研读、批判最力的是《法哲学原理》和《现象学》；在所谓的认识论时期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57-58年手稿》）和《资本论》时期，马克思主要借助黑格尔的《逻辑学》和《小逻辑》。 我们对莱文的赞同只能到此为止。这不仅因为他对黑格尔哲学的理解是极为糟糕的，更重要的是，他居然不加批判地就沿袭了部分西方学者在本世纪30年代提出、已被证伪的观点，认为人本主义是马克思理解、改造黑格尔哲学的一贯基础。 假如马克思理解、改造黑格尔哲学真的存在一个一贯基础，那么，我们以为，它只能是黑格尔在研习英国古典经济学基础上所获得的、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唯心主义的现象学方法。 在自我活动的形式中界定自我，把自我的产生看作是一个历史过程，并在历史过程自身寻找历史问题解决的途径，这就是《现象学》否定的劳动辩证法所承载着的唯心主义现象学方法。在黑格尔看来，现象学方法实际上是社会存在本体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提供的自我认识的工具，是本体的自我认识，它因此在认识论上具有排他的科学性；作为现象学方法的运用结果，《逻辑学》得以表述本体在逻辑空间中的纯粹发展。换言之，虽然《逻辑学》中作为本体的辩证法是现象学方法的原型与基础，但在一般理智理解中，却是现象学方法使得辩证法的出场成为可能。黑格尔所理解的本体即绝对精神，实质上就是对人类通过（抽象的精神）劳动建立起来的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唯心主义概括。 马克思终其一生很少言谈本体论问题，但这决不是说历史唯物主义就没有自己的社会存在本体论，更不能说他对黑格尔哲学的理解、改造是在非本体论基础上展开的。 当莱文精心分析《57-58年手稿》的《导言》，推演出一系列的实证方法，并把它们视为马克思唯物主义“颠倒”的结果时， 我们感到，他的理智事实上相距“颠倒”的辩证本性是非常遥远的：一方面，认识本身无所谓“正”与“反”，因为它们只是派生的、第二性的，“颠倒”首要地是本体领域发生的，然后才映现到认识中；可另一方面，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又只能是从对唯心主义现象学方法的“颠倒”开始，因为人们只有经过它的中介才能与本体的辩证法相联系。 莱文不愿意过多涉及的马克思批判、继承黑格尔遗产的实际历程，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44年手稿》）中，马克思通过经济学研究抓住了《现象学》的精髓即否定的劳动辩证法，但它的主要问题就在于阈于德意志狭隘的历史现状，关注更多的是劳动的异化而不是劳动的对象化，在意识到人在其现实性上是由自己历史性的劳动方式所决定的前提下，未能把握住劳动形式自身的更替（对象化劳动的发展）对人及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片面强调了劳动的社会存在形式的更替（异化劳动及劳动异化的扬弃）的批判价值，强加一个外在的人的尺度给历史，阉割了历史自身的具体性。马克思此时的劳动异化史观固然还是非历史的，但由于受到隐匿在政治经济学中的科学逻辑的深层影响，他这时还在对象化劳动基础之上进行着无意识的科学探索。历史地看，正是这种理论思考的同源性使马克思能够把握并超越黑格尔现象学方法的根苗。 从《44年手稿》中的对象化劳动概念，经过《评李斯特手稿》中的生产力范畴、《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的实践范畴，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物质生产概念，马克思最终认识到：人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相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相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生产的物质条件”， 而不是他们思想的条件。这首先应当被理解为是对黑格尔现象学方法的肯定，然后就应当被理解为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本体论基础上对它的颠倒：人类历史中真正具有历史性的不是抽象的精神劳动，而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即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本质不是物质实体性的生产要素，而是实践的历史活动及其当下的、消解性的生产关系。因此，历史的发展就决不是什么绝对精神或物质实体的异化及其回归，而只是人类实践功能度的扩大和生产关系的丰富与复杂化；生产关系及由它决定的交往关系的结构性转换在自然时间中的投影就表现为“历史”； 历史没有最终的目的或终点，始终向着未来开放。由是，只有当历史摆脱了政治的和宗教的呓语、实现了生产方式自身的纯粹统治，即进入资产阶级社会的时候，对历史的科学认识、“历史科学”才能够真正展开。怎样才能把唯物主义的现象学方法运用到社会历史研究中来，这就是马克思所谓“认识论时期”的任务了。 我们看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确套用了《逻辑学》的表述逻辑。但马克思并不仅仅是“为了表述他在1857年所获得的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变化的看法”而“觉得有必要利用黑格尔的逻辑形式”。 准确地说，马克思是通过50年代科学的经济研究认识到：黑格尔以抽象的精神劳动为基础的现象学方法在历史科学上具有重大的合理性，因为它虽然是唯心主义地、但也是完整地再现了一定的社会存在的生成结构即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所必然产生的资本的结构及其普遍统治；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中，雇佣劳动成为了社会生活一切现象的普遍实体、整个人类事物的实在本质、人的一切要素的现实源泉，因此，只有从这个“抽象”出发，才可能达到对“具体”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科学认识。在一定意义上，《57-58年手稿》就是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它通过对“时代的经济学家”的谬误的揭白同时实现了绝对精神及其统治的真相的揭露：由于价值的物化和实体化，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成为在个人之外的对人的统治，这是抽象对人的统治；由于抽象只能够在观念中被把捉，因此时代的哲学家就误以为时代的特征就是新时代受观念的统治；绝对精神的自我建构及其统治，唯心主义地再现了资本的自我建构及其统治。只能是在这样的本体论基础上，马克思才套用了黑格尔的表述逻辑，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地再现了资本的自我建构及其统治。 阿尔杜塞曾感叹，在哲学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需要经过极为艰苦和自觉的的理论努力，才能克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通过日常生活所强加给人们的认识惯性，真正站立在无产阶级的哲学立场上。莱文自认为《辩证法内部对话》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但事实已经很清楚，他的哲学基础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是资产阶级取得绝对统治权时代的哲学，它抛弃了康德认识论所蕴涵的哲学本体论和社会使命感，满足于对日常生活的直接反映和可操作性认知，在认识论上彻底反对无论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自然和社会本体论，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化、现象化，从而沦为只是解释现实、拒绝改造世界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以实证主义的方式解读马克思，必然会导致马克思主义的实用主义化和伦理化，在莱文身上并没有得到明确表现的这两点，我们在他的同胞悉尼•胡克三十年代的著作中却已经深刻体验过了 。最后，我们多少有些“可悲”地发现，当莱文激烈地抨击斯大林主义的时候，其实他与后者是比肩而立的：直接继承第二国际理论传统的斯大林主义本质上也是实证主义！ 除特别声明外，本站不拥有文章版权。如引用，请注明原始出处。 　　please quote the original source if you are going to use this pa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