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松涉：实践哲学的复权
广松涉
当然，重视实践，与将讨论有关实践问题放在自己的哲学体系内部的优先地位上是两码事。就连将实践活动放在第一位的哲学家中，也很少能见到将实践哲学放在优先地位的实例。哲学，一眼看来似乎超越俗世，实质上它与历史的、社会的现实进行着激烈的交锋。自古以来的集大成的哲学家们，基本上都是受到挫折的政治家。对于他们而言，甚至可以说哲学是一种“以其它手段延长政治”的东西。他们中有不少人在哲学论文的伪装下展开自己的政治观点。尽管在讲坛上装腔作势的人不以为然，自古以来真正的哲学家们都极其重视实践。如果没有政治家的热情——包括以宗教家的热情和道德家的热情的形式出现——，为什么有为之士偏要献身于哲学这一“不切实际”的东西呢？
回顾历史，19世纪的某个时期之后，伴随着所谓讲坛哲学的确立，哲学的现实性似乎消失了。但是，在某些观点看来，讲坛哲学的非实践性的姿态本身，表明了相对安定的体制的意识形态化，而绝非是脱实践性的。确实，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在体制的危机露出端倪的瞬间——之前占据讲坛哲学主流地位的认识论的非实践性哲学迅速退潮——以实践面目出现的哲学踊跃登场。但是，在今天看来，那只是一曲牧歌乃至哀歌，不胜今昔之感。时至今日，讲坛哲学的内部竟也出现了“实践哲学复权”的呼声。实乃时代潮流使然，不得不说是大势所趋。
一言概之为“实践哲学”，事实上它有着多义性的内容，既有道德哲学层面上的定义，也有以政治哲学为主要内容的定义。但是，实践主体的人，既然内存于历史性世界，正如个人主义道德一样，在事的原理上原本就是不可能成立的。——实践，即便在一眼看来是孤高的行为的场合下，也是本源的、本质的主体际性的合作，实践在每一次合作中就已经成为走向合作关联的介质。——在这样的事态下，实践哲学，恐怕不得不说是一种社会哲学乃至政治哲学吧。
实践哲学，研究的不仅仅是有关人们的实践以及由此物象化地招致制度性的既成态，它研究各自应该如何实践性地参与进去。为此，必须要前提性地弄清实践的存在条件和存在构造。在此，必须扬弃传统的“主体-手段-客体”的“三项图式”，将人的主体际性的共同存在相以及对象性活动的存在机制定位于“角色行为编制”来加以重新把握，我想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当下的实践哲学，还必须研究在世界人类史的危机中，如何进行现行体制的改革、如何建设理想的社会，并弄清现实的诸条件，以开创未来。它的归结处就在于社会变革论和新社会建设论。
在此，人们会想起马克思主义的过去和现在吧。近现代哲学中，最以实践哲学为基本出发点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出现了所谓的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客体主义和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体主义的两极分化。不仅是理论领域，即使是实践领域也陷入了“昏迷”状态。理论性、实践性“复权”的要求已经迫在眉睫。
马克思主义，即使在实践哲学的层面上也没有完成体系性的建设，仍然处在构筑体系的过程中。比如，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在社会、经济、政治理论方面，一方面建构了革命论（战略、战术论、组织论等），另一方面，自考茨基以来展开了道德论，但是，还没有实现政治性实践论和伦理性实践论的有机的理论性统一。回头来看，实践哲学的存在论基础还没有成熟。——尽管不单纯地就是既成“社会主义”体制的“斯大林主义”的变质导致了倒退，但能够从中找到一些原因。在一个时期内，东欧的一部分试图建立以初期马克思的人类存在论以及异化理论为基础的实践哲学。尽管对于这一思潮的出现并不难理解，但不得不说是理论上的倒退。——马克思主义，包括重新建构社会革命论、新社会建设论以及人伦论的基础在内，将实践哲学的具体的、体系的确立视为迫在眉睫的课题。其中，恐怕以价值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媒介性结合为最首要吧。那是将在价值形态论以及物神性论中马克思所开示的物象化论的逻辑，与他在永远革命论中所阐述的自在性地、自为性地合作的实践论进行的统一的把握，他必然地宣扬寄托于未来社会的人伦性理念。实践科学，原本就产生了无法从存在命题中导出价值命题的原理性矛盾。假如人们立志于逻辑必然性地导引具有真理妥当性的当为的命题的话，那是不可能实现的吧。但是，价值命题、当为命题原本是相对性的。不存在普遍必然的当为，承认或拒绝当为也是由历史的、社会的、阶级的以及其它诸条件所本源性地决定的。当为命题必须是“呼吁”的，只有在得到交互主观的呼应时才能获得主体际性的妥当性。实践哲学，最终，只能在意识形态化的“呼吁”中成立。实践哲学由“先驱的决意性”所支撑。尽管如此，“实际存在”已经是交互存在。人，作为一匹动物，即便孤独地“死去”，作为人的“死”是交互现存在的一个事实。人甚至无法孤独地“死”。先驱性的决意只有在“共同人的作用中”才能实现。实践哲学，正是作为交互性的设计（Entwurf）的“呼吁”而存在的。
（《思想》，1981年6月；赵仲明，刘恋译，转自《哲学家广松涉自白式回忆录》，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