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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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乾坤: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物”与“事物”——对物化和事物化概念的一个文本

  “物化” ( Verdinglichung) 和“事物化”( Versachlichung)是最近一段时间在国内学界日益受到关注的一对概念。批判理论传统中探讨这对概念的思想家都将其追溯到马克思。但实际上,物化和事物化两个概念明确出现在马克思文本中的次数极少,据笔者统计,这一对概念仅仅在《1857 -1858 年经济学手稿》 ( Versachlichung出现 2 次)和《资本论》( Verdinglichung出现 2次,Versachlichung出现 4 次) 中出现过,所以这一问题如何在马克思的文本之中成为一个真问题的呢? 换句话说,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如何深入开展文本的研究呢? 对Verdinglichung和Versachlichung两个概念的研究,必须回到其词根物 ( Ding) 和事物 ( Sache) 的研究之上。明晰物与事物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以及马克思对于这两个概念的运用与把握,正是事物化和物化区别的关键所在。然而,通过对以《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代表的马克思青年时期文本的考察,我们会发现实际上在青年马克思的话语体系之中,物与事物概念几乎不占有任何地位,也就是说,在青年马克思的运思过程之中,物与事物问题并没有作为一个自觉地加以反思的概念而出现。物与事物的浮现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它们首先最集中地体现在了马克思成熟时期的《1857- 1858 年经济学手稿》之中。在正式进入到《1857 - 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物与事物概念的探讨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黑格尔那里的物与事物概念。

  一、黑格尔的“物性”( Dingheit) 与“事物自身”( Sacheselbst) :

  马克思物与事物概念的重要参照其实,“物”与“事物”的哲学话语在德国古典哲学的脉络之中就已经显现出了端倪。康德在物与事物这两个概念上的区别在于通过物自身这一概念的设定,将“物”突出了出来,但是他并没有给予事物概念以明确的哲学地位,而仅仅是在对法权问题的讨论中在一种习惯的意义上运用“事物”概念,黑格尔则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地区分了物与事物。黑格尔的这一理论工作,对我们理解马克思的物化 ( Verdinglichung) 概念和事物化 ( Versachlichung) 具有决定性意义。

  黑格尔对于物与事物的明确区分首先出现在《精神现象学》之中。同康德将感性、知性和理性当做割裂开来的不同功能领域相区别,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划分为意识、自我意识、理性、精神、宗教、绝对知识这样几个环节——这些环节是渐次推进的,一方面,这正是绝对精神实现自身的过程; 另一方面,这些环节的推进,也正是黑格尔对于意识把握世界及自身能力的理解。也正是在这些环节之中,一个不可认识的“物自身”再也无处藏身。

  物与事物恰恰因而位于不同的环节之中。如果我们仔细去看二者所处的理论环节的话,就会发现它们在本质上的区别。黑格尔在开篇不久,就专门在“意识”篇里对“物”进行了讨论。超越了感性确定性的个别、偶然认识,知性阶段的原则即普遍性,我是一个共相,对象 ( Gegenstand) 也是一个共相。然而在我与对象这一对立之间,对象必须通过间接性才能表现出它的内在本质,对象就被表明为具有许多特质的“物”( Ding) 。关于物的特质,黑格尔这样说道:综合这几个环节来看,物 ( Ding) 之完成为知觉的真理的过程,在这里已做了必要的发挥。第一,物是无差别的被动的共性、是诸多特质之机械的集合 (仅仅用‘又’来联系) ,或者亦可说是性质 ( 或物质成分) 之集合在一起; 第二,物同样是单纯的否定性,是单一,是对于相反的特质之排斥; 第三,物即是诸多特质自身,亦即前面两个环节的联系。也即是说,在知性阶段里,意识的对象即作为经验简单抽象,具有了普遍性的“物”。知性不会满足于简单共相的认识,当意识意识到自身,从而进入到理性的环节时,物 ( Ding) 也会在自我意识中被进一步发展成为“事物” ( Sache) 。黑格尔对物与事物做出了明确的划分:这样一来,事物自身( Sacheselbst) 就表示了精神的本质性……在这种精神的本质中,意识对其自身的确定性,本身成了意识的一个事物( Sache) ,一个对象性的东西 ( gegenstndlichesWesen) ; 而这个因自我意识而诞生的、属于意识的对象 ( Gegenstand),仍然不失其为一个〔不属意识的〕自由的、真正的对象。——现在,属于感性确定性和知觉阶段的物 ( Ding) ,对于自我意识才有它的意义,而且仅仅通过自我意识才有它的意义。一个物 ( Ding) 和一个事物( Sache) 的区别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看到,在黑格尔这里,物和事物的区别就在于二者是意识发展的不同环节里对于对象的把握,物处于感性确定性和知性的阶段,而事物则处于自我意识阶段,由自我意识设定,属于自我意识的对象,是“从个体到世界的社会的物”。这样,物与事物本质的区别就在于主体把握对象的方式上的差别,物不仅仅是停留于知性环节中的意识对对象的把握方式——“自我意识外在化它自身而成为物性”——物根本上是主体对对象的间接的抽象,一个物,在向人展示出它的物性的同时,背后隐藏着的,却是其关系性存在。“物 ( Ding) 就是我; 在这个无限判断里物事实上是被扬弃了; 物并不是自在的 ( ansich) 东西; 物只有在关系 ( Verhltnisse) 中,只有通过我以及它与我的关联 ( Beziehung) ,才有意义。”而事物则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实现出来的,因而在实践理性的阶段里,物就已经不再作为一个意识的对象了。

  黑格尔在这一问题上所作出的探索还不止于此。近代西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反思资本主义这一历史进程中所表现出的矛盾性——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趋利性充分展现了出来,而人的趋利性同客观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如何统一起来? 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也同物与事物概念联系了起来。

  在《精神现象学》第五章“理性的确定性与真理性”的第二部分“理性的自我意识通过其自身的活动而实现”中,黑格尔向我们阐述了自我意识通过自身活动所展现出的“事物自身”( Sacheselbst) 的特征。正是在这一部分中,黑格尔以抽象的哲学语言阐述了客观社会历史运动的必然规律,在这一规律前伦理的世界与道德的世界都将瓦解,道德的骑士 ( eintugendhafterRitter) 在其面前必将似堂吉诃德冲向风车一般。就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斯密政治经济学的影子,正是他在《国富论》中所提出的“看不见的手”,指出了个人活动同经济进程的关系。关于这一问题,日本学者平子友长作出了深入的探索:

  个体知道,只想要一味追求个别目的的个体,通过他们追求活动的相互交织会形成一个一般的关系,这个关系以一种无名的客观秩序表现出来……黑格尔将这个无名的客观事物秩序( DieseanonymeobjektivsachlicheOrdnung) 称之为事物自身 ( Die Sacheselbst) 。

  然而,个体的活动怎样转变为一种客观的一般性呢? 在这一过程中,物、物性与事物和事物自身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呢?对此黑格尔是这样说的: “事物自身 ( Sacheselbst) 毋宁是这样一种本质,这种本质的存在是个别的个体和一切个体的行动,这种本质的行动是直接为他的存在或是一种事物,因为只有事物才可以说是每个个体和一切个体的行动; 这种本质,是一切本质的本质,是精神的本质。意识经验到,上述的那些环节都不是主体,它们都消融于普遍的事物自身之中。”

  个体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对象化出“作品” ( Werk) ,将自身的个性与才华赋予作品之中。但是在世界的进程中,每个个体所创造出的作品,对于其他个体又是一个“外在的现实”,其他个体一定要通过自己的作品来替代这一现实——通过这一斗争过程,所有个体的作品都被融入到一个“真正的作品” ( das wahreWerk) 之中,“真正的作品只是行动与存在、意愿与实行的统一体”。黑格尔说,这个“真正的作品”,实际上指的就是事物自身。这里,我们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了黑格尔“理性的狡计”所表达出的内容,理性正是通过利用个体的行动实现自身。个体的行动,人的实践活动所构成的场域本身,即“事物自身”,它不因个体的意志而发生改变,进而在现象上呈现出一种“物性”: “理性乃是作为流动的、普遍的实体,作为不变的、简单的物性 ( Dingheit) 而出现。这种物性就像光之散为无数发光体、星星那样散为很多完全独立的存在,而这些独立性的存在不仅自在地而且自为地消融于简单的、独立的实体里。”

  理性自身的发展正如大江东去一般表现为一种超越于人的意志之外的“物性”,而掩盖在这物性之下,那暗流漩涡,正是经由人的创造而产生的。到这里,黑格尔对于物与事物这两个概念更为明确的规定已经很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在黑格尔那里,物与事物不仅仅是置身于知性阶段和理性阶段的两个不同概念,是意识本身对于对象不同的把握方式,它们更为深刻地表征出来的,是客观历史的必然规律性。

  二、《1857 -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物 ( Ding) 与事物 ( Sache)

  美国学者诺曼·莱文将马克思从《1857 -1858 年经济学手稿》到《资本论》这一阶段的研究称之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第二次吸收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学研究之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本质认识才变得愈发清晰。青年马克思对于物与事物概念的探讨几乎是空白的,尽管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若干讨论,但远不足以支持马克思已经有意识地对物与事物概念有了明确意识的判断。只有深入到经济学研究之中,才要求马克思在哲学上面对物与事物这一问题。识破物性的商品世界背后的秘密,发现物性的世界同人的活动之间的关系,正是经济学研究在哲学方法上的应有之义。

  我们首先来看马克思在《1857 - 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物”的概念。对比黑格尔“物性” ( Dingheit) 的线索,我们会发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以及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了批判。正是在这里,物与事物的区别已经得到了最清楚的呈现。在对资本本质的分析过程中,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庸俗性,这种庸俗性的根本在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仅仅停留在“物”的层面上,而无从看到掩盖在物之下的“事物”,即一种社会关系。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是这样论述的:

  经济学家们把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受这些关系支配的事物 ( Sache) 所获得的规定性看做物 ( Ding) 的自然属性,这种粗俗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同样粗俗的唯心主义,甚至是一种拜物教,它把社会关系作为物 ( Ding) 的内在规定归之于物,从而使物神秘化。

  物的神秘性,就在于它掩盖了社会关系,而展现出一种物性,仿佛具有了在人之外、与人无关的属性。资本同货币一样向人展现出了一种神秘性,然而它们本身却是由一定的生产关系建构出来的,隐藏在其背后的关系性存在才是破解这种神秘性的关键所在。马克思在 1859 年写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在《1857 -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所实现的理论发展继续保持了下去,这里仅举两例来证明。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当一个劳动产品拿到市场上进行交换时,这一劳动产品还往往带有某种乡土的气息与工匠的特质; 然而在资本主义时代,在机器大生产条件下,商品本身被展现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其本身也愈发披上了神秘的面纱。在论及交换价值时,马克思说:

  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还有一个特征: 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 die gesellschaftlicheBeziehungderPersonen) 可以说是颠倒地表现出来的,就是说,表现为事物和事物之间的社会关系 ( ge-sellschaftlichesVerhltnis der Sachen) ……如果交换价值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话,那么必须补充说: 它是隐蔽在物的外壳( dingliche Hülle) 之下的关系。

  这里马克思所说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可以被理解为非中介的人与人的直接关系,而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以获得利润为目的的劳动,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事物”所中介,颠倒为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这里的“事物”,正是指作为有产者的人格所具有的外在属性。然而最为关键的是,这种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却披上了一重“物的外壳”,仿佛是在人之外与人无关的,在这里,黑格尔物性 ( Dingheit) 意义上的“物”十分清楚地表现了出来。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货币主义的症结就在于其仅仅停留在货币的“自然物”特征上,而看不到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事物”的结构:

  货币主义的一切错觉的根源,就在于看不出货币代表着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却又采取了具有一定属性的自然物 ( Naturding) 的形式。嘲笑货币主义错觉的现代经济学家,一到处理比较高级的经济范畴如资本的时候,就陷入同样的错觉。他们刚想拙劣地断定是物 ( Ding) 的东西,突然表现为社会关系 ( gesellschaftlichesVerhltnis) ,他们刚刚确定为社会关系 ( gesellschaftlichesVerhltnis) 的东西,却又表现为物 ( Ding) 来嘲弄他们,这时候,同样的错觉就在他们的天真的惊异中暴露出来了。

  那么,马克思又是怎样言说“事物”概念的呢? 在《1857 - 1858 年经济学手稿》的商品章中,马克思继续阐发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浮现出过的“事物”的话语,通过我们的分析会发现,马克思将人的生产活动以及人的相互关系所造成的客观关系指认为一种“事物” ( Sache) :

  活动的社会性质,正如产品的社会形式和个人对生产的参与,在这里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 ( Fremdes) ,事物的东西 ( Sachliches) ;不是表现为个人的相互关系 ( Verhalten) ,而是表现为他们从属于这样一些关系 ( Verhltnis) ,这些关系是不以个人为转移而存在的,并且是由毫不相干的个人互相的厉害冲突而产生的。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一个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相互联系 ( wechsel-seitigerZusammenhang) ,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事物 ( Sache) 。

  在这里,马克思对“事物”的表述已经非常清楚。人在生产活动之中所形成的“活动的社会性质”向个人表现为是“异己的东西”,这个异己的东西,也就是“物的东西”,而“物的东西”就是人所从属的“关系”。马克思在这里清楚地指明了“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对于个人来讲正表现为一种事物 ( Sache) ——其实在这里,“事物化” ( Versachlichung)的内涵就已经展现出来了。我们也可以判断,承接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系”的话语,此时的马克思已经清楚地在关系的层面之上理解“事物”这个概念了。

  进一步来看,事物这一概念的明晰性还可以在马克思此时对于人类历史的三大形态的划分中体现出来。在《1857 -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三大形态: 人与人的依赖关系、人对物的依赖关系、自由人的联合体。第二个形态,即人对物的依赖关系里,这个“物”指的是什么呢? 在过去的理解中,我们会将之理解为货币、生产资料、商品等这样一些“物”,而实际上,通过马克思的论述我们看到,这个“物”并非一种感性对象意义的“物”,而是一种由人的活动建构起来的客观关系性存在。马克思这样论述到,“每个人以事物的 ( Sache)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 ( Macht) ……以事物的( sachlicher) 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中,“人们信赖的是事物 ( Sache) ,而不是作为人的自身……因为这种事物是人们互相间的事物化的关系 ( versachlichtemVerhltniss) ,是事物化的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无非是人们互相间生产活动的关系”。

  在这个第二大社会形态里,人所依赖的在根本上恰恰不是“物”,而是一种客观化了的关系,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以人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宗法关系是支配社会的核心。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里,商品的生产与交换所带来的经济活动的日益扩大,打破的恰恰就是以血亲为纽带的人与人的关系,人走向了独立化、原子化。与此同时,独立化、原子化的个人( Person) 之间的关系成为以法和契约为基础的客观化关系——“在现代社会中,人的关系则表现为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纯粹产物”。“毫无疑问,这种事物的联系 ( sachlicheZusammenhang) 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从属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同样毫无疑问,在个人创造出他们自己的社会联系之前,他们不可能把这种社会联系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如果把这种单纯事物的联系 ( sachlicheZusammenhang) 理解为自然发生的、同个性的自然 ( 与反思的知识和意志相反)不可分割的、而且是个性内在的联系,那是荒谬的。这种联系是各个人的产物。它是历史的产物。”

  这正是对于“事物”的依赖,而非对于“物”的依赖。马克思还继续深入论述到,“这种与人的依赖关系相对立的事物的依赖关系( sachlicheAbhngigkeitsverhltnisse) 也表现出这样的情形 ( 事物的依赖关系无非是与外表上独立的个人相对立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与这些个人本身相对立而独立化的、他们相互间的生产关系) :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相互依赖的”。所以我们看到,马克思的“事物的依赖性”这一用法这十分精准地把握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

  与此同时,我们将会看事物化 ( Versachlichung) 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的话语体系中第一次正式登场。“经济学家们都清楚,货币存在的前提是社会联系的事物化 ( Versachlichung) ……在这种场合,经济学家自己就说,人们信赖的是事物 ( Sache) ( 货币 Geld) ,而不是作为人的自身,但为什么人们信赖事物 ( Sache) 呢? 显然,仅仅是因为这种物是人们相互间的事物化的关系( versachlichtesVerhltnis) ,是事物化的交换价值( versachlichterTauschwert) ,而交换价值无非是人们互相间生产活动的关系 ( Beziehung) 。”

  接着上文“事物的依赖性”的讨论,从另一个角度,马克思阐述了货币这一感性具体的“物”恰恰是关系的载体,这种关系就是“人们相互间的是事物化的关系”,是“人们相互间生产活动的关系”,正因此,货币不是冷冰冰的金属——这冷冰冰的金属,恰恰是物性的体现——而是事物( Sache) ,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事物化 ( Versachlichung) 。事物化在这里所表征的就是这样的过程: 人与人的关系的关系的外在化。按照日本学者平子友长的说法,事物化表现出的是一种“过程规定性”。同样的,财富以客观经验的物质性积累为表现,财富是黄金白银,是生产资料,是消费资料,是“物”( Ding) ,但其实质是“事物”( Sache) ——“在所有这一切形式中,财富都以物 ( Ding) 的形态出现,不管它是事物( Sache) 也好,还是以存在于个人之外并偶然地同他并存的事物 ( Sache) 为中介的关系也好。”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面对资本主义现实所进行的剖析,不再是将自己影子卖给魔鬼的施莱密尔寻找自己影子的戏剧,而是必然的历史发展过程; 带有激情的批判,则完全走向了分析资本主义“事物性”的结构,进而在其中探寻到其自我否定的逻辑。马克思在《1857 - 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对于物与事物概念的区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马克思更为深刻地把握了事物概念的意义,他在一种客观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意义上来把握事物,这样,他在理论形式上达到了黑格尔“事物自身”的意义。而与此同时,马克思将黑格尔那里抽象的哲学话语还原到了客观的经济现实之上,或者我们还可以说,马克思为黑格尔那套精神哲学的谜语在现实中找到了答案。另一方面,马克思更为清楚地认清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表现出来的神秘物性,也就是说,马克思在这里,又在现实的生产运动上为黑格尔“物性”的指认作了注脚。这为马克思进一步在《资本论》中展开拜物教批判奠定了基础。正是在这样两个层面上,马克思在《1857- 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已经实现了对黑格尔的超越。这也正为我们深刻理解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物化 ( Verdinglichung ) 和事物化( Versachlichung) 概念铺平了道路。

  三、“物”、“事物”同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

  在《1857 - 1858 年经济学手稿》这一文本之中,马克思的哲学建构与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批判真正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其历史唯物主义开始同具体的现实的历史本身产生了呼应。马克思开始直接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复杂的颠倒结构。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历史现象学”的方法呈现了出来,而物与事物在这其中恰恰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正如前文提到的,马克思对于货币主义的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问题在于他们将资本主义社会颠倒结构所呈现出来的物性本身当做了自在的、永恒的规律,当做了正常的、客观的东西,这正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全部秘密。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所要揭示的,就是这一看似永恒的现象背后实际上有着一个现实的历史的颠倒的结构,它作为本质的层面从根本上决定了现象。这一现实的历史的颠倒结构本身恰恰就在“事物” ( Sache) 和“物” ( Ding) 这一对概念的逻辑关系中体现了出来。在这里,我们联想到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于“对象化”和“异化”的区分,前者是人本质力量的呈现与确证,而后者则是人创造出的力量颠倒为驾驭人奴役人的力量这一过程。与之相对,物与事物在这一进程之中所描绘的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人通过商品的生产与交换过程,一种外在的客观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功能性存在”开始形成,这一“功能性存在”并非可触可感的直观的“物” ( Ding) ,而是马克思称之为“事物” ( Sache) 的存在。这种“事物”的存在,打破封建等级,打破家族血缘网络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使人获得了更多的独立与自由,并得以呈现出他自己的全面性; 然而与此同时,这种事物的存在,这种关系本身以商品、货币、资本等等物的表象展现在人面前。马克思是这样描述这一过程的: “实物税转化为货币税,实物地租转化为货币地租,义务兵制转化为雇佣兵制,一切人身的义务转化为货币的义务,家长制的、奴隶制的、农奴制的、行会制的劳动转化为纯粹的雇佣劳动。”一个金钱的世界产生了,进而反映在人的意识之中,仿佛这种关系的形成就是历史的、自在的、永恒的,人拜倒在这物性存在面前,再也无从认识在这物性存在之后所隐藏的事物性存在,即活生生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本身——这就是“社会历史本身本质结构的客观自我颠倒”,抽象便取得了统治地位。但是通过我们的分析已经看到,这一过程并非单纯的概念演进,而就是现实本身。物与事物概念是我们认识这一过程的工具。

  正是在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抽象成为统治”的现象时,马克思开始在思想深层同黑格尔达成了呼应,然而却给出了与黑格尔截然不同的答案。黑格尔绝对精神的哲学体系及其在生成的进程中所发生的颠倒本身,所把握的恰恰是资本主义社会颠倒的社会关系。黑格尔发现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物性,但他只是将这物性消解在他抽象的思辨体系之中。“这种人类主体的本质关系并不以自身的形式直接表现出来,而是以物化的经济形式表现出来的,它也必将以主体 ( 个体) 间隔了的物化形式才能实现。”物与事物的哲学话语之所以在青年马克思那里无从寻找,正是因为青年马克思根本无法把握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形成的复杂的颠倒结构,而一旦他的哲学思考真正把握住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的时候,物与事物的思考必然得以成熟。在《1857 -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物与事物的概念关系,正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关系结构变化的把握上,而不是像黑格尔那样将之放在精神的自我运动之中。张一兵教授这样描述了这一过程: “具体地说,在《1857 -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从经济学语境里弄清楚了这样一些具有哲学意义的重要问题。一是人们眼中容易注意到的商品的使用价值-自然特性-物的规定性,这仅是一种物质前提。在资本主义经济运作中,这种客观存在倒成了次要的东西,它不是不存在,而是成了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附属物。”就是在这里,借助于物与事物概念的分析,我们也看到了马克思对于黑格尔的真正超越——马克思从不是概念式地分析物与事物的问题,对于物与事物的分析,完全植根于客观的历史进程之中。正如同施密特在分析马克思的哲学方法时所说的,“为了分析它,正如马克思所说,光从一般的规定性来分析是不够的,因而还要在那些十分抽象的规定性中,弄清它对于资产阶级以前的生产,这特殊的阶段来说是它的特征的东西”。资本主义现实中的物与事物显现自身,即物化与事物化的过程,就是客观的现实本身,而完全无需抽象的概念体系来加以把握。这就是“物”与“事物”概念在马克思历史现象学方法之中所扮演的角色。

  破解了物与事物概念问题,也便破解了物化与事物化问题。通过对《1857 - 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物与事物概念的文本考察,物化与事物化的内涵就得到了澄清。与此同时,我们发现了物与事物概念对于我们理解把握马克思成熟阶段的方法论有着重要的帮助。这一问题在后来的《资本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并在马克思的三大拜物教理论中得到了精彩的体现。(注释略)

  (作者: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