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特别的是，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形式人文科学热潮中，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是陪伴我们的古典哲学读物之一。我们通过让·伊波利特这位学术大家令人惊叹的译文读到了该著作，也因此间接地接受了科耶夫的训导，后者在其著名的研讨班中将黑格尔的“病毒”传播给了巴塔耶或拉康等人。实际上，我们认为黑格尔的哲学也是一种形式化的神话学，与列维斯特劳斯相媲美。这也是为何在后来，我开始偏好同一作者的《逻辑学》，该著作的极度抽象始终令我着迷。后来发表的一篇短文（摘自1976年由白乐桑、路易·莫索和我共同撰写的一本小册子）回顾了黑格尔在法国的传播史，以及科耶夫的研讨班在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完整版（标题为《黑格尔辩证法的理性内核》）已于近期在平凡原野出版社再版，标题为《红色年代》，同时出版的还有两部毛泽东时期的作品。

黑格尔在法国的生命力是新近涌现的，它遵循着一条独特的轨迹，该轨迹在今日只是模糊了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并与辩证法的理性内核渐行渐远。

在我们看来，黑格尔的思想被非纯粹学术化地纳入时代的意识形态关注中，应追溯至30年代科耶夫的研讨班。从此往后，黑格尔的形象得到了描绘，为摆脱这一形象需要30余年的时间——然而这依然没有奏效，远远没有。

科耶夫的黑格尔仅限于《精神现象学》的黑格尔，包括自我意识分化的唯心主义，从感性直接性到绝对知识的上升隐喻，以及位处核心的主奴辩证法。与他者对抗的形式主义具有将自身置于危险与死亡特征下的诗性效力：这样的黑格尔可以在马尔罗的革命浪漫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者那里找到听众。巴塔耶和布勒东（Breton）也都表示深受科耶夫影响。

在让·伊波利特的翻译和论文的坚实支撑下，这一片面的形象在战后得到了萨特等人的大规模推广。“为他人”的悲观主义（他人即地狱）便从中汲取了养分。在精神分析方面，拉康本人（扎根于其超现实主义的友谊中）在其早期的著述中找到了构建想象（Imaginaire）学说的素材：自恋与侵略性正处于主奴的对称体系中。

简言之：超现实主义者和存在主义者在黑格尔那里找到了构筑一种浪漫而紧张的唯心主义的素材，这种唯心主义将情感主体放回到世界经验的中心，并通过其悲怆来衡量布尔什维克革命在世界各处所引起的历史动荡。考虑到十月革命、经济危机、法西斯主义和战争如暴风雨般将意识的形式重塑，年轻的黑格尔——1789年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见证者，充当着一座攻城机器，以反对国家科学院陈旧的实证主义，反对法国后康德主义者的阴险呼声，反对激进党“思想家”的世俗人文主义。

黑格尔在法国，首先且尤其是悲剧理想主义反抗科学理想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黑格尔的突然出现是对时代的隐蔽见证，在最为深刻的主观理想中，他用被诅咒的作家和第三国际职业革命家的双重形象——全世界暴力而隐秘的人——来取代学院派的矫饰和善。

在这片土地上，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遇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不可能的。主观上，当时黑格尔的信徒们都以革命为赌注并憎恨资产阶级秩序。布勒东和萨特两人都必然面临这样一个必要阶段：与共产主义者共事。然而，作为同马尔罗一样的浪漫个人主义拥护者，他们无法完全容忍这一共事的精神后果。萨特对政党的无产阶级现实保持模棱两可的态度，这一矛盾的情境催生了一项宏伟的事业，另一方面，他有许多的前辈，尤其是在德国：使马克思主义本身进入主观唯心主义。这一次，黑格尔的返回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之颠覆的再度颠覆，如同一台将辩证唯物主义倒置的机器。这便是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历史，其核心范畴是异化，其命运则在青年马克思的一部重要作品中得到体现：《1844年手稿》。关于这一点，科耶夫的研讨课也没有遗漏，因为它强调了出自主奴辩证法的劳动（Travail）范畴的产生，该范畴在表面上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自我意识相连接的焦点。

在《辩证理性批判》中（不过是在青年卢卡奇之后，在柯尔施之后），萨特于同一运动中盛赞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文化不可逾越的视界，并致力于摧毁这一马克思主义，通过使其强制回归到起初的也最为相悖的观点：“我思”的透明性。事实上，在坚持儒勒·盖德（Jules Guesde）式科学主义的党派知识分子的封闭圈之外，这是法国市场上唯一可能的马克思，同时也是唯一的黑格尔。

错误的两者，这里的马克思和黑格尔，前者被简化为后者，后者则与自己为前者开辟道路的部分分离：《大逻辑》。

随着历史视野的深化，逆流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效应的终止，法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和沙文主义修正的明确介入（在这一点上，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经验具有决定性），中国无产阶级力量的上升，每个人都被要求参与到民族解放战争之中，知识分子不得不为自己创造一片新的土壤，并以不同的理念武装自己。“路上的伙伴”已经死于饥馑。意识哲学不再值得追求，其作用本是——鉴于一场如火如荼的革命——维持介入和保守的双重关系。

暂时孤立的知识分子被迫以这种身份认同自己，并在这种重新认同的基础上重新定义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第一项任务是对知识和智力进行绝对评估，这便是结构主义。第二项任务则是通过剧烈的摇摆，使马克思成为社会结构的学者，而非他者和劳动的形而上学者。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都高呼与黑格尔决裂。

众所周知，阿尔都塞将靶心对准前期唯心的马克思主义，他不认同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且令黑格尔成为绝对的陪衬，直至提出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存在根本断裂这一论点，在这一点上，一切都变得明晰。

这一澄清在当时（1963至1966年）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国在那一时期对现代修正主义的猛攻则是一种遥远的支援，通过其采取的教义形式。阿尔都塞使马克思主义恢复了一种粗暴的锐利，使其与主观主义的传统分隔开来，从而作为实证知识重整旗鼓。与此同时，马克思和黑格尔，尽管彼此不同，却都与前期一样遭到排斥。黑格尔作为片面的形象被视作目标，甚至因此得到认同：阿尔都塞和萨特都没有看到《大逻辑》中唯物主义的黑格尔。马克思则适应了结构主义的观点，他在科学中所获得的仅是在阶级的历史性中失去的东西。50年代黑格尔化的马克思是一个思辨的形象，但也可能是革命的形象。60年代反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是学术性的，却仅局限于研讨班的范围。又或者，可以在哲学上将两者集结：马克思-黑格尔属于唯心主义辩证法，反黑格尔的马克思则属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

五月风暴令大众阶层明白，为将马克思主义重新投入真正的革命运动中，急需的全然不是民族知识传统的动摇（介于我思的笛卡尔即萨特，以及机器式的笛卡尔即阿尔都塞之间）。在暴风雨的考验下，阿尔都塞的实证主义马克思——因其与法国共产党的“科技革命”的联系——甚至比萨特的唯心主义马克思更为危险。这一点体现在选择和紧要关头中：阿尔都塞终究是站在瓦尔德克·罗歇（Waldeck Rochet）一边；萨特则不顾一切地选择了“毛泽东思想”。

在今日的法国，显然有必要建立起列宁在1921年（有关托洛茨基在公会运动上的错误）所竭力呼吁的“一种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之友联盟”，他赋予这一联盟的任务不过是“宣传黑格尔的辩证法”。

这一点是急迫的，尤其是当我们看到以格卢克斯曼（Glucksmann）为首的那些快活的“新哲学家”，正尝试绕圈折返时。

在20世纪上半叶，黑格尔扮演着唯心主义的调解者，使某种马克思适应了我们知识界的需要。随之而来的是科学主义传统的全力报复，占据舞台的是属于博学者的非政治性马克思，黑格尔则消失在悲苦的幕后。

毛泽东思想追随者的目标是打破这种交替、这种闪避。然而我们看到了什么？新哲学家们视黑格尔学说为幽灵，视其为国家的理性怪物。出于对辩证法的憎恨，他们更接近于阿尔都塞，而不是像后者一样，从这一阴影效应中为马克思汲取更多的光亮；另一些人的目的则是将马克思和黑格尔——重新视为同一——塞进思想大师们的阴暗口袋，那里是我们所有恶（Mal）的来源。

因此，与30年代开始的过程相反，是时候使我们不再适应马克思主义，使我们承认它的恐怖了，我们又一次操纵着这一中心哲学思想的斯芬克斯：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辩证关系的维系与分裂。

的确，我们需要从零开始，从而在哲学上认清马克思既不是黑格尔的他者，也不是其自身。马克思是黑格尔的因数（diviseur）。他同时规定了不可逆的有效性（辩证法的理性内核）和整体上的错误性（唯心主义的体系）。

黑格尔仍然是一场无休止的冲突中的关键，因为在对马克思/黑格尔关系的思考中，唯有对其分化的深入理解才禁止了唯心主义-浪漫主义的偏向，禁止了唯科学主义-学院式的偏向，并最终禁止了对马克思主义简单的仇恨。

对黑格尔的恢复并不是徒劳的，因为资产阶级的进攻性哲学总是以对黑格尔的排斥或是整体接纳为标志而不断前进，这些哲学的企图不是无视马克思主义，而是投身其中，使其中立化。

为此，依然要令被噤声的黑格尔发声，令本质的黑格尔发声，那被列宁狂热地评注，被马克思称为《资本论》智慧来源的：《逻辑学》的黑格尔。

我们在尝试，我们在开始。

本文选自《法国哲学的历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