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29日晚18：30，第191期马克思论坛于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顺利举办，SSCI来源期刊《科学与社会》主编，纽约布鲁克林圣弗朗西斯学院经济学教授兼纽约城市大学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兼职经济学教授胡利奥·华托（Julio Huato）以“数字技术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igital Technology）为题开展讲座，由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吴家丞主持。本次讲座探讨了数字技术革命的影响以及其带来的意识形态挑战，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应对策略，强调数字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剥削本质与向社会转型的必要性。

华托首先简要介绍了数字技术引发的技术革命的成就。他提到，AI技术在自动驾驶、机器人、生物医学和气候分析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2021年美国数字经济对于GDP的贡献率已超过10%。尽管仍然存在“生产力悖论”争议，但数字技术已经深刻融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数字技术的发展也引发了部分争议，有人认为，随着机器学习能力的强化，会逐渐脱离人类的直接干预，发展出复杂的内在语言，从而对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社会主义构成挑战。对此，华托给出自己的看法：他强调数字技术的物质性。数字技术不具有任何神秘性，它是人体和思维的延伸，是人类智力的客观化。任何技术发展都是劳动合作规模和模式的延伸，是劳动分工推动着工具的精细化和机器的自主化，现代数字机器的特点在于，它的控制装置从工人身体转向了外部设备，从而赋予了生产基础设施更大的自主性，体现了劳动生产力的社会化过程。

尽管如此，华托也承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数字技术构成了剥削的物质基础，在今天，平台经济的规模不断扩大加剧了垄断的程度，全球不平等在劳动分工方面进一步凸显，西方发达国家掌管研发和金融等高端环节，发展中国家则承担低端制造业和资源输出。在今天，中国等国家的崛起挑战了西方霸权，推动着全球阶级斗争格局变化。

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引发了争议。华托批判了三种错误的意识形态：其一是脱实向虚的技术观，这种观点认为技术的发展已经达到了去物质化形式存在的程度，它掩盖了数字技术的物质基础和劳动本质，忽视技术对于物理基础设施和剥削性劳动的依赖；其二是技术决定论，它表现为宿命论和技术乌托邦主义两个极端，前者认为科技进步带来的灾难不可避免，后者则认为技术发展是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最终方案，它们都忽视了社会关系对技术的塑造作用，将技术发展视为独立于阶级斗争的孤立过程，为维持现状提供了有力支持；其三是对反叛机器的恐惧，这种恐惧源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自主化的担忧，通过渲染机器的威胁来转移对资本剥削的批判，忽视机器的反叛本质上是对资本统治的反抗，其核心问题仍然是生产资料所有制。

面对全新的资本主义现实，华托建议马克思主义者有必要锐化自身的分析框架从而把握现实。他认为，针对劳动、价值、资本等范畴，应当以一种更具有普遍性的方式进行重新解释，特别是由于AI技术的发展，生产过程中意识的因素被进一步放大，如果机器系统发展出意识，同时机器仍然作为人类的私有财产，那么这种关系就近似于一种新型奴隶制。社会主义斗争旨在重新构建人机关系，使其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上，并使技术发展服务于人类自身的发展而非资本积累。华托认为，数字技术的发展也显示出其作为资本的对立的方面，它将全球的劳动力进行组织和连接，尽管面临着阻碍和挑战，但仍然具有着巨大的革命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