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作为一个实践问题发轫于晚年马克思和第二国际对资本主义的外围空间（非西方的、非资本主义世界）的关注上。从空间化视角阐扬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路，有利于开拓与深化当前的“中国道路”问题研究。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中国革命、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就是一个空间重构创新的过程，即从地域性的不平衡发展到全球性的新文明空间；中国发展道路不仅为中国新发展空间构建创设了新的历史机遇，而且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了新的、可能的文明发展空间。

如何看待世界历史空间的发展状况及未来走向？如何从不平衡发展到新文明空间创造？后发国家是否需要继续走西欧革命和发展模式？是否具有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面对这些重大现实问题，晚年的马克思在思考，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在争论，苏联和中国则走出了不同的革命道路。今年是“十月革命”胜利100周年，从空间发展的视角来梳理这些问题，考察当代人类社会空间化发展的现实进程和历史逻辑，不仅是对“十月革命”最好的纪念和反思，也有利于进一步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问题，有利于在新时代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探索人类文明新空间做出新的贡献。

2、第二国际理论家对世界历史不平衡发展问题的初步探讨

严格来讲，列宁最早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理论诉诸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并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有别于卢森堡把这一“不平衡”作为资本积累的前提条件（结构决定论假设）、也有别于考茨基将这一“不平衡”归结为工农业发展的不平衡（实证主义研究），列宁抓住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这个“牛鼻子”，深刻指出“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是帝国主义的必然后果（历史辩证法）。在写于1915年的《论欧洲联邦口号》中，他就强调：“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绝对规律。”1916年，他又在《帝国主义论》中，从资本主义政治地理学、空间发展特点出发，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作了进一步阐述。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条件与根本趋势在于最大限度地争夺全球空间，当资本主义在全球利益分割完毕后，必然因为利益不平衡而导致帝国主义战争。从这个理论质点出发，列宁还提出了“一国首先胜利”的重要诊断，即可以利用帝国主义这种瓜分和不平衡结构,在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薄弱环节”的相对落后国家实现革命并建设社会主义。比如在同年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中，他就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

我们认为，列宁的“一国首先胜利论”具有革命性的原创意义。从理论上来讲，这一思想突出了民族（国家）问题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不仅打破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普遍性、同质性僵化式理解，而且开启了从空间视角分析资本主义的重要路径，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学说，构筑了后来关于新帝国主义理论的基础。正如列宁在著名的《论俄国革命》一文中所说：“处于东方即将开始或部分已经开始的革命边缘的俄国……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场战争最终卷入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即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东西。”从实践上来讲，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一国或数国取得胜利的理论，为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指明了前途，增强了他们夺取革命胜利的信心。正是在这一理论指引下，俄国成功地爆发了十月革命，在占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辟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新空间，开启了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纪元，对世界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形成了巨大鼓舞。

令人遗憾的是，苏联虽然开启了人类文明新空间道路，但在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选择上，采取的是既在马上打天下、又在马上治天下的治理逻辑。斯大林的高速工业化模式以工立国、以农辅建，高速发展、高度积累资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严重僵化理解，即把这个体制看成是完美无缺的、完全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用极“左”的“革命”方式搞建设抓管理，社会变得越来越僵化。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实践以失败而告终。

二、从农村到城市：成功开辟中国革命空间

中国革命空间的开拓，可以说也是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理论实践化的结果。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寻求独立自主的解放斗争、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探索历程，都是在东西方地缘政治之争的大背景下为争取生存、谋求发展空间的不懈追求过程。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空间的转型是一部从“王朝地理学”到“革命地理学”的发展史。中国人民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首要任务，就是摆脱帝国主义条件下东西方发展不平衡的束缚，实现独立自主站起来的目标。这是一条充满艰辛的抗争之路，中国共产党从武昌到井冈山、从井冈山到苏区、从山区游击到全面解放中国，生存发展空间上走过了这样一个“城市－农村—城市”“否定之否定“转换的过程，成功地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十月革命的炮声不仅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也送来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革命在道路选择上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城市中心论模式。“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城市中心论在俄国革命中取得成功，在中国却成为思想上的羁绊，带来的是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全国大大小小上百次武装起义的失败。血的教训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中国与俄国的差异性，地缘经济非均衡性发展的特殊现实要求中国革命重心转移必须从城市转向农村。1927年9月19日，在浏阳文家市召开的会议上，秋收起义部队接受了毛泽东关于放弃“取浏阳直攻长沙”的意见，决定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在后来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毛泽东从帝国主义与中国、以及中国城市与农村地缘力量对比的角度，系统深刻地分析了为什么在中国这样的贫穷农业国家赢利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必须从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开始，才会有革命发展的广阔空间。

成功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空间从城市转向农村提供了初步经验。针对党内出现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悲观论调，毛泽东总结井冈山根据地及其他地区建立小块红色政权的经验和教训，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得以发生、存在的原因条件，深刻指出：“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他还从中国与欧洲各国国情差异性出发，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思想，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都充分证明了这条道路的科学性。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深刻洞察国际形势、对比中日国情，提出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战争策略，坚定了中国人民持久抗战的信心和决心，为夺取抗战胜利明确了指导思想。解放战争初期，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毛泽东有针对性地提出“时空转换”的战略方针，一方面是战略空间的转移，即撤出部分根据地、城市等，以空间换取充分备战的时间；另一方面是战略空间的跨越，即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挺进大别山等，在空间上压缩反攻的时间，为夺取最终决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革命的胜利，特别是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百年诉求，中华民族以崭新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如果从国际地缘政治的视角来看，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地位没有因新中国的成立而改变。二战结束后，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雅尔塔体系带来的是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在世界范围内对峙制衡的格局。尽管就两大阵营实力对比而言，无论从成员规模、议题范围，还是就实际功能和治理成效等方面看，东方社会主义阵营都是处于弱竞争者地位。中国因为属于东方阵营，加上在联合国及其他政治间国际制度安排中的席位被退守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窃取，新中国实际上被排除在所有的全球性和大多数地区性国际制度之外，只能在东方阵营独自建立的相对狭窄的国际空间中发挥作用。特别是随着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名存实亡，直到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前，中国实际上是全球治理体系的局外人和消极的旁观者，甚至是对抗者。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国际形势做出了新的判断，确立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开始较为主动和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随着我国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缔约国等国际组织中的合法地位相继恢复，中国逐渐成为国际制度的主要参与者，在国际治理空间中的作用不断增强。

三、不平衡发展空间辩证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如何在“一穷二白”的国情下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之初因袭了苏联模式。但是这个后来的学生有着自己独立的探索，很快就从“以俄为师”发展到“以苏为鉴”，再到“与俄论战”、“超越苏俄”。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过程中，中国从世界不平衡发展空间破解了被封闭问题，从被封堵，后来到利用、引导全球化，不断抵御全球化消极作用，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再区域化发展，不仅推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而且创造了人类新文明空间秩序。可以说，近四十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就是一部从“革命地理学”到“发展地理学”再到“新文明空间”的历史。

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无数仁人志士的毕生奋斗目标，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内容。作为一个东方大国，中国人口多、底子薄，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情况十分特殊，如何从空间上有效规划生产要素布局从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面临的不可回避的现实难题。回答好这个难题，马列主义的经典中没有现成答案，苏联模式又不符合中国国情，只能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逐步摸索和探寻。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提出了工业、农业现代化的问题。1959年末到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中提出了“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的“四化”问题。1964年，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治工作报告》中，正式把“四化”表述为“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从发展空间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上构成了从均衡发展到非均衡发展再到协调发展的历史逻辑。

从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按照“全国一盘棋”思想实施的“发展空间均衡战略”，重点是处理好沿海空间和内地空间的辩证关系。这其实坚持的是两点论：一方面强调沿海工业，即在合理安排工业布局的前提下，强调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以求更有力量支持和发展内地工业；另一方面强调内地工业，即把生产力落后的内地作为经济建设的重点，新的工业大部分落户内地，使工业布局平衡化，不断缩小沿海与内地的差距。应当承认，这一战略对于旧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在实现新中国生产要素空间布局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有力推动了内陆地区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特别是奠定了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必要的物质基础。同时也要看到，由于生产力水平总体不高，当时的空间发展均衡只是保证经济数量的均衡，而不是经济质量的均衡。特别是由于新的工业项目向内地倾斜，沿海地区投资数额相对较少，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深刻洞察国际发展空间新形势，从我国实际国情出发，根据梯度发展理论实施了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真正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空间建设战略构想与实践。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核心是“两个大局”设想。第一个大局是指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2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第二个大局是指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候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两个大局”设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路径从经验层面的探索提升到空间辩证法的哲学高度，既是对建国后“发展空间均衡战略”经验教训反思的结果，也是对传统苏联单一发展模式的历史性超越。非均衡发展战略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打开了新的发展空间。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第一个大局”阶段，中国区域发展差距越来越大，人才等生产要素出现“一江春水向东流”、“中部塌陷”等问题，成为我国经济协调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制约瓶颈。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进入第三个阶段，开始实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我们认为，这其实也是邓小平“第二个大局”设想在新时期的战略推进：在继续保持东部地区良好发展态势的情况下，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中部崛起，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着力解决地区差距继续扩大的问题，使生产要素等资源在各区域内、区际间得以多向流动，提升东、中、西部大发展的整体合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成效显著，各大主体区域间的发展差距不断缩小，同时区域、产业、基础设施、网络经济、蓝色经济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也得到丰富发展，逐步形成了我国新时代发展新空间理论，为传统区域经济发展和开放型经济体制的理论和实践注入全新内涵。

值得一提的是，从均衡发展到非均衡发展再到协调发展，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空间辩证法的历史和实践逻辑。每一个发展战略都是基于当时的特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而实施的，三个战略之间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辩证关系，既不能因为后一个战略的实施而否定前一个战略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贡献，也不能停留于前一个战略而否定新战略实施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空间发展逻辑建构过程，也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消解过程。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发端于新航路开辟时期。19世纪时，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一批西方思想家将理性加以普遍化、绝对化，对东方持一种傲慢的态度，坚持以西方为自我中心与对外实行帝国主义，至于东方，是被他们逐出“历史”之外的。随着苏联解体，世界地缘政治形成美国独大格局。加之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寒潮，一些原来东方阵营的国家数典忘祖，开始批判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把西方当作先进加强效仿。以美国学者福山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叫嚣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最后一个统战形式。以西方中心主义为理论背景，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实际控制权长期操控在欧美等西方大国手中。一时间，全世界好像只有一种声音！

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治理方面日益面临着经济“逆全球化”、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冷战思维威胁、金融市场不稳定、恐怖袭击、难民增多等方面难题。欧美“普世价值优先”的全球治理哲学和治理政策在实践中遇到难以回避的困境，必须从意识形态深处告别西方中心主义。正如有学者认为：“西方需要从固有的道德优越感和中心主义话语中走出来。”面对全球治理赤字，习近平同志2014年5月21日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框里。”作为一个具有宽广视野与远大抱负的大国，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世界舞台中央，新的时代形势、新的历史起点，以及伟大民族使命的自觉共同要求中国为处于“十字路口”的全球治理提供合理可行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而中国“尚和合”的传统哲学智慧和“天下主义”的世界观也能够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在新世纪的头十五年中，中国积极倡导、先后发起并参与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银行、亚信会议、中东欧国家“16+1”合作模式、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国际政治经济组织的建设，逐渐从全球治理的参与者转变为引领者，从承担较小责任的“搭便车者”转变为负责任的建设者。特别是“一带一路”战略框架，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简单地“中国经济自我救赎”，而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实现空间转换和调整而采取的资源重新配置、完善发展模式、重构国际秩序的战略手段。“一带一路”战略实践三年以来，国际社会反响热烈，沿线国家积极对接，必将为欧亚大陆乃至世界经济发展提供全新选择、注入全新动力和希望。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新文明空间构建

从不平衡发展的历史空间辩证法走向探索中国与人类新文明空间建设问题，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上的新的飞跃，实践上的新阶段。可以说，从“发展地理学”到“新文明空间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道路的空间化哲学思考的又一重要成果。这个人类新文明空间的构想集中体现在习近平多次倡议的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战略构想之中。

“共同体”即人们在共同条件下所结成的集体，最早可追溯至城邦时代。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首次明确提出这一概念。随后，“共同体”被应用于多个领域，比如社会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思想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等。马克思也曾用过“共同体”概念，基于对政治共同体虚幻性地批判，他提出了“真正的共同体”思想。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条件下，个人才能在联合中获得自己的自由；只有否定私有制，共同体才能真正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联合体。从“真正的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新的时代特征相结合灵活应用的一个重要结晶。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适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应对人类多重共同挑战的客观需要。从近500多年以来的世界历史看，全球化不断加深的过程经历了四个时代：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后，世界开启了第一次全球化时代即殖民主义时代；19世纪中叶，人类进入第二次全球化时代即帝国主义时代；二战结束后，世界进入第三次全球化时代即霸权主义时代；苏联解体后，世界进入第四次全球化时代即后霸权主义时代。当下，资本、商品、信息、人才在全球空间快速流动，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交互作用，世界各国和地区无论面积大小、发展水平高低，都被卷入全球化进程中来。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矛盾，人类面临严峻的全球性挑战，一个利益交融、安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因之形成。中国在迅速崛起中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打破了“国强必霸”的逻辑，为后霸权主义时代国际空间秩序建构提供了样本。早在2004年，我国围绕解决发展困境问题就提出了中国应当构建与周边国家的“利益结合点”，表达了“利益共同体”思路。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直是我国外交话语体系的高频词和对外政策的核心理念之一。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更是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置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的高度，将“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表现出了中国共产党为人类文明开拓发展空间的强烈的历史担当和使命自觉。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也是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理论反驳。亨廷顿把“文明的冲突”作为理解后冷战时代世界局势的核心要素，认为冷战后世界范围的冲突主要源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国际上合作或分裂的基础也在于文明或文化。亨廷顿只看到文明的差异性、对立性，没有看到文明的统一性、交融性。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才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看，“文明冲突论”忽视了人类社会冲突的深层社会历史条件。文化背后的推动力是资本。难以回避的不是文化逻辑，而是资本逻辑。资本的逐利天性促使跨国公司担当着资本流动的急先锋，加剧了全球化步伐，催生了人类现代文明体系。特别是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带来的新技术革命，日益颠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念、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在国际市场既相互渗透、相互依存，又充满利益冲突与激烈竞争。“合则治，孤则弱。” 面对不同文明之间交融、交流、交锋，中国秉承“和而不同”的原则，倡导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既承认文明之间差异，又取其共同之处，以达到“和”的状态。正如习近平强调的，“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全世界宣告了构建人类文明空间新秩序的中国方案。它集中体现了中国步入新时代以后关于未来的世界观，体现了中华文明在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的浴火重生，也体现了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共同诉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空的口号和一纸蓝图，而是打造人类文明新空间的实实在在具体行动，必将最大程度的实现后霸权主义时代全人类最大的共同利益，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本文原载《探索》2017年06期，转载于微信公众号“南京大学哲学系”，注释略。

作者：刘怀玉，我中心研究员，点击右方红字进入其专栏。刘怀玉-专栏

刘必好，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办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