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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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张亮: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有机统一 ——习近平经济工作中的辩证思维

摘要:习近平同志在长期的领导实践中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顺应经济发展规律,准确把握住了经济建设中的经济与政治、政府与市场等多个重要逻辑关系;同时,他提出在新常态下,要依靠统筹的办法解决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这一经济建设中的难题,推动“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如此实现了经济工作中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习近平;经济工作;合目的性;合规律性;城乡一体化


  历史实践证明,一项工作是否科学、能否长远,关键要看它是否合规律和目的。经过学习研究,笔者感到作为一位善思善学、善作善成的马克思主义者,习近平同志在长期领导实践中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以辩证思维来处理经济工作中的各种关系,实现了经济合目的性、合规律性的发展。在经济建设的目标上,他始终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经济工作的奋斗目标,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强调党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主抓具体经济工作过程中,他提出要顺应经济发展规律,“要坚持发展硬道理,但不鼓励盲目的、蛮干式的发展;要坚持科学发展,而不能搞拼资源的发展、竭泽而渔的发展、砖头搬来搬去的空头发展。”他认为,各项工作千头万绪,但经济建设是中心工作,是各项工作的主要矛盾,做好这项工作,重点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辩证关系,着重要解决城市与农村发展差别这对矛盾。

一、抓住各项工作的主要矛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各项工作千头万绪,到底什么是工作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我们看到,习近平同志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和自身工作实践的总结,深刻领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观意义和方法论精髓。从河北正定到福建、到浙江、上海再到中央,不管工作岗位发生怎样变化,他都始终站在全局的高度,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随着矛盾的发展变化,辩证地分析经济建设中的方方面面,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真正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落到实处。

  第一,为何以及如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习近平同志认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住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作为在改革开放大潮一线的“工程师”,习近平同志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辩证统一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制约着经济建设发展的同时又是一切经济建设的基石,基本国情归根到底是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恰恰是对基本国情问题解决的主要推进。另一方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法则的必然要求,具体地说是主要矛盾的问题,而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这个主要矛盾就是经济问题。在如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问题上,习近平同志指出,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早在宁德主政时期,习近平同志就因时因地制宜,主要抓了4件事:一是解放思想,理清发展思路;二是培养一支好的干部队伍;三是实实在在地抓扶贫;四是从闽东山海兼而有之的特点出发,念好“山海经”,抓好山海综合开发。最终,围绕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出了一条“弱鸟先飞”、脱贫致富的康庄大道。首先,他强调思想解放、观念更新,提出“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的辩证法,跳出老框框看问题,肯定了在有限力量发展情况下的“弱鸟”先飞的可能性;再者,他强调凡事“求诸于己”,着力于激发挖掘地区自身发展潜力,强调只要认识到位、措施得力,“贫困地区完全可能依靠自身的努力、政策、长处、优势在特定领域‘先飞’”,即化今天的落后劣势为经济建设长时段发展过程中的优势;其三,习近平同志立场鲜明地否定脱离闽东实情的“另起炉灶”的开放沿海策略。反对闽东重新搞一个开发区。习近平同志强调要“软硬结合”,提出“一个窗口,一个图章”,通过简化行政、明确引资法规等“软环境”建设来弥补闽东经济发展的“硬件”投资环境不足。在闽东经济得到一定发展之后,习近平同志又适时地、提纲挈领地提出闽东经济建设的“六大关系”,提出“矛盾与解决矛盾的方法同时产生。”主政浙江期间,他提出了“八八战略”,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浙江省发展的8个优势,提出了面向未来发展的八项举措,推动了浙江经济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无论是在福建还是在浙江等地,习近平同志始终牢牢抓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手深入扎根各地发展实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成功实现当地的持续健康发展,留下了他执政生涯中流光溢彩的一笔。

  第二,辩证地对待经济增长中的量与质。把习近平同志在不同时期关于经济增长的论述作为一个整体统一起来看,就会发现,他始终辩证地对待经济增长,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他对经济增长的理解和要求都是不同的。总的看来,当经济发展处于较低水平时,习近平同志强调完善生产力布局,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把经济增长作为重点。“九五”期间,习近平同志就已经把调整产业结构,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作为全省经济工作的一个重大问题来研究,制定出“5+2”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格局,通过“两个90”,把培育和扶持支柱产业的规划和政策落实到一批骨干企业和项目上,强调经济发展的速度是这一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要特征。在2000年以习近平同志为领导班子的福建省委提出“全省GDP增长9%,力争更快更好些”的总体要求。可以看到,在主抓福建经济时期,习近平同志的主体思路是强调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同时谋求增长的思路是从生产力发展的要素布局出发,强调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优化,这为他浙江时期的经济建设思路转换做了铺垫。主政浙江时期,习近平同志首先扭转了优先保增长的惯性思维,并尤其注重在良好的经济态势下不断积累的“体制性、结构性和素质性矛盾的进一步显现”。对此,习近平同志观点鲜明,强调:“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解决经济运行中系列难题的关键,而要真正实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关键是要认识和处理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实现经济增长速度的辩证关系”,并由此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辩证法”,经济增长是量的积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才是质变。强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就是强调经济发展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这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经济建设时期经济增长的量质变关系的辩证法。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同志提出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按照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及时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位置”,在确保经济发展的量的优化的同时强调“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把经济发展的质的提升作为目标。对此,习近平同志从4个方面进行了系统阐释:一是经济增长是质与量的辩证统一,要“保持经济增长,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通过宏观调控金融节拍器,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活力和动力,促增长同时稳增长,注重经济量的增长方式的优化。二是坚持辩证看待经济增长同经济结构转变的关系。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转变的关系并不是冲突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因此,要在“推动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的同时,“努力扩大内需,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力度,稳步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三是强调认清经济增长中质与量的矛盾的特殊性。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行业,经济增长中的质与量的矛盾发育状态不同。因此,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搞好顶层设计”的同时,必须做到有的放矢、精确施策,“坚持整体渐进和局部突破相结合”,照顾到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的不同阶段的质量问题、结构问题、效率问题等,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第三,新常态下如何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习近平同志主要思考并强调了以下3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摸着石头过河与加强顶层设计的辩证统一。“摸着石头过河”是改革开放初期“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在新常态下,是否还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习近平同志的答案是肯定的。首先是因为“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其次是因为改革永远在路上,科学的顶层设计必须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二是立足全球这个全局,打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战略。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同志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尼时,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一带一路”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主动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习近平同志指出:“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一带一路”是建立在双赢、共赢的新理念之上的一种全新的多边合作格局,其目标旨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兼顾他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促进共同发展。他强调,迈向命运共同体,既要明鉴历史,更要在共赢发展的理念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一带一路”战略。三是着眼长远,抢占创新驱动这个未来制高点。习近平同志指出,进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一个地方、一个企业都会遇到发展瓶颈、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而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关键要靠科技力量”。新常态下,要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关键就在于发现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努力形成新的产业优势。推动传统产业由“制造”走向“智造”。十八大以后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内涵不仅仅是经济的量与质的增长和转变,而是要完成“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

二、抓住经济建设中的关键:政府和市场的辩证关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反映了在新的历史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对经济建设中重要逻辑关系的准确把握。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经济与政治的辩证统一。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是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一次突破性的正式表达,它从中国客观实际出发科学地刻画了政府与市场在社会主义建设逻辑中的辩证关系,是改革开放和阶级社会发展的重要成果。这引起了习近平同志对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的深入思考,在广泛阅读、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和西方主流经济学著作的基础上,根据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对此形成了如下认识:首先,中国的经济建设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党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为之而不懈奋斗,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进入新旧世纪之交,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进入关键时期,面对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和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盛行,摆正“社会主义”的位置,纠正经济自由主义倾向开始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指出:“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那种一遇问题不问青红皂白就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或市场经济体制上找‘岔子'的做法,是不可能使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巨大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推进了政治体制的改革,并在优化经济资源配置的同时,优化了政治资源的配置,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加强,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趋于完善和巩固,经济政治化的特征和运动趋势也更加显著。”其次,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而言,不论是市场(经济)还是政府(政治),都是实现社会主义这一本质和目的的手段,彼此不能相互取代,而要相得益彰,取长补短,交相呼应。习近平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乃至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都不应该脱离商品经济这一形式,其存在对于社会主义来说是必然,也是必要的,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某些优越性,能够更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但它自身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投机性等局限性,还需要政府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实现“扬长避短,趋利避害”,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与政治(政府)的统一”的科学内涵,是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转型尚未完成的背景下,在市场刚建立还没有真正地形成独立的主体力量、地位和普遍认可的影响下,实现社会主义本质所需要的结构化手段,是“纠正和防止新旧体制‘劣势组合'的偏向,使得新旧两种体制的转轨得以顺利实现”的客观必然选择。最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是这一历史时期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重要原则,也是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习近平同志认为,“只要市场是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或经济管理体制在发挥作用,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原理及其内在发展规律同样都是适用的。”这意味着,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有利于调节、改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促进经济快速发展。

  第二,政府与市场辩证统一的基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辩证地理解、掌握和建构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逻辑关系,最终使二者在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实现辩证统一,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完善和深化的过程逻辑,也是我们党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断推进、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与建设,在新的历史时期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保证。首先,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伟大的旗帜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一再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的旗帜、奋进的旗帜、胜利的旗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繁荣和壮大都有其延续性,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是历史的积淀与当下建设的统一。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根本目标下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始终坚持社会主义这一大方向,不会走向“改旗易帜”的邪路。这就意味着政府与市场的辩证统一有一个综合底线,不能背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再次,要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党的十八大强调,我们党肩负着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在长期的奋斗中,我们党已经形成了全面的独特优势,这也是实现政府与市场辩证统一的重要保证。

  第三,如何正确处理全面深化改革下政府与市场的逻辑关系。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怎样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习近平同志认为,关键要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具体地说,要辩证地看待、运用并用好“‘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这两只手,“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做到这一点,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坚持把握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方向。总的来说,就是要尊重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确立公平、开放和透明的市场规则,保证企业和个人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中能够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发展活力;加强市场直接配置资源的活力与能力,切实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二是发挥党在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方面的重要作用。“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协调市场与政府关系的内在要求和历史的必然选择。只有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才能够真正理解、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新形势、新问题,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驾驭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三是发挥政府科学的宏观调控作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长期健康发展。习近平同志指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因此,“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意味着政府对经济发展放任不管,习近平同志在强调理顺市场和政府关系的重要性时指出,政府必须进一步明确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在政府、市场和社会这个有机整体中,政府需要对“该管的事”和“该放的权”加以厘清,进而从“越位点”退出,把“缺位点”补上。

三、解决经济建设中的难题:以统筹的办法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消灭城乡差别是经济建设中的一道难题,1949年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党一直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一体化发展道路。从福建时期开始,习近平就探索用统筹的办法来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十八大以后,我们党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进一步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则“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最终实现“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这个目标。进一步明确了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方向、发展办法。基于此,我们再一次领略到习近平同志运用辩证法思维解决复杂难题的基本脉络:立足中国国情,紧紧抓住“三农”问题这个重要矛盾;着眼全局,在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中统筹谋划“三农”问题的解决;顺应发展趋势,借力工业、城市的发展推动“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

  第一,抓住“三农问题”这个事关大局的重要矛盾。从福建时期开始,习近平同志就清醒地认识到,“三农”非小事,而是事关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全局的重中之重、主要矛盾。1988-1990年,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的两年中,他带头“四下基层”,对“三农”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他深切地认识到,“闽东的经济建设问题,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农民问题。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这是基本区情。农业是闽东的一个特点,也是一个优势。”那么,闽东要走什么样的经济发展路子呢?他认为,“关键在于农业、工业这两个轮子怎么转”。所以,我们看到,在他为闽东经济发展归纳总结出来的六种辩证关系中,我们今天所说的“三农”问题渗透在各种关系的方方面面。2002-2007年,习近平同志担任浙江省主要领导期间,对“三农”问题更加关注。这是为什么呢?首先,“三农”问题已经得到我们党的高度重视,中央发出文件明确要求“农业结构稳步调整,农村经济稳步发展,农村改革稳步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加,农村社会继续保持稳定”,从而在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关注“三农”、重视“三农”的热潮。其次,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提出“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即: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这为全党同志深入认识“三农”问题指明了方向。最后,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处于全国前列,而且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这些浙江现象、浙江问题为习近平同志重新思考“三农”问题提供了新的资源、新的视角。总的看来,浙江时期的习近平同志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他指出:“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落实‘重中之重'要求的理论归宿和实践选择。我们一定要全面准确地学习领会这一重大命题的深刻含义,把‘重中之重'的要求真正落实在思想上、行动上、措施上”。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同志多次发表重要讲话,阐明“三农”问题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他强调,“一定要看到,农业还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事关中国发展的大局,“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

  第二,从全局高度统筹城乡发展。习近平同志不仅重视“三农”问题,而且善于解决“三农”问题。他总是从全局的高度统筹解决“三农”问题及城乡发展。在宁德工作时期,习近平同志就清醒地认识到,要使闽东摆脱贫困,“就必须走一条发展大农业的路子”。那么,什么是他所说的大农业呢?“大农业是朝着多功能、开放式、综合性方向发展的立体农业”,最为关键的是,“大农业是面向市场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更重要的是,这种大农业绝不是就农业而农业的,而是处于经济建设全局之中、与经济建设其他部分特别是工业积极互动的,“大农业的思路是离不开以工补农和以工促农的。”因此,他主张集中各方面力量,充分发挥宁德的山海优势,通过“经济大合唱”发展农业生产力。到浙江工作后,习近平同志这种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系统完善。他说:“我们穷在‘农'上,也只能富在‘农'上。小农经济是富不起来的,小农业也是没有多大前途的,我们要的是抓大农业。”那么,怎样发展浙江的大农业呢?首先,他指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一个有机整体,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立足农业这个基础、农村这个主战场、农民这个核心,促进农业农村的发展。”其次,他强调,“三农”问题本质上是全面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一个具体问题,就事论事无法从根本解决“三农”问题,只有跳出“三农”,用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和理念来思考、解决“三农”问题,“才能切实打破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体制性制约,从根本上破解‘三农'难题”。最后,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从全局与重点关系的角度提出并分析了正确处理“三农”问题的5个要点:务必执政为民重“三农”、务必以人为本谋“三农”、务必统筹城乡兴“三农”、务必改革开放促“三农”、务必求真务实抓“三农”。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同志关于统筹城乡发展的论述体现了两个新特点:一是对统筹城乡发展的认识更深刻。他指出,应当“坚持从国情出发,从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和二元结构的现实出发,从我国的自然禀赋、历史文化传统、制度体制出发”探索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之道,“既要遵循普遍规律”但“又不能墨守成规”,“既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但“又不能照抄照搬”。二是对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更高。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农民更好财产权利到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他对统筹城乡发展提出了更多、更全面的要求,所有这一切总结起来就一条,加速推进农民的市民化,使农民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中国人,而不再是片面的中国农民。

  第三,借力打力,健全城乡一体化发展机制。怎么解决城乡一体化发展这个难题呢?习近平同志给出的方法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借力打力,借力工业、城市的发展推动“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这一方法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六、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的序言中得到生动体现。

  具体地讲,一方面是借城镇化之力实现城乡一体化。走城镇化的道路,就要打破从前把户口制度一分为二的城乡二元体制。一则因为城乡一体化机制符合唯物史观关于城市化的发展规律。恩格斯曾指出:“以往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2014年3月公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也指出,从世界范围内的历史经验看,我国还处于城镇化率30%-70%的快速发展区间,如果“延续过去传统粗放的城镇化模式”,就会“带来产业升级缓慢、资源环境恶化、社会矛盾增多等诸多风险,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从而影响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二则因为城镇化发展是推进城乡发展进程的重要推力。面对城乡发展不协调的矛盾,习近平同志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并作为进一步解决“三农问题”和保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

  另一方面是借城镇化之力推进农村发展、农业现代化。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坚持以改革为动力,不断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在进行规划设计时,必须要“通盘考虑城乡发展规划编制”,打破过去的分裂体制,实现多规合一,“切实解决规划上城乡脱节、重城市轻农村的问题”。仅有科学的规划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最终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原载《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注释略。

作者:张亮,我中心研究员,点击右方红字进入其专栏。张亮-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