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论文】唐正东: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的一般特点和基本规律——兼论习近平同志的辩证思想

摘要: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具有客观性、联系性和发展性、全面性和系统性的特点,这充分彰显了它的唯物辩证法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规律就是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准确把握和科学运用辩证思维方法的一般特点和基本规律的典范。习近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的掌握和运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唯物辩证法;一般特点;基本规律


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在本质上就是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它既区别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又区别于唯心辩证法的思维方法,它致力于在事物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过程中把握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并进而推动事物本身的发展。这种辩证思维方法具有客观性、联系性和发展性、全面性和系统性的特点,准确地把握这些方法论特点及基本规律,对于我们正确运用这种辩证思维方法是十分重要的。

一、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的一般特点

首先,我们来看客观性的特点。对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论来说,之所以要用唯物辩证的方法去分析客观对象,并非是因为作为分析主体的我们硬要把联系的和发展的观点塞给客观对象,而是因为客观对象本身就具有联系的和发展的特征。也就是说,客观对象本身是处在相互联系的网络和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只是准确地揭示了事物的本质,或者说,它是唯一能够科学地阐释事物本质的思维方法。我们在这一点上必须坚持唯物主义的能动的反映论,而不能给主观唯心论以可乘之机,强调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的客观性,就是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一旦我们不是把客观对象理解为感性活动,而是仅仅理解为一种感性存在,那么,要想解读出它内含的联系的和发展的特征就很困难。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者一旦踏入社会历史领域,就会呈现出唯心主义的思想特征,其原因正在于此。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非常强调辩证思维方法的客观性特征。譬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地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和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1]55。所谓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就是要准确地把握事物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过程,科学地揭示事物的运动规律。在马克思看来,只有这样的思维及思维方法才具有真理性,而那种与社会实践相脱离、仅仅从思维本身所生发出来的观点及方法是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

习近平同志在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中也非常强调辩证思维方法的客观性。在谈到形成改革共识的问题时,他指出,“不错,现在党内外对深化改革思想认识上有较大差异,但越是思想认识不统一就越要善于寻求最大公约数。在坚持改革这个重大问题上全党全社会是有广泛认知的。只要加强思想引导,把党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广泛团结起来,把国内外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是完全可以形成共识的”[2]46。习近平同志在形成改革共识问题上之所以有如此坚定的信心,其原因就在于他清楚地看到,目前在深化改革问题上所出现的思想认识上的差异,并非来自于人们在主观上硬要对某一种现实产生不同的认知,而是来自于我们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的确面对着利益格局调整、思想观念变化等问题。也就是说,人们并不是对改革开放本身有不同的认识,而只是对深化改革进程中出现的社会结构变动、利益格局调整等现象所产生的社会效应有不同的认识。正因为这一点,我们才可以说,全党全社会在坚持改革这一重大问题上是有广泛共识的,并且,只要我们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团结起来,把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都调动起来,积极投身到形成改革合力、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之中,我们就可以不断地解决因社会结构变动、利益格局调整而出现的社会现实问题,从而消解人们因这些现实问题而对改革进程中的某些具体措施所持有的不同认识。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过程,就是人们在深化改革问题上的不同认识不断消解的过程,就是人们不断形成改革共识的过程。在深化改革问题上坚持辩证思维方法的客观性,一方面要求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因为只有以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抓住重大问题和关键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并找出答案,才可能真正解决我们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才可能让人们在深化改革的各种具体措施上也形成共识;另一方面也要求我们把在深化改革的基本立场上所形成的共识进一步转化成改革的合力并投入到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之中,“凝聚共识,就是要形成推进改革开放的合力。人心齐,泰山移。没有广泛共识,改革难以顺利推进,推进了也难以取得全面成功”[2]31。

其次,我们来看联系性和发展性的特点。辩证思维方法强调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来看待事物,这是因为在它看来,事物本身就处在相互联系和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它反对从孤立的、静止的角度来看待事物的形而上学方法论。辩证思维方法论之所以具有联系的和发展的特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是从一定的、具体的、历史的角度来理解每一个特定事物,而不是把它当作某种脱离具体实践语境的抽象之物来加以看待。只要达到这样的解读层面,那就不难理解辩证思维方法论所讲的联系的和发展的观点的重要性,因为任何一个处在具体实践语境中的特定事物都是跟其他事物之间具有相互关联性的,并且它本身也处在不断运动和发展的过程之中。如果硬要把它当作某种孤立的、静止的东西来看待,恰恰是对它的真实内涵的掩盖或误读。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非常重视辩证思维方法的联系性和发展性特征。譬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仅仅从物质形式的角度来理解资本的做法,明确地指出这种做法从表面上看虽然能证明资本的永恒性,但其实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根本没触及资本的社会形式的内容,而正是这种社会形式才使资本成为特定历史阶段的经济要素。“如果这样抽掉资本的一定形式,只强调内容,而资本作为这种内容是一切劳动的一种必要要素,那么,要证明资本是一切人类生产的必要条件,自然就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抽掉了使资本成为人类生产某一特殊发展的历史阶段的要素的那些特殊规定,恰好就得出这一证明……资本被理解为物,而没有被理解为关系”[3]214。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跟产品是不同的,作为资本的产品所表示的是属于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资本所体现的本质内涵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它是不可能跟雇佣劳动等经济要素相脱离而单独存在的。以此为基础,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资本绝不是简单的关系,而是一种过程”[3]214。这一观点显然反映了马克思对辩证思维方法的发展性特征的坚持与运用。在他看来,由于资本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后者始终具有内在矛盾性,因此,资本本身具有不断的发展性也就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事实上,只要把围绕某一事物的相互联系性理解成现实社会历史过程中的具体的社会联系性,那么,由于这种社会联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处在这种社会联系中的事物本身当然也是不断运动和发展的。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之所以在资本的问题上无法得出正确的认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把资本放到现实历史过程的语境中来加以理解,而是把它作为一种天然的、当然的理论前提和现实前提来加以接受。

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习近平同志也非常重视辩证思维方法的联系性和发展性特征。他在谈到深化改革的问题时,总是首先把它置放在当下中国的实践语境中来加以考虑。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绝不是笼统的、似乎跟当下中国的具体情况无关的一个抽象理论问题,而是在具体现实实践语境中提出的一个既具有理论创新又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重大战略决策。“现在,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尤为重要”[2]36。习近平同志对全面深化改革的特定历史语境的这种准确把握,为他科学地布局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路径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撑。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全面深化改革,既不是在只有战略机遇而没有社会矛盾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改革,也不是在一种只有社会矛盾而没有发展机遇的历史语境中加以展开的改革。如果是上述两种情况的话,那么,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布局就要具有不同的内容了。

在确定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特定历史语境之后,习近平同志首先从辩证思维方法论中联系的观点出发,深刻地剖析了深化改革进程中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要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在保持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要增强改革措施、发展措施、稳定措施的协调性,把握好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既要着力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又要着力引导群众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理性合法表达利益诉求,营造安定团结的社会氛围”[2]36。仔细分析不难看出,对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与社会的可承受度之间关系的这种理解,显然是与对全面深化改革的特定历史语境的准确把握直接相关。如果我们现在不是处在社会矛盾的凸显期,那么,我们对改革的战略布局就可以更多地侧重于改革的力度和发展的速度;如果我们现在不是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期,那么,我们对改革的战略布局就会更多地侧重于社会可承受的程度。但当下中国的历史语境恰恰是发展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的并存。因此,习近平同志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路径问题上的上述观点,既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深层的、本质的把握,又体现了他把这一科学方法论与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语境相结合的鲜明特征。

在强调了要用相互联系的观点阐明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的各种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之后,习近平同志还从发展的观点的角度,对我国改革进程的深刻内涵进行了梳理与解读。“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推进。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的老祖宗没有讲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只能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反复过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2]36。在这段论述中,习近平同志首先从发展的观点入手阐明了不断推进改革开放进程的重要性。因为我们的改革开放不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老祖宗”没有讲过,而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因此,它必然是一种在不断实践中摸索前进的过程。如果不从实践过程中获得真知,那么,所谓的改革开放就只能是停留在抽象理论层面的一个美丽画卷。其次,他还指出了推进这种发展过程的具体方法。在他看来,摸着石头过河就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推进改革开放的正确方法。所谓摸着石头过河,绝非是摸完石头就忘记,而是要通过摸石头来总结出过河的规律,“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摸着石头过河,符合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过程,符合事物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法”[2]34。在谈到摸着石头过河与加强顶层设计的关系时,习近平同志指出,“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2]35。这两个看似相互矛盾的要素一旦放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来加以理解,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便会清晰地凸显出来。习近平同志关于辩证思维方法中发展的观点的论述,为我们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论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

再次,我们来看全面性和系统性的特点。辩证思维方法中的全面性和系统性特征与其联系性和发展性特征紧密相连。正是因为事物处在相互联系的网络之中,所以,当我们在思考它的发展问题时,就必须对它所负载的各项关联性进行全面的研判。否则,就会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或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从而达不到使事物获得最有效发展的目的。再进一步地说,由于事物所负载的这种社会关联性是处在事物本身的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关联性,因此,这种关联性中的各种要素除了相互联系的特性之外,还具有互动的特性。也就是说,事物之间的这种相互关联性并非静态层面上的关联性,而是动态层面上的关联性即互动性。这就使我们必须关注如何保证这种互动是良性互动而不是恶性互动的问题,因为它关系能否形成事物发展的全力并促使事物获得真正发展的问题,而这便是辩证思维方法中的系统性特征所要关注的内容。

习近平同志在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中明确地指出,“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改革推进到现在,必须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抽出改革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2]32。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之所以需要统筹谋划,或者说需要“谋全局”,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重大改革涉及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等多个维度,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因此,需要总体规划、辨证施治、协调推进,而不能单刀突进。“对看准了的改革,要下决心推进,争取早日取得成效。对涉及面广泛的改革,要同时推进配套改革,聚合各项相关改革协调推进的正能量。对看得还不那么准、又必须取得突破的改革,可以先进行试点,摸着石头过河,尊重实践、尊重创造、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开拓,在实践中开创新路,取得经验后再推开”[2]33。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性特征,习近平同志也做了深刻的阐述。他指出,“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既包括经济体制又包括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既涉及生产力又涉及生产关系,既涉及经济基础又涉及上层建筑,每一项改革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每一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改革开放的关联性和互动性明显增强,这就要求我们更加注重各项改革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2]35-36。充分认识到全面深化改革的这种系统性特征,不是要让我们在这一系统工程面前缩手缩脚,而是要让我们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的创新,通过创新来推动这一系统工程内各要素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而形成改革开放的强大合力,并从整体上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历史进程。

二、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

在马克思主义的解读视域中,事物的联系和发展并非是随意的,而是基于一系列基本规律而呈现出来。从本质上说,矛盾是事物联系的实质内容,同时也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在矛盾运动的推动下,事物的联系与发展还呈现出其他一些规律性的特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把支配事物的联系和发展的基本规律概括为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深入地揭示和把握了上述这些基本规律,并把它融入了自身的方法论之中。

1.对立统一规律

对立统一规律其实就是事物的矛盾运动规律。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认为,事物的联系与发展并非如形而上学观点所说的那样,是基于某种抽象的或先验的东西而展开,而是基于事物的矛盾运动并且以一定的客观规律性呈现出来。当费尔巴哈以抽象的人性为理论支点把历史过程解读为人性的异化及其扬弃的过程时,他的思维方法就不是辩证思维方法,而是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因为在他那里,人性本身是没有矛盾的,他只承认本身没有矛盾的人性与作为这种人性之异化的外在现实之间的矛盾。说到底,费尔巴哈是不理解作为矛盾关系之内涵的对立关系与统一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他把抽象人性与外部现实之间的对立理解成了不具有统一性特征的对立,把人性本身的统一理解成了不具有对立性特征的统一,因而,对他来说,历史发展的动力并非矛盾双方的运动与发展,而是抽象人性的烛引力。而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看来,作为矛盾关系之内涵的对立关系与统一关系之间是一种辩证的关系。“统一关系存在于对立关系之中,而且在它内部就包含着对立关系;对立关系存在于统一关系之中,而且它本身就包含着统一关系。对立是统一中的对立,统一是对立中的统一。辩证思维方法之所以不同于形而上学思维方法,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它在对立的东西中发现同一关系,在同一的东西中发现对立关系,从而能够透过事物的表面,深入事物的底蕴,抓住事物的本质”[4]126-127。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掌握和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的典范。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针对唯心史观关于历史发展过程的错误解读,明确地指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它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曾多次发生过,然而并没有威胁交往形式的基础——每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因此,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1]115。他们既不从绝对精神、自我意识,也不从抽象人性等角度,而是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这一崭新的角度入手来谈论历史发展过程的本质,充分彰显了其对事物发展的对立统一规律的深入把握及熟练运用。与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列宁对对立统一规律在唯物辩证法中的地位和意义也做出了深刻的解读。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列宁不仅强调了“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相互转化而同一的”[5]90,而且还明确地指出“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5]192。显然,列宁已经站到了理论核心的高度来理解对立统一规律在唯物辩证法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把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解读水平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在中国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征程中,习近平同志对学习掌握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原因、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的重要意义也做出了全面和充分的阐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规定着社会性质和基本结构,推动着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只有把这两对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6]。他不仅从矛盾运动的角度来把握事物发展的内涵及动力,而且还强调了要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结合起来,把社会基本矛盾当作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也就是说,习近平同志把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阐释与运用置放在社会整体的维度中来进行思考,这一方面跟他始终坚持把对这一规律的理解与对当下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联系起来有关,另一方面也使他获得了足够的理论空间来把对立统一规律在当下中国实践语境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做出清晰的阐释。

习近平同志在谈到事物矛盾运动的表现形式时明确指出,问题是事物矛盾运动的具体表现形式。因此,我们学习和掌握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学习和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就是要不断强化问题意识,积极面对和化解现实实践过程中遇到的矛盾。我们之所以需要带着明确的问题意识去解读当下的社会实践过程,其原因就在于我们在当下语境中所面对的改革开放进程,并非是一个理想化的、和风细雨的过程,而是一个可能会触及不同群体的切身利益的矛盾运动过程。正因为如此,我们只有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才能在寻求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时,既具有全局观,又能明确地意识到哪些矛盾需要优先解决、哪些矛盾在解决时需要特别细心。习近平同志从问题意识的角度对对立统一规律之具体表现形式的论述,对于我们提升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2.量变质变规律

量变质变规律是对事物矛盾运动的两种形式及其演变过程的深刻阐释。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认为,事物的变化过程既不是一蹴而就式的简单质变过程,也不是经验主义式的抽象量变过程,而是量变与质变互动的过程,呈现出量变质变规律。“质变与量变的关系是辩证的。量变不是质变,但又可以引起质变;质变不是量变,但又可以引起新的量变……量变—质变—新的量变,如此相互转化、相互交替,构成了事物的发展过程,形成了量变质变规律或质量互变规律”[4]137。事实上,量变质变规律与对立统一规律之间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只要承认事物的变化过程是一种矛盾运动过程,承认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内容,那就必然会承认作为这种矛盾运动过程之表现样态的量变质变规律。反之亦然,如果承认量变质变规律,那么,就已经承认对立统一规律为前提。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非常注重对量变质变规律的掌握与运用。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明确地指出,“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7]。马克思在这里清楚地看到,当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运动还处在量变阶段的时候,不可能发生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当这种内在矛盾发展到质变阶段的时候,也就是说,只有当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的危机”来临的时候,代表“新的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才可能出现。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对量变质变规律也有非常精彩的阐释,在此不作详述。

在当下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进程中,习近平同志也非常强调掌握量变质变规律的重要性。在谈到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时,他指出,“现在,重大改革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更需要全面考量、协调推进。不能畸轻畸重,也难以单刀突进。对看准了的改革,要下决心推进,争取早日取得成效。对涉及面广泛的改革,要同时推进配套改革,聚合各项相关改革协调推进的正能量。对看得还不那么准、又必须取得突破的改革,可以先进行试点,摸着石头过河,尊重实践、尊重创造、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开拓,在实践中开创新路,取得经验后再推开”[2]33。对看准了的改革,之所以要下决心推进,那是因为这些改革所要解决的社会矛盾已经通过量变的阶段而发展到质变阶段,正因为如此,这一类改革很可能取得满意的成效。对那些看得还不够准确但必须取得突破的改革,之所以要摸着石头过河,那是因为我们暂时还无法准确地判断社会矛盾的发展是否已经达到质变的阶段,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先进行试点,并努力在实践中开创新路。应该说,准确地把握并且熟练地运用量变质变规律,对于我们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及增强改革措施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3.否定之否定规律

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对事物矛盾运动过程的深刻阐述。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认为,事物的矛盾运动过程不是平铺直叙的,而是一种自我否定、自我发展的过程。“事物内部同时包含肯定因素和否定因素,二者的此消彼长必然导致事物的发展过程包含肯定阶段与否定阶段。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相对于肯定来说,否定是较后也是较高的环节,它包含着肯定,同时又具有比肯定更为丰富的内容,更能体现出事物发展的辩证法”[4]141。显然,对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来说,否定之否定规律与对立统一规律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只要承认事物的发展过程是一种基于对立统一规律的矛盾运动过程,那么,就不可能把这一发展过程仅仅理解为某种经验叠加的过程,而只可能把它理解为基于矛盾运动的自我否定和自我发展过程。并且,在这种解读视域中,否定不可能被置放在断裂或扼杀的意义上来加以理解,而只会从发展环节的角度来加以界定。唯物辩证法所说的“辩证的否定”所要表达的就是这一层意思。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向非常重视对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把握与运用。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在谈到重建个人所有制时,明确地指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8]。马克思在这里非常准确地阐释了私有制本身的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必然灭亡提供了科学的理论论证。

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对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特点及内容进行了深刻的阐释。他指出,“辩证法的特征的和本质的东西不是单纯的否定,不是徒然的否定,不是怀疑的否定、动摇、疑惑——当然,辩证法自身包含着否定的要素,并且这是它的最重要的要素——不是这些,而是作为联系环节、作为发展环节的否定,它保持着肯定的东西,即没有任何动摇、没有任何折中”[5]195。列宁的这段论述非常准确地概括了“辩证的否定”的内涵,它时刻提醒我们,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所说的“否定”及“否定之否定”,不是经验主义维度上的、单纯的否定,而是辩证逻辑维度上的、作为发展环节的否定。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同志把唯物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运用到了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所碰到的一系列问题的解读之中,并由此而深化了对其内涵的理解。在谈到改革开放的重要性时,他指出,“35年来,我们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同时,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制度总是需要不断完善,因而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9]。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对旧的问题的解决,实际上就是否定之否定规律所说的否定的环节在起作用,而这种否定的环节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因为它同时在产生新的问题。而对这些新问题的解决则是否定之否定的环节所要发挥作用的地方。

正像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是永无止境的那样,我们的改革开放进程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伴随着这一发展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本身也获得了不断的完善。因此,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不断推进对改革开放之规律性的认识,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主义哲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5]列宁.列宁全集:第55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6]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175-176.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29.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874.

[9]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74.


本文选自《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作者:唐正东,我中心研究员,点击右方红字进入其专栏。唐正东-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