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福德：技术与人的本性
2018-12-17
刘易斯·芒福德著，韩连庆译
选自《技术哲学经典读本》，吴国盛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
众所周知，人类的整个生存环境在上个世纪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主要是由于数学和物理科学对技术的影响所造成的。从经验的、传统的技术向实验科学的技术的转变，开启了一些新的领域，例如核能、超音速运输工具、计算机智能和全球即时通信。
按照通常描绘的人与技术的关系，我们的时代已经从人的原始状态过渡到一种完全不同的状态。原始状态的标志是人类利用工具的发明和武器来达到控制自然力量的目的，而在新的状态中，人类不仅征服了自然，而且完全脱离了有机环境。人类将利用这种新的巨技术(megatechnology)建造一个统一的、全封闭的架构，而这种架构的设计初衷就是实现自动化。人类不再是作为使用工具的动物来主动地发挥作用，而是成为被动的、为机器服务的动物。如果这种过程持续下去，人的固有功能或者将与机器相融合，或者为了非人性化的集体组织的利益而受到严格的限制和控制。这种发展的最终趋势已经由一个多世纪前的讽刺作家塞缪尔·巴特勒恰当地预见到。但是只有到了现在，他的玩笑话才逐步变成了现实。
我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质疑目前我们所信奉的技术和科学进步模式得以建立的假设和预言。这些假设和预言认为技术和科学进步本身就是目的。在某些特殊的情形中，我认为有必要质疑通常持有的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在过去的许多世纪里，这些理论隐含在过高估计工具和机器在人类经济生活中作用的各种说法中。我将指出，马克思在关于人类发展的理论中赋予生产工具以核心地位和主导功能的论断是错误的。德日进对人类发展的解释虽然稍微合理些，但这种解释依然是错误的。德日进不仅用当今狭隘的技术理性来解读整个人类历史，而且由此错误地描绘出未来的最终结局。在他所描绘的这种最终结局中，人类发展的进一步可能性都将会终结，因为人的最初本质已没有立足之地。人的最初本质如果没有受到压制，也很难融入到智能的技术化组织中，不能被统一的、全能的智能结构所吸收。
要得出我所说的结论，需要大量的证据。我也很清楚，由于下面的总结很简短，它们显得略微有些肤浅和不能令人信服。我至少希望能够表明，有很多重要的理由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人类和技术发展的整个图景，而目前西方社会的组织就建立在这一图景之上。
如果不能深入洞察人的本质，我们就不可能理解技术在人类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然而在上个世纪，对人的本质的洞察却被遮蔽了，因为对人的本质的洞察受制于社会环境。在现有的社会环境中，由于大量新的机械发明突然涌现，淘汰了很多古代的方法和制度，改变了我们有关人类限度和技术可能性的概念。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习惯于将人定义为使用工具的动物。这种定义对于柏拉图来说是陌生的。柏拉图既把人类脱离原始状态归功于马西亚斯和俄耳甫斯，也归功于普罗米修斯和海菲斯特斯，而海菲斯特斯是铁匠之神。但是，由于把人描述为本质上是使用工具和制造工具的动物，而这种观点又被广为接受，因此，只要是在头盖骨的碎片(例如李奇博士发现的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ines])旁边有一些略微磨制过的石头，人们认为这就足以把这种动物视为原人(Protohuman)，全然不顾早期猿猴和人在解剖学上的明显差别，也全然不顾一百万年之后石器没有明显改进这一更具负面意义的事实。
很多人类学家关注保存下来的石器物品，无端地将制造和使用工具看作是人类高级智能发展的原因，没有看到这种初级制造活动中的运动感觉协调并不需要或导致任何明显的大脑发育。南非人猿(the Subhominids of South Africa)的脑容量只有智人(homo sapiens)的三分之一，实际上还不如很多猿猴。正如恩斯特·迈尔博士最近指出的，制造工具的能力既不需要早期人类丰富的大脑容量，也不会导致早期人类大脑容量的增长。
在解释人类本质时犯的第二个错误更加难以宽恕，那就是目前流行的用现代人对工具、机器和技术掌控的过渡关注，来解读史前史的阶段。其他灵长目动物也拥有早期人类的工具和武器，例如牙齿、指甲和拳头。在人类能够制造出比这些器官更有效的石器之前，还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我个人认为，人类在没有外在工具的情况下能够生存下去的可能性，赋予了人类充裕的时间来发展文化中的非物质成分，而文化中的这些非物质成分最终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技术。
人类学家由于从一开始就把工具制造作为旧石器时期人类生存发展的中心，所以他们就贬低或忽视了大量其他的设备，这些设备虽然较少发生变化，但同样是精巧和有用的，其他物种一直以来都比人类拥有更多这样的设备。尽管塞斯(R.U. Sayce)、D·福德(C. Daryll Forde)、勒鲁瓦-古朗都提供了一些这方面的证据，但是仍然有一种保守的趋势特别关注技术中的工具和机器，完全忽视了同样重要的容器。这种观点没有注意到容器的作用，这些容器包括:炉膛、贮藏阱、棚屋、壶、陷阱、篮子、箱柜、牛栏以及随后发明的沟渠、蓄水池、运河和城市。这些固定的容器在每一种技术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不仅仅是在今天的高压变压器、大型化学容器和原子反应堆中发挥作用。
在每一种对技术的详细定义中，很明显的一点是，人类的祖先只有到了智人阶段才能够制造工具，而一些昆虫、鸟和哺乳动物在构造容器方面比人类的祖先做出了更大的创新。想一想这些动物建造的复杂的巢穴和凉亭、海狸的水坝、符合几何学规律的蜂巢、具有大城市特点的蚁丘和白蚁窝，我们就会明白这一点。总之，如果单凭技术的熟练程度就足以解释人类的有机智能，那么与其他物种相比，人类无疑是小巫见大巫。由此就很容易看出，在早期技术上人类并没有独特的优势，只有考虑到语言符号、社会组织和审美设计之后，人类的优势才体现出来。正是在这一点上，符号制造远远超越了工具制造，而这反过来又孕育了更精巧的技术工具。
在文章的开始，我已经指出，人类在制造工具或使用工具方面并没有特殊的优势。或者甚至可以说，人类拥有一种更重要的多用途工具，这要比此后任何其他的工具组合更重要，这就是由大脑驱动的整个身体，这包括身体的每个部分，而不仅仅是那些用于制造手斧和木质梭镖的感觉运动行为。为了弥补人类极端落后的功能，早期人类拥有一种更重要的财富，这扩大了人类的整个技术视野:人的身体没有用于任何特定的单一活动，而恰恰因为人的身体是易变的和脆弱的，因此就更能充分有效地利用更多的外在环境和同样丰富的内在心理资源。
借助于高度发达的、持续活动的大脑，人类获取了比单纯动物生存层次更多的心理能量。与此相应，出于疏导这些能量的需要，人类就不仅局限于寻找食物和繁殖，而是寻找能够将这种能量更直接地和更建设性地转换成恰当的文化(即符号)形式的生存模式。提高生活质量的文化“工作”必然先于实用的手工工作。这一更丰富的领域所涉及到的远非制造和使用工具中手、肌肉和眼睛的训练，它同样需要对所有人类生物功能的控制，其中包括人类的食欲、排泄器官、亢奋的情绪、普遍的性活动、痛苦和美梦。即使是手也不仅仅是粗糙的劳动工具，它要抚摸爱人的身体、给婴儿喂奶、做出有意义的手势，或者在规整的舞蹈和共享的仪式上表达对生命或死亡、沉淀的过去或不可知未来的不可言传的情绪。工具技术和由此发展起来的机械技术仅仅是应用生物学的特殊部分，而应用生物学意味着人为了生存所需要的全部装备。
按照这种解释，有人可能会提出疑问，这正如罗伯特·布雷伍德所指出的，在人类早期工具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标准化模式和重复规律是否只是来自于工具制造。是不是这些标准化模式和重复规律也来自于、甚至更多地来自于仪式、歌唱和舞蹈等形式?这些形式在原始人类中就已经很完善，与他们的工具相比，这些形式也非常的精巧。事实上，从霍卡特(A. M. Hocart)开始，就有大量证据表明，仪式中的中规中矩先于劳动中的机械形式。即使是劳动的严格分工也是来自于仪式流程中的职责划分。这些事实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一般人很容易对提高生活质量的单纯机械劳动感到厌烦，但是却很愿意不断重复一些有意义的仪式，直至筋疲力尽。我在《技术与文明》(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1934)中已经指出，技术受益于游戏、玩玩具、神话、幻想、巫术和宗教仪式，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足够认同。赫伊津哈在《游戏的人》(Homo Ludens)中走得更远，将游戏本身当作影响所有文化的基本因素。
狭义技术意义上的工具制造确实可以追溯到我们非洲的原始祖先。但是，旧石器时代文化(Clactonian)和欧洲石器时代早期文化(Acheulian)中的技术设施还非常有限，直到神经系统接近智人而不是远古人类的更聪明的物种出现，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这类更聪明的物种不仅使用他们的手和腿，而且使用了他们的整个身体和大脑，不仅将身体和大脑投射到物质设备中，而且还投射到更加符号化的非实用形式中。
在对老生常谈的技术观的这场修订中，我将进一步地提出，在人类发展的每一阶段中，技术的扩展和转化较少用于直接提高食物供给或征服自然的目的，较多用于利用自身内在丰富的资源和表达潜在的超机体的潜能的目的。在不受到恶劣环境的威胁时，人类异常丰富的、极端活跃的神经组织尽管总是非理性的和无法控制的，但是对于人类的生存来说，这可能是一种障碍而不是帮助。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与控制外在环境相比，人类通过编织一种共同的符号文化来控制他的心理状态，就成了一种更迫切的需要。就像有人就此推断的那样，这是更需要做的事情。
语言是人类表述和传达意义的更为基本的形式的最终交汇点。按照上面的解释，对于人类的进一步发展来说，语言的出现无疑要比用石头磨制手斧更为重要。与使用工具所需要的相对简单的协调相比，完成有声言语所需要的多种器官的密切配合是一种更大的进步，并且肯定占用了早期人类大部分的时间、能量和精力。因为在文明初露端倪时，语言作为一种集体的产物，与古代非洲或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的各种工具相比，无疑要更加复杂和精密。只有当知识和实践能够以符号的形式保存，并能一代代口头相传时，才能使每一种鲜活的文化成就不至于随着时间的流逝或上一代人的去世而消亡。也只有这样，动植物的畜养才成为可能。还需要我提醒诸位，后来的技术转化几乎是借助于挖掘棍、斧头和鹤嘴锄来完成的吗?就像手推车轮一样，犁也是后来出现的，并对大面积的谷物耕种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将人首先视为制造工具的动物就错失了人类史前史的重要篇章，而人类决定性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在这时候发生的。不同于这种以工具为主导的解释模式，如今的观点认为，人是卓越的使用头脑、创造符号和自我控制的动物;人类所有活动主要发生在他的有机体中。人只有首先对自己做些什么，才能对周围的世界做点什么。
当然，在这种自我发现和自我转化的过程中，狭义意义上的技术是人类的辅助性工具，但不是人类发展的主要驱动者;因为技术至今也没有脱离更大的文化整体，也没有主导所有其他的制度。早期人类最重要的发展是建立在安德烈·瓦兰纳卡(André Varagnac)恰当地称作“身体技术”之上的:在头脑还没有借助于符号和意象的发展来制造出更灵巧的技术工具之前，人类就利用他高度可塑性的身体能力，来表达头脑中还没有成形和没有统一的思想。在人类起源的开端处，不是更有效的工具，而是符号表达的意义模式的建立，才是智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但是很遗憾，19 世纪流行的关于人的观念是将人视为重要的工具制造者(homo faber)，而不是使用头脑的智人。众所周知，阿尔塔米拉洞穴中首次发现的艺术作品被当作骗局而遭到废弃，因为最重要的古人种学者最近发现了冰河世纪猎人的武器和工具，他们不承认那时候的人类还有闲暇或想法去从事艺术创作——不光是不能创作一些粗糙的图画，而且也没有高级的观察和抽象能力。
但是，当我们将奥瑞纳文化和马格达林文化的雕刻和绘画，与这些文化中留存下来的技术设备相比较时，谁能分得清到底是艺术还是技术表征着这些文化的更高级的发展?索鲁特文化(Solutrean)时期精雕细琢的桂冠(laurel-leaf points)也是由具备审美情趣的工匠所制造的。古希腊在使用“技术”(technics)一词时，没有在工业生产和艺术之间做出区分;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中，生产和艺术是密不可分的，它们一方面尊重客观条件和功能，另一方面对主观的需要做出反应，表达共同的情感和意义。
我们的时代还没有克服一种特殊的功利主义的偏见，这种偏见把技术发明作为第一需求，将审美表达作为第二需求、甚至是可有可无的需求;这意味着我们仍需要承认，直到我们的时代，技术才是起源于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利用了人的各种聪明才智，实现了人的大部分生物学的、生态学的和社会心理的潜能。
即使在最早的阶段，狩猎和觅食也不需要太多工具，而是需要对动物的习性和栖息地有很好的了解，并且还要广泛尝试各种植物和精确解释各种食物、药物和毒药对人类有机体的影响。如果欧凯斯·艾姆斯(Oakes Ames)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园艺肯定要早于稼穑数千年，味道和形态美跟食物的价值同样重要;因此，除了谷物以外，最早的种植是根据花朵的颜色和形态，以及花朵的香味、纹理和香馥来衡量的，而不仅仅是根据营养来衡量的。埃德加·安德森(Edgar Anderson)指出，新石器时代的花园就像今天很多素朴文化中的花园一样，也许混杂着能吃的植物、当作染料的植物、药用植物和观赏植物。所有这些植物对生活来说都是同样重要的。
与此类似，早期人类的很多大胆技术实验都不是出于控制外在环境的目的:他们关注的是对身体构造的改变和身体表面的修饰，以便强调性的成分、自我表达或群体认同。布鲁耶(AbbéBreuil)在莫斯特文化中就已经发现了这些实践的证据，这一特点也适用于装潢和外科学的发展。
坦率地说，石器物品很容易表明工具和武器主导了人类的技术装备，但是实际上，它们只是构成了应用生物学集合的一小部分;生存斗争尽管有时候很艰苦，但是却没有耗尽早期人类的能量和活力，也没有消除赋予生活以秩序和意义的更高需求。在这种更进一步的努力中，仪式、舞蹈、唱歌、绘画、雕刻以及最重要的语言，都长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因此，从起源上来说，技术与整个人类的本质有关。最初的技术是以生活为中心的，而不仅仅局限于劳动，也很少是以生产为中心或者以力量为中心的。就像在所有的生态复合体中一样，人类的各种兴趣和目的，连同有机的需求一起，抑制了任何单一成分的过渡发展。至于驯化动植物这种早期最伟大的技术成就，它的进步基本上不归功于新的工具，尽管驯化动植物肯定促进了陶器的发展、保持了农业的繁荣。但是，从哈恩(Eduard Hahn)和利维(Levy)之后，我们现在逐渐认识到，新石器时代的驯化主要归功于在所有言行中对性征的强烈关注，这一点最开始表现在宗教和仪式中，如今在一些崇拜对象和象征艺术中仍然大量存在。植物选种、杂交、受精、施肥、播种、去掉雄蕊都是想象中性意识的产物，这方面的第一个证据就是几千年前旧石器时代充满性象征的维纳斯(Venuses)雕像。
但是，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以生活为中心的经济，也就是一种真正的应用生物学，在一系列激进的技术和社会变革中受到了挑战和部分被取代。大约五千年前，一种单一的技术(monotechnics)开始出现，这种技术在一种严格的机械模式中，通过对日常工作活动的有系统的组织，致力于增加权力和财富。由此也就出现了一种关于人的本质的新概念，在这种新概念中，强调的是对自然能量、宇宙和人的开发，脱离了发展和繁殖的过程。在埃及，奥西里斯(Osiris)象征着古老的、多产的、以生活为指向的技术;太阳神(Atum-Re)则不用交媾就从自己的精液中创造了世界，他代表了以机械为中心的技术。通过人的无情统治和机械组织，权力的扩张优先于生活质量的升华和提高。
这一变化的主要标志就是第一个复杂的、大功率机器的建立，随后就开始了一种新的政权。在这种新的政权中，工作只专注于单一的特定任务，脱离了其他生物的和社会的活动。这种工作不仅占据了日常的全部劳动，而且逐步垄断了整个生活。随后的所有文明社会都采纳了这种新的政权，尽管一些更古老的文明不情愿这样做。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从这一基点出发，导致了所有生产的逐步机械化和自动化。随着第一台复合机器的装配，工作有意识地脱离了生活的其他方面，成了一种诅咒、负担、牺牲和惩罚形式;作为对此的补偿，这种新的政权随之唤醒了不劳而获的美梦，不仅希图脱离奴役，而且脱离工作本身。这些古老的梦想首先表现在神话中，却迟迟未能实现，但是现在却主导了我们的时代。
我这里所说的机器从来没有在任何考古学的挖掘中发现，原因很简单:它几乎完全是由不同的人所组成的。这些人聚合在一种等级组织中，由一个独裁的君主所统治。君主的命令由僧侣联盟、武装军队和官僚体制所支撑，保障机器的所有成分服从统一的命令。让我们称这种原型的集合机器为巨机器(Megamachine)，这是人类为以后所有的特定机器所建立的模型。这种新型机器远远比如今陶工所使用的转轮或弓钻还复杂，在十四世纪机械钟发明之前，它一直都是最先进的机器。
只有借助这种高性能机器的精心发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金字塔时代的巨大工程才会产生，而且通常经过一代人的努力就能完成。这种新的技术在胡夫金字塔的建造中达到的第一个高峰:正如布雷斯特德(J. H. Breasted)所指出的，胡夫金字塔的结构达到了钟表制造的精确标准。专业化的、分工协作的劳动小组通过作为统一的机械组织来运作，十万个在金字塔上劳动的工人就能产生一万马力的能量。只是凭借这种人的机制，仅仅用最简单的石制工具和铜制工具，无需借助于像轮子、马车、滑轮、起重机或绞车等其他可有可无的机器，就能建造起这种巨大的结构。
对于这种权力机器，有两个特点需要注意，因为这两个特点到人类发展的今天也一直存在。第一个特点是，机器组织者的权力和权威来源于宇宙。这种劳动机器的测量中的精确性、抽象的机械秩序、强制的规律性，都直接来自于天文学的观测和抽象的数学计算;这种表现在历法中的不变的、可预测的秩序，随后转化为对人的严格控制。通过神圣统治和残暴的军事统治的结合，大部分人都要在刻板的重复劳动中忍受贫穷的煎熬和强迫劳动，以便保障神圣或半神圣的统治者和随从人员的“生活、奢侈和健康”。
第二个特点是，由人组成的机器所存在的严重的社会缺陷，在一定程度上由机器在洪水疏导、农作物生产和城市建设等方面所取得的出色成就所弥补，而这些成就实际上使整个社会都受益。这就为所有人类文化领域的扩张建立了基础，这些领域包括碑刻艺术、编篡法律条文以及有系统的从事思想研究和将这些思想永久记录下来。巨机器以新的形式在我们的时代重新建立起来之前，那种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以及在随后的印度、中国、安第斯山脉和玛雅文化中所实现的秩序、集体保障和丰裕都没有被超越过。但是从本质上来说，机器已经脱离了人类的其他功能和目的，转向了提高机械力量和秩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巨机器在埃及留下的最终产物是坟墓、墓地和木乃伊，后来的亚述和其他地方的丧失人性的效率所遗留下来的主要证据是城市废墟和土壤污染，这一点很具有代表性。
总之，现代经济学家最近所说的“机器时代”(Machine Age)不是起源于十八世纪，而恰恰出现在文明的开端处。机器时代的所有突出特征从一开始就存在于集合机器的手段和目的中。凯恩斯(Keynes)曾经敏锐地指出，“建造金字塔”是对抗高度机械化技术的盲目生产力的有效手段，这一观点不仅适用于古代社会，也适用于现代社会;从今天的神学和宇宙学的观点来看，太空火箭不正是静止不动的埃及金字塔的翻版吗?两者都是耗费巨资来保障少数受益人通向天国道路的设备，同时附带地保持着受到自身过渡生产力威胁的经济结构的平衡。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劳动机器有助于大型设施的建设，但是小规模的社区根本无法企及这类设施，更不用说建设了，因此，最惹人注目的结果都是由军事机器，在大规模的破坏和人类毁灭的活动中实现的。从对苏美尔(Sumer)的掠夺到华沙(Warsaw)和广岛(Hiroshima)的爆炸，人类历史的每一篇章都充斥着此类活动。我认为迟早我们会有勇气问我们自己:过度的权力和生产力，与同样过度的暴力和破坏之间的联姻，难道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吗?
如果巨机器不能通过提升人类的成就和志向来给整个共同体带来真正的利益，那么今天对巨机器的滥用就将是不能容忍的。从人类的角度来说，也许这些收益中最值得怀疑的就是效率中的利益，这种利益是通过在工作中一味重复刻板的动作来实现的，这实际上在新石器时代工具制造中的磨制和抛光中就已经出现。这就使文明人习惯了长期的有规律的工作，从而也就提高了每个人的生产效率。但是这种新规训的社会后果也许更有意义;因为以前一些从宗教仪式中获得的心理安慰现在只能从工作中寻找。从病理学上来讲，我们会把巨机器所施加的单调的重复劳动与一种强迫性神经症(compulsion neurosis)联系起来。然而我觉得，这些重复性劳动就像所有的仪式和限制性的规则一样，是用来减少焦虑和使工人免于潜意识的干扰，不再受新石器时代农村的传统和习惯的限制。
总之，通过劳动大军、军队，并最终通过工业和官僚组织这种衍生模式，机械化和严格控制补充并逐渐取代了宗教仪式，成了在大规模人群中应对焦虑和促进心理稳定的手段。重复性劳动进而提供了自我控制的日常手段:一个道德教化的代理要比仪式或法律更有说服力、更有效和更普遍。这种迄今为止还没有被注意到的心理上的成就，也许比生产效率中数量化的收益更重要，因为后者通常会被战争和侵略造成的绝对损失所抵消。遗憾的是，统治阶级不从事手工劳动，不受这一规训的支配;因此，就像历史记载所证实的那样，统治阶级杂乱无章的幻想要在现实中寻找发泄的途径，由此就导致了那些破坏性的和毁灭性的野蛮活动。
既然指出了这一过程已经开始，那么很遗憾，我必须忽略过去五千年间一直在发挥作用的实际的制度力量，转而分析当今时代。如今，古代应用生物学的模式或者受到压制，或者被取代，巨机器本身的过渡扩张以逐步强制的形式，成为了科学和技术不断进步的条件。这种对巨机器的无条件的信奉被很多人认为是人类生存的主要目的。
但是，如果我试图展示的这些线索是有用的，那么过去三个世纪中科学和技术变革的很多方面就需要进一步地重新解释和慎重考虑。因为至少我们需要解释，为什么技术发展的整个过程变得越来越具有强制性和极权主义色彩，而且从人的角度来看，变得具有压迫性和可怕的非理性，并且对不能纳入到机器中的生活的更自发的表现形式怀有深深的敌意。
在接受所有的有机过程、生物功能和人类智能最终转化为一种受外在控制的、逐步自动化和自我扩展的机械系统之前，我们最好来重新研究一下整个系统的意识形态基础。这一系统过渡偏重于集权化的权力和外在控制。事实上，难道我们不需要问问我们自己，这一系统所可能导致的结果是否与人类特殊潜能的进一步发展相一致?
现在考虑一下在我们面前的另一种选择。如果像现在的理论所假设的那样，人实际上是制造和使用工具主导了自身发展的动物，那么我们有什么正当的理由剥夺历史上与农业和制造有关的人类的各种自发的活动，让剩余的大部分工人只从事看管按钮和表盘的琐碎工作，只对单向的交流和远程控制做出反应?如果人类的智能确实主要来自于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的习性，那么我们按照什么逻辑剥夺人类的工具，使他们只接受巨机器赋予他们的功能，变成了不具备任何功能和没有工作的存在者:成为一个机器人大系统中的机器人，注定要被强制消费，就像他以前注定要被强制劳动一样? 如果一个个自发的功能或者被机器所接管，或者像做外科手术一样被移除，甚至从遗传上被改变，那么实际上人的生活中还剩下什么来适应巨机器?
但是，如果现在这种根据与技术的关系对人类发展所做的分析是合理的，那么就还需要进行一种更根本的批判。因为我们必须接着质疑现有的科学和教育思维方式的基础合理性。这种思维方式正在迫使人类活动的领域从有机环境、社会群体和人的个性转向巨机器。巨机器脱离了有机存在的限度和限制，成了人类智力的最终代表。这种以机器为中心的形而上学欢迎这种替换;从古代金字塔时代到核能时代都是如此。上个世纪取得的关于人的生物学起源和历史发展的巨大知识进步质疑了这一不可靠的和不充分的(underdimensioned)的思维方式，一起遭到质疑的还有这种思维方式的似是而非的社会假设和“道德”律令，而17 世纪以来科学和技术的宏大结构就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
从我们如今有利的观点来看，自金字塔时代之前开始，巨机器的发明者和控制者实际上都被全知和全能的错觉所困扰，不管这些错觉是直接显示出来的还是想象中的。这些最初的错觉并没有变得更理性，如今依然还是精确科学和高能量技术的巨大动力。原子能时代关于绝对权力、绝对可靠的计算机智能和无限扩张的生产力的概念，在一种全面控制的系统中达到了顶峰。这种全面控制的系统是由军事-科学-工业精英们实施的，与铜器时代(Bronze Age)的神圣王权概念相对应。这种权力根据自身的逻辑取得成功，必然会破坏所有物种和群落之间的共生合作，而这种共生合作对于人的生存和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有这些意识形态都隶属于早期以人作为祭品的巫术-宗教图式。就像亚哈船长对白鲸的追杀一样，科学和技术的手段完全是理性的，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疯狂的。
我们现在知道，活生生的有机体只能应用有限的能量，就像活生生的人只能使用有限的知识和经验一样。“过多”或“过少”对于有机生存来说都同样具有毁灭性。如果过多复杂抽象的知识脱离了感情、道德评价、历史经验和有责任有目的的活动，也会在个人和群体中产生严重的不均衡。有机体、社会和个人就是调控能量和使这些能量服务于生活的精巧设备。
就我们的巨技术在对所有活生生的有机体的本质的理解中忽视了这些最根本的洞察而言，即使它不是非理性的，它实际上还是前科学的:一种延滞和退化的活生生的代表。当理解了这一弱点的含意，对巨机器的有意识的、大范围的瓦解就必然会在所有制度层面上发生，重新将权力和权威分配给更小的单位，更加有利于人的直接控制。
如果技术重新用于人类的发展，那么前进的道路就不会导向巨机器的进一步扩张，而是导向对有机环境和个人的精心呵护，而在此之前，为了扩张巨机器的统治，有机环境和个人都受到了压制。
人类潜能的有意识表达和满足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这种方式不是将重点只放在对自然力量的控制和人的能力的改变上，以达到促进和扩张控制体系的目的。我们现在知道，游戏、体育运动、宗教仪式和梦想，跟有组织的劳动一样，不光对技术，而且对人类文化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幻想不能长期作为生产劳动的有效替代品:就像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描写的“割草问题”一样，只有当游戏和劳动都成为有机文化整体的部分时，人类全面发展的各方面要求才能得到满足。没有严肃负责任的劳动，人就会逐步失去对现实的掌控。
巨机器和自动化的主要贡献不是从工作中解放出来，而是为了工作而解放，因为在自愿的基础上，更需要教育背景、更依赖于头脑和更加使自己受益的工作，可能成为以生活为中心的技术的最有益的贡献。这被证明是对普遍自动化的必不可少的平衡:这部分是通过保护失业工人免于厌烦和绝望来实现的，要不然他们只能服用麻醉剂、镇定剂和***来临时减轻痛苦;部分是通过使建设性的激励、自治的功能和有意义的活动发挥更大作用来实现的。
通过解除对巨机器的盲目依赖，整个应用生物学领域将变得对人更加开放;人性中那些因为没有得到充分应用而残缺或退化的部分，将比以前发挥更有效的作用。自动化确实是纯粹机械系统的必然结果;这些精巧的机械装置一旦物尽其用，服从于人类的其他目的，就会像反射、荷尔蒙和自治的神经系统(这是自然界在自动化上的最早实验)服务于人的身体一样，有效地服务于人类群体。但是自治、自我导向和自我满足是有机体的固有目标;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在人类发展的每一阶段中，发挥人类个性的每一方面的作用，而不是仅仅发挥那些服务于巨机器的科学和技术要求的功能的作用，来重新建立这一至关重要的协调。
我深知，在提出了这些困难的问题之后，我也没有能力给出现成的答案，也不意味着很快能找到这些答案。我们如今对机器的彻底依赖，大部分原因是我们对早期技术发展的单向度的解释，现在应该改变这种态度，更充分地解释人的本质和技术环境之间的关系，因为两者是共同进化的。这只是朝向多方面转化人的自我意识、工作和生活环境的第一步——即使现在占主导的惰性力量被克服以后，这也许还需要经过很多世纪的努力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