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拉图尔:资本主义的情感冲击

选自《生产》(第十二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 
“如果世界是一家银行的话,他们早就使之摆脱困境了”——这是绿色和平激进分子最近的一句口号。这句话并不好笑,反而无比真实,因为它道出了众人在智识层面的堕落。其灰暗、其真实不亚于詹明信(Frederick Jameson)的名言:“事到如今,想象世界末日倒比想象资本主义末日更简单了。” 
如果将世界(众人栖居的所在)称作“第一自然”,将资本主义称作“第二自然”(因为我们对之早已习以为常,资本主义早已成为自然而然的存在),那么上述说法的意义就在于,相较于第一自然,第二自然更加固若金汤,而第一自然则更加转瞬即逝。这很好理解:彼岸的超验世界总是比此岸的尘世纷扰更加接近永恒。但其中新意在于,此处的彼岸世界已经不再是拯救与永恒的彼岸,而是由经济问题构成的彼岸。对此,马克思可能会说,银行早已鸠占鹊巢,将超验领域据为己有。在一系列出人意料的转变之后,经济已经不再意味着实实在在的物质世界,也不再意味着对尘世利益与现实真相的追寻,经济如今成了终极与绝对的领域。还记得耶稣对一众门徒说过的话吗?“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马太福音》2435)其实我们都理解错了:耶稣所谓“不能废去”的“话”显然指的是资本主义法则。 
转瞬即逝之物成了神圣永驻之物,这一转变已经不再是个笑话。澳大利亚大选之后,所谓“澳式‘花样作死’”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首相托尼·艾伯特(Tony Abbott)已经不再满足于打破那些能让选民认识到全球气候变迁的科学机构、科学体制乃至科学仪器,他还要逐一摧毁大部分的人文社会科学院系。这一做法很有道理:如果你是澳大利亚人,面对未来,最理性的做法可能就是放弃思考。“放弃思考”似乎已经成了当今世界的口号:仅在美国,每年就有大约十亿美元(没错,十亿美元)支出用于迷惑人们忽略气候变迁的人为因素。以前,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一直在抱怨研究经费太少,但他们从未想到,如今人们会挥霍大笔钞票,只为忘却既有的知识。过去,批判思考意味着面向未来,意味着让自己摆脱往日的蒙昧状态;而现在,人们反倒要花钱让自己变得比过去更加蒙昧!罗伯特·普罗克特(Robert Proctor)的“比较无知学”(Agnotology,该学科研究无知的产生)已经成为当代最重要的显学。正因有了这门伟大的学问,众人终于能在心里高呼:“账户无虞,随它陆沉也罢!”现在,人类智慧已经沦为阻止思考的力量,在其作用下,芸芸众生盲目而莽撞地奋力前行。此情此景之下,继续思考就成了一份艰巨无比的任务。  
那么,在第二自然当中,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局面,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对身处于尘世的现状如此盲目?这正是我们想要探讨的问题。 
我所谓的“资本主义”指的不是世界上的某种事物或现象,而是思考某类问题时受到的情感冲击——当我们在“好”与“坏”之间寻求平衡时,总会发现凄惨奢华的奇异交织。一旦我们试图理清这一现象,就会受到资本主义的情感冲击。物质的丰饶让数十亿人类摆脱了贫穷,但还有另外数十亿人仍然处在贫穷的惨境之中。前者让我们情绪激昂,后者又让我们感到苦闷甚至愤怒,而“资本主义”指的正是这种激昂与愤懑交织的状态。探讨经济问题时的无助感尤其让我感到困惑,这种无助感完全不同于科学与政治带给人的冲击——在我看来,科学与政治能为我们提供全新的对策,开启全新的可能。当有人要求或号召我们同资本主义进行斗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为什么我竟感到如此无助?面对这一问题,我将首先讨论所谓资本主义的情感冲击。也就是说,想到资本主义,从未因资本主义财富而获益的大多数人会感到无助,而少数获益者则会在情绪激昂的同时感到深深的冷漠。正因如此,每当用“资本主义”去理解、解释世事的时候,我们总会感到无法撼动的必然性,无所逃遁、无法扭转之事带来的无助感。但在另一方面,面对资本主义的长期后果,我们看到了无限的可能,却又感到无比的冷漠 
面对第二自然,宿命悲观同狂妄自大奇异地交织纠缠在一起。然而,人类最初面对第一自然时一定不是这样:无助绝望也好,极度激昂交织着无比冷漠也罢,这些情感都不足以让人类在地球上繁衍生息如此之久。人类之所以能够在地球上生存,正是凭借着坚定的实用态度:一方面对人类智慧怀有审慎的信心,另一方面又对自然的力量心怀敬畏,由此如履薄冰,对人类脆弱的成就加以悉心呵护——这些,正是人类面对第一自然时的明智之举。换言之,这就是小心谨慎:脚踏实地,认清世界的重重危险与无限可能。对此,只要读一读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或是任何关于“石器时代经济学”的人类学著述就能明白。 
人们常说,第二自然之所以如此坚固、如此超验,就是因为主宰第二自然的“经济学法则”同“物理学法则”一样坚固、永恒。几天前,法国的电台节目里还在重复着这一套陈词滥调。但事到如今,我们似乎已经很难协调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的法则了:显然,气候科学家一直在用物理学法则解释第一自然当中的现象,而否认气候变迁的人们又一直在用统摄第二自然的经济学法则来抗拒主宰地球的物理学法则。在某一阵营的法则体系中,二氧化碳对气候变迁而言毫无意义;而在另一阵营的法则体系中,二氧化碳却是造成气候变迁的主要原因——多么混乱的局面!我们是否应当说,相较于主宰第一自然的法则,我们更加了解统摄第二自然的法则?是否应当说,经济学家发现了某种确定性,某种毋庸置疑的、优于物理学法则的经济学法则?难道经济学家的二氧化碳比气候学家的二氧化碳更加真实?果如此,绿色和平组织的口号可能真的没错:“如果世界是一家银行的话,他们早就使之摆脱困境了。” 
事实显然并非如此——任何实证科学家(无论是生物学家、化学家还是物理学家)甚至实证经济学家都明白这一点。实验、计算也好,运用自然(此处指第一自然)法则也罢,这些实践都会让人感到无助,也不会给人带来面对铁律的感觉。恰恰相反,实验科学家的口号即便不是奥巴马的“我们能做到!”,也至少是“我们可以做到!”而且,同行之间的讨论交流同样也会大有裨益。距离科学越近,可能性就越丰富;同第一自然联系越紧密,惊喜与新奇事物也就越多,行动也会越来越游刃有余。这不就是我们阅读、书写科学文献时的感受吗?在科学领域,必然性会催生无限可能。 
但是,为什么在第二自然领域,必然性只会摧毁可能性,为什么必然性在这里只会让人感到极度无助?提到资本主义,人们的潜台词为什么总是“抱歉,别无他法?”经济学家之间同样争论不休,所以当我们面对第二自然的法则时,让人感到无助的并不是经济学家的一致看法——想想杜鲁门总统的名言:“请为我找一位独臂的经济学家吧!”之所以这么说,因为他受够了经济顾问的套话:“一方面(字面意义是‘一只手上’)如何如何,另一方面又如何如何”。但即便如此,无助感仍然无法改变。尽管经济学家同样受到资本主义的冲击影响,但是,经济学研究成果之所以总是有种宿命感,经济学家自己不会是唯一的原因。 
为什么一提到现代化,就让人联想起无法摆脱的宿命?吊诡的是,现代化正是(至少曾经是)以全然反宿命之姿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资本主义当中肯定包含着某种极具毒害的思维,以至于想象其他路线都成了不可思议之事。 
关于资本主义这一“毒草”的历史,研究著作已经汗牛充栋。究其根本,资本主义的两极效应(为某些人带来无限的可能,同时又让其他大多数人陷入难以改变的绝望宿命)同商业活动一样古老。很久以前,费南德·布劳岱尔(Fernand Braudel)就已经指出,市场会造成这样一种状况:商人可能会将亲友视作陌生人,却将陌生人视作朋辈知己,而金融工具的出现则会加剧这一状况。所以,资本主义寄生于商业市场,又侵蚀、扭曲了市场。如布劳岱尔所言,市场与资本主义的运作分别有赖于全然相反的两种激情。近来,大卫·格莱伯(David Graeber)向我们指出了军队、债务、国家、金钱与市场之间的密切关系,直至今日,这一古老的关系仍然是国家-市场复合体最深处的运作逻辑。 
朋友-陌生人、内在-外在、咫尺-天涯之间的地位转换正是资本主义侵蚀时空的表现,借用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说法,直到18世纪,各国社会都在竭力抵制这一侵蚀,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按照波兰尼的说法,三大因素的偶然串联打破了这种抵制:其一是蒸汽机,其出现大大扩张了生产的规模,从而也大大拓展了资本主义的时空影响;其二,则是自我调节装置的技术模型,这一模型的雏形不过是瓦特(Watt)发明的离心调节器;其三,则是新兴学科经济学的迅速崛起,福柯已经有力地阐明,这一学科的内部运作机制完全不受外界干扰。此外,我们不应忽视殖民帝国势如破竹的攻城略地——各大帝国必须向他国扩张,实践各类本来无处实施的乌托邦理念。时至今日,关于扩张的问题仍然存在:在没有多余地区可以殖民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多少个星球来扩张?2个,2.5个,4个还是5个? 
回顾这一漫长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经济学思想的发展历史正是该学科保护层不断加厚的历史,随着经济学保护层的不断加厚,外人(无论是专业政客还是普通民众)越来越不可能干预、插手经济学事务。一旦成了免受质疑、无人干扰的领域,经济学就成了某种独立自足的自然王国。自从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以来,人们已经注意到了这一自然化进程,并已对此提出批判。在“看不见的手”这一比喻中,我们不难看出上帝之手的形象,而“请勿动手!”的标语则向那些试图插手经济学事务的人类发出了更为明确、更为具体的警告。我们面临的是自然、自足、自主的自然王国,它摆脱了所有的人为干预。到了19世纪,达尔文已将马尔萨斯(Malthus)意义上“腥牙血爪”的自然形象还给了第一自然,但不久之后,这一形象又从第一自然转向了第二自然。问题关键在于,改善工人的悲惨处境、拯救失败者的命运,这一愿望非但不可能实现,而且成了不道德的行为。自此之后,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了我们的第二自然。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两大自然的的特征属性发生了对调:第一自然进入了人类本位纪时代,在其中,我们已经难以区分人类活动与自然力量,而临界点、峰值、风暴、灾难则无处不在。相形之下,第二自然成了岿然不动、超越时空、独立自主的自然王国,几条无可置疑的基本法则支撑着这一自然,使之成为政治行为与人类活动全然无法染指的领域。如今,第二自然已经完全不同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勾勒的自然。如果诚如詹姆士·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所言,盖亚(Gaia)即将复仇,资本主义乃至人类都将面临灭顶之灾,遵循“丛林法则”又有什么意义呢!人们似乎不愿意谈论“丛林法则”的益处。 
最近,蒂莫西·米切尔(Timothy Mitchell)在《碳民主》(Carbon Democracy)中指出,1945年,正当第一自然的极限愈见明显之时,人们一劳永逸地发明了“经济”概念。所谓“经济”,指的是一个无限、无垠的领域,它完全不受尘世纷争的干扰,也不受任何界限的限制。换言之,“经济”自足、自洽、自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独立领域。战前的“政治经济”当中仍有诸如“缺乏”或“稀缺物资分配”之类的概念,如今的“经济”则摆脱了所有的限制。多米尼克·佩斯特(Dominique Pestre)指出,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的第一份报告试图利用第一自然来影响、约束第二自然,却再度加剧了经济摆脱限制、无限扩张的历史进程。短短几年之内,界限消失无踪,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之间的纽带也荡然无存。 
事到如今,詹明信的话果真成了现实:相较于地球物理学、地球生物学之类一直试图跟上人类本位纪时代(换言之,就是契合人类活动)的学问,资本主义法则成了更坚固、更重要、更不受限制甚至更为超验的法则。回顾19世纪的时局变幻,卡尔·波兰尼将经济学称作“世俗宗教”。可悲的是他竟然坚信,1949年《巨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一书出版时,这一世俗宗教已然名誉扫地。波兰尼没有想到的是,到了20世纪末,经济学这一宗教将会经历“巨变”,最终达成自身的超验目标,永远实现王道乐土的古老应许。那时,最后的宿敌共产主义也已消失无踪,经济学终于实现了自身的超验地位,成为了无限无垠、不受约束的自足王国。 
然而,我们时代的巨大反讽就在于,资本主义登峰造极之时,生态变化也对人类发出了警告,人类又将面临一轮更加棘手的“巨变”。如今,两个自然的角色地位已经发生了彻底的逆转。如果你想了解18世纪(也就是人类本位纪时代来临前)的自然观,就去读读《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吧!现在,资本主义俨然成了全新纪的自然,而在第一自然(我们共同栖居的自然)中,科学、道德、争端、政治交织杂糅,呈现出复杂、焦虑、不安甚至永无宁日的灾难景象。历史性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地球正在经历摧枯拉朽的颠覆,而经济(第二自然)却岿然不动,如同机械装置一般稳定运作。可笑的是,如今盖亚(地球母亲)俨然成了危险的历史人物,人们再也不愿多谈达尔文或是“生存斗争”的益处了。可能正因如此,否认气候变迁的人同样也不会相信演化理论(进化论)。 
气候变迁学说招致了众多攻击,要想对此有所了解,我们根本无须大费周章:全然超验的经济学宗教如今正与无处不在的地球科学紧张对峙。“经济”仍然困在全新纪时代。澳大利亚首相托尼·阿伯特的确没错:不做思考、闭目塞听才是唯一的明智之举……拒绝、否认气候科学的研究成果,这一做法成了区分敌友的不二法门。但是问题关键在于,形容词“自然的”已经发生了语义变化。正因如此,生态学与经济学成了对立面:两者面对的“自然”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在这两者之中,谁能胜出、谁将败北,其结果将会决定我们的未来。 
凡是毒药必有解药,但怎样才能找到解药?唯有一途:剖析资本主义影响情感的方式,换言之,我们必须分析,思考“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时,我们的思维受到了怎样的影响。一提到“资本主义”,很多知识分子就会将其理解为某种“指令”,如同军乐一般的号角。然而,资本主义又是会把我们引向何方的指令呢? 
推翻资本主义并不是什么好办法。这是因为,资本主义似乎很享受遭到推翻的过程,因为攻击资本主义的人总是将其视作某种亟待完全推翻的总体体系来加以攻击。显然,越是体系完备,就越是经得住攻击,也就越是不容易遭到推翻——体系的功能就在于此!问题取决于人们理解20世纪悲惨经历的方式,但在我看来,试图“革资本主义的命”只会让资本主义更加强大。这一结局从一开始就很明显,“革资本主义的命”只会让资本主义的体系更加坚固。在追寻彻底革命的历程中,只有“彻底”一词能够坚持到最后——这是因为,“彻底革命”只会导致失败者的“彻底”失望,以及胜利者变本加厉的“彻底”极权。“资本主义”一方面带来了无限的激情,另一方面又造成了面对结局全然失望的宿命无力。因此,资本主义实则同共产主义密不可分。这一事实毫不出人意料,因为国家与市场已经成了同一猛兽的两翼。 
两翼格局仍未改变。其实,欧洲面临的新型威胁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所谓的“中国综合征”,这一现象会让人感到更加的绝望:政治自由全然缺席,亲信资本主义大行其道,生存环境全面恶化。可怕的是,这一切都打着“全盘现代化”的口号!“中国为我们指明了未来之路”——听到这话,我就感到心惊胆战,比听到托尼·阿伯特又要废除一项保护法案时还要感到恐惧。 
全盘革命是毒药而不是解药。回顾一个世纪的失败历程,如果人们认为,尽管遭受了重创,我们仍然是对的,那么全盘革命就成了更具祸害的毒药。这种思维极具危害,因为它会让人错失思维转变的契机。失败没关系,只要能够从中吸取教训。但是,我们不能罔顾失败,将其化为内心深处自以为是的自满情绪:失败并非因为我错了,我只是没能逃脱资本主义的魔爪罢了。这种罔顾现实的心理会磨蚀人们的灵魂,造成满目疮痍的政治现状。在这一思维的作用下,自诩为左翼甚至激进左翼的人们一边安于失败,一边又自以为是——没错,在自以为是的时候,他们成了同右派沆瀣一气的人。在两者的齐心协力下,资本主义的体系也变得更加牢固。同科学一样,政治也能开启可能性,政治不应让人联想起失败或无助。如果你遭遇了失败,那么亟待革命的恐怕不是什么资本主义,而是你的思维方式。如果你不断遭遇失败,却又无力扭转败局,那么事实情况可能并不是敌人过于强大,而是你喜欢、你享受、你热爱遭到打败。这种心态不是别的,而是心理疾病,或者用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的术语概括更为准确,这是精神疾病。这是精神自虐,而不是什么勇气。然而,好为人师者仍然占据着道德制高点,他们的训导毫无权威可言,其自信只是源于不断失败却又无力改变的窘境而已。 
现在我们渐渐发现,理清、摆脱“资本主义”造成的情感冲击与矛盾效应竟是如此困难。资本主义在各个方面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也引发了全方位的后果:某些人因为资本主义带来了无限机遇而感到无比欣喜;某些人因为资本主义难以改变的铁律而感到幻灭与无力;受益于资本主义的人对其长期效应感到无限鼓舞;无力扭转资本主义大势的人在挫败的同时却又怀有莫名奇妙的优越感;希望学习资本主义发展经验的人着迷于资本主义的铁律,因为资本主义似乎运行得比自然还要顺畅;曾经孕育资本主义的土壤如今已经鹊巢鸠占,人们却对此毫不在意;陌生人与邻人之间的界限已经难以分辨。最重要的是,在资本主义的摧枯拉朽之下,落后于现代化进程的人都成了失败者。其实,如今在人们心中,资本主义已经所向无敌,所以“资本主义”已经成了“一往无前的现代化进程”之同义词。面对资本主义造成的诸多后果,我只感到深深的无助。只要一想到“资本主义”,我就感到无语……最好的解药可能就是彻底摒弃这一概念。 
大家都记得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th Brumaire)中哈姆雷特的名言:“干得好,老鼹鼠!”究竟什么样的鼹鼠才能如此擅长挖掘、勇于颠覆——不是颠覆资本主义,而是扭转其情感冲击,矫正其扭曲史观,从而释放我们的激情,表达我们的愤慨?究竟有没有别的办法?解决方案似乎并非来自于资本家“自掘坟墓”的辩证发展,而是来源于第一自然。人们大费周章,只是为了免于沦为商品化的产物,但问题关键却在于脚踏实地地思考问题——想到这里,真是让人感到讽刺。但是,脚踏哪里的“实地”?面对资本主义不可一世的超验之姿,我们又该作何抵抗?  
由于时间关系,我想用提纲的形式提出另一条可能的途径。请容许我模仿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Feuerbach)的著名提纲,提出自己的十一条提纲。 
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我将从最后一条,也就是第十一条提纲开始: 
第十一条:迄今为止,经济学家只是以各种方式改变了世界,但现在的问题是理解这个世界。 
第一条:经济学及其相关知识、相关行业(如会计、营销、设计、推销、商务培训、组织研究、管理等)并不构成一门研究现实世界的科学,它们只是一系列的相关学科,其研究对象只是从社会世界、自然世界当中抽象出来的另一个世界,没有这种强行的抽象运作,这一世界可能仍然是超验的存在。 
第二条:作为一门学科,经济学促成了各类“市场组织”的具体安排,但这些事务都只涉及世俗、偶然的层面,全都极度依赖文化、法律、地理因素。正因如此,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可以将其视作某种“体系”(尤其是所谓“自然”体系)。“经济学法则”中的“法则”(law)一定要按照世俗意义上的“民法”(civil laws)来理解,换言之,世俗国家随时可以修正这些法则。因此,所谓的“法则”绝非受制于某种神祇,也绝不是属于超验世界的“律法”(Law)。 
第三条:要想对某种不公不义、岌岌可危、漏洞百出、无以为继的“体系”提出“激进的批判”,我们应当避免堕入窠臼,将斗争对象视作某种体系。这是因为,“市场组织”并不超验,也并不遵循什么超验律法,所以它们完全是可以修正、改造、打破、改革或者重组的事物。批判要想保持激进,就必须与批判对象处于同样的标准、模式、计量层次之上。一旦批判脱离对象,进入更高的层次,就无法继续保持激进——所谓的“激进”(亦即“根本”“彻底”)意味着鞭辟入里、深入问题根源 
第四条:如果说纵观历史发展进程,“经济”与“自由”一直息息相关,那么,这种自由必须延伸(没错,彻底延伸)至组成经济领域(这一人为建构的领域充满了偶然性,并且处在不断重组的过程之中)的所有要素之中:如各类装备、试验、工具、选举机制、股份等等。自由主义意味着“不放弃、不疏忽”。 
第五条:要想激进,要想自由,对经济学及其“市场组织”运作的理解分析就必须脚踏实地扎根此世。在经济领域当中,没有任何超验力量的作用,无论祂是上帝还是财神。经济学(economics)一词据说源自古希腊的“家政学”(oeconomia)、古罗马造物主的“管理学”(dispensatio),果如此,它就应当继承这一妥善安排的所有特质:搁置命运、奴役、宰制的作用,拥抱拯救的希望。在人类摆脱贫穷之后仍然言必称上苍,认为命运的力量仍然不可违逆,仍然左右人类的生存,这其实是渎神之举。 
第六条:此岸世界早已取代了彼岸超验世界的地位,因为两者的时空坐标早已发生彻底扭转。空间已经无关乎场所、土地或地点。朋辈、同胞、同侪俨然成了完完全全的陌生人。过去和未来都开始沿“斜线”对齐,仿佛未来不过是为了偿还过去欠下的债。超验世界变成了乌托邦,野蛮开始同现代化紧密相连。 
第七条:科学技术开启了无限的可能,但在另一方面,纵观经济思想发展史,经济学一直在使用所谓的“自然模型”概念,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矛盾。牛顿物理学、博物学、达尔文演化论、热力学、控制论、免疫学、计算机科学、脑科学……这些学科轮番成为解释经济力量运作的原理模型。不唯如此,它们还一一利用经济学理论来发展自身的概念,比如,“自然经济学”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说法。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早已开始互相交换概念,于是经济学命运的不可抗拒就逐渐成了毋庸置疑的观念。经济学生态化并不意味着重新诉诸自然,也不意味着让更多人不去干扰“自然圈”的自足运作。恰恰相反,所谓的生态化正是在满目疮痍的领域进行种群恢复的途径。 
第八条:“市场组织”的广泛扩张在全球范围内催生了某种超验领域:第二自然。而同第二自然针锋相对的,则是另一个更加世俗、更加普遍的地球,也就是盖亚。盖亚不同于自然,因为它有自身的历史性、反应性,也许它还有自身的敏感性,而且具有一定的力量。第二自然与盖亚之间的交锋定义了当前的时代。回到地球吧,地球人! 
第九条: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市场组织”实力扩张至全球的过程催生、塑造了各类习惯,但这些习惯当中并不包含任何原生、原始、永恒、自然、超验的成分。“经济人”的特质并非历史悠久:经济人的主体性、他们工于算计的本领、他们的认知能力、他们的热情与兴趣都是晚近历史的产物。同这些特质一样年轻的,还有经济人购买、出售、享用的“商品”,以及经济人必须赖以生存的城市基础设施与工业基础设施。迅速兴起的事物同样可能在一夕之间就荡然无存。设计出来的事物同样可能遭到重新设计。提及经济,我们总能想到各种不平等,包括“好”“坏”事物的不公分配,但这些事务当中并不存在什么命运,只有一系列难以逆转的人为产物。既然历史性已从人类活动的舞台转向了后台(亦即从第二自然转向了第一自然),激进人士就应该同地球结盟,共同反对第二自然的全球扩张。 
第十条:詹明信的真知灼见在于,资本主义当中的确存在着某种无限的力量,也就是说,它不受时空限制,也不存在目标或者目的意义上的终结。马克思早就指出,资本主义完全不受限制,因为定义资本主义扩张的循环模式使然。如同一个认为自己不朽的谵妄人类一样,无法想象自身终结(无论是在时间还是在空间中终结)的生命并不值得尊敬。正因如此,为了呼唤第一自然的复兴,我们应该大力欢迎启示录式的话语。这种话语模式有助于我们了解,资本主义的终结要比世界的终结更加现实。  
希望大家原谅我提出这十一条提纲时的强硬姿态,我只是想要突出人们对瓦莱里(Valery)名言的歪曲。瓦莱里指出:“如今我们文明人知道自己是有朽的存在了”:“如今我们自然(或者我们盖亚)知道自己是有朽的存在了”。詹明信的话让人深感不安。但是,既然历史性已经转向第一自然,我们就还有可能(也许可能性很小)成为文明社会,也就是意识到自身的有限性。很不幸,另外一种更加可能的情况则是,过度现代或者晚期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将会按照詹明信那句话的字面意义行事,将地球视作终将逝去的存在,于是利用最目空一切的地球工程手段来主宰地球、控制地球。果如此,由于这个世界并不具备成为银行的资质,“他们也不可能使之摆脱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