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范畴性再阐释的要求

本文选自[加]莫伊舍·普殊同《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康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

莫伊舍·普殊同（Moishe Postone, 1942—2018），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博士，长期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并任托马斯. E. 唐纳利讲席教授。此外，他曾任芝加哥当代理论中心联合主任之一、犹太研究中心委员会成员，以及《社会学理论》《历史与记忆》《星座：批判与民主理论国际期刊》《哲学与地理》和《历史唯物主义》等多家重要学术期刊的编委。普殊同的主要工作集中于对19至20世纪欧洲思想史与批判理论的研究，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反犹主义以及战后德国的记忆与认同问题的批判与研究。

迄今为止的讨论为重新阐释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奠定了基础。如我们所见，第一章中所引《大纲》的段落指向了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前提与传统的批判截然不同。这些段落所展示的，并非日后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更“朴素”的分析所驱除的乌托邦想象，相反，它们是理解这些分析的关键所在。它们提供了一个重新阐释马克思成熟期批判的基本范畴的起点，这一重新阐释能够克服传统马克思主义范式的局限。我对传统范式的前提条件的考察，已经揭示出了这一再阐释所必须满足的某些要求。

我已经考察了如下这类批判方式：它们以一种超历史的“劳动”观念为起点，仅仅依据分配方式来理解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关系，将体系的根本矛盾定位在分配方式与生产之间。这一考察的核心在于指出，马克思的价值范畴不应仅仅被理解为对市场调节的财富分配形式的表达。因此，一种范畴性的再阐释必须将重点放在马克思对价值与物质财富所做的区分；它必须表明，在他的分析中，价值在本质上不是一个市场范畴，同时，“价值规律”也不仅是一种一般经济均衡规律。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中，“直接劳动时间是财富生产的决定因素”。这意味着，他的价值范畴应被作为一种财富形式来考察，其特殊性是与它的时间规定相关的。要充分地重新阐释价值，必须证明价值的时间维度对马克思的批判和资本主义历史动力所具有的重要性。

与价值相关的，是劳动问题。我已经表明，如果我们认为价值范畴——因而也包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可以依据市场与私有财产而得到充分的理解，劳动的意义就似乎是明白如话的。依据这一理解，这些关系正是劳动及其产品的社会组织与分配方式；换句话说，它们外在于劳动本身。因而，资本主义劳动便被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它是一种有目的的社会活动，其中，物质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发生转变，而这是人类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由此，对劳动的理解是以一种超历史的方式进行的；具有历史差异性的，仅仅是其社会分配与管理方式。据此，劳动与生产过程便是“生产力”,它内嵌于各种不同的生产关系之中，而后者依旧外在于劳动与生产。

一种与之不同的路径将会把价值重新构造为一种历史特殊的财富形式，它并不等于物质财富。这意味着，构造价值的劳动无法被理解为一种超历史的、存在于所有社会形态中的劳动。相反，这种劳动必须被视为具有一种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所特有的社会规定性。我将通过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劳动的“二重性”这一概念的阐发，来分析这一特殊性质。这将使我得以将这种劳动与超历史的“劳动”概念区分开来。在此基础上，我将能够充分地将价值规定为一种历史特殊的财富与社会关系形式，并揭示生产过程不仅代表了生产力，同时涵括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者。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将证明，根据马克思的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是一个技术过程，相反，它被客体化的社会关系形式（价值、资本）所模铸。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的批判是一种对资本主义劳动的批判，而非仅仅是对劳动剥削与社会分配方式的批判；同时，资本主义整体性的根本矛盾应被认为内在于生产领域本身，而非一种生产领域与分配领域之间的矛盾。简单地说，我将重新规定马克思的诸范畴，其中，它们得以将社会整体性真正把握为一种矛盾——而不仅仅是涉及它与“劳动”相对立，或是被“劳动”所吸收的一个维度。借由上述对马克思的矛盾的再阐释，这一以对“劳动”概念的批判为基础的路径将得以避免批判理论的困境，并且表明，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并非“单向度的”。概念相对其对象而言的充分性由此得以保持其批判性，它不再必然是肯定性的。因此，社会批判将不必如霍克海姆所想的那样，以概念与其对象之间的分离为基础，它将以概念本身、以范畴性的形式为基础。反过来，这也重新确立了批判的自反性认识论一贯性。

我已经指出，这种充分的批判的诸范畴必须不仅要把握整体性的矛盾性质，也要把握其特有的不自由的基础。对由这些范畴所表达的社会形式的历史废除，必须被表现为一种特定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内含着自由的社会基础。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统治形式是与社会劳动形式相关的。在《大纲》中，他描述了三种基本历史社会形态。第一种形态，包括其各种变体，都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它被社会的“第二大形态”——资本主义——历史地取代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以商品形式为基础,其特点是以物的依赖体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①建构了这一“物的”依赖性的是社会；它“无非是与外表上独立的个人相对立的独立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与这些个人本身相对立而独立化的、他们互相间的生产关系”。

资本主义的特征之一是，它的本质社会关系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关系。它们并不作为直接的人际关系而存在，相反，它们是对立于个人的一套准独立的结构，一个非个人的“物的”必要性与“物的依赖性”的领域。因而，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统治形式并不直接是社会的或个人的：“这些物的依赖关系也表现出这样的情形……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资本主义是一个抽象的、非个人的统治体系。与早先的社会形态相比，人们显得更独立了；但事实上，他们臣属于一种社会统治体系，这一体系看起来并非社会的，而是“物的”。

资本主义特有的统治形式也被马克思描述为生产对人的统治：“个人从属于像命运一样存在于他们之外的社会生产；但社会生产并不从属于把这种生产当作共同财富来对待的个人。”这一段落具有核心意义。说个人从属于生产也就等于说他们是为社会劳动所统治的。这意味着，将资本主义社会统治理解为少数人对多数人及其劳动的统治与控制是不充分的。在资本主义中，社会劳动不仅是统治与剥削的对象，其本身正是统治的本质基础。资本主义特有的非个人的、抽象的、“物的”统治形式显然内在地联系着社会劳动对个人的统治。

抽象统治这一资本主义特有的统治形式不应被简单地等同于市场的运作，它不仅仅意味着资本主义中在市场中介影响下的阶级统治。这种市场中心论假定阶级统治是社会统治的永恒基础，发生变化的仅仅是其作用形式（直接作用抑或通过市场作用）。这一阐释密切联系着下述立场：它们假定“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并超历史地建构了社会，并且它们仅仅对影响“劳动”的分配方式进行批判性的检验。

在我所给出的阐释中，抽象统治的概念与上述理解截然不同。它所指的是抽象的、准独立的社会关系结构对人的统治，由商品性劳动所中介；马克思试图通过价值与资本这些范畴来对其加以把握。在他的成熟期作品中，这些社会关系形式代表了异化这一自发统治的充分发展了的社会历史具体化形式。在分析马克思的资本范畴时，我将试图表明，这些社会形式支持着一种历史发展的动力逻辑，而这种逻辑正束缚、压迫着个人。这类关系形式无法依据市场来充分把握；同时，由于它们是准独立的形式，存在于个人与阶级之上，并与后者相对立，所以，它们也不能被充分地理解为公开直接的社会关系（如阶级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尽管资本主义当然是一个阶级社会，但是，阶级统治并不是这个社会中社会统治的根本基础，相反，在马克思看来，阶级统治本身变成了更高阶的、“抽象的”统治形式的一种功能。②

在讨论批判理论的演变轨迹时，我已经涉及抽象统治的问题。在提出政治的首要性时，波洛克坚持道，由马克思的范畴所把握的抽象统治体系，事实上已经被一种新的直接统治形式所取代。这样一种立场假定，马克思所分析的任何一种客观的依赖形式，任何一种抽象社会必要性的无意识结构，都根植于市场。要质疑这一立场，就需要质疑下述假设：随着国家取代市场，自觉的控制不仅在一些特定的领域取代了无意识结构，相反，它已经克服了所有这一类的抽象强制结构，因此，它已经克服了历史辩证法。

换句话说，对抽象统治的理解紧紧联系着对价值范畴的阐释。我将试图展现，作为一种财富形式，价值处于抽象统治结构的核心，这些结构的重要性远超市场与流通领域（并进入了生产领域）。这一分析意味着，只要价值依旧是财富形式，计划本身便从属于抽象统治的需要。也就是说，公共计划本身并不足以推翻抽象统治体系这一资本主义特有的非个人的、无意识的、无意志的、必要性的中介形式。于是，公共计划不应被作为社会主义原则，而与市场这一资本主义原则抽象地对立起来。

这表明，我们应当重新理解最充分地实现普遍人类自由所需要的基本社会条件。它不仅包括对公开的社会、个人统治形式的克服，同时也要克服抽象统治结构。为了重新建立社会主义与自由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在传统马克思主义那里遇到了问题——第一步就应去分析抽象统治结构这一资本主义不自由的根本基础，同时，还应重新将马克思的诸范畴规定为批判性的范畴，以把握这些结构。

注释：

①马克思将第三大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的可能的替代物的特点描述为“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②在《合法性危机》（Legitimation Crisis, trans. Thomas Mecarthy [Boston,1975]）中，哈贝马斯处理了抽象统治。但是他并未将抽象统治视为一种区别于直接社会统治的统治形式，这种形式使得抽象的、准独立的社会形式得以统治人们；在这种形式中，个人与阶级之间的关系是被结构的关系。与之相反，他将其作为直接社会统治的一种不同的外在形式，正如阶级统治被非政治的交换形式所遮蔽（p.52）。在哈贝马斯看来，这一统治形式的存在提供了基础，使得马克思得以借由一种对资本运动规律的经济分析，来把握社会系统的危机丛生的发展。随着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中社会系统的重新政治化，统治再一次变得公开直接。因此，马克思的分析的有效性仅仅限于自由资本主义中（同上）。由此可见。哈贝马斯的抽象统治的观念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相一致——都是由自我调节的市场所中介的阶级统治。

为方便读者阅读，部分引文注释已省去，具体内容请参考原著